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心得体会
在接到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开展学习“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系列政论文章”活动的通知后，市水利局直属机关党委高度重视，迅速对学习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
学习活动采取党组中心组、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专题集中学习、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展主题党课教育活动、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对省委书记卢展工关于“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论述精神和《河南日报》刊发的9篇系列政论文章精神进行全面、深入、透彻的学习。
市水利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仝国良同志强调，卢展工书记《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文章精神，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实现富民强省中心任务的重要举措。
何平九论全面系统的反映了省委、省政府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策、决心和部署，是对卢展工书记的理论文章的进一步解读、丰富和阐释。
全局干部职工特别是各支部和党员必须充分认识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推进领导方式转变上来，在发展中转变，在发展中调整，在发展中提升。
在学习中要做到：一是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学习活动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单位要制定好学习计划，集中时间和精力深入学习，做到精学细学、学懂学会，真正领会内涵和实质。
各支部要规划好学习活动，及时向局党委汇报学习进度，每名职工要撰写1篇以上的学习心得体会，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不断提高水利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领导带头，率先垂范。
各单位支部一班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集体学习中要带头发言，带头撰写心得体会、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
上级安排部署的学习任务，做到首先落实，首先完成，为本单位干部职工作出榜样。
三是联系实际，注重实效。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水利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同时，大幅度提高了水利资金投入。
因此各单位要把深入学习和推进水利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自觉践行“四个重在”的实践要领、坚持“三具两基一抓手”的工作方式，把学习效果充分体现在工作实效中。
通过学习，推动各项水利工作的开展，以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的成效，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
结合实际，谈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
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前所未有的战略，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目标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而且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生态系统看似外在于社会系统而独立存在，但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利用，我们所面对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化自然。
自然界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成为人类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
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发展具有优先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过自然力是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上下约万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告诫人们，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不可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握住了这一重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体现其治国理政的党代会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客观的生态环境优先性规律，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可以充分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他四项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为其他四项建设提供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几乎是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3倍，但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靠的是高消耗、高投入，是以付出巨大环境资源代价换取的高增长。
因此，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时空压缩”的特点。
在这个阶段，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瓶颈和环境污染。
从资源瓶颈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源总量小，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14%、33%和25%，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
2010年，我国石油、铁矿石、铜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潜在风险日益加大。
整体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现象突出。
由于我国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对耕地、石油、天然气、淡水、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加上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投入产出的效率不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从环境污染状况来看，2011年，我国废水排放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为2499.9万吨，氨氮排放总量为260.4万吨，均位居世界前列。
全国大江大河有近四分之一的监测断面超过劣V类水体水质，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然突出。
2011年，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有11%的城市超标，城市大气环境以可入肺颗粒物（PM 2.5）污染为主的混合型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截至2011年年底，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5140.6万吨，综合利用量仅199757.4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利用往年的贮存量。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恶化开始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最近几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都在快速递增。
特别是四川省什邡市的百亿元钼铜项目、江苏省南通启东的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和浙江省宁波市镇海的PX项目，因公众环境诉求表达不畅，纷纷遭到群众抗议。
这些事件最后皆以政府宣布放弃项目的建设而告终，这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很大的损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任由目前的生态危机继续下去，不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果会大打折扣，而且将增加不稳定因素，激化社会矛盾；不但会殃及子孙后代，而且将直接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存。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实质 生态文明指的是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为核心理念，以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途径，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根本目标，进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生态文明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是生态文明存在的物质前提。
生态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的历史演进轨迹，即人类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生态文明。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遵循的核心理念。
生态文明坚持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将人类活动放在自然界的大格局中考量，要求人们按自然生态规律行事。
人和自然都是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都有重要的价值，无视自然环境的价值，人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无论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既要考虑人类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又必须顾及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第三，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依托生态环境这个基础，从环境承载力的实际出发，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
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应该力求人与自然共生。
做到发展与环境双赢，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
第四，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标。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就是要达到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的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和自然都能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指人们为实现生态文明而努力的社会实践过程。
在我国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景下所讲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站在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最高形态的高度，又要从当代我国的实际出发，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就决定了必须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也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以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来获取现代化，也不能以牺牲现代化为代价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因此，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一般将来时”。
实践表明，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如果我们勉强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我们很可能在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成果之前，就被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压垮。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立足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把原本应当由自己承担的环境代价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时代条件决定了，以转嫁方式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行的。
强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措施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为此，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引导，培育生态文明理念和意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目前相当多的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工业文明时代，在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把自然作为人认识、作用、改造甚至征服的对象，结果就是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不断强化。
这反映在实践中就是重经济轻环境、重速度轻效益、重局部轻整体、重当前轻长远、重利益轻民生。
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冲突和紧张。
若不破除种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并见诸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就很难迈出大的步伐。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树立人和自然平等的生态文明意识。
有了生态文明意识，才会有符合生态要求的生活和生产行为。
当前应加强生态意识教育和宣传，全面提高公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要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到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的交往领域。
倡导人们追求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简单需求的满足，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个体生活既不能损害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应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
在全社会弘扬生态文化，创立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在消费领域，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
通过倡导公众进行环境友好的消费向生产领域发出价格和需求的激励信号，刺激生产领域清洁技术与工艺的研发和应用，带动环境友好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同时，通过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不断降低环境友好产品的成本，促进绿色消费，最终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将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落实到位，还应推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完善多元化的环境监督体制。
国际经验表明，除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引导外，公众“自下而上”的参与不可或缺。
公众监督不仅可以强化对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督，弥补政府监管力量的不足，还可以监督政府。
其次，强化措施，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这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措施，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
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要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
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再次，完善制度，建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机制。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长期以来，对干部的考核过分突出经济增长指标，以GDP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标准，这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不顾及资源、环境成本的政绩考评标准和制度，加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事实长期存在，助长了种种非理性的发展理念和行为。
因而，政绩考核机制的改变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二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根本解决环境问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
因此，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健全约束和规范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
强化一些制度的实施，重点做好战略环评、规划环评、主体功能区及环境功能区划、环境标准、区域限批与行业限批等工作。
从源头上加强防范，杜绝对国土资源恶性开发和破坏环境的事件发生。
三是充分运用市场手段，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这些制度的建立能够纠正在资源环境价格方面的错误市场信号，促进资源环境成本真正内部化，避免排污者将污染成本转嫁给社会。
继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财政政策的生态化调整，改革环保收费与环境价格政策，完善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政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严格追究污染者责任是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难题的关键。
强化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环境民事责任，既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措施，又是解决“违法成本低”问题的根本出路。
为此，应该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我们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决、公益诉讼等环境损害救济途径，切实落实企业环境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愿景可以成为凝聚民心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还是一个促使中国产业转型、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契机。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不仅可以开辟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新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还可以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生态文明建设将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贡献。
高分求,关于水资源的论文!!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能否确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发展观，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子孙后代生存的重大问题。
加大执法力度，全面关注水资源，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
天气、气候与水资源 水是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
地球上的生物所需要的水，绝大部分来自河流、湖泊、冰川和海洋等。
这些可贵的淡水资源，其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
在气候系统中，水循环是最重要的物质循环之一。
天气、气候与水分循环在正常情况下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风调雨顺。
怎样才能期盼到风调雨顺
生态学家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30%左右，就很少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如果能达到40%，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如果达到60%，这个国家将风调雨顺、美丽富饶。
我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情况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迅速，水资源面临的情况越来越严峻。
早在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就发出：“水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警告。
30多年过去了，水资源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
目前，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在全国660多座城市中，缺水城市达4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8座。
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近 800亿公斤。
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
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缺水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环境改善的主要制约因素。
不容乐观的是，在缺水的同时，我国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污染情况仍然严重，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水资源与水环境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根据水利部《21世纪中国水供求》分析，2010年我国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总需水量在中等干旱年为6988亿立方米，供水总量6670亿立方米，缺水318亿立方米。
这表明，2010年后我国将开始进入严重的缺水期。
从人口的增长上看，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将比目前减少1\\\/5，降至1700立方米左右；从经济增长上看，到21世纪中叶，国内生产总值要增长10倍以上，城市和工业用水将较大幅度增长，废污水排放量也将相应增加，开源节流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从城市发展看，21世纪中叶，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城市水供求矛盾更加尖锐；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看，2050年前，我国粮食产量要比现在增加1400亿公斤以上，这意味着农业灌溉总用水量必须增加，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形势将更加严峻。
依法节水、治水 水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而又无法替代的物质资源。
面对我国水资源供需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解决水资源须加大执法力度，从以下三个环节入手。
首先要依法节水，这是解决眼前供需矛盾的最有效措施。
2002年8月修订公布的新《水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约用水，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节约用水的口号已提了许多年，但缺乏约束力，收效不明显。
现在应进入全民节水、依法节水的时代了。
在全社会开展节水教育，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强制性节水。
对于肆意浪费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治，切实建立节水型社会。
其次，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大气水的开发利用。
向空中要水是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另一条途径。
我国人工增雨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开展人工增雨的工作。
1995年至2003年，全国有23个省共组织实施人工增雨4230多次，累计飞行9881小时，增雨面积达到300余万平方公里，增加降水约2100亿立方米，在减轻和缓解干旱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第三，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解决水资源的长远与根本之计。
森林与植被的破坏是导致水资源紧缺的重要因素。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消耗森林资源达86亿立方米，相当于把过去全国的森林都砍了一遍。
如今，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和12%。
大规模盲目利用生态资源，使我国的生态资源质量急剧下降，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水资源涵养和调节能力严重不足。
不断发生的洪涝、干旱和沙化三大灾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水资源危机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它将威胁着中华民族的腾飞。
为了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面前，加大执法力度，运用法制的手段严格约束和治理，应当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有效突破口。
结合党的十八大，谈谈你对当代中国“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认识（800-1000字）工院的别抄
市委书记金湘军向全市干部推荐的《城乡一体化：成都的科学发展之路》一书，从媒体的视角全面、真实反映了成都市2003-2007年统筹城乡发展的生动实践和深刻思考，体现了成都人的改革气魄和创新精神，也为我们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进而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加快推进玉林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成功范式。
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本人还学习研究了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关于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及一系列配套政策。
[①]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人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为什么取得成功
二是如果“成都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玉林应该如何学习借鉴
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谈体会。
成都是全国进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实践最早的城市，在没有先例可循和国家政策支撑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并获列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成都人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乃至方法策略一定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
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是成都模式取得成功的群众基础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所言：“亿万农民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重要基础”。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农民群众普遍认同”，“看起来再好的主张没有群众的认同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要始终继续坚持尊重群众意愿、做好群众工作的原则。
他们是如何尊重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呢
首先，树立和强化群众观念，以群众利益为统筹城乡发展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
在指导思想上，“以谋求城乡人民最大福祉为目的”，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从决策开始就非常注意把城乡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让城乡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的原则，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建立群众利益保障机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发展群众的合法权益。
群众的合法权益，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具体土地权益等各种资源性权益、分享各种经济收益、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等方面。
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各种各样的配套性文件中，都充有维护、实现和发展城乡群众利益和权益的明确规定。
在具体的工作推进过程中，也基本能够做到这一点。
归纳起来，他们做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一是引导资源流向农村，让农民、农村分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成都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比如说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纳入财政预算，每个村年均不少于20万，而且每笔钱怎么花由农民民主议决、接受农民的监督。
这样的财政预算制度对于农村区域的建设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二是实施强制性的“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由政府承担耕地保护制度成本。
耕地保护基金由市、县两级政府各按50%比例筹集，主要由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构成，不足部分由财政兜底。
基金主要用于履行了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个人养老保险补贴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现金补贴，以及耕地流转担保和农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按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300元。
这一制度在让农民因为保护耕地而得到收益的同时有力地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由于成都市通过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屋产权进行确权办证，在明晰农村产权的基础上，农民每年可以从耕地上“额外”拿到一笔收入，保护耕地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三是尊重、保护和发展农民的民主权利，依靠“村民议事会”解决矛盾、推进工作。
成都市在为农民房屋产权和土地产权确权办证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的作用，许多复杂的矛盾都交给“村民议事会”给予化解，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明晰农村产权的工作，还顺利解决了积聚多年的矛盾问题，更形成和完善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推进了农村民主制度建设。
第三，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选择权。
难能可贵的是，在政策措施触及农民利益问题时，坚持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农民不愿意的事情坚决不办。
比如，成都市在在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的时候，如果农户不愿意搬迁，就可以留下来，而不得强制农民搬迁。
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曾经以“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为主题，在成都市农村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抽样调查，样本是三个圈层共八个区（市）县的24个行政村的240户农民。
调查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了解程度和支持率都比较高，并且对集中居住对家庭的影响有着很好的预期，因而对集中居住的自愿程度较高。
回答“清楚了解”和“知道”集中居住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6.25%;在“家中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前提下，愿意放弃土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户达到66.67%；回答不愿意的农户仅占22.5%；而在有一定的补偿的前提下愿意参加集中居住的农户达到67.92%，回答不愿意的仅占20%。
我们在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考察时也看到，确有一些农户散居在集中居住区之外。
尽管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如果由于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问题，农民不接受政府的“诱惑”，自愿选择被官员认为是落后的生活方式，那也是农民的权利，这一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二、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成都模式取得成功的方法论基础任何改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但任何创新又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是一个悖论，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成都的决策者们看到了这一点，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遵循规律。
进一步深化对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把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推进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统筹推进。
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坚持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
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规律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切实改变不适应科学发展的生产关系。
”[②]在实际探索中，成都人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市场配置要素为主，“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有机结合。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首先是一场市场化的改革。
因此，“要按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持续动力。
”[③]。
最为重要的是，成都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城乡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增强城乡微观经济主体活力；通过健全城乡互动合作机制加强区域互动和对外合作，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坚持以政府这个“有形的手”来引导、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有形的手”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规划引导和政府的规范化服务来体现。
规划方面，成都人着眼城乡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发展，以“三个集中”为核心，进行“全域成都”规划的修编，明确分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重点，凸现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和特色，突出抓好县域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试图在10年内基本形成环绕中心城市的4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45个区域中心镇相互呼应的城镇体系。
针对全市域内的乡镇行政区划、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机关人员分流、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区域重点镇建设、城市规划编制审批等着力点，形成了思路清晰、前瞻性强的系列政策，牵住规划这个牛鼻子，来体现和形成政府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图，对各类资源配置主体给出政府的信号。
规范化政府建设，主要是要解决政府管理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弊端，以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
一是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
通过深化机构改革，精兵简政，转变职能，理顺分工，实施了流程再造、集中服务、阳光行政“三大举措”，建立了全国首家省市同址办公的政务服务中心，推动治理模式、行政职能“两个转变”，先后调整或取消了60%的行政审批事项。
健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实施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强化了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全面开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优化乡镇布局，调整乡镇职能，撤销了27%的乡镇，精简分流5000多名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
同时进行了村组管理体制改革，全市村由4345个调减为2288个，减幅为47.3%；村民小组由37085个调减为33014个，减幅为11%；村干部由19250人调减为10812人，减幅为43.8%。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街道办事处，改村委会为社区居委会。
三是实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调整市、县、乡三级财政支出结构，改进财政管理方式，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出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加大了市级财政对困难区（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农业税全免、粮食直补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初步建立起了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四是统筹实施城乡管理体制改革。
打破城乡界限，建立城乡一体的规划管理体制，实现城乡规划编制管理、实施管理、监督管理满覆盖；成立了水务局，统筹城乡水务、水利的建设和管理；组建交通委员会，建设城乡一体的大交通；整合了林业和园林局，统筹城乡园林绿化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调整各级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和行政职能，工作向农村延伸，投入向农村倾斜，重心向基层下移，为广大农民做好服务工作。
第二，尊重城市化规律和工业化规律，坚持走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这是城乡发展的普遍规律。
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过程，必须尊重城市化规律和工业化规律。
在“三个集中”的理念指导下，成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结合更为紧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走出一条具有明显成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加快了新型工业化，并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条件；通过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和城镇发展，同时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通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又为推进工业集中和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奠定了基础。
第三，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是成都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这一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
比如，在推进“三个集中”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圈层、不同地方的基础，分类引导，现成了不同的典型模式：一是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休闲景区模式。
锦江区把五个村子打造成五个景区，称为“五朵金花”，形成了“一村一景一业”的休闲观光农业品牌。
二是以郫县战旗村为代表的新型社区模式。
该社区按小城镇标准规划建设，安置全村大部分居民。
同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方式，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
三是以龙泉驿区为代表的跨区域整合模式。
有计划地实施山区村与城郊村整合，由两个村联合开发生态、旅游产业，让山区农民进城生活创业，农民人均纯收入2009年比2004年增长了近11倍。
四是以羊安镇汤村为代表的远郊发展模式。
以土地入股形式组建了农业有限公司，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
五是以成都温江区、九龙坡区为代表的农民转市民发展模式。
对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由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偿，并给予社会保障；推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土地股权化和村民委员会改社区居民委员会试点工作。
六是以安德镇川菜产业园为代表的农村企业化模式。
发挥“郫县豆瓣”传统品牌优势，建成了“川菜产业化园区”，形成城镇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的格局。
通过分类指导，实现错位发展，整体推进，真正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城乡格局。
三、低调务实，先行先试，这是成都人的改革智慧和谋略成都人低调实干，在许多改革试验与现行政策冲突而又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事张扬，坚持低调实干，进行先行先试的“自费改革”。
先试先行，关键是“先”。
要先人一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2003年开始，成都的决策层就开始谋划统筹城乡发展了。
他们一边谋划一边实践，并没有在媒体上高调宣传，特别是在涉及农村土地整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敏感问题上，成都人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悄悄进行探索，既没有向上级“要政策”，更没有“要钱”，所进行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自费改革”。
直到2007年，经历了了整整5年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思路和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而且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这时，成都人才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完善思路，一边向国家申请设立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
事实证明，先试先行、干了再说，低调务实、不事张扬的改革策略是成功的，体现了成都人尤其是决策层的经济智慧和政治胆识。
先试先行，手段是“试”。
要敢于“试错”，勇于探索，善于创新，不畏失败。
这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先试点，再推广，错了就修正，成功了就推而广之。
这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改革方法，却不是所有的的领导所有的干部都走的路子，需要为改革“献身”的胸怀。
成都人的成功，成都模式的成功，就是这种勇气的成功；就是这种胸怀成功。
这种成功，是成都人民的福祉，为成都人民带了直接的实惠，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所说的那样：“统筹城乡统筹五年的实践，城乡面貌变化较大，人民得到实惠较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重要历史时期，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成都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32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642亿元，比2002年增长67.1%，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是2.6比1”。
这种成功也是全国人民的福祉，为其他地方提供了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模式。
先行先试，需要“允许犯错误”的宽松环境。
既然是“试”，就难免会出现曲折，甚至会“犯错误”。
因此，必须允许“试错”，给改革者以“犯错误”的机会。
要鼓励改革者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鼓励探索、支持攻坚、宽容失败”，“大力弘扬敢闯、敢试的精神，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抓住机遇、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积极营造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的宽松环境”[④]。
四、借鉴·创新·跨越——玉林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经之路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成都模式”对玉林统筹城乡发展是否具有得借鉴之处
这是玉林广大干部目前最为关心的问题。
（一）“成都模式”及其特征所谓模式，就改革和发展的意义而言，是指可以复制推广的经验、范本或路径，包括目标设定、政策设计、实现途径、制度创新等方面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的“成都模式”，实质上就是以谋求城乡人民最大福祉为目的，以“推进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推动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为核心和基本方法，以“全域成都”规划为引导，以市场化为动力、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以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为手段，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改革模式，也是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
成都模式的特征。
总的来说，成都模式的特征就是运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以改革旧体制去打破城乡分治的政策环境，激活生产要素，用一体化统筹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新型城市化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对成都模式的阐述，有几个具体特征：一是政府规划推动，市场配置资源；二是强化产业支持，立足多元特点；三是创新制度设计，促进要素流转；四是聚焦公共产品，连结城乡发展。
（二）成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推广
答案是肯定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任何改革都是一个探索规律的过程。
尊重规律，就能够少走弯路，缩短探索过程，容易成功；反之，就会出现曲折，甚至以失败告终。
本人认为，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成都模式”之所以得到认可，最根本的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可行的。
作为一个结果，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必然和最终结果。
作为手段，城市化有多种实现途径：一是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引导要素向城市聚集，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城乡社会结构转变。
这种方式和途径盛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城乡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
二是以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开放型区域经济政策，促成了沿海地区以加工工业、出口贸易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的沿海地区新城市建设，出现了以大量新兴小城镇组成的“工业化地区”以及伴随经济特区设立的新城建设和城市开发。
这种方式也容易导致城乡、区域差别的扩大。
三是以城市功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来加快城市化进程。
这种城市化方式的动力主要源于城市政府所谓“扩大内需”的投资冲动，产业支撑不足，在容易导致城市畸形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第四种城市化方式，也就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式。
在这种方式中，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实现途径又有明显的区别。
成都模式，可以说是中西部地区一体化发展城市化模式的成功代表。
由于这种模式是立足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通盘谋划，采取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法来实施，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政治经济成本较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显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跨越式发展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方式完全可以复制推广——不但在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在沿海发达地区。
由此可见，复制成都模式，最有意义的是可以借鉴成功经验，少走弯路或不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这是一种“走在巨人肩膀上”方法和途径。
（三）在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发展，是玉林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经之路。
模式之所以成为模式，就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许多鲜活的经验表明，一个城市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学习借鉴成功者的先进经验和模式，其目的就是尊重规律、运用规律，其意义就在于缩短自我探索的时间和路程。
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灵活运用外地经验，根据当地实际和发展需要对现成模式进行创新，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玉林和成都，市情和发展条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不不同之处。
因此，借鉴成都模式不能“全盘照搬”。
从玉林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处处体现了“成都模式”的“痕迹”，但又充分反映玉林的实际。
从一年来的实践来看，玉林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之处得益于其学习吸收能力，更得益于玉林的创新和发展。
至于如何借鉴，“玉林模式”能否形成，可再另文探讨。
什么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认真研读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可以看出，《建议》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通篇体现了以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坚持“五大发展”是发展的新理念 《建议》中讲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就是指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五大发展”就是发展的新理念。
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
“五大发展”新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
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要贯彻总书记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建议》提出了七个创新发展着力点：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