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宗棠传有感1000字
我们知道左宗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晚清的三大名臣之一。
对他的评价也颇受争议。
原因是复杂的。
我来谈谈我对这个人物的几点感悟。
他所处的时代是江河日下、国力衰微。
晚清的统治即将崩溃的历史时期。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国有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
先后出现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物。
之后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改造中国的仁士。
早期的维新派开始出现，比如王韬、郑观应等等。
地主阶级内部也在开始改革。
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
左宗棠就是洋务运动中的杰出代表。
左宗棠办得工业最著名的就是福州船政局，对于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对于巩固中国的海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88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在中国近代史上了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侵略上屡屡战败，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斗争的锐志，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于增强人民的自尊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件事也表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虽然国家衰落，人民生活贫困，但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左宗棠的这次战绩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左宗棠，这个人性格上比较狂妄，自负确实不假。
但是他的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一身。
他为官清廉，是个清官，很难想象在他那个年代居然还有像他这样的官员这么清廉，而且是大官。
李鸿章跟他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死后据说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产。
民间有说法，宰相合肥天下瘦。
他们两人真是形成巨大的反差。
左宗棠这人从小就很有才能，但是他的科场不顺，屡次落第，但是他没有放弃，虽然只是举人和李鸿章他们这些人相比，在学历上有些差距，李鸿章是进士，而且最高时有文华殿大学士的称谓。
但是李鸿章和他相比，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左宗棠。
我想学历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能力需要我们在实际中不断的锻炼和磨练
虽然近代以来对左宗棠的评价有不同的说法，有褒有贬。
但是一个事实是不容置喙的。
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起义，但是在当时他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了他必须这样去做。
因为他毕竟是大清国的臣子。
“忠这个字，我想对于当时每一个正直的臣子来说都是很清楚的。
如今我们处在新中国这个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背景下，难道我们不忠吗
我们不想为我们的国家奋斗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虽然在左宗棠那个时代，他所见到的国家是落后的，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的那种报效国家，为国出力的那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我们不仅要学习，而且我们还要真正的把我们对国家的这份心投入到的我们的工作学习中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历史不会重演，左宗棠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亲自去感受了，也许我们会在梦里进入那个国破家亡，到处都是战烟销魂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遇到左宗棠，倾听他的人生感悟，报国之情。
总之，左宗棠是也个正面人物，至少我这样认为。
对左宗棠的评价
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接着考进土，三试不第。
从而弃科考，悉心钻研兵法，请熟三韬六略，孕育将帅之法。
与朋辈交游，喜为壮语惊众，又尝以孔明自比，人们都笑他狂妄，唯独友人胡林翼极力称赞，说他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
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累官至巡抚、总督，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封疆大吏，后因功奉诏回京，晋升为军机大臣，佐理朝政。
因历史局限和阶级偏见，左宗棠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
但总观其生平，其主要功绩是在帝国列强瓜分中华之时，他以大智之言，力排朝廷重臣之昏庸众议；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
收复新疆之壮举，国人称快，造福子孙，亦令侵略者震惊，举世刮目相看
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于张骞、班超并架齐驱
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
不得不承认，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左宗棠为什么在平定回民叛乱之后屠杀回民
左宗棠在平定回民叛乱之后并未屠杀。
只是强移而已。
陕甘回乱，是陕甘回民对汉人的大 屠 杀。
同治元年的陕西。
一些回民首领发动了“传帖杀人”。
想要借太平天国陕西清军调走之际杀光陕西汉人。
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
陕西人口在战乱中损失达622万，甘肃（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人口损失达1455.5万，陕甘合计约2000万，其中汉族损失人口约1500万，回民损失人口约500万。
战后陕西的回民只有居住在西安的两万多人存留。
清廷深谋远虑，为了避免重蹈宗教极端势力清洗异教徒、分裂中国的覆辙，将许多投降的陕甘回民分散迁移到西部各地。
按照专家们的研究，陕甘两省在这段时期总共损失了2000万人口，陕西约占三分之一，为650万—710万。
这个数字中，约有100万当属光绪三年那场“丁戌奇荒”中损失的，其余的则是在同治年间损失的人口。
剩下的这5、600万数字，大部分是汉民，丧生原因主要是民族仇杀，汉民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战前陕西回族的总人口。
关于李鸿章3000字论文
说起权臣李鸿章，人是会想到“卖国贼”、“千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大家帮我看看我收藏的一枚银币
楼主是一枚假币，甘造光绪银币只有一种一两的，别无他版。
钱珠圈内“光绪银币”， “甘肃省造 ”， 下环“库平壹两”， 左右为“乙”、“己”各一字。
钱背：上方飞龙在天，下为海浪上海马奔腾的飞龙海马图。
背景：左宗棠平新疆时，甘肃省兰州就有造币厂，但机器陈旧。
乙已年（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
华光普书未见，仅在邱思达箸“中国近现代铸币图说”。
传不了图了，图片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