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三年读后感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和是绝对不能不说的。
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
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
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
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
《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
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和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和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左传》原名为，汉代改称，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清而婉，其失也短。
辩而裁，其失也俗。
”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
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
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
”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
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
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
《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
《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
”（《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
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
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
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
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
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
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
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
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
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
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
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
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
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
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
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
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
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
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希望能帮到你
行者是什么意思
左传目录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超乘者三百乘什么意思
前“乘”（cheng）是动词，后“乘”（sheng）是名词。
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sheng）。
“三百乘”：即三百辆战车。
“超乘”：下车接着又跳上车，轻狂无理的表现。
意思：但刚一下车又一跃而登车前进的有三百辆兵车的左右卫。
《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它叙事详明,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炼富艳,成功地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它叙述典型事件,注重矛盾冲突,留意细节描写,突出心理活动,记载富有个性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一、《左传》的人物叙述方法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人物叙述具有流动性。
但《左传》的叙述者因事写人，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中，从记事中写人物，随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方式，分别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
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人物形象分为两种模式——“累积型”和“闪现”型。
许多大国国君和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因为他们的事迹分散在《左传》各年的叙事中，只有将若干年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绝大多数人物只是通过一件事来表现性格，笔法极为灵活，一时一事，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文字简练而鲜明。
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虽然转瞬即逝，一闪而过，却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说：“在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左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静止的人物，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静止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其性格都保持不变。
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
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我们在《左传》中找到下面的类型：善良而能干的统治者；恶劣而愚蠢的统治者；明智而忠诚的大臣；有权有势有野心而且还邪恶的大臣；为执着理念的表面义所害的可怜虫‘大公无私和有远见卓识的妇女；祸国殃民的女子；乐于牺牲自己生命去保护坏而无用的主人。
”因此，《左传》的人物叙述具有类型化、扁平和静止的特点。
《左传》的叙述者是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兼述人物的。
譬如郑庄公：1、不友不孝、不臣不忠“郑伯克段与鄢”是《左传》的第一件大事。
此时，郑庄公继位没多久，他的弟弟与他争夺君位。
他听之任之，听任他的弟弟扩大地盘以养其罪恶，待时机成熟，既而灭之。
他表面上是容忍等待，实则蓄意斩草除根，用心险恶见其不友。
庄公对母亲极为愤恨，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虚伪的孝道，用在“黄泉路上”挖地道的方法与母亲见面，由此见其不孝。
隐公三年，周平王不想让郑庄公做王室左卿士，郑庄公心怀不满，周平王心怀担心，于是双方互换太子作为保证。
后来，周平王未履行诺言，郑庄公便派人去劫掠周王室的麦；秋天，又取其禾，由此见其对周天子的跋扈与不忠。
郑庄公对周王室既跋扈又利用。
在“周郑交质”不久，隐公六年，郑庄公亲自去朝见天子，隐公八年再去，直至周王室谅解。
2、贪婪虚伪、奸诈多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伐许。
他虽然很有野心，却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取许。
他让许大夫百里丰许叔以居东偏，作为傀儡政权，又叫郑大夫公孙荻居许西偏位监督。
他跟许大夫讲话，起初安慰和恭维许国，拐弯抹角，最后一句“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也。
”表面上希望许国保护郑国，实际上是希望许国永远成为其保护国。
这段话既抚恤了许国，有体现了郑伯的“仁至义尽”。
其贪婪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桓公五年，郑庄公打败王师。
天子本人也被箭射伤。
郑庄公不但没有追击王师，反而犒慰王师，假装慈悲，其奸雄性格此时发展到了顶峰。
二、《左传》的人物叙述技巧 1、在细节中展现人物个性在历史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侯卿相及其追随者和破坏者，在春秋那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和军事纷争不断，《左传》人物多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中展示个性特征，作为叙事散文。
《左传》重在叙事，人物性格的种种，包括生活细节便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例如，郑庄公在与其母亲、弟弟的矛盾表现在争夺权位的斗争，而非家庭琐事。
《左传》通过细节刻画来展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人物形象。
郑庄公将幽禁母亲，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得相见。
但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取颍考叔隧道相见之计，与母亲见面。
这里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孝道孝行的虚假，丰富了郑庄公的形象。
2、融补叙和插叙等艺术手法与细节当中《左传》的叙事用了多种叙事技法，补叙、插叙、追叙等等，其中在表现人物的细节描写中亦不乏这些细节的描写技巧。
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
例如；写重耳逃亡一篇，便是从19年前写起；《郑伯克段与鄢》开头从“庄公寤生，惊姜氏”写起，郑庄公与母亲的弟弟的矛盾便由此埋下伏笔，为后文表现庄公的性格作了铺垫。
3、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极少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行动和对话展现人物形象。
例如：《鞍之战》中郄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郄克、张侯和郑丘三人同仇敌忾，在对话和行动中再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
三、《左传》的人物评价 《左传》中叙述者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式，即在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或其他某名人“曰”的形式，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作者自己不说话，而是假借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观点。
在表现郑庄公的不友和不孝，不忠和不敬时，叙述者是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而极少作直接的主观评价。
同时作者善于通过对比的方式刻画人物，譬如：郑庄公在有意冒犯周天子之后，又去慰问周天子，这里既嘲笑了周襄王的无能，揭示了周王朝的衰败，也讽刺了郑庄公的城府和虚伪。
实际上这篇作品为《左传》开宗明义，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缩影。
作品中的颍考叔是个小人物，作用却不可低估。
文末作者假借“君子曰”介入评论，表彰颍考叔的孝道，表明了作者维护礼乐制度的态度和用心。
多数情况下，《左传》叙述者假借社会舆论家的身份进行评议，不直接判断是非，也没有改变对人物的批判原则。
如：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藨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该段没有从正面说明周、郑谁对谁错，而是说双方不该背弃礼仪，不忠不信。
对于郑庄公的不取许，认为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说，有其难能可贵的一面。
作者用一句“失正刑矣”，批评郑庄公对“组颕”一事的处理，可见作者对事不对人，原则性很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道词，治理的意思。
2、千乘之国，读作shèng.古代用马拉着的兵春秋初期，大国都没有千乘。
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载的城濮之战，晋文公也只七百乘。
千乘之国，在孔子时期已经不是大国，因此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
3、国。
研究中国文化要注意，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国”字，很多学习者都会产生误解。
老子说“小国寡民”，讲老子的思想，就讲小国政治，应该知道秦汉以上，到汉代初期的“国”字，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那个时期的“国”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的单位。
所谓“诸侯就国”指的是中央政府下个命令，要这些地方官（诸侯）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封地）上去。
4、人。
这里的人与民相对，指的是某个特殊阶层。
很明显指的不是百姓，而只能是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
5、敬。
一般用于表示工作态度，因而常常与“事”字连用。
是指对“事”所抱的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译文】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就应当严肃认真、恭恭敬敬的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求信用，而不欺愚百姓；节省开支，不奢侈浪费；正确的使用官吏，役使老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
左传 曹刿论战
《》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他： 一．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
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
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500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 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耳历经19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 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 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