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读后感2000字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而答疑解惑的人就是教师。
早在1200多年前，唐代的韩愈就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充分肯定老师的作用、定位教师的角色、明确教师的职责。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教师向学生传承文化理所当然；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是践行其神圣职责；教师是聪明的启迪者，以聪明启迪聪明，以高尚人格塑造高尚人格，教师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韩愈以为：师是“传道”的，假如一位教师不能“传道”，他就不能成其为教师。
师与道是密不可分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道”是师存在的先决条件，“师”是道传播的社会载体，师道不可分离。
当然，韩愈所谓“传道”，乃是发扬光大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伦理道德观念。
而在当今社会的中国，“传道”应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塑造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
如此说来，教师的责任重大，每位教师，都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传道授业解惑。
作为教师，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公德，教师应是遵守社会公德的标兵。
诚然，教师也是人，但教师担当的是“传道”的职责，为人师，须忠于道。
教师遵守社会公德好否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
爱国敬业、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遵纪遵法、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物等等，教师必须具备这些良好的社会公德，自己有“道”，方可传“道”；因道而德，因德而得。
因此，道是师存之根基，师是道存之体现，道存所以师在。
作为教师，其次还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对于教师而言，做好本职工作不仅在于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完成教学任务；更在于要有一颗大爱之心，仁心育人，爱生如子。
在汶川大地震中，谭千秋老师用生命在每一位国人心中耸立起了一座丰碑，用大义诠释了大爱，他是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
反之，范美忠，同样灾难来袭时，竟然弃学生不顾，他自己先跑了。
更有甚之，事后他居然还大放厥词为自己的不义不仁行为百般辩护。
道德的沉沦，师德的缺失，将范跑跑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是的，在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确当今社会，大部分教师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安贫乐道，满足常乐，保持着为人师表的高风亮节，为众人景仰。
但也有一些教师，对有权势或有钱家庭的孩子青眼有加，对家境贫冷或成绩欠佳的孩子则呵斥不断，总是利用教师的身份让家长做这做那，热衷于成为家长筵席上的宾，且自叫自得：咱有能耐有本事
我经常想：这样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将来会不会也是一群势利眼呢
伟大的孔子早就说过“有教无类”
是的，你可以因材施教、分层次教学，但你尽不可以偏爱，不可以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作为教师，还要有良好的个人修养。
好教师总是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影响着学生。
“身教重于言教”。
教师的言行举止，任何一点嘉言懿行，对学生都会起到“东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美好效果。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受人尊重，就必须自己身正言正；要自己身正言正就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操守。
当院士、作协主席、大学教授纷纷陷进“造假门”，当我们教师的科研论文由精心撰写变成网上下载，堂而皇之地将剽窃变成了鉴戒，我对学生的抄袭作业现象也就充分理解了。
学生只是老师的一面镜子而已
教师，历来被喻为春蚕、烛炬、园丁、人梯、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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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由于教师不光是教书，更主要的是育人。
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实乃教师天职
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看广大教师在教育岗位上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做优秀的传道者、卫道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人才
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中国通史 读后感 2500字
版本一:读有感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
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而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
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中国通史》浩如烟海，可就一点，如智慧来自实际,英雄从平凡起步等入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能做好。
当然，作为尝试未尝不可。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版本二:自从阶级的产生与建立以来，人类就步入了政权的建立和破坏之中。
罗贯中曾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题记 我个人认为，封建社会的两大辉煌成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依据中央的意识，即封建社会皇帝的大权独揽，掌握大臣百姓的生死大权，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
在其建立之前的周朝，天下处于“士，大夫，诸侯，天子”的统治利益链，故后来儒家提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
孔子也提出“大同”思想，游说列国，建议鲁国等国君恢复周朝的安邦之道，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理理念。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使分封的诸侯邦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祭祀礼仪，都能够统一到中央，也为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实现个人抱负和奉献国家的大门，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国人造反的念头，并且从表面上，为每个百姓实现人生的价值提供了公平正义透明的平台。
维持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这两大制度，仍然在发挥这它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远古时代，是华夏文明的传说岁月。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领袖能臣。
伏羲，华夏文明的始祖，初演，把原始社会华夏儿女对于龙的崇拜和未知世界的迷惑，用八卦的样式，推演自然和人生的相命，以至于后世我国很流行巫蛊之术（把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写在此人的木偶上，然后用针刺等等，此人就会遇到灾难疾病而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宫廷争宠，很多妃子皇子被卷其中而死。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王道婆用巫蛊之术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幸亏有通灵宝玉护体。
祭祀礼仪，巫蛊之术，最终演变成为儒家。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授民狩猎耕作制作简易的生活必须工具。
维护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文化脉络，现代人也每年都会去黄帝陵去祭拜黄帝。
尧舜禹时期，随着原始居民对农业的重视，黄河的绝提，对大量农田的淹没，历史推出了这三位伟人。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贫富差距的扩大，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自私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度过了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向了奴隶社会。
随着大量的古迹遗址被挖掘和考古人员的考究，夏朝是华夏文明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王朝。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劳动密集型才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夏历，天文，地理，数学等，为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商朝，殷商文化基因，司母大方鼎等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让后人敬畏。
正如今天的商人。
周朝，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人和事。
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的温文尔雅，民请缨之心，万世流芳。
周公旦，肱股之臣。
还有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春秋战国，是一个中华文明多产的历史时期。
春秋笔法，百家争鸣；战国七雄，逐入中原。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他们的等，就是这种消极入世，积极出世的反应。
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对立辩证的思想。
如“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不可名”。
而与老子其同时代的孔子，面对天下伦理道德的沦丧，礼崩乐奎，游说列国，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提出“仁义礼智信”，劝告君王实行他的仁政思想，一部，令万世敬仰。
孔子学生3000，72贤士。
战国时期，尔虞我诈，生灵涂炭。
秦穆公，齐桓公等粉墨登场，管仲，商鞅，范蠡等文臣中流砥柱。
秦朝经过几代国君的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而称帝，从此，中国社会步入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皇帝为九五之尊，天下大权独揽，享有三宫六院，3000佳丽身居宫闱，皇帝本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免除了百姓的连年战争之苦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维护整个华夏文明的一统，功不可没。
但是，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陵寝）迫使大量的儒士和普通百姓卧死屠刀和劳累之下。
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官逼民反”的最原始的案例了。
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老谋深算，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建立汉朝而告终。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对匈汝作战，告别先祖的和亲妥协政策。
自古以来，中原就和匈汝，鲜卑，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司马迁，记录了黄帝---汉武帝之一漫长之史，史家之绝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分三国，以魏蜀吴为代表的三国寒士阶级，最终被司马家族建立的晋所取代，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以竹林七贤为奠基的时代，他们崇尚玄学，沉迷酒药用于排解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嵇康的（金庸在《笑傲江湖》借鉴此曲），王粲登楼，刘伶醉酒等，他们内心渴望被社会所用，但黑暗的统治阶级，却不能接受。
隋朝，在宇文化及等人的推动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荒淫无度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王朝，注定是短暂的。
虽然隋炀帝杨坚力主下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促使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借鉴秦汉灭亡的历史教训。
胡人唐朝步入了历史的门槛，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给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注入了生机。
唐朝诗歌，踧踖，陶瓷远播海外。
通波斯，日本，册封国高丽等互通音信往来。
唐朝GDP更是占据全世界的80%，唐朝妇女更是以胖为美，女权运动也很先进。
但盛极必衰，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五代十国，南北割据，作为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后唐主李煜的一声《虞美人》之下，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和平方式，赢得大宋江山，杯酒释兵权，直到南宋的靖康之变，岳飞惨死风波亭，大宋苟延残喘，水浒英雄，也在施耐庵笔下，化为历史的阴影。
蒙古铁骑，从遥远的草原挥师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朱棣动土兴建紫禁城，并慢慢的，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师今天的北京。
还有就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南洋各国交流的先河。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雍乾盛世，直到道光光绪帝的1840年，中国迈开现代史的步伐。
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进化论》的学说的创立，告诫国人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个个华夏民族的屈辱史，世界是平的，并没有什么“天朝上国”之梦，我们的发展必须和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孔子云：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读周易感悟人生
这里有一点例句，你自己归纳整合一下吧，自己的，也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啊，是吧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易经的人生哲学拾零 缘起 子曰:四十而不惑。
到了奔四的日子,困惑反而更多了。
一张宁静的书桌、一张飞扬的讲台、身后灿烂的群星是六年前离开舒适安逸的国企来学校的梦想，可理想与现实出了一点偏差，此困惑之一也。
“书生事业无限江山”，然而，法学世界的公平美、正义美、和谐秩序美回到中国现实的大地却如舒曼的梦幻曲，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此困惑之二也。
徘徊在音乐的雨巷、哲学的山谷、法学的丛林，寻寻觅觅二十载，乡关何处始终是一题无解的代数，此困惑之三也。
...... 苍茫时分读周易，南怀瑾先生的《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让我又重拾过去的从容、淡定与自信，对孔子的乐天知命、仁者无忧有了更深的体会。
易经所蕴含的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确是其浩无涯，姑且留下我隐约聆听到的阵阵涛声。
生生不息话易经,乐天知命故无忧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李白如是说。
“生者寄也，死者归也。
”大禹云，生是来观光的,死就是回去,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一切宗教都是站在死的一头看人生，所以悲天悯人。
只有易经看人生是乐观的,永远站在天亮的那边看,站在生的一面,认为人生是生生不已。
太阳将落是夕阳无限好,今天的太阳落下去了,明天又有太阳升上来。
佛学《华严经》看世界也一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在华严境界,世界充满了美丽幸福。
——南怀瑾先生如是说。
乐天就是知道宇宙的法则,合于自然；知命就是了解生命的真谛和自己生命的价值。
学易者无忧,因为痛苦与欢乐、失意与得意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知晓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的道理,就能随遇而安。
神秘的宇宙全息学 大学物理实验课上,拍过全息照片，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被摄物体图象。
易经就是宇宙的全息图景，是经历几千万年实证的科学。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 易经在中华文华的地位,是“经典中的经典,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
老子、孔子、庄子,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源于易经。
佛学传入中国后,古时懂佛学者必定通易,二者殊途同归。
——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牛顿晚年沉迷神学,爱因斯坦晚年寻求宇宙统一场论，两位科学巨匠生于西方,无缘识得易经面,欧陆文明之遗憾也。
得失成败平常心 成就事业一要有真才实学，二要有机遇。
通《易经》的人善于把握机遇。
时间空间把握得好，霉运不一定倒霉，把握得不好，好运也不一定带来幸福。
见微知著，察往知来，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立于长治久安之地。
老子的“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孟子的“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勃的“君子固贫，达人知命”都是说的时位问题。
乾卦初九爻的潜龙勿用也是这个道理，孔子的一生就是潜龙勿用的一生，他的时位在千秋后代。
对芸芸众生而言,经历挫折与失败是人生的幸事。
如果一个人总是一帆风顺,便不会有大的作为,且好梦由来最易醒,光景万千留不住。
不经过困难而成功,并不是好事。
轻易得到的,很快就会失去。
经历过挫折又能战胜自我,自助者得天助,在风云际会之时才能大有作为。
失败成功两相依,得意时淡然处之,失意时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本色保持平常心,这便是易经中不易的人生哲学
求助:要求2000字左右的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任意方面一个论题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从《增长的极限》谈起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
”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
如果我们现在就轻易地断定《增长的极限》中所做的分析和预言已经过时了，我们必将为自己的轻狂付出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虽然我们已经不断的在高呼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时髦的口号，但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义到底了解多少
我们对眼前高速增长的沉痛代价有没有清醒的认识
“可持续发展”在中国难道不会变为最繁荣时期的一段历史谎言吗
是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激情将终究演化出一个巨大的泡沫——而一旦破碎，我们将一无所有。
其实，当我今天重新阅读这份报告的时候，发现的观点比起32年前已经少了许多的震惊。
因为时间流逝的缘故，报告中那些原本振聋发聩的观点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了常识，挂在了人们的嘴边。
当现在来拆解报告的结构时，我发现它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它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分析、比较、判断得出“人口、工业增长是呈指数增长”这一基本事实，并通过“双向反馈回路”这一分析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它不追求细节预测的精确性，但在宏观尺度的判断上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
通过报告所做出的结论，它提醒那些对人类发展之路盲目乐观的人们：注意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对发展的根本制约；否则，世界将滑向崩溃的深渊。
是的，它所有的呐喊，都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报告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充满了悲观判断的预言，首先是基于对指数增长模式的清醒认识。
在第一章《指数增长的本质》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论：指数增长虽然是一种高速增长的模式，但是具有欺骗性。
因此，当我们一旦认识到指数增长所具有的不可控制性的时候，我们所剩余的反应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而世界的人口、工业的增长如今正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再加之分配模式的不合理，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地球可以供养多少人
能供养多久
整篇报告中充满了发人警醒的判断，难道人类的发展之路是无法走通的吗
增长的极限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报告的开始：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增长之路出现了重重危机
——是指数的增长模式。
因此，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来替代原有的指数增长
在报告的第五章科研小组给出了答案：全球均衡增长。
什么是均衡增长
“人口和资源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
”④也就是要实现从高位平衡向低位平衡的转变。
终于，在第五章《全球均衡状态》中报告提出了将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战略设想为一个共同战略的伟大构想。
考虑到报告写作的时代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经济在工业生产的推动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类很容易忽略工业生产的诸多负效应。
可以说《增长的极限》在工业社会中犹如一篇盛世危言敲响了持续发展的警钟。
但历史的时代在向前发展着，工业文明在70年代发展到及至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后工业时代的历史转变。
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虽然拥有庞大的身躯，但发展势头已经日薄西山。
信息产业、生命技术产业等新产业的迅猛发展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也改变着人类发展的模式。
《增长的极限》既是工业时代的送终者，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启幕人。
因此，为了更准确、更客观的认识报告的内涵和地位，我简单考察了“持续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希望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下将目光投向过去、面向现实与未来。
透视发展观：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的革命性转变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依照历史的逻辑不断前行的时候也演化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每个文明态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人类面对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取足够的资源维持人类种群的生存、繁衍。
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从数量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有生存需求所产生的种种要求，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
后工业文明与前三种文明形态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类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从向自然索取的线性思维向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转变。
《增长的极限》正是用系统思维这把手术刀解剖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指出了线性思维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符的致命缺陷“通过对整体的认识，我们得到对部分的理解。
” 当然，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理论的提出都会引来广泛的争议。
朱利安??西蒙甚至写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以适当的解决。
为了回应批评，研究小组于1992年发表了新著《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增长存在极限，发展却不存在极限。
”（即“零增长发展观”）综上所述，当我们今天回头评价《增长的极限》所应拥有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期，《增长的极限》和那些伟大的理论家、政治家们用超前的理论思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真正的历史责任感为我们的贡献了无尽的财富。
历史也用自身发展的进程肯定了这一贡献，并仍然在它所开拓的道路上前进着。
在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让我们暂时抛弃那些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技术科学家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最后这样写道：“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
”⑦增长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许都不是，增长的方式其实表明着我们所选择的成为人的道路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关乎着人类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有着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智慧的追问。
我们在寻求着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哪怕答案从不存在。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
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增长的道路上前行——伴随着疑问和挑战。
即使我们仍不能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和挑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人类的努力和智慧我们可以克服这一切的困难。
何况，除了勇敢地面对我们也别无选择。
也许，当我们再次追问增长的意义的时候，上帝的回答会是：人是人的未来
今天的我们，在路上
希望没错，加油哟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读后感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是迄今为一部我完完的非文学类书籍，说来惭工作几年，从来没有认认真真这样阅读过一本书，做学生的时候，也没有哪本教材这样让我手不释卷，更不会刚读完一遍就已经像是被无数人翻阅过的。
能接触到这本书，应该感谢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此书中的经验和理念，并且多次引用其中的一句话“没有人检查的工作就没有人重视”。
于是带着好奇与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书。
读完后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书中说描写的情况，与我们的工作的是多么的类似，而事前的思虑与事后的经验，又与我们在历经各种亲身体验后的心得是多么的具有共同点。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似乎见到自己的单位与IBM重叠在一起，他们带给我的感受，是那样的相同。
通过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共鸣，更多的是他那坚强的意志和信念。
还有他破除各种壁障时所采取的高超手法①，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正像的评价：大型企业的成功重组决不是依靠运气取得的，正像IBM所展示的：战略、执行及，是构成这项伟大实践必不可少的要素。
当然，战略、执行及，绝对不是仅仅在时才需要的，在稳定的增长期，这三个要素同样非常重要。
或许，我们应该继续关注在的带领下，IBM又会走向何方。
这头大象还能继续把舞跳下去吗
从1993年到2002年，这九年的IBM，倾注了的心血，他把一生的经验都奉献给了IBM，他把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最宝贵的岁月（51－60岁）献给了IBM。
隐退的时候，在致员工信中他说到：我的一生属于IBM。
而我们，又有多少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在这本书里，除了能够获取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我们还能理会到更多的内容。
字里行间，郭士纳传达了他60年对人生的理解，特别是对一生中所面临众多抉择的理解，相信我们的广大青年同事阅读后，将在思考自身的远景规划时会有更高的视野，在对待现有的工作时更加务实。
而即使是他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方法和经验，也不仅仅只适用于IT行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管哪种行业，不管哪类领域，包括我们团的青年工作，总能在IBM这9年的经验中找到有价值的参考思路，得到启发。
我如此推崇这本书，并不是盲目的跟随潮流。
在此之前，我对IBM公司的理解，除了“”的称号，以及毕业时众多同学都努力踏入IBM门槛外，别无其他。
对于郭士纳的生平，也是在把书读了一半后，才了解到的。
甚至在阅读的时候，我对他的某些预测也抱着怀疑的态度，比如他认为放弃的某些业务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这种怀疑我们无法证实。
关于爱国的征文2000字
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的身上都涌动着中华千年的血脉，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去爱我们的国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人类漫长的岁月进程中，曾经，我们的古人就是以这种自强不息、团结进取的精神屹立在世界的巅峰之上。
甚至至今，因为我们古人创造出来的文明一直仍是引世人瞩目的聚焦点。
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这么伟大呢
经过很多学者研究后，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简单点来说就是——爱国精神。
爱国首先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爱国
”谁不会呢，那难道只有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吗
你实践过吗
你了解多少我们中国的历史呢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问问自己，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爱国人士”了，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一定会更加富强了
理所当然呐，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认真学习祖国的历史，深入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徐悲鸿画的马算是我们国画中的一个巅峰，可是在他留学的时候，他受到过不少外国人的排挤，他们常常鄙夷他，辱骂他是“东亚病夫”、“软弱的中国人”。
面对这么大的屈辱，徐悲鸿并没有冲动地去和他们争议，而是将一腔爱国之情化为了满忱的动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风采。
因此，世人评论徐悲鸿的马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傲骨。
所以往往，爱国就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把个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注自己的命运、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的骨肉同胞。
在我们过着今天的美好生活，你是否遗忘了曾经我们那浴血奋斗的八年战争呢
你还记得一个熟悉的名字——刘胡兰吗
她只有13岁啊，但是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她并没有屈服，她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支持她的是什么呢——对，就是因为她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所以她才没有出卖自己的战友。
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今天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作为新世纪的少年们，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传承不息
本篇议论文以爱国为主题，简明扼要的阐述了什么是爱国以及如何爱国，论据丰富，语言流畅富有说服力，层次分明且衔接自如，过渡流畅。
但文章中引用的“天行健……厚德载物”一句，出自《周易·乾》，意为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包容。
用于本文引出爱国精神似乎略有牵强，希望作者酌情更正。
印刷术是谁发明的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
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
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印刷术的起源】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
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
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
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
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
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
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
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
历时8年，全部刻成。
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
很多人争相抄写。
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
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
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
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
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
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
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术的种类】 印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板印刷和孔版印刷（丝网印刷）。
凸版印刷： 凸版印刷的历史最悠久最普及，版面图像和文字凸出部分接受油墨，凹进去的部分不接受油墨，当版与纸压紧时，油墨就会印在纸上。
印刷版材主要有：活字版、铅版、锌版、铜板，感光树脂版等。
有些书刊、票据，信封、名片等还在使用凸版印刷；需特殊加工的例如：烫金、银，压凹凸等，一般也使用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这是目前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印刷方式。
图像与非图像在同一平面上，利用水与油墨现相互排斥原理，图文部分接受油墨不接受水份，非图文部分相反。
印刷过程采用间接法，先将图像印在橡皮滚筒上，图文由正变反，再将橡皮滚筒上的图文转印到纸上。
画册、画刊广告样本，年历等等均可采用此印刷方式。
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与凸版印刷原理相反。
文字与图像凹与版面之下，凹下去的部分携带油墨。
印刷的浓淡与凹进去的深浅有关，深则弄，浅则淡。
因凹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因而印刷的线条有凸出感。
钱币、邮票、有价证券等均采用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也适于塑料膜、丝绸的印刷。
由于凹板印刷的制版时间长，工艺复杂等原因所以成本很高。
孔版印刷： 又称丝网印，如果在小学时见过老师刻蜡版印卷子，那么就更好理解此种印刷方式了。
利用绢布、金属及合成材料的丝网、蜡纸等为印版，将图文部分镂空成细孔，非图文部位以印刷材料保护，印版紧贴承印物，用刮板或者墨辊使油墨渗透到承印物上。
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印于平面承印物而且可印于弧面承印物，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适用于标签，提包，T恤衫，塑料制品，玻璃，金属器皿等物体的印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
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
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
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
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
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
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
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
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
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
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
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
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
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
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天津杨柳青版画现在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
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
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
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
“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
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
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
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
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
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
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
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
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
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
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
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
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
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
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
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
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
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
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
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
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
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
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
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
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
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
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
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
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
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
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
谷腾堡是西德人。
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
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
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
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
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
那时称为“玺”。
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
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
汉代印章盛行。
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
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刊刻。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
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
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
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
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
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
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
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
“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
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
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
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