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怎么写
小品文也叫做随笔，取其兴之所至，信笔而写的意思，是一种形式自由、亳无拘束的文体，通常字数约在一千以内，故称小；表现的内容以实际的生活片段，以及自生活片段引发而来的感触与联想为主。
由於它的格式自由，所以无论书信、日记、札记、游记、传记、读后感等体裁，记叙、抒情、论说、描写、刻画、摹拟等手法，几乎没有不能采用，也没有不可包容的；因为它表现的是实际生活的片段，所以材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俯拾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用以培养写作能力，磨鍊写作技巧的最佳门径。
习作小品文，首先不能贪多。
经邦济世的题目不可能写成小品文，学术研究的论著也无法以小品文的方式表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小不能相容。
所谓小庙坐不下大的菩萨；千字以内的短文，又哪能发挥多少道理
小品文容纳不了全盘的事实，所以必须注意事物的细微末节，以显现它专注、深入的特色。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利用竹柏在月光下的投影所造成的幻觉作联想，用譬喻的形式表达，集中全力在月下景物的经营。
这便是以小见大、以部分显现全体的小品文作法。
小品文在质量上是算小的，但是在分量上却不能不重，否则便成抢救车薪的杯水，见不著效用，徒遗笑柄一把而已。
小品文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精兵，它的战争最高指导原则是直指中心、冲其要害。
所以小品文应有明确的主旨，以便将全篇的文字，统一归属在它的旗下。
徐志摩在志摩日记开头说的数大便是美一语，即为统领这一篇文章的中心。
写作小品文，字数不求多，但求别人读了印象深刻，所以要注意使用描写的方法。
描写就是照著事象的发展状况，将它重现在笔端，相当於画画时使用的描绘。
吴均的与宋元思耆第二、三两段：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
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
就是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是具体、鲜活，如在目前。
其效果与仅作印象式的叙述，相差不以道里计。
小品文不管用以记叙、抒情或论说，其目的都不外在抒发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感触，所以小品文里感想绝不能少。
每篇有全文的总感想，每段有各段的小感想，甚至每句都寓有个人的寄托在。
梁启超所说的笔锋常带感情，放在小品文身上尤其确当。
练习小品文从日记与书信入手最好。
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必有几笔可记，拣取精要发挥成篇，便是日记式的小品文。
若将上述材料的独白形式，改为倾诉方式，便是书信。
有了倾诉对象，情意的付托将更为具体、实在。
这是书信式小品文的优点。
写作小品文，是文学创作的开始。
我们可以藉它练习精细事物的描写，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利用它短小精悍的形式，培养在有限篇幅中，清晰表达情意的能力。
等我们的小品文写得成功了，它不但能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兴味所在，藉著短文的扩大，我们也许因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中国的小品文，据说起源于南北朝，最初乃是专指佛经的节选本与缩写本。
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则是在晚明，原因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小品”命名的文集，如王思的《文饭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等等。
确实，这一时期出现的小品文大家张岱、袁宏道、钟惺等人已足以撑起小品文在晚明文学界流行的大旗。
至于外国的小品文，首创者已被公认为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蒙田一生中创作过许多小品文。
因为小品文在中国起源于佛经的节选或缩写本，因为小品文在外国起源于富于浪漫气息的法兰西，对于这种文体的大致面容，我们不用言传也定能意会了。
从篇幅上说，小品文的特点首先自然是短，这是我青睐小品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短者数十字、几百字，长者上千而绝不过万。
因其简洁，因具经济，可随手拿起，随意阅读，也可随便放下。
小品文可说是最符合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最符合闲适格调下的心灵需要，最符合人们快节奏下的文化需求欲的文字。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唯一的标志。
在我看来，小品文之为小品文，除掉短小，一是要有散文的品格，一是要有高尚的品位。
比诸一般的散文，小品文的质量标准显然要求得更高。
如果没有值得品味和赏鉴的意义，而只有取悦于人的特点，便算不上真正的小品文。
作为散文大类中的一种文体，小品文可说是散文大家族中个性最突出、格调最明朗、特色最鲜明的一种文体，它以轻灵、散淡、秀丽、集中为美的特征，兼富言以载道或独抒性灵的特质，注重素朴优雅与谨严自然，力求活泼的、多样化的个性风格与言简意赅、言近旨远的语言特色。
小品文中不一定要求处处都有隽永的语句，但一定要有精悍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引人入胜、撩人情思的本领，追求的是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文化境界。
它不必以哀感顽艳的故事供人消闲，不必以抑扬铿锵的韵律让某某人于微醉后“含情凝睇，缓缓歌之”。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小品文“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小品文实际上表达着大文化，或者说构建着大文化。
所以，小品文对作家的要求就十分苛刻。
古人奉“小摘短拈”、“清味自悠”、“天趣横生”等为小品文之圭臬，这样的要求表明着小品文作家在小品文的写作上，不论在技术还是构思上都需要真正的天生丽质。
难怪郁达夫先生成名后撰文评说小品文时说：“原来小品文字的可爱的地方，就是细、清、真三点。
”可谓智者历经小品文兴衰变幻之后的内心感悟，也可算作小品文创作的艺术三味。
钟敬文先生说做小品文要有两个主要的元素，即情绪和智慧。
说到底，小品文作家需要有作小品文的潜质。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