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找十篇读书笔记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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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篇500字的《游革命烈士纪念馆有感》急急急
此次参观邓子恢纪念馆，看到老一辈革命先辈们的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心怀崇高理想，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争取利益，建立新中国，我实在感慨万千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幸福了，但着幸福来之不易，我永远铭记，着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应该倍感珍惜，决不能因优越的生活条件而遗忘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刻紧记先辈们的辛劳，一定要认真学习现代科学，立志将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我们民族必将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邓子恢(1896—1972)是伟大的共产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福建龙岩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老前辈是伟大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党员之间能够敞开心扉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应在我们之间形成风气。
我努力在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党员要有容人之度，从自己开始，虚心的听取批评和建议，在今年的党员发展会上，已初步形成了良好的会风，使党员和申请人受到很大的教育。
生活工作在我们身边，大家熟悉、了解，更容易接受，学习效果更好。
或许他们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瑕不掩瑜。
因此，我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以期早日加入党组织，成为光荣的党员
对特殊情况的同学的思想工作，则尽可能地做到耐心细致，对新的朋友应该给以生活上的指导，提高他们对新环境的能力；化解朋友之间的矛盾，帮助发生矛盾的朋友正确对待自己，认清自身的不足，为共同创造团结协作的校园环境而努力。
我为身为中国人而骄傲，为身为一个团员而自豪，为能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而高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我们拥有最年轻的笑颜，革命先辈们绘制了蓝图，积蓄了时代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为每一双与时俱进的脚步导航，形成了世界上最坎坷的民族今天最矫健的身影
我们有幸，一次次见证历史；历史有幸，一回回经历辉煌
沿着港澳回归的足印、顺着三代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走进西部大开发飞腾的黄土地、跨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平台，展望2008年的缤纷五彩、预见未来20年的灿烂辉煌，我们会情不自禁的为祖国喝采。
历经风雨沧桑的中国共产党，仍有一颗年青的心脏，她让我们青年一代凭添几分热情，再增几分希望
我们不由得要为自己加油、定向。
未来13年，我们将同时代一起赛跑，赛跑在中华民族最崭新的跑道。
中华民族又一次向伟大复兴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历史如镜，可以鉴往知今，悠悠的五千年文明已经在新时代淀积为勤奋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岁月如山，可以登高远望，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曾经的星星之火已变成无数人心中不灭的火炬
站在世纪初启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回眸厚重的历史，还是俯瞰当今世界，抑或是展望未来。
我发现，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伟大的祖国以她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无坚不摧的气概，从她这边独好的经济政治形势和捷报频传的历史盛事，使世界惊叹的目光应接不暇。
在十七大嘹亮号角奏响的时候，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了实现了新老交替，一批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我相信，在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继往开来、开拓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一个经济更发展、民主更健全、科技更进步、文化更繁荣、社会更和谐、人民生活更殷实的社会一定会早日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建党宗旨，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发展成功的力量之源。
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变了，但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一定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我们参观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时期的展览，再一次感受到：近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繁荣富强，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美好的今天。
半小时的参观很快就结束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出纪念馆，并在纪念馆门前合影留念。
回望着身后“隆重庆祝新四军建军七十周年”的标语，我感到非常激动与自豪，激动的是能够在闽西这块红土地上生活学习4年时光，感到非常荣幸；自豪的是革命烈士用鲜血、用壮丽、用光荣而短暂的一生，换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后来人都应该向先辈们学习，学习他们至死不渝、顽强不息的革命斗志，学习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夺取最后胜利的伟大精神。
我们会自觉地自重自律、自奋自强，让自己融入集体，顺应时代，这是历史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召唤，这是党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厚望。
因为时代发展的趋势，恰如大江东流。
我们的爱国之情、集体之心、报恩之愿、自强之志，只有顺应发展的时代大潮，我们的所作所为才能有利于国家，有益于集体；才能无愧于长亲，无悔于本心，我们的青春才能绽放光彩，我们的生命才会价值永恒
我是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的，杜氏，据说是“湖广填四川”迁移至四川，辈分包括“继、宗、勋、延等十辈
夫谱者，家族之史也，特以纪祖宗之名讳，叙支派之源流耳。
继往开来，敦本源者必明世系，表功德者，必分支派。
稽我杜氏系衍陶唐，传有明文。
自杜伯尽忠于周，而杜姓以始，代有俊彦出焉。
如周时杜洲、延年父子相继为刺史；汉杜钦、杜乔为太尉；晋时杜预，唐时为宰相、杜子美任、杜牧、杜鹏举，杜斯绣以明通进士出任江川县知事；杜谏以举人出身任贵州石阡府学教谕；杜斯预以副榜任铜仁府学训导；杜思贤以举人任千总守备；杜节堂以甲午科武魁补授千总；杜茂蛟任会川营守府；杜国选任崇化营守府；杜彪任南宁府知府；杜先常年任巫山都司；杜诲为吏部员外郎；杜荣得会癸酉科武进士。
原谱记载无烦赘述矣。
考吾家起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蒙恩调填湖广麻城县孝感乡。
居数代，有离乡离孝离感兄弟三人取字命名，大有离别故土之意。
离乡祖于洪武时被红巾贼乱，贸易入蜀，建业于内江，其孙兴榜入黔之大定府，为大定始祖兴榜生三子：长曰嘉明；次曰嘉猷；三曰嘉瑜。
其后嘉明转回西蜀；嘉猷迁居贵州水城；嘉瑜定居大定。
其后仁、杰、美三公子孙又迁徙异地，散处西南①，年湮代远，简断编残，即各有片语只言，也只能略述黔蜀滇三省宗族之大概。
以蜀谱之语，庶几迁徙者，皆一本散处之九族耳
阅读赠语者，源流无异，支派相同其间开列名号，冀不井然有规，敬览间不啻亲见。
我祖我宗宛然在目，此亦在天之灵，不以播迁之故，而我支百世莫不聚也。
转展居定，三公之后，是一本所发耳。
惟我嘉猷公迁水城阿札屯之天台而居焉，至今相传十世，计户增丁百有余人。
公生四子：一曰臣保；一曰臣寿；一曰臣德；一曰臣富。
富公乏嗣。
寿公之子曰文魁。
文魁之子曰如芝。
如芝之子曰永荣。
荣生我父玉琳，由来耕读为业，孝友传家。
自文魁祖、玉琳祖，三四五代间，修造桥梁，开辟道路，为地方兴利降灾。
而今乡党咸称道焉。
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祖以仁孝治家，忠厚待人，是以人文蔚起，族叶繁昌。
虽地处偏僻，然科甲代不乏人，如诗绣文笔隽永、杜湘丹青独步，皆饮誉黔南文林，幸未辱祖宗之美名也。
今特希我族人谨记祖宗遗训，孝友传家，耕读为本，特序黔水之流以合蜀族之谱，而效敬宗睦族之旨意也。
是以为序。
大清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桂月下浣之吉 翰林院出身 国楷 校订 举人出身广西梧州知府 茂龙 敬录 永宁州 景丰 合订 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蒲月中浣之吉 己酉科恩贡生即选教谕 十四世孙 鸿基 榜名建勋 丙辰科恩贡生即选教谕 斯谕 重录 中华丙寅年仲春上浣之吉 十四世孙 鸿学 谨录 十五世孙 业荣 师范生高小教员 顺昌（号仲陶）重校 【按】①仁，迁居大定以那架（今织金县境内）；杰，迁居播州（今遵义）；美，迁居平远（今织金县）。
杜氏家谱序二 盖闻；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国史者，以考历朝之阙疑，辩典章之变易；而家乘者，以记祖宗之名讳，序支派之源流耳。
吾家绍自陶唐氏，史迹斑斑可考。
自杜伯开基，食邑京兆，而属于商音，定居杜陵。
杜伯遇害，子孙四散而居，改唐为杜，遂以地名为姓。
自此人文蔚起，代有名人，史册历历可稽。
传数十代，迁居江南应天府南门外蒿枝冲，耕读为本，诗礼传家。
唐贞观中迁居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桥头上四十九都七甲盛地。
明崇祯间，奉命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居住。
明末清初，离乡祖贸易入蜀之内江而家焉。
而仁、杰、美三公则入滇，后返归黔地②。
离乡祖有孙讳兴榜入黔之大定府城定居，遂为大定之始祖。
兴榜生子三：嘉明、嘉猷、嘉瑜。
嘉明后回归西蜀；嘉猷迁居水城阿札屯；嘉瑜居大定府，而我杜氏子孙分居黔蜀湘赣诸省，地远音稀，以至谱叙不同，字派混淆。
而我兴榜公之后裔，已两百余年未联宗修谱矣。
考吾家昔日有杜黄裳者，图像麒麟阁；杜鹏举父梦见宰相碑金贴其名，问有杜家儿否
后子延年、鸿渐皆为相，此乃祖宗深仁厚德之报矣
而嘉明转归内江以来，于前清道光二十六年岁次大比开科，嘉明、嘉猷弟兄同科中举，均为侯伯府，嘉明任参将；嘉猷任守备，皇册有“双美”之荣。
嘉明公之后有杜元和者，由内江迁居河江百六支，嗣后人丁众多，支派繁衍。
吾祖先居坝塘河，老幼六十余口。
永荣、永林居小东门。
咸丰年间，，有杜超全、杜腾彪者为团总，随河江之姜大人奉命调贵州遵义府征剿，因而定居遵义府。
杜应堂
爱国主义教育心得体会100 字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提高全民整体素质的基础工程。
我 省在全面贯彻《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精神，改进和加强学校德育工作 的过程中，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落实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自中共中央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后，进一步推动了我省中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向着普及纵深方向发展。
一、明确教育任务，开展调查研究，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中小学德育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 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
为了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广泛地 进行了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现状调查。
1949年上半年，由省教委组织调查组先后到大悟 县、应城市、武汉市武昌区，听取了县市区教育部门的汇报，除请政府负责人及宣传、 团委、妇联、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外，还同时19所学校（小学 5所，初中4所，高中6所，其它4所）的校长、主任和教师举行了座谈。
各地反映，近 几年来，我省中小学教育工作，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 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据一所小学抽样调查，不知道“十一”国庆 节的学生占有15％，不知道国歌叫《义勇军进行曲》的占58％，不知道我国是“四大 发明”的文明古国的占16％，认为外国比中国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占有16％， 不知道为什么要升国旗的占60％，长大了出国赚大钱的占领23％，不了解帝国主义侵 华史实的更是占大多数。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震惊，不仅增强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知道和认识祖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基 上，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确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人 生观立志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 紧密联系实际，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首先，我们针对学生对国旗、国歌、国庆的基本 常识。
进一步又针对学生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缺乏足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甚至认为外国比中国好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在全省普遍开展了‘两史一情’、香 港回归祖国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方面的教育，激发他们崇敬和学习民族 英雄“兴我中华，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的思想感情，培养他们为维护国家独立、自 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思想观念。
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突出时代特征。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主题。
我们针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好’缺乏足够认识的问 题，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广泛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基本路线教育 活动。
很多地方和学校组织了“在祖国怀抱里成长”、“改革开放使祖国欣欣向荣” 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学生参观访问，进行“五看”的社会调查：看个人变化，看家 庭变化，看学校变化，看学校附近一条街的变化，看本地区的变化。
“看变化，颂祖 国”、“看变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还有不少地方和学校，不仅开展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纵向对比教育，还结合开展了横向对比的路线教育，同同等发达 程度的国家比成就，同发达国家比发展速度，激发了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二、确定教育内容，设计教育专题，形成教育活动序列。
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落实，关键在于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把握。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丰富，涵盖较广。
我们在确定教育内容、设计教育专题时，主要考虑了如下四点：一 是，根据学生年龄特征，确定教育的可接收性；二是，根据教育内容的整体内涵，确 定教育内容的序列性；三是，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结合方面，确定教育内容的针 对性；四是，在教育内容的渐进和深化方面，确定教育内容的连续性。
（一）、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有针对性地安排合适的教育内容，选择恰当的教育 活动方式。
小学生心底纯洁，活泼好动，热情高，但知识面窄，缺乏理性认识能力。
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选择方面，重点是激发他们的主义情感，憎恶帝国主义的侵 略，了解祖国的伟大，从行动上尊敬国旗、国徽、会唱国歌，积极向英雄人物学习， 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长大了报效祖国。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各小学在开展“祖国 在我心中”、“我是祖国的花朵”、“我要做个了不起的中国人”等专题教育活动时， 形成了“九字活动系列”。
即：唱（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绘（描绘 祖国锦绣河山）；看（革命遗迹，历史名胜，建设成果）；读（英雄故事、历史故事）； 讲（祖国变化、英雄事迹）；写（赞美祖国、赞美英雄、抒发情怀）；做（学英雄做 好事、努力学习）；（爱国主义知识和行为规范）；展（活动成果、报国之志）。
这 些活动深深地扣动了儿童的心弦，省实验小学的“武汉是三好学生”王燕在去杭州参 加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考试前，深情地要求再当一次“升旗手”，立志将来当音乐家 为国争光。
对于进入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他们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能力，可以提出 更高的要求，以课堂渗透教育为主，辅以有广度和深度的课外活动。
挖掘各学科中蕴 藏的爱国主义因素，把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和学科爱国主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课 外活动方面，主要是用讲座、报告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参观等形式，有计划、有 目的的让学生了解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熟悉国情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引导 学生进行比较和思考，坚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二）、根据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内涵，设计教育专题，形成教育活动序列。
爱 国主义教育有其自身的系统和整体内涵。
在实施教育时，各学校分层次，精心设计专 题；在序列内容安排上充分注意其阶段性和连续性。
在小学低年级一般设计了“伟大 中华十知道”、“祖国山河多壮丽”等专题；在小学中年级安排了“伟大祖国名人多”、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等专题；在小学高年级安排了“屈辱的历史、奋斗的历史”、 “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等专题。
在活动安排上，由参加严肃、隆重升旗仪式，抢答 祖国基本知识，听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参观祖国名胜和革命史迹，到较系统搜 集、编出《英雄谱》、《名人名言集》、《中华集锦》等。
武昌昙华林小学精心设计 了“三个了不起”的专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该校学生在回答记者采访是说：“参 加了‘了不起’的教育活动后，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有一种要大声疾呼的激情： 中国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 中学阶段按照学生思维日臻理性化特点，分别安排了“知我中华”、“只有社会 主义能够救中国”、“腾飞的中华”等专题。
很多学校还结合湖北的特点，编写了系 列教材和制作了系列幻灯片：《锦绣湖北——湖北名山秀川、建设成就讲话》、《铁 血丰碑——湖北革命斗争史讲话》、《楚天英杰——湖北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讲话》， 系统地对学生开展了爱国主义序列教育，有的学生在演讲中说道：“我们脚下是中华 的热土，身后是祖国的锦绣河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 忘记祖国的兴衰大业。
” 三、探索教育规律，优化教育方法。
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各地在把握教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内容需要，贴切地 选择教育方法，一般都采用了调查研究、比较、典型导引和情感体验等方法，通过调 查、访问、参观、读书等方式，增长学生的爱国主义知识。
为了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 教育，我们在总结各地活动经验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定点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探 索爱国主义教育规律。
（一）、渗透教育法：学校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学科教学是实施爱 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
学生在校大量活动和受教育是学科课堂学习，对于中学生尤 为如此。
因此，研究在学科教学中如何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 从学科教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渗透的“六有”原则。
即：有“意” 有意识地发掘学科中显性或隐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因素；有“的”——有目的、有针对 性地确定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有“机”——有机结合学科教学，融溶于载体，做到淡 化痕迹、“润物细无声”；有“度”——适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不冲淡学科教 学本色，学生易于接受；有“序”——有步骤有秩序地实施渗透；有“效”——讲求 实效，克服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根据不同学科和较学内容，探 索出了“程序法”、“四环节法——知事、明理、动情、养成”，“联系比较法”等。
如有的数学教师讲利用正切函数值解直角三角形时，引用中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秆子影 长确定季节和时令的历法作例证，利用“四环节法”学生学了知识、激发了民族自豪 感。
对于历史、地理等具有很强的显性爱国主义因素的知识，又采用“联系比较法”， 扩大和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二）、环境教育法：充分利用校园的爱国主义文化环境的布置和创造浓郁的爱 国主义教育氛围，让学生在环境中熏陶，潜移默化，内化爱国主义教育情感，增长爱 国主义见识。
如一走进武昌实验小学校园，绿树成荫、甬道繁花萦绕，大红色巨幅校 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立刻印入眼帘。
学校还充分利用校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旧址》和恽代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工作过的史实，给最优秀少先队命名为“恽代 英中队”，开展“革命红旗代代传”的活动。
很多学校都注意建立了具有爱国主义教 育意义的长廊和甬道。
用中国历史名人、名言录挂幅装点室内环境氛围，是一种很具 爱国主义教育感染力的隐性教育课堂。
四、加强领导，重在建设，形成教育常规。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常规教育。
要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常规，首 先，要加强领导。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制定、印 发了《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文件明确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 全省人民整体素质的一项基础性的社会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 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还对教育的内容、对象、建 设、实施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部署。
为了加强领导，我省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牵 头的爱国主义教育协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十分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对爱国 主义教育意义的认识，加强理论建设，组织专门班子，撰写了一批有理论深度的文章， 加大宣传力度，造成舆论氛围。
为了指导面上工作，省教委等五单位联合在武汉市武 昌区办点，批转了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关于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细 则》的文件；第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四为主”的指导思想，即：爱国主义教育是 全民教育，其重点是青少年；学校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课 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教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军。
第三，爱国 主义教育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除上述理论建设外，各地都结合本地实际加强了 对教材、基地和制度的建设，多年来，大多数学校都编写了爱国主义教育序列教材， 同革命纪念馆、所、部队等开展共建活动，创建了一批基地，全省由省政府行文，正 式命名了44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地也充分开发教育资源，相继建设了一批本 地的教育基地，为了充分发挥基地的作用，文件还明确规定：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对中小学生有组织的参观活动要优先安排，实行收费参观的单位，在节假日及双 休日对中小学师生有组织的参观应实行免费开放。
同时，省教委还组织编写了《中小 学生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视片观赏指南》以及序列教材。
武昌区教委颁布的《武昌区 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常规十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知道武昌农讲所、辛亥首义旧址、 铁军、起义门、九女墩、六一亭等革命史迹…。
要求各校在‘五．四’、‘七．一’、 ‘十．一’等节日组织相应的爱国常规教育活动。
全省还定期开展“黄鹤美育节”大 型活动，多种形式汇演爱国主义节目，对全省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各地和学校还相继制订了爱国主义教育常规制度，结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中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重点加强了训练，形成常规。
大部分地区和学校都明确规 定一年级新生入学和每学年，必须对学生进行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及祖国版图的 教育。
通过上述安排，基本上达到了使我省爱国主义教育常抓不懈，充分发挥其时代 主旋律的作用。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100字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 《上下五千年》这本书中，记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雄伟而又辉煌的历史，记载了多少匡扶正义、追寻真理的英雄豪杰。
他们那可悲可泣、耐人寻味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感动了我，震撼了我。
如《刘备三顾茅庐》、《曹植七步作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他们无不令我感慨，无不令我赞叹，他们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与中华民族前近的信念滚滚向前。
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曹植七步作诗：曹氏父子三人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合称三曹，为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
曹操死后，曹培为了排挤曹植，逼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曹植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了一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实七步诗的意义已不是诗本身，而是兄弟反目成仇，手足相残的一种真实写照。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之中，还有很多争夺地位、权力、财产的残酷斗争， 也有很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他们无不令我敬佩不已。
通过学习三字经,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
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
”(《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
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
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
万方来朝，臣妾使令。
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
风雨时节，莫不滋荣。
灾蝗不起，五谷孰成。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
”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
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
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
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
(《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
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
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
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
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
因以名，叔其字。
父晦翁，母刘氏。
生四年，呱失恃。
十有五，适笄珥。
赵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
虽未学，得翁意。
临绝言，孝友悌。
从母葬，亦其志。
父汝铭，母汝视。
汝有知，尚无畏。
宋淳熙，岁丁未。
月终辜，壬寅识。
”(《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
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
”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
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
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
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
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
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
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
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
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
《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
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
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
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
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
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
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