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书笔记3000字
是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
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书中与、、的感情纠葛，每每因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心计的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
这座感情围城，曾经令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
而在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掌控着。
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陷阱，事业低谷。
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罢了。
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除了方鸿渐，追了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
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
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
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先生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
当代社会，竞争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
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
同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
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
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
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
没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
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里,作者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这类人，只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人类。
的主角——方鸿渐，买了假文凭的他由乘船回国，到与苏文纨、、没见过未婚妻面的岳家一一疏远，再到一行人同去，再到方鸿渐与这间为家庭和事业而发生种种争吵最后分开，不经意的使人对方鸿渐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
他与苏小姐、唐小姐这间的纠葛，是他身陷爱情的围城的时候所经历的，最终他与孙柔嘉结婚可又闹得不欢而散，方鸿渐面对的爱情的围城是不成功的。
在的经历可谓是方鸿渐事业上的围城了。
在这一“城”里，充满了勾心斗角，方鸿渐也受到了不少的倾轧，最后还是离开了三闾大学，可见，方鸿渐面对的事业上的围城也是失败的。
在整个故事中，方鸿渐先是在周经理银行工作，而后在三闾大学任教，接着在报馆资料室上班，每次都没有混得出人头地，也与他带着点玩世的态度处世有关吧。
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围城”随处可见。
不仅仅是恋爱婚姻、工作事业，还有学习生活、交友处世，无一不有一个“城”把我们“围”着。
“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钱钟书用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虚荣。
如：“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了，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孙太太，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
又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
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
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这些语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想像着作者所描述的情景，给人深深的同感，仿佛身临其境、如见其人。
作者把人性的虚荣讽刺得淋漓尽致。
对于大学教授，他们借着兵灾来吹嘘：汪处厚得意地宣扬他南京的房子；陆子潇流露出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在上海补筑洋房；方鸿渐也把故乡老宅放大了好几倍…… “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对于方鸿渐的两个弟媳，则是开了自己嫁装的虚账，调查孙柔嘉的陪嫁。
人物形象是那么鲜明。
当我读完全文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感到意犹未尽，故事戛然而止了。
是啊，一切就这样都“结束”了吗
对于主人公的故事，对于整个《围城》，让人去细细地思索、静静地品味、慢慢地鉴赏。
全文最后一句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正是反映了世事的苍凉与变迁吗
读完《围城》，从主人公精彩而又独特的故事前后，我看到了作者所表达的人性和表现的哲理，以及作者在文中生动传神的描述。
笔者认为，这些精髓需要我们去理解、去意会、去感悟……
8篇读后感
综合分析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
一般来讲，文化泛娱乐化的特点体现在内容庸俗化、意义虚无化、创作趋同化 三个方面。
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
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
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影响]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
文化泛娱乐化信奉娱乐至上，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弱化了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是对社会价值观和人们精神家园的侵蚀。
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
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
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
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
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
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
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
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参考对策]中公教育总结，第一，要提高娱乐节目的文化品格。
现代人的娱乐体验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品格做支撑,娱乐也需要表达真性情,显露真情怀,而不是营造虚假的情感氛围,一味搜奇猎艳和追求媚俗的低级趣味,制造文化“垃圾”。
对于一些娱乐节目制作机构来说,要把优秀的历史、文化、科教等知识融入节目中,使其体现出高雅的文化品格。
娱乐节目与高雅的文化品格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两者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
只要创作者本着提高大众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的目的,做到雅俗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一定会吸引更多观众。
受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拒斥低俗庸俗恶俗的内容,这样才能倒逼娱乐节目不断提高文化品质。
第二,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娱乐节目的发展方向。
娱乐节目既然面向大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传播积极正确的价值观。
真正富有意义的娱乐节目,可以使我们在观看时思考人生哲理,体验人与人的真情沟通,从而在身心舒展的过程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提升。
我们要通过高质量的娱乐节目和娱乐形式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娱乐节目的社会功能,避免其陷入过度娱乐化的境地。
第三,要加强娱乐节目生产的制度建设。
娱乐节目的生产不能是混乱无序的,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统筹规划,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我们要健全娱乐节目生产的制度体系,建立灵活包容又不失理性秩序的良性运行机制。
近年来,面对娱乐节目存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各大卫视制作播出的娱乐节目,加强了相应的治理和规范,旨在发挥监管职能、加强审核力度、促进娱乐节目健康发展。
特别是对于节目雷同抄袭、无底线恶搞等现象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和处罚措施,这对于提升娱乐节目品质、优化内容结构,以及提升原创力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只有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制定恰当的规范措施,才能更好地实现引领娱乐节目发展的目的。
文章素材[精彩标题示例]文化娱乐化助推文化粗鄙化电视文化“泛娱乐化”需坚守底线[精彩开头示例]作家冯骥才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华文化正在粗鄙化”。
国门洞开后，超级市场、麦当劳、好莱坞、NBA、肥皂剧、歌星、影星、球星等商业元素伴随着西方的商业文化倾刻间蜂拥而入。
商业文化的“快餐式”属性在网络、电视等强势媒介的助推下，促成了文化的“娱乐化”“眼球化”，并成了当下文化的一个“标签”。
标签作用的深化加速了文化的粗鄙化。
重塑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不能忽视文化的粗鄙化，更不能任其“逍遥自在赛神仙”。
[精彩结尾示例]电视文化的受众面广，娱乐节目的影响力大，这就更需要坚持追求精神品质的境界，坚守文化娱乐的底线，切实剥离那些滥俗的东西。
摈弃浮躁跟风心态，驱散荧屏文化中的“雾霾”，给予观众艺术的熏陶、精神的向往和人文的慰藉，多为社会注入向上的感染力。
艺术产品用什么力量培育文化植被、建设文化生态、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已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
申论范文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总会引来很多质疑之声。
那些不顾史实乃至常识的粗制滥造，那些既无意思更无意义的胡编乱造，让人反感，却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的今天，应该怎么用好历史资源、做好历史传播，真正让历史对时代说话、向公众发言?脱下沉重、刻板、僵硬的外衣，换上轻盈、生动、鲜活的步伐，历史的“轻松”背后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表现。
然而，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中立，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代替思考历史，可能就跌进了“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市场上的快消品、屏幕里的调味品，变成了抖一个个包袱、造一个个笑料。
“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
当历史仅归于娱乐之时，也就是历史被虚无主义绑架之时，这直接瓦解着社会的价值底座、人们的精神信仰。
正如学者的告诫，如果“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后必然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看看那些起哄让秦桧在岳飞面前“站”起来的，那些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那些瞎传“村民出卖狼牙山五壮士”的，那些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消费戏谑的……娱乐化一旦过度膨胀，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种泛娱乐化的历史观，近年来开始弥散到一些肩负讲解史实、传承精神的专业人士身上。
有文化工作者把历史当消费，热衷于“戏说”、青睐于“颠覆”;有专家学者把浅薄当学术，花大量功夫研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有婚外情”“李清照词句证明她是好赌好色之人”;有教育工作者把媚俗当创新，穷尽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孔子有私生子、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这种“娱乐”示范，同样会产生“愚乐”效应，尤其是对那些价值观尚未定型、鉴别力还有欠缺的青少年。
其实，很多名篇名著，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
远有《三国演义》演绎历史沉思天下大势，近有《故事新编》以古喻今反思社会现象，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可以更好地让历史说话。
而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公众在“悦读”“悦览”中有所悟、有所得，同样有利于传播历史。
但是，无论怎样的“历史讲述”，都需要抱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罔顾常识、颠倒黑白，更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
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是“再创造”时需有的历史观。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回看拥有百余年沧桑变化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史，构建起我们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
向前看，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愿景，成为亿万人民前行的根本动力。
端正我们的历史观，以开放姿态拥抱历史，以真诚敬畏对待历史，触摸民族的灵魂、把握精神的脉络，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使命，走向更远的未来。
备注：以上材料来源于网络
最近重新读了中国近代史，有一个感触，就是“真正对我们中国人最凶狠残忍的，是我们中国自己人”
你还不算真正看到历史的 如果你看到了真实历史 你就会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耻 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会失去
瓦尔登湖写作背景
＜＜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林中生活散记） 1846年2月4日，梭罗按计划前去康科德城（Concord）讲课，题目是“关于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Thomas Carlyle and H is Works）。
讲课结束了，听众却意犹未尽，要求主讲人谈谈自己在林中的生活，相对而言他们似乎对这个更感兴趣。
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梭罗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历史”（Th e History of Myself）的课题，在当月10日开讲。
没想到听众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他在下一周的课程上再讲一次，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听讲。
受这次讲座的启发，梭罗将自己讲课提纲加以整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终于完成了Walden，or Life in Woods（《瓦尔登湖，又名林中生活散记》）这部传世的名著。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这是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
到目前为止，此书已经出现了将近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作者有生之年里这部书一直被认为是模仿之作，而且还倍受冷遇。
初版的2000册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卖完。
直到作者去逝以后，这本书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它的评价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梭罗的思想意义才被我们认识到。
1817年 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
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
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而转为写作。
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的超验主义实践。
这时期，梭罗放弃诗歌创作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超验主义刊物《日规》（Dial）写稿，其后各地的报纸杂志上都有他的文章问世。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
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著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和《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
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代交了税款保其出狱，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
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著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Re 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为Civil Disobedience）。
他所宣传的这种依靠个人的力量，“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对印度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
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植物动物。
有时候为了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用，才偶尔离开村子到父亲的铅笔厂工作一些日子。
梭罗卒于1862年5月6日，时年44岁。
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求者而已。
一直到世纪之交他及其著作才得到了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瓦尔登湖》是梭罗在瓦登湖林中二年零二个月又二天的生活和思想纪录。
鉴于他的第一部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列克河上的一周》的失败，这一次他格外慎重，没有仓促出版而是静下心来重新写作，使之更加完美。
在此后的五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补充、完善，有时为了使内容更加和谐统一，甚至将整个段落改动。
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记
一、填空题1、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标志前期最高成就。
2、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3、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领衔者，《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
4、曹禺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
5、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6、丁玲前期代表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后期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二、名词解释1、新文化运动------1917年，《新青年》由上海迁京。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这场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其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并于1919年借“五四”运动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
2、问题小说------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办。
当时全社会都来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读者要求小说能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并不企望文学一定给予多么明确的回答。
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
》等，显露了“问题小说”的端倪。
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斯人独憔悴》等，正式开创“问题小说”的风气。
到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高潮。
其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
其次其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直接刺激。
特征：它流行的时间不长，却是典型的“五四”启蒙时代的产物。
其探问人生的终极，关顾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生存真谛，比较形而上些，“虚”些。
作者的生活视野还比较狭窄，题材局限于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大部分作品从一般的社会命题出发，结合了一点生活经验，真正从刻骨的生命体验入手，用力开掘的作品尚不多，概念化、简单化。
3、三美------闻一多“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绘画美强调诗画相通。
4、语丝派------以1924年创刊的《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
他们坚持思想革命，主要成就是短小犀利的杂感，其批评的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是所谓的“语丝文体”。
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5、后期新月派------是前期新月派的继续与发展。
它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其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等老诗人外，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的。
其创作主张：“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仍然采用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其重点的转移是明显的。
这同时就意味着对闻一多所坚持的“格律是艺术的必须的条件”的立场的一种松动。
要回到内心世界，回到诗的艺术世界中，强调抒情诗的创造。
6、新感觉派------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是第二代海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
它的登场，清楚地表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已然越过了初期，进而问鼎于独立的地位。
对于海派自身来说，由于它与世界新潮文学携手，同步发展，也就终于冲出了旧文学、旧小说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仅仅是通俗文学的界线，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代表作家：刘呐鸥、施蛰存。
7、京派小说------30年代京派文人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艺杂志》这些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形成有别于左翼，又与海派对峙的一个鲜明的小说流派。
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三、简答题1、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的核心即精神胜利法。
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他永远都是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
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
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而从人类学内涵来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
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都是一次绝望的轮回，只能无奈地返回自身。
这样，“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
这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
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提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2、茅盾的小说成就------茅盾独特的小说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
他的小说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其次，适应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小说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
其性格塑造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
茅盾人物刻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造，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个形象系列。
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
此外，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他对小说结构的极大注意，也是他的显著特点。
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
在小说艺术表现上，他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对提高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吴荪甫人物形象分析－－－－－－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其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吴荪甫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方面不断进行搏斗，其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地让位于后者。
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精神上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
茅盾称他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
可惜他生不逢时。
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
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使他在包括妻子在内的周围人的关系中经常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在与背后有着帝国主义撑腰的厚颜无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
这种软弱性投影在他的心灵、性格上，就形成了他本质上软弱的一面，在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他的狐疑惶惑，在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后导致了精神上的崩溃。
吴荪甫性格的复杂性，主要集中于他包含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而他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4、分析郁达夫笔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
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固自戕，也不愿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来表示反抗。
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这些在艺术表现上往往显示出郁达夫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美、病态美。
作者竭力抒发他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提示出一种“时代病”，这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郁达夫一方面紧紧扣住了青年知识者本身的生理的心理的病态，一方面指出青年的制造者是黑暗的病态社会。
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病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
5、觉新人物形象分析－－－－－－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他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以致在专制和压迫面前妥协屈从。
他每一次向恶势力退让都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他自己也在罪恶的泥沼中难于自拔。
不过他毕竟是个善良的弱者，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
作者对他充满同情，同情之中又无不批判。
《家》的结尾，终于有所醒悟，并表示支持觉慧的出走。
在《春》和《秋》中，思想上产生明显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他的“作揖主义”。
6、骆驼祥子人物形象分析－－－－－－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幻想当一个有稳固生活的劳动者，可是他被腐败的环境锁住，受“逃匪”“侦探”等的欺压、“虎妞”的陷阱，加上他自身固有的缺陷，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赚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
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都更沉沦堕落一层，愈来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最后完全变了个人，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于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
他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
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提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
人们从中可以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
四、分析题 1、《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1918年5月鲁迅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将在1918－－1922年连续写的15篇小说编为呐喊，1924－－1925年的11篇小说收入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
（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1）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2）在观察表现小说主人公时，有着独特的视角：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的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痛苦”。
他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
（3）小说情节结构模式为“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
A、“看与被看”分为两类：一类是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二元对立。
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有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
在这类小说中，人物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
B、“离去－－归来－－再离去”也称为“归乡”模式。
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
（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的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
2、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质：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认为社会只有在这种不断批判中才得以进步，要求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
这种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以及为人所难以接受的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是根源于他的“立人”的理想与彼岸关怀。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他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
他最为关注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他的“推背式”的思考方法，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他的杂文思维是非规范化的。
常另辟蹊径，别出心裁，打开全新的思路。
他杂文的犀利刻毒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
（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可以说是他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
他不对某人做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没有私敌，只有公仇”。
（四）杂文的主观性 他的杂文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
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他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的题材。
读者能够透过杂文里的描述与抒写，看到活生生的他。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杂文的语言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
自如地驱遣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应、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
青少年普法教育读后感100字
另外，除了安排教师组织班会教育，学校组织观看相关座谈，学校还充分利用黑板报、校园网等宣传媒体，加大“法制教育、平安校园”的宣传力度，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确保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当然，法制教育不仅要向青少年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
法制教育应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法律就在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法律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只有自觉遵纪守法，才能健康顺利的成长，并有一个良性发展。
换个角度讲，法制教育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我们应当告诉学生日常生活的中有哪些针对他们的陷阱，如何识别、自救、求助等。
还要让他们明白有哪些权利，如人格权、受教育权等等，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手段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而不至于付出更大的代价。
总之，开展法制教育的主旨是培养学生民主、法治的观念，让青少年认识到法律不是约束行为的锁链，而是保障生活的要素，偏失的正义会得到法治力量的匡扶，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法律阳光的普照，从而自然地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他们从单纯的课堂教育中学不到的，更是法制教育的价值所在。
遵纪守法的道理人人都懂，法制教育更要潜移默化地从青少年身边的事件起，从他们身边的事做起，通过科学全面的法制教育增强有青少年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和守法用法的意识，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向上的法制环境。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
教育和培养好青少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大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工程，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社会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培养教育，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切为了孩子，给青少年营造一个和谐、平安的学习氛围，也是我们学校一直所重视的，更是我们教师德育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学校将中小学交通消防安全教育、反邪教警示教育、食品卫生安全教育、未成年人保护、财产安全教育等内容列为教育重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法制教育内容，将法制教育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学校法制教育的针对性，使法制教育深入到方方面面，力求全面无遗漏。
贾平凹80年代改革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