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作词家有哪些人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的现代应用 《孙子兵法》作为揭示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现出引导人们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
这种“理性之光”，通过一系列“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等深刻的战略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涵在其中的“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 理念展示出来。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
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
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
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9.11”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6万册。
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
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
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
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
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
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
”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
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
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
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
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
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
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
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
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
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
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
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
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
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
”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二)孙子兵法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由来已久。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经营管理的是战国魏文侯时的白圭。
他将孙吴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
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
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说：“《孙子兵法》是对两千多年前大量战争实例的精辟总结。
当今MBA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深入观察现实问题进而找出其规律的能力。
每个企业都欢迎善于解决问题的经理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徐二明说：“在国外学习战略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的参考书，他们认为战略中的许多思维方式早在2000多年前就解决了。
其实外国人喜欢看的书，反而是我们的《孙子兵法》，他们觉得很有用。
近年来，很多管理学学者发现企业竞争与战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已经将《孙子兵法》的理念应用于管理运作上。
” LG中国总裁卢庸岳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很多智慧的东西。
对于经营管理也很有用。
” 20世纪60年代，日本将《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
日本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写了《兵法经营学》，讲述如何将兵法理论运用于商战，其中特别强调以孙子兵法管理企业。
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他们成功的法宝。
他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
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兵法认真背诵，灵活应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写了《孙子对日本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一文，指出日本企业所以能战胜欧美企业，原因就在于日本“采用中国兵法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更合理有效”。
他在《战略家的头脑》一书中，大量引证《孙子兵法》的内容，宣称《孙子兵法》是日本企业的“最高经营教科书”。
美国的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在对孙子兵法顶礼膜拜上并不比日本人逊色。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则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
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美国当今著名经营战略学家哈默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引用孙子的语录。
他说：“仅估计已知竞争者的当前战略优势无助于了解潜在竞争者的决心、持久力与创造力。
孙子，一位中国军事战略家，3000年前就曾论证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美国福坦莫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说：“《孙子兵法》是战略理论领域的传世之作，是世界兵法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一本企业致胜之道的巨著。
” 其他国家的有头脑的成功企业家也同样看到了孙子兵法的价值。
意大利埃尼公司总裁贝尔纳贝说：“关于战略这一题目，我正在读《孙子兵法》，这是一本大约2500年前由一位中国将军孙子所写的经典教科书，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全面的教科书，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去。
” 孙子的思想已经在现代经济战略理论上打上深深的印迹。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也曾在其《营销管理》一书中，探讨了兵法在营销中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在现代经济战略管理学中，有一个叫做“SWOT”的概念(Strengths ,Weakness,Opportunity and Threats),即“强弱、机遇和风险”。
来华讲授经济学的美国学者约翰·阿利，将“SWOT”与《孙子兵法·虚实篇》联系在一起。
他指出：“《孙子兵法》的虚实之分及其倡导的以实击虚的效果，与现代SWOT分析方法的效果如出一辙。
SWOT分析法是营销中流行的策略性方法。
这种方法给出公司强弱的领域，给出市场的机会与风险。
应用实力去追寻机遇的观点，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再版。
这完全是换一种说法说出了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
”这位学者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子七字谋略——营销经理如何应用孙子兵法》。
他在文中写道：“《孙子兵法》虽然古老，却可能成为未来的蓝图。
” 孙子兵法帮助许多企业家获得了巨大商战的战果。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在1984年销售汽车830万辆，居世界首位。
他说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从2000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与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了许多东西”，从而使他获得了一个“战略家的头脑”。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
索尼公司应用孙子的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
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这种思想已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
许多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在这方面，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我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抢占市场要有速度，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而这个“石”就是顾客。
他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海尔走向世界。
沃尔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吴渝章是一位运用孙子兵法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1997年他刚加盟沃尔沃时，该公司在中国年销售量只有27辆。
经过5年奋战，他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将沃尔沃年销售量提高了30多倍，占据了中国大车市场的主要份额。
他深有体会地说：市场就是战场。
不懂市场战争学的企业家，不可能带领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懂孙子兵法的企业家，不可能是真正的成功者。
古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
今朝云：半部《孙子兵法》打江山。
《孙子兵法》是商战中的“圣经”。
特别是在今天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过渡的时代，也就是在各个行业的商战中从一统“周天子”天下的局面向“春秋”，再飞速向“战国”发展的时代，《孙子兵法》对我们的企业家们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实际的使用意义。
这是我个人最爱的一本书。
每个月保证读一次而因所处情况和位置不同，感受和体会自然不同。
《孙子兵法》是我事业上的“充电器”。
我国山东的大王镇，拥有70多亿资产。
它的成功也与孙子兵法的应用有着密切关系。
这个镇的“大王精神”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的中国兵学文化。
(三)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得到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外交领域，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运筹帷幄》一书中，直接依据孙子的思想阐述对苏的不战而胜战略，并通过对孙子“得天下之众”的“衢地”的理解，提出了“关键性国家”的概念。
在体育领域，据报道说，巴西足球教练斯科拉里带《孙子兵法》出征世界怀，并应用孙子兵法的思想获得了世界怀。
我看到过一篇孙子兵法与象棋的文章，其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精熟地理解《孙子兵法》，并把其运用到象棋的实战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把握了大部分象棋战术的源头，我们的棋艺也会有一个飞跃似的发展，我们的水平会越来越接近一个高手的水平，甚至超越他们。
”除此之外，孙子兵法在领导艺术、人事管理、人生追求甚至家庭关系等方面，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应用性的联系。
我们如果细心地浏览一下图书馆和书店的书目，可以轻易地找到这些方面的应用书籍。
(四)孙子兵法应用活动和成果 近几年来，孙子兵法的应用正在向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拓展，组织了许多精彩的孙子兵法应用活动，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孙子兵法应用专家和应用成果。
1、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交流 国内外许多地方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孙子兵法应用研讨会或座谈会。
例如，山东孙子兵法研究机构成功组织了三次孙子兵法应用国际论坛，组织了海峡两岸孙子兵法应用论坛。
山东惠民、广饶等地举办了不同专题的孙子兵法应用论坛。
苏州孙武子研究会组织了自身的孙子兵法应用活动。
天津孙子兵法研究理事会做出开展孙子兵法应用的系列规划。
北京大学组织了孙子兵法俱乐部，组织或参加一些孙子兵法应用交流活动。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关注国内外孙子兵法应用的研究，例如，参加国外孙子兵法应用著作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关注全国高校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情况，关注各地孙子兵法应用性讲座的情况，关注马来西亚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孙子兵法应用情况。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前几次组织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已经进行过大量的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交流。
我们这次第六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以“战略文化”为主题，更加突出了应用方面的内容。
2、孙子兵法应用性培训 组织孙子兵法的培训，是孙子兵法应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业管理学院都开设孙子兵法的课程，要求学生熟背《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培训已经在国内各个领域展开，在北京有的孙子兵法短期培训班的入场券价值高达5000多元。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在山东惠民、郯城、孟良崮和北京小汤山龙脉温泉等地建立了孙子兵法教研基地和培训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将孙子兵法的应用培训定位在高层次上，与北京大学国际MBA一道，成功组织了企业精英的孙子兵法体验战略教学。
这一教学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学员的高度赞誉。
下面是参加过这一教学的北大学员的实际感受。
北京正荣网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真正说：通过这次战略体验教学，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战略，什么是商业战争。
战略是远远超过了战争之外的智慧和思想的聚合。
《孙子兵法》中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已经非常经典地将战略思想上升为全胜的高度。
我认为，BIMBA的实地战场的战略案例教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大战略思考空间，使我们跳出了现代商业战略运作的思想局限。
同时我们吸纳了古代几千年征战谋略的博大精深和缜密完整，以及中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文化的精华。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谷静说：在这次活动当中，通过研究以前的成功案例，学习军事战略理论，与各位军事专家进行交流，我感觉收获很大。
虽然不一定把《孙子兵法》的哪一计照搬到实际工作当中，但是这种战略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分析和解决问题。
中国网通综合部总经理方竹认为，实地体验不仅能够体会到《孙子兵法》中的精髓，还可以使自己深入一线，感受到了身为领导者的决策会对一线的实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决策者也不能纸上谈兵，所有决策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商业竞争与军事战略本是同根生。
3、孙子兵法应用成果 这方面的成果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在我们接触到的范围内择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举例性的介绍。
(1)在著作出版方面： 国内有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该会副会长于汝波的《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该会副会长洪兵的《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该会副秘书长黄朴民的《新读孙子兵法》、该会副秘书长刘庆的《兵法商战基本原理》、北大国际MBA教授胡大源编著的《孙子兵法体验战略教程》、苏州孙武子研究会会长管正的《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大量孙子兵法应用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非常有价值。
国外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写了《兵法经营学》。
马来西亚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吕罗拔的《我与孙子》、《孙子兵法散论》，《The Iraq War in the eyes of Sun Zi》、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金融、工商经济学教授陈万华和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教授陈炳富合著《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的一般运用》。
最近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新书――《经理人的六项战略修炼――孙子兵法与竞争的学问》(Sun Tzu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Six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Managers)。
这是一位名叫麦克内利的美国人写的。
他担任美国IBM公司的战略顾问，曾是美国陆军的军官。
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上有这样两段话： 如果你曾经感到商场如战场，那么，这本基于中国古代大师教诲的书会告诉你许多东西。
――美国《企业家》杂志。
终于有人写了一本透彻地说明如何将《孙子兵法》运用于企业经营的书
这本书使我欣喜若狂。
――布里安·布卢姆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总裁、CEO。
(2)在影视制作方面： 上海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拍摄了大型专题艺术片《中国将校世纪谈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据说，香港著名电影演员成龙准备投资六亿拍摄电影《孙子兵法》。
(3)在文物开发方面： 由于《孙子兵法》的文化带动作用，与中国古代军事有关的中国古代名将、中国古战场、中国古兵器等方面的文物开发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矽感公司的张伟是一位对孙子兵法文化开发有特殊贡献的企业家。
他集中了一百位有名望的书法家书写了一部极有收藏价值的《孙子兵法》。
他现在正筹建一个包括孙子兵法在内在中华文化主题公园。
许多与《孙子兵法》有关的文物复印品和纪念品，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量。
西宛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精美的《孙子兵法》金书，成为国家对外赠送的礼品书。
孙子兵法被制成游戏软件。
社会上已经推出了孙子和《孙子兵法》的纪念邮票。
(4)在特色旅游方面： 孙子的故乡、孙子建功立业的地方，以及成功运用《孙子兵法》的古代、近代战场，已经被旅游界所关注，都将成为今后旅游的热点地区。
山东惠民投巨资建成了孙子兵法城。
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馆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孙子兵法在现代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孙子兵法现代应用，有很大的成就，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是认识上的，也有些是在现代应用过程中客观形成的。
我们必须关注并花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尽快解决那些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突出问题。
否则，孙子兵法现代应用将会被引入歧途，先祖留下宝贵遗产将会被断送。
问题一：妄自菲薄，总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的圆。
我非常痛心地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当国外对孙子兵法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人确对孙子兵法不屑一顾。
有些国内的专家，甚至连《孙子兵法》读都没有读过，就对其妄加评论，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国外的《战争论》、《海权论》、《君主论》捧到了天上。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孙子兵法连起码的地位都没有，如何谈得上应用。
对这种现象，有一位记者曾做过报道：“笔者走访部队了解到，一些官兵却对《孙子兵法》知之不多，研究不够，有的甚至不屑一顾。
认为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行超视距精确打击，与短兵相接的战国时代相去甚远，作战方式和形态有了根本变化，《孙子兵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
” 我们不否认孙子兵法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一些论述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代，我们也不否认国外一些名家名著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孙子兵法的现实价值，不能忽略孙子兵法基本原理的普遍指导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古代知识和战略知识的浅薄而导致出孙子兵法“浅薄”的错误结论。
现在我们运用孙子兵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其战略思想。
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外国而不是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从外国引进“战略”一词。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较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
中国战略思想已经对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达到哲学的层次，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特征。
《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成熟之作。
《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都已远远超出军事范畴，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
我曾经在《中国战略原理解析》一书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真正的战略在中国。
中国的战略博大精深。
有人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感到惊奇和着迷。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当然不能排除高深莫测的中国战略思想。
我认为，在谈战略方面，中国最有发言权，中国的战略家是西方战略家的老师。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应当有信心。
我们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战略学理论，培养我们自己的各个领域的战略专家。
网上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来，谁来弘扬传统的管理文化
”。
文中写道：“《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这些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智慧正在被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们研究着，并奉为管理圭臬；当国内的企业家们将“洋管理”神化而趋之若鹜的时候，“洋人”们却在挖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他们一个个捧起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研究起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如今，当国内企业家们正在津津乐道于西方MBA管理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时，他们的国外同行正在潜心研究如何将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中。
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通过研究《道德经》焕发出新的活力，创出赢利激增200%的不俗业绩，引起了英国多家主要媒体的关注。
问题二：低层次，庸俗化，将“大智慧”与“小计谋”混为一谈。
现在，许多人把孙子兵法降到很低的层次上，将其与一些生活上、官场上的琐碎之事联系起来，甚至将其与夫妻关系联系在一起，把这部兵学圣典搞得庸俗不堪。
有人认为，这是对孙子兵法最好的应用，这是孙子兵法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的最好体现，实际上，这是把孙子兵法用歪了，完全扭曲了孙武子的本意，是对孙子兵法的玷污。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根本不懂“战略”与“谋略”的区别。
战略，是一种着眼全局和长远的筹划，是一种在高层理性指导下的运用力量的科学和艺术，是大智慧；而谋略，是一种缺乏理性支撑和道德要求的用诈之术，是小计谋。
战略着眼于“大”，谋划大事，而谋略无所谓大小，什么人或什么层次都可以用；战略强调“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统一，而谋略无所谓奇正，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或什么诡计都可以用。
由于没有把“战略”与“谋略”区分清楚，一些人则用一种微观实用的“小计谋”的理念去诠释孙子兵法，用一些老百姓民间的经验之谈去解读孙子兵法。
例如，有些出版物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混为一谈，在一些“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美人计”、“苦肉计”等一些平常手段上津津乐道。
甚至还有人说，现在谈孙子兵法已经过时，要用所谓“谋略”来替代孙子兵法。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孙子兵法是大智慧，是“统帅之道”，是有着深层哲学底蕴的揭示竞争规律的科学，是一种在战略层面上理解和使用的学问，与人们常说的所谓“谋略”完全不是一回事，绝对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们不能片面理解“兵以诈立”的思想。
在不了解战略的情况下运用战略，有很大的危害性。
有专家对中国企业存在的类似问题做了描述，他们说，当今中国企业界在制
郁达夫
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为什么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