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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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简述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
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
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
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
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
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
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
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
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
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
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
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
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
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
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
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
“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
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
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
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
“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
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
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
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
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
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
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
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
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
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
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
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
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
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
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
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
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
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
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
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
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
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
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
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
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
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
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
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
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
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
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
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
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
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
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
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
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
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
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
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
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
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
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
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
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
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
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
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
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
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
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
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
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
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
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
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
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
“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
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
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
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
”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
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
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
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
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
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
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
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
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大一新生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些迷茫 尤其是现代汉语通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两门课 课上听不懂
放心吧，只要上课啊就不会挂科的，大学语文专业不难，这几门课有时是考察课，不会挂的（不过要看不同的学校）。
不懂多问老师
语言类。
包括古今汉语和语言学理论。
古代汉语的学习内容，有文选、通论和常用词三大项；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则主要学习语音、词汇、语法、文学、修 辞及语言的本质、发展等方面的理论。
学习古汉语文选，要努力理解每篇课文的字、词、句、章的含义，特别是重点记号的字形结构、词性、词义和用法特点的分 析，搞清句子的语法结构，并结合课文积累常用实词和常用虚词。
学习古今汉语和语言学的理论，要突出对概念、术语、语言规律、构成情况、变化特点等的理解。
要加强记忆 知识的仓库要靠记忆来充实，记住的东西越多，人的知识越丰富，智力就越发达。
记忆有两种：机械记忆和逻辑记忆。
机械记忆就是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再说。
怎样才能提高记忆效率和记忆水平呢?下面介绍六种常用的记忆方法： 1、表格记忆法。
把教材所介绍的一些重要内容，分别制成表格，列出要点。
这样做不但方便记忆，而且有益于训练思维。
例如，学习现代文学作品选，可按作品名称、作家姓名、写作时间、主题思想、主要情节、主要人物、艺术特点、社会影响等项，排出一览表。
2、要点记忆法。
把需记内容的要点概括、总结出来，通过记要点来记住内容。
一些涉及变化规律、互相关系、意义影响等方面的内容，用这个记忆方法就比较好。
如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只要记住“间、对、粘”三字，并理解其含义，就掌握住了。
3、分类记忆法。
把某一课程的内容，按性质分成若干类，按类记忆。
如《语言学概论》，就可分为名词术语、变化规律、构成特点、方法手段、分类标准、来源情况等类别，把教材各章的有关内容分别归入其中。
4、例证记忆法。
通过记住典型例子、例句来记住有关的理论、规律、术语等。
例如，只要记住“项伯杀人，臣活之”、“春风又绿江南岸”、“齐威王欲将孙膑”三个例句，就可以掌握古代汉语中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用方法。
5、多看记忆法。
有些定义、术语、规律等，随记随忘，老是记不住，怎么办呢?可将这些内容写在小本子上，只要得空就拿出来看看，也可把它们写在小纸条上，贴在自己举目可见的桌子、衣橱、床头、门板、墙壁上。
见的次数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6、诵读记忆法。
有些内容，默记很难，可大声诵读，边读边记，口、耳、脑并用，这样记忆效果就比较显著。
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文专业的理论说程和理论内容很多，死学理论不但枯燥无味，而且很难理解掌握；而联系实际，不但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而且能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 力，学习也就活了。
例如，学习写作理论的文章分类，可以随手拿一份报纸，看看上面的各种文章各属哪一类，以及为什么；学习现代汉语中的层次分析法，可以随 手找一段文章，把里面的每个句子都作一番分析，等等。
有些实际问题，如果觉得解决不了，那就再回过头来重新学习教材内容，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对经过反复思 考而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应随时记在“问题汇集”本上，主动向别人讨教。
要认真研究试题类型和答题方法 在每次考试中，中文专业各课程几乎都有数以百计的考生仅以几分之差而过不了关。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固然在于这些考生未能全面掌握有关知识；但也不可 否认，确有一些考生不是由于水平不够，而是由于考试发挥不好，不善于正确答题而导致失败。
考试既是指示考生学习方向的指挥棒，也是衡量考生学习水平的标 尺。
因此，认真研究以往各课程的试题内容、试题类型和答题方法，从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借鉴，是至关重要的。
备注：现代汉语通论，有不会的可以问度娘;还有现当代文学就要多读读名家作品，看看作者背景知识，了解现当代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
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什么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学术性
谁的新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史何为
在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
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
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
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
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
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
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
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
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
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
“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
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
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
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
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
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
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
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
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
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
“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
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
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
“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
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
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
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
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
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
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
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
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
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
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
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
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
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
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
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
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
“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
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
“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
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
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
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
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
“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
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
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
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
“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
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
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
“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
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
“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
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
“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
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
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
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
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
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
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
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
“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
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
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
“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
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
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
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
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
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
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
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
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
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
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
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
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
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
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
“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
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
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
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
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
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
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
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
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
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
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
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
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
“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
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
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
“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
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
“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
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
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
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
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
“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
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参考资料：来源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鲁迅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什么
是 狂人 日记 ， 其中 ， 有很对内容 是讽刺 社会的，所以在当时得不到很大的推广...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不但写了《文化偏至论》、《魔罗诗力说》等文学论文，翻译了许多“域外”的进步小说，还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
然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声音虽然激进，但毕竟缺少呼应，不能造成一个运动。
而《新青年》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发难后，虽然也一时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影响就震撼人心了。
沈雁冰曾在《读<呐喊>》一文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页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
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与后来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惠的风》等作品相比，《狂人日记》确实“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没有因此而展开一场文艺论战；但是，《狂人日记》在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开拓现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流毒方面，其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
所以，鲁迅的成功，又在于他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深刻认识。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他还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为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后以偶阅《通鉴》，”乃司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
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
”由此可见，作品小序中所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摹传统笔记小说作法而写的反语，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说的“医家”有更深广的含义，并非狭义的“医生”、“大夫”。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
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
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
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
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
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作用
你们也会吃尽。
”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
“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疯子”。
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
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
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
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
从作品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
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
”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
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
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
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
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
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
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
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
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
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
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
此外，作者口中所带有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和新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寓热于冷”的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所以，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在中国，以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
笔记体是“采风式”的，章回体是“说书式”的，它们在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很好地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和意识，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抛弃本国的小说传统，在以自我表白为主要特征的日记体小说中，仍然能很好地运用白描手法，极简明地通过语言和行为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此外，作者对白话的运用，也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
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
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
”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
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等，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
鲁迅正是他高超的语言功力，在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同时，很成功地与传统小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本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才创造出了“日记体”这样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从创作方法上看，《狂人日记》主要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
这表现在作品重视典型环境的描写、重视细节的真实性、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方面。
我们在阅读中时，如果把狂人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他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他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
而“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甚至于“去年城里钉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个细节后来被作者用于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之中），确实是“从来如此”。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
在作品中，除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
无论是“很好的月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
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他的形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则更为突出。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
”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
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对其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