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读后感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
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
“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
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
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
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
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学衡派”由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的《学衡》杂志而得名，代表人物有吴宓（主编）胡先骕、梅光迪。
这些人都留过洋，满脑子“国粹”，却又自我标榜“学贯中西”，其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实际上是把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拼凑起来，作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
他们还配合北洋军阀政府“取缔新思潮”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梅）、《论新文化运动》（吴）等。
诋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以白话代替文言。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
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
1933年，《学衡》停刊。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12人。
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等。
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文学研究会宣言》声称：“将文艺当作高兴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
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文研会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道路，表现出一种淳朴、真挚、从容、自然的文风。
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古代“儒雅”一派作家所看重的“中和”品性，并在“五四”精神的影响，赋予了新的内容。
成就最大首推小说，所谓“问题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反帝反封建大主题，有的还表现对社会主义朦胧向往。
另外译介外国文学也取得很大成绩，他们译介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着。
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罗曼罗兰等。
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新月社 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代表人物有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闻一多、陈源，其成员基本上是欧美留学生。
他们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阵地发表作品，1926年4月，徐志摩在他主编《晨报副刊》上创办《诗刊》，提倡新格律诗为宗旨，发表一系列旨在实现“三美”[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新格律诗，其中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成就最大，最能体现新格律诗的形式。
这些新诗探索，为我国新诗发展作了独特贡献，影响深远，值得人们的肯定。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
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
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
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问问团队古事笑谈盟共1人编辑答案 2010-09-15 09:03 您已经评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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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0 老师讲的时候，做笔记不就得了。
百度文库里有。
现在一般用钱理群版的《现当代文学三十年》问问团队史海泛舟共1人编辑答案 2010-09-15 09:17 您已经评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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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0 也许是可以追究的.文化素源╋━／爱葝这 2010-09-15 09:22 您已经评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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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0 分期便于总结现代文学的发展特点,掌握它的基本面貌,并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但由于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不同,在分期命名上又说法不一. ①开拓期(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②丰收期(1927—193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③转折期(1937—1949).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 冰心，原名谢婉莹。
作品：《繁星》（诗集）1923，商务 《春水》（诗集）1923，新潮 《超人》（小说、散文集）1923、商务 《寄小读者》（散文集）1926，北新 《往事》（小说、散文集）1930，开明 《南归》（散文集）1931，北新 《姑姑》（小说集）1932，北新 《冰心全集之一——冰心小说集》1933，北新 《冰心全集之二——冰心诗集》1932， 北新 《冰心全集之三——冰心散文集》1932，北新 夏衍（1900-1995年）作家、剧作家。
原名沈乃熙。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 艾青（1910年03月27日—1996年05月05日） 中国现代诗人。
原名蒋海澄，《北风》、《大堰河》（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黎明的通知》、《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 秦牧，原名林阿书，《秦牧全集》 《火种集》 《秦牧散文集》 《彩蝶树》 《秦牧儿童文学全集》 《秦牧文集》 《秦牧散文选》 《花城》 峻青，（1922年4月20日——），原名孙俊卿，《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
本文（《海滨仲夏夜》）选自散文集《秋色赋》. 袁鹰原名田复春，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风帆》，《第十个春天》等；诗集《江湖集》《花环》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笔名，浙江绍兴人。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
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意在改变国民精神。
他曾在北大、北女师大任教。
1927年起定居上海，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伟大转变。
鲁迅一生著、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17本、小说集3部、散文和散文诗集各1部。
先后选入教材的有：小说《社戏》、《故乡》、《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呐喊自序》、《拿来主义》、《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灯下漫笔》（节选）等。
【周作人】（1884—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提倡“人的文学”，30年代和林语堂一起倡导“闲适幽默”小品，著有《自己的园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现代著名诗人，工于旧诗，尤长于七言，诗词具有爱国精神。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现代作家、学者。
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五四初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影响很大。
曾在古代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做过一些开创性工作。
主要作品有《胡适文存》。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
著有诗集《扬鞭集》和《回声实验记录》等专著。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沫若是笔名，四川乐山人。
现代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组织“创造社”，开展革命文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其著作极为丰富，主要诗集有《女神》、《星空》，主要剧作有《屈原》、《虎符》等。
另有小说、散文、评论、学术专著等。
诗歌《天上的街市》、历史剧《屈原》（节选）以及《〈鲁迅诗稿〉序》被选入教材。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任编辑，编过《小说月报》和《中学生》等刊物，并从事创作工作。
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倪焕之》，批判了“教育万能”的错误思想。
被选入教材的有《苏州园林》、《景泰蓝的制作》和小说《夜》。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浙江桐乡人。
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积极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在鲁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等。
先后选入教材的有：《自传》，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评论《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茅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我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现代作家。
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与郭沫若等组织了创造社。
1945年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杀害。
小说大多带有“自叙传”性质。
代表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散文《故都的秋》被选入教材。
【徐志摩】（1896—1931）笔名诗哲、南湖等，浙江海宁人。
新月派诗人。
曾留学美国、英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主要作品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
《再别康桥》入选教材。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
现代作家、学者、民主战士。
曾留学英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从事创作与学术研究，最后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战士。
其著作共26种，约200万字。
散文名篇《背影》、《春》、《绿》、《荷塘月色》、《威尼斯》被选入教材。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先后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等。
文学研究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欧行日记》等。
【瞿秋白】（1899—1935）原名阿双，后改名爽，又名霜，江苏常州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著名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
毕生从事革命斗争，曾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杂文集《乱弹及其他》。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节选《鲁迅的精神》曾被选入教材。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晔，笔名一多，湖北浠水人。
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前期新月派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
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历任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英勇投入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诗集《红烛》、《死水》表现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思。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笔名，满族，北京人。
现代作家。
五四时期开始白话创作。
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回国后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1951年被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济南的冬天》、《小麻雀》、《在烈日和暴雨下》、《茶馆》（节选）被选入教材。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乐至人。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抗战期间曾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长于诗词创作。
《梅岭三章》被选入教材。
【梁思成】（1901—1972），中国现代建筑学家。
广东新会人。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他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所著《中国建筑史》，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作出系统的论述。
有《梁思成文集》四卷出版。
《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入选教材。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现代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原名赵平复。
主要作品有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
现代作家、文物学家。
1926年起先后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其创作中影响较大的是乡土小说，主要表现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数民族的生活，讴歌下层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风俗美。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
《边城》（节选）被选入教材。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现代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
原名马福春。
主要作品有诗集《湖畔》、《灵山歌》，杂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
【巴金】（1904— ），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主要著作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小说《寒夜》、《憩园》等。
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丁玲】（1904—1986）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湖南澧县人。
主要著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
【臧克家】1905年出生，现代诗人，山东诸城人，主要著作有诗集《烙印》，小说集《挂红》，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
短诗《有的人》被广为传诵。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
现代作家。
早年即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
40年代先后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影响很大。
代表作《李有才板话》的节选《老杨同志》被选入教材。
【冯铿】（1907—1931）广东潮州人，现代女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
主要著作有《春雷》、《铁和火的新生》、《最后的出路》等。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
现代作家。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写了东北农村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获斯大林文学奖。
解放后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山乡巨变》。
被选入教材的有小说《分马》（《暴风骤雨》的节选）和散文《娘子关前》。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玉，湖北潜江人。
现代戏剧家。
学生时期就经常参加戏剧演出，大学毕业前写成话剧《雷雨》，轰动剧坛。
此后又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本。
曹禺在话剧艺术上的成就，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戏剧家之一。
《雷雨》（节选）被选入教材。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
现代诗人。
曾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3年回国后，从事爱国运动，遭逮捕入狱，在狱中创作了他的诗歌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名震诗坛。
40年代在延安先后出版6部诗集和许多长诗。
主要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等。
《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被选入教材。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
现代作家、著名学者。
他博学多能，学贯中西，曾任西南联大、暨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和《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等。
散文《读〈伊索寓言〉》入选教材。
【孙犁】（1913—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
现代作家。
曾当过职员和小学教师。
30年代到延安鲁艺，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优秀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一些散文集、论文集。
小说《荷花淀》、评论《好的语言与坏的语言》、散文《黄鹂》被选入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答怎么答题
简答题1、什么是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的核心即精神胜利法。
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他永远都是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
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
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而从人类学内涵来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
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都是一次绝望的轮回，只能无奈地返回自身。
这样，“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
这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
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提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2、简述茅盾的小说成就。
茅盾独特的小说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
他的小说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其次，适应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小说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
其性格塑造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
茅盾人物刻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造，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个形象系列。
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
此外，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他对小说结构的极大注意，也是他的显著特点。
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
在小说艺术表现上，他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对提高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比较分析沙汀与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答：沙汀的讽刺艺术重在“农民式的幽默”，讽刺时不漏声色、感情凝重，善于通过人物谈吐举止的细节刻画深层心理、场景气氛的烘托交织着某种诗意，等等。
张天翼善于抓住人物习惯动作与用语，凸现其灵魂，讽刺锋利劲捷，泼辣夸张。
4、为什么说30年代上海风行的“新感觉派”是现代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流派
答：首先是对“现代派”的界定。
“现代派”文学也称作“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与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迥然不同的文学类型，表现为形式上的荒谬与变形，内容上的危机感、幻灭感，重主观和心里，强调非理性等特征。
之所以说“新感觉派”是现代中国最完整的一支流派，有两个最基本的理由：一、“新感觉派”深受法国现代派文学和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影响，用现代人的眼观来观照都市，表达现代商业文明覆盖下的城市人群生存形态。
这主要是内容上的分析；二、在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上，借鉴大量的西方写作方法，包括心理分析、蒙太奇、意识流，以及以性爱心理发掘人性深层的方法。
5、评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内涵与文体特色。
答：关于文化内涵上，《呼兰河传》具有童年回忆的性质，主要描写记忆中的家乡人民的生存方式，特别是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对人的残害，所描写的东北风情，既有浓郁的地域性或地方性，又具有某种普遍性。
文体特色：创造了“诗化小说”或者“散文化小说”。
其小说结构、语言和抒情方式也很有艺术个性。
6、结合具体诗歌评析，论述戴望舒二三十年代诗歌观念与诗意诗风的演变。
答：戴望舒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领袖人物。
他前期的写作，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在朦胧的意象堆砌中，传达出柔美的感伤情调，他的名作《雨巷》就是一个代表，这首诗歌在音节安排，意象构造方面独具匠心。
但在《我的记忆》之后，诗人却主动对音乐进行了反叛，改用日常的口语书写现代的生活经验，寻找适合自己的鞋子，更多地从语言的内在韵律中，挖掘出“亲切”与“暗示”的风格。
7、试论鲁迅杂文与小说的关系。
答：首先：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有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二者在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上常常是相互印证和补充的；其次，鲁迅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杂文中常常出现的“共名”在创作思维和艺术手法上是相通的；第三，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与杂文关系最密切的小说集，现代细节的反复使用（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增强了现实性，如以老子、庄子女娲等古人古事为中心，穿插喜剧性的人物，他们口中常常出现 8、简析戴望舒在抗战爆发后诗风的变化。
他诗风又一转变从1939年写的《元日祝福》开始。
诗风新变表现在从抒写个人感伤情绪转为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交汇在一起，写出了一些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沉雄悲壮的诗。
《狱中题壁》写于被日军侵占后的香港狱中，抒发了对侵略者的“深深仇恨”和对自由、阳光的无比热望和向往，表达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
《我用残损的手掌》以“繁花似锦”的过去和“血和灰”的现在作鲜明对照，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憎和对祖国深深的爱，并寄深情于那“辽远的一角”坚信那是代表着敌人永远无法侵夺的新生的“永恒的中国”。
《偶成》表达对光明的确信。
这些诗都写得明朗而有深情。
艺术上，这类诗从内容到创作方法，已属于现实主义，表明他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皈依。
在诗体形式上，大都押韵，讲究章法句式，在较高层面上从散文化的自由体向新格律体回归。
9、简析张爱玲小说的主要特色。
苍凉、奇异、亦中亦洋、既雅又俗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
张爱玲出身于前清官宦大族，父母离异，家庭生活支离破碎，充满暴虐和摧残，这使她较早地感受到人类情感的残缺和人生的孤独苍凉，规定了她后来小说创作的基调。
在《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中，张爱玲放笔描写沪、港洋场上中层华人家庭中情欲的幽灵的猖獗、黄金的魔影肆虐和由此而出现的种种疯狂的变态心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从小说中走出来，展示出一个畸形扭曲的、苍凉没落的、又是习见为常的世界。
在张爱玲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燃烧着外国现代派常见的题材的沉香、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等，处处显出作家的主情主义倾向。
她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婚恋为题材，表现她的纯洁真挚的两性之爱的崇高和金钱社会对人类感情生活的侵蚀。
《金锁记》直接抨击了买卖婚姻，《倾城之恋》与写了婚姻苦涩的算计，《沉香屑——第一炉香》、《留情》等许多作品都描写了金钱社会中千疮百孔的两性之爱和寡情淡味的地夫妻生活，而对这些，张爱玲感到无限的苍凉。
总之，苍凉、奇异是张爱玲小说的基调，同时，她的小说又是中西结合，雅俗共赏的 10、简述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郁达夫小说的思想：1）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零余者”的悲哀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是一些受过现代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异国日本饱受民族歧视，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或在国内受社会的压迫被世人遗忘，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
2）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
在《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以留日学生为题材的作品中，描写了主人公作为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
《沉沦》主人公在投海自尽前，迸发出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起来的呼声，表达了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歧视进行了血泪控诉。
这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体验。
3）在小说中大胆直率地进行心理描写。
尤其被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小说中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这一点是不能被中国的道学家所接纳的。
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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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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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篇小说受到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
(天下教育网欢迎您投稿)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
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
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
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首先是反映他的变态心理。
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
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
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然后是“狂人逻辑”。
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
“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
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
再次是狂人的呓境。
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 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
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
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
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
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
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
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
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总之，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借实行虚，以虚证实。
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
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一切都视为当然。
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独特的心理描写。
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
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
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
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
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比喻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暗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
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
读者通过作品中的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
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象一个狂人，而作为体现作者意图得艺术手段，他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于这个手段，不仅构思颇见新意，而且结合得又天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除此之外，作品还采用了对照的手法。
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它抒情，具有很深的心理内涵。
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进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主流宣传进步、反对落后，追求民主、抨击独裁，讴歌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投降主义，成为民国时期文化领域的主旋律。
具体到不同的阶段，由于政治斗争内容的不同其文化主题也有所区别。
如“九·一八”事变以后，宣传抗日成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成为这一阶段文化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一些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仍在积极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