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读后感
读伦理学是一个具有文化教养的人的人获得道德上的正常发展所必需的。
伦理学是要一个人自己来读的，属一个人的自由教育，即他有选择地去继续进行的教育，并且是这种教育中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个人若想像苏格拉底所说的过和种经过思考的生活，就需要读伦理学，不论是自己一个人读还是同别人一起读。
读伦理学，最好从些最好的书读起。
这样的书能够使读者暂时从日常生活事务中走出来，静观这些事务，燕从更广泛的方面观照属于人的又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磁的事实的善与目的，观照和思考以某种生活方式同这种目的相联系的正义。
尼可马科伦理学读后感1000字，只要自己写的网上复制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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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思想史的作品四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本书是由作者李泽厚所编著，2008年6月1日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
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作：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至六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沈善洪：《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杨幻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桑咸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白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林代昭：《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1-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嘉谷：《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店1984年版。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先秦—南北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汇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9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跪求一篇中国社会思想史读书笔记 3000字以上 时间有限
中国社会思想史读书心得 一 关于本书南开大学王处辉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年版。
本书由几位学者合力编撰，采纳国内外已有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最简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中国自上古至20世纪初的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体例宏大，按照时代顺序一路道来，从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一直论述到近代时期的社会思想，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可使读者理清和把握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与顺承；此外，编撰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与专业素养，“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方面入手，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的认识、观念与规划，并作出独具特色的理论诠释”[①]，可谓功力深厚。
本书在论述先秦时期各家社会思想时，对所引原文做了注释，便于加深我们青年读者对古典文献的理解，以利于提高学习效果，作为一本教材，这可以说是一大人性化特色，可见编撰者用心之深。
本书共七篇四十九章。
各篇分章内容如下：第一篇绪论，介绍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方法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历史与现状综述。
第二篇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内容包括原始社会的社会思想、古代神话中反映的社会思想、夏商时期的社会思想和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
第三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轻天重民思想的发展与叔孙豹的“三不朽”、老子的社会思想、孔子的社会思想、墨子的社会思想、孟子的社会思想、庄子的社会思想、荀子的社会思想和韩非的社会思想。
第四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阐述了《礼记》的社会思想、陆贾与贾谊的社会思想、董仲舒的社会思想、王充的社会思想、王符的社会思想、道教《太平经》的社会思想、魏晋玄学家的社会思想、魏晋时期佛教的社会思想、葛洪的道教社会思想和鲍敬言陶渊明的乌托邦社会思想。
第五篇隋唐宋元时期的社会思想，主要有隋唐佛教的社会思想、隋唐道教的社会思想、韩愈的社会思想、柳宗元的社会思想、李觏(gou)的社会思想、王安石的社会思想、张载的社会思想、程颢程颐的社会思想、朱熹的社会思想、陈亮的社会思想、叶适的社会思想和邓牧的社会思想。
第六篇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王守仁的社会思想、何心隐的社会思想、李贽的社会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思想、顾炎武的社会思想、王夫之的社会思想和唐甄的社会思想。
第七篇近代时期的社会思想，包括龚自珍的社会思想、魏源的社会思想、洪秀全洪仁玕的社会思想、郑观应的社会思想、康有为的社会思想和孙中山的社会思想。
二 内容梳理（隋唐宋元时期社会思想之前）第一篇 绪论通过考察前辈学者对社会思想的定义，并借鉴各种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王处辉指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
”[②] 他的这种研究理路,主要基于对“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科学界定。
这个定义严格界定了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象，“在社会思想史与其他思想史研究之间划出了具体的边界，从而使社会思想研究具备了切实独立的自性，并且论证了社会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进而使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归属。
”[③]在界定“社会思想”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④]从这个定义中可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这三个彼此相关联的方面。
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史具体的技术性方法上，本书采用国别法、阶段法、学派法、人物法和著作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模式。
在宏观划分中多采用国别法和阶段法，而在具体论述思想内容与演变时多采用学派法、人物法和著作法，因为任何思想学派都是由一个个思想家代表构成的，他们的论述是代表了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社会思想的。
分别研究每个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审定他们的思想，从中梳理发现有意义的社会思想。
本书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辨证唯物论、斯大林的人类五种社会形态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的思想统摄全局，一以贯之，通篇论述系统连贯，无窒涩之感，但这也有不足之处，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现象总括在内，总不可避免有各种“例外”，但如果把这些“例外”强行塞进设定好的框架内，就会显得机械、简单、粗暴，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行为，没有说服力。
实际上，中国社会思想必须回归历史情境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的社会思想开发，不仅是由古代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的过程，而且也是传统思考方式向现代思考方式的转换。
用任何一种理论框架强行架构都是不合理的。
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疑惑，无他。
当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取材与研究中心问题上，所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都是取材于中国历代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以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为其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是精英思想家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观念、主张和设计。
这种研究内容和视角的选取，不仅仅由于研究所需文献和资料多寡的问题，而且也在于从古至今思想与社会互动的问题。
古代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主要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他们的思考也习惯性地专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维护社会秩序，最终达成一种理想社会。
本书则提出中国社会思想应分官方、士林和民间三个层次来综合论述，单一阐述以精英思想家为代表的士林阶层思想则显单薄与片面，提倡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民间社会之大众生活理念的层面，对中国的精英与民间的社会思想都有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二篇 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限于文献资料考古文物的缺乏以及研究程度的不系统，在原始社会的社会思想方面，论述较为简略，只从原始社会历史研究中如氏族公社、原始宗教、社会习俗和巫觋（xi）文化等描述当时社会场景、秩序和社会思想。
古代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大禹治水、后羿射日、伏羲之生等感生说反映原始人类在长时期同大自然和其他动物共存斗争中得到了初步胜利所引起的作为“人”的自豪感，人由神亲手创造而且人像神，以别于其他生物，这就决定了人类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
感生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观念中妇女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的思想。
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更为文明化的社会思想，但它们是非常粗浅、简单而不发达，又各不相关没有系统，绝大多数是反映人和自然斗争的情况，人与社会关系的则很少，隐约反映出一些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进化的思想，但不完整。
从夏商到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的趋势，是从重视神事向重视人间事物的方向发展，其思想文化由氏族社会后期的以巫术文化占主导，发展为殷商时期的以祭祀文化为主导，再发展为西周时期的以礼乐文化为主导。
夏商时期巫觋文化转向祭祀文化，祭祀礼仪逐步规范化，是这一时期社会规范的主要内容，发展到周代，这种源于祭祀的礼仪规范又进而逐步脱去祭祀的外衣，演变摆脱宗教内容的社会规范体系，即所谓“周礼”或“礼乐文化”。
这种社会思想发展的大趋向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社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便成为后来的儒家社会思想文化之滥觞。
商代社会行为规范思想是以“德——礼——孝”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宣扬神权，重视个人修养和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以整合社会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它是殷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思想。
”[⑤]西周宗法制和封建制反映当时的社会组织思想，周代确定了以身份为继替标准的原则，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控制组织体系，宗法制思想，标志着古代中国社会组织思想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西周的封建制度则兼顾了政治上的实际需要及历史文化上的深远意义，人并不只是在空间上结群，还要在时间上、历史文化传统中与古人及后代认同，它成为后来中国儒家社会组织理论的思想基础。
礼乐制度是西周的社会规范思想，礼治思想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原则。
宗法制度所设计出的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治理社会的组织框架，礼乐制度所设计出的则是在宗法制度之中调解内部各种关系，维护贵族特权的行为规范，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社会规范思想，是在宗法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公旦的天命随德行而转移的观念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想，表明社会人生的重心，已经从天帝鬼神一边转移到人类内在德行一边。
周公旦的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代表了君师合一的理想，成了后来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随民心与德行而转移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滥觞。
第三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很多社会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有人称这个时期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勃兴时代”，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⑥]春秋时期出现的重民社会思潮，是从氏族社会后期巫术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的发展，到夏商时期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再到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及周公旦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等一系列社会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已经形成独自的特色，也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⑦]此后，研究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社会问题及从现实的世俗社会出发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而曾经作为主流文化的巫术文化，则相对退居为非主流的行列。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论是春秋时期这一社会思想转向的典型代表。
它完全摆脱了“天”或“天命”对人生价值的影响，表现当时中国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对他人做出有益的事业，这样，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可以死而朽，但他所建立的德、功、言则可以永垂不朽。
这样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转向和发展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至晚到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社会本位和伦理本位的特色已经形成。
孔子以礼作为自己社会规范思想理论，礼看似是对人加以限制，造成分别，其实作用在于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使相通和如一体。
“礼乐”并举，“诗礼”并称，“礼”代表了规范性、道德性的一面，“诗”与“乐”则代表了整合性、艺术性的一面，孔子强调规范性与整合性兼顾，道德与艺术合一的理想境界，然而后世的儒学，尤其是自宋代以后，弥漫着一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泛道德主义又常与政治相结合。
“道德的绝对化易流于自以为是的意气用事，道德的政治化则沦为意识形态，以道德的名义迫害异己。
二者之病都在于不宽容，不宽容是由于把事情看成非黑即白，没有调和的余地。
”[⑧]后世儒学则走向了刚毅一路。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克己”是一种人的心理素质的修养，要把“礼”的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行动中。
孔子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思想是建立在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
他的社会思想始终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教训，强调“信”是维系社会是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
墨子的社会思想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反对贵族阶级，提倡所有人都过一种无差别的生活。
其学说大多针对社会问题而发，所以有短视之嫌，一种学说要根据其超越性而衡评其价值，能旷观玄览于人文历史的繁变而窥见人类之一般性、共通性的问题，才能超越时代、地域、文化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墨家学说在战国之后便销声匿迹，这也是一个原因。
墨子具有一种宗教家一般的救世热忱与伟大人格，艰苦卓绝。
其学说注重实利，它并不致力于学理的细密探讨，而是崇尚实行，常站在纯经济的立场上看问题；具有一种社会反叛性，重在批评当时的社会状况。
孟子提出性善论，有利于启发人的自信，鼓励人们努力向上，有利于社会倡导教化，规范行为，寓含人人平等之义，并包含人文历史演化的思想。
提出社会分工思想，“通工易事”，肯定了脑力劳动。
其社会整合方案观点主要有“与民同乐”论和“制民之产”论，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彼此相通。
并以“仁政”作为其社会治理方案，“不忍人之心”、“推恩”、“寡欲”、“养心”、“反求诸己”、“明人论”等等。
荀子提出性恶论，他的社会思想的核心的强调礼乐教化的价值，性恶论即时围绕这一宗旨，为突出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而提出的。
荀子极其重视师法教化的作用，对“礼”与“乐”的社会功能作了最系统、最深刻的探讨，认为礼具有满足人的欲望，建立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人类根本心情的表达，是对人类自然本有情感的一种恰当安排，乐具有调适社会关系的功能。
礼和乐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和调适人与人关系的功能，只是“礼”侧重于外在的刚性规范和调适，“乐”则侧重于内在的柔性规范和调适，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生活秩序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荀子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就是“至平”社会，是一个“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的社会，一个等级森严而有序的社会，一个明确社会分工的社会，一个“群道当”的社会，一个人们的基本物质欲望都可满足的社会。
荀子的社会思想有一种儒学法家化和重人轻天的倾向。
小结本篇，作者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溢于言表，以赞赏的视角阐述儒家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沉稳笔风论述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宽容并包，集各家所长，较为深刻透彻。
对墨家思想的评价可谓精彩纷呈，独到精辟，可成一家之言，尤其是在论述儒墨两家异同时，作者广征博引，胸中洒落，比较各家长短优劣，酣畅淋漓，读之让人拍案以和。
但对老子和庄子思想的论述则显心有余而力不足，认知不深，没有纵览全局的概述，仅就老庄著述的只言片字进行解说再解说，泛泛而谈，就在“庐山”中盘旋，对老庄的精深思想体悟不深，读之味同嚼蜡。
编撰者对韩非思想论述时情绪化较强，失之偏颇。
个人认为韩非思想中是把政府与社会对立起来，特别强调和推崇政府至上，主张政府用各种措施打压社会力量。
其实，这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建构和整合，只不过它是以民间社会的破坏为代价换取上层政府的安逸，这是一种不宽容的政治。
当政治秩序和强制性权力难以深入人心是，只能建立强制性的法，社会由内部自治转变为外部强制，一旦外部强制力减弱，社会就会陷于无序，天下大乱。
韩非的法家思想走向了“术”的狭窄路径。
第四篇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东汉时期，谶纬的流行，今文经的谶纬化，使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也就降低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解释力和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到汉魏之际，社会思想发展的大势，就是对两汉儒家经学的改造和超越。
”[⑨]汉代儒学经学谶纬化的结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玄学盛行、道教佛教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教鼎力的局面，三教以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设计和建构社会整合方案。
陆贾崇尚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其社会理想是社会处以一个无为的状态中，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怡然自得，都能够各得其所，社会不用坚甲利兵和深刑刻法来控制和整合社会，而是社会的统治者已经不言而信，不怒自威，垂拱而治。
贾谊对当时社会出现的弊端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如藩镇问题、社会积蓄问题、奢侈问题、社会风俗问题等，根据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社会秩序整合思想，不可泥古不化，要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时宜的方针与策略，主张礼法并用，以礼治为主的方法进行社会整合。
本书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实际意义就是要把地主阶级的阶级性说成善性，是具有天生就能合于社会规范的“圣人之性”，而贫苦的人民只有恶性，是天生不可教化的，社会中间阶段，则可以通过教化，成为遵守规范，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人。
这种说法虽有很强的战斗性，但我认为作者这样分析太过狭隘，可结合王符论人的社会化思想来理解董氏的人性论。
王符认为，从职能上讲，有“上智与下愚之民”，但这是极少数，而“中庸之民”为大多数，关键在于通过教化让他们习得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
两汉关于社会人的智愚划分，先有董仲舒，再有班固，又有王符，一路下来，其实上智与下愚划分的最终目的是强调中间绝大多数的“中庸之民”，是为了突出教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塑造功能，教之以礼，辅之以法，使之尊礼守法，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
这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与设计。
王充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关键在于社会教育和熏陶，并指出学得社会规范的途径：自己主动学习，尊长的教告劝勉，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秩序理乱的论述中王充陷入了社会宿命论，他虽认为社会的变迁与治乱不是由天决定的，但是受“时”“数”等超现实社会的因素所制约的，人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道教《太平经》论述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衣食男女、社会平等思想、财产公有思想、人人劳动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
葛洪所倡导的社会思想包括游仙避世思想、社会控制思想、无忧无虑的神仙社会等。
葛洪的社会进化思想值得珍视，葛氏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古不如今，今胜于古。
佛教的基本社会思想是“四谛”说、“八苦”说、“轮回”说和“因果报应”说等。
四谛是指苦、集、灭、道。
苦谛是讲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集谛是讲造成这些痛苦的各种原因，灭谛是讲佛是最为理想的无苦境界，道谛是讲为实现佛教的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
高僧道安主张佛教从现实社会中更彻底地超脱，理想的归宿是距离现实社会更远的境界这是道安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思想。
高僧慧远的社会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儒、玄、佛结合的趋向，“三世报应”中的现报、生报、后报之说，将人们社会行为善恶的报应时空扩大到前生乃至数生之前或来生，乃至二生、三生、百生、千生之后，这是对佛教本色化的一种发展和推动。
关于魏晋玄学家的社会思想的一点思考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一脉的，可谓“魏晋人物晚唐诗”。
魏晋玄学家“清谈之起，其远因由于汉季以来学术思想之转变与解放及佛教东渐教理之启迪。
”[⑩] 关于玄学之起因，前文已经提及，此不赘述。
就其社会思想嬗变而言，贺昌群对此的论述可谓一家之言，“是知文化思想之盛衰，盖有随时救弊之义焉。
周末百家争鸣，至汉而整齐之，以名物训诂之实救其虚，实之弊必流于烦琐，魏晋六朝玄学以虚救之，虚之弊空疏，隋唐义疏乃以实救之，宋明理学复以虚救隋唐之实，清代朴学又以实就宋明之虚”。
[11]“大抵大一统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易趋于平稳，笃实；衰乱之代荣辱无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虑之迫切，于是对宇宙之始终，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义，人我之关系，心物质离合，哀乐之情感，皆成当前之问题，而思有以解决之，以为安身立命之道。
”[12]（注：不确定是否是第58页，当时读书笔记做得不正规不完整，以前抄书时只记自己感兴趣的观点，大段抄写时没有标明页数变化等细节，借到贺氏本书时我会再查。
）本书对魏晋玄学家社会思想的论述不够深刻，失之偏颇，用阶级斗争富有战斗性的理论来框自然旷达而真性情的魏晋玄学，显然力不从心。
本书从政治权术方面来介绍何晏、王弼的社会治理方案，认为其目的在于使皇帝成为傀儡，使何、王一方的大臣得以专权；其“无为而治”的目的是愚民，为贵族的放荡的生活制造理论根据。
在这里，笔者想借用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我不认为中国魏晋的士大夫群体们有如此险恶之用心，有如此低下的社会道义责任感。
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他们对社会秩序构建、历代王朝治乱盛衰的理性思考及寻求国家治康以避免社会动荡的实践，从未停止。
身处乱世，面对社会的动荡，这些敏锐的社会精英和知识人，“为了消除战乱达成安康，他们想象曾经在过去存在的美好世道，作为当下社会现实的镜像，希图借鉴黄金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安排乱世走向秩序。
”[13]可谓一语道破。
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秩序的崩溃是在春秋战国，屈原的《天问》则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追问与反思，第二次社会秩序的崩溃是东汉末。
社会秩序崩溃，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们出于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及终极关怀的社会道义责任感，兴起了终极价值本源的探索，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避世放诞行径。
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所谓的“名教致乱论”也并不像本书所探讨的那样，其实他们绝对不反对名教，而是反对被当权者渲染后形式化的名教。
他们想重建有效的社会秩序。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士大夫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居功至伟。
没有魏晋这一代人的思考，儒学在宋重整，是不可想象的。
“当何晏风徽鼎盛之时，有不世之天才王弼出，故树立清谈之宗风，开玄学本体论之端绪，合儒道之第一义而为形上之学，降及六朝，与佛教之般若相结合，隋唐时代复位禅宗所攀连，至宋儒学遂集此数者之大成而归结于经典之解释，此即宋明时代之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完成一伟大崇高之哲学体系，则弼可谓天纵之智也。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之所以选读这本书，是因为我的课程中有一门是“西方社会思想史”，授课老师麦思杰也有要求我们读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他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一本经典的著作，历经百年仍然经久不衰，这是因为韦伯对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给予世人启发和提示。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基督教的禁欲精神就是让教徒更加注重来世、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赚钱但是并不乱花钱，他们把钱用去投资，所以慢慢产生了资本主义，读后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西方的近代才产生，而在古代的东方就有出现，只是没有象西方这样发展得这么发达。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
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
因此西方在工业生产中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东方没有将科技用于生产力中，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
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
这就是我读到现在的心得，虽然我还没有把书完全看完，可我找了一些资料了解了本书的基本要义。
毕竟这些古典的书如果不接借助其他资料的话，是很难对作者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的。
接下来，我要继续把这本书看完，得出自己的见解。
以上就是我读这本书目前的心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近现代史学习心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
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
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
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
谁能告诉我
”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
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
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
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
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
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
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
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
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
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
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
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
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
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
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
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
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
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
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他人意见 仅供参考 望有帮助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读后感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读后感假期里，我读了著名作家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
大作家以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眼光，以文学家的手法，用饱蘸感情的笔写就了这部作品。
这部书凝聚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之情，写出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追求，预示了古老而又最具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无限光明的未来。
作者深入浅出地耕耘“儿童意识的土壤”，启迪青少年热爱母亲的天性，读了这本书，我感到祖国是我们心中永生的母亲。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这本书就是告诉青少年“我们的母亲叫中国”。
让青少年感受到博大的母爱，升华一种纯洁而高尚的情感，从而爱自己的母亲，爱自己的祖国。
作者用十分优美的写作手法表达意思，插入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富有儿童情趣地讲了女娲造人的神话：“她用水和泥，捏了一些同自己相仿的泥娃娃，有男、有女，……这些‘泥娃娃’一放到地上就活动起来，动动手脚，摇摇脑袋，睁眼望世界，张嘴出声音，叽里哇啦地吵着、笑着、蹦蹦跳跳地奔忙着。
他们围在身边，亲亲热呼叫，那声音整齐划一，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妈妈’
”—完全是一幅诗意盎然的创世图画。
接着写下的就是他的独特感悟了：“我们的民族都源自一位伟大的母亲，不论我们居住在哪里，都是同胞兄弟。
当我们的先人都从手里的泥巴为人的时候，那一刻是多么神圣和庄严。
女娲造人是神话，也是中华民族共有一位伟大母亲这一史实的诗化象征。
“母亲是生命的源头，成长的摇篮”热爱母亲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我们把祖国称为母亲，因为只有“母亲”这个词才能表达我们对祖国最忠诚、最纯洁、最真挚、最深厚、最伟大的感情。
我向同学们推荐这部书，这是一部会让你激动得心跳的好书，也是一部浅显易懂而又生动的中华百科全书，内容有祖国的自然史、朝代史、地理地貌、气候、物产、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事文明、科学技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习俗人情。
读过这本书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每个华夏子孙都把龙看作自己的图腾。
这是一部会让读者感染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书，她告诉你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璀璨文化，激发你用全部身心去塑造祖国母亲的伟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