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中国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百官有哪些,如宋真宗
宋代真宗时期以御史为御史台长官，下设三院，其中通判监州事，路一级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也可作为临时执行监督职责。
战国御史官战国时期，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官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
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
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
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
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
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
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
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
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
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
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
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
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
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
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
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
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
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
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
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
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
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失去了监督地方的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的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中尉、中丞）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
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
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
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
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
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
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
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
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
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御史大夫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
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
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
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
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
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
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
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
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
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
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
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
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
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
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御史，通判，转运使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
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
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
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
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
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
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
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御史大夫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
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
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
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左右都御史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
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
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
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
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
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
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
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
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
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
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
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
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
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御史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
在中央，仍设都察院。
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
“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
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
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
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
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
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
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
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
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
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
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
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
金攻入之后掳走了宋钦宗和宋徽宗，北亡，赵构逃到南方，建立政权，称为。
公元960年，一个新兴势力，宋（公元960-1279），再次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但在1127年宋朝廷因没能打退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被迫放弃北方。
所以宋朝又被分成北宋（公元960-1127）和南宋（公元1127-1279）两个阶段。
北宋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
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北宋与以后的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
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黄袍加身。
并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
因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驻在宋州，所以建国号为宋，定都于开封。
史称北宋。
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俶，平定北汉。
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
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
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
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
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
为防止武将专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
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
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
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
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
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
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北宋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使宋朝中央集权得到强化。
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使宋朝国祚延长，但却造成宋代的国力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地方权宪过小、军队战斗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极后果。
北宋的外敌主要有辽国(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国。
尽管宋室耗费大量银、绢向它们缴纳岁币，始终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状态。
最后亡于外敌之手。
北宋虽然外患深重、积贫积弱，但在内治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之强，人才之盛较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初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
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
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41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
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远超唐代。
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而宋都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开封在北宋时又称东京(东都或汴京)。
据记载，东京的手工、商业多达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铺林立；闹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绝。
在京都市场上，各地货物琳琅满目，甚至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的商品亦有买卖。
而北宋为了应付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社会经济的发达，由此亦可见一斑。
宋人孟元老曾撰《东京梦华录》，详尽描写宋东京的繁华，当时开封城中有闹市、有酒楼、有茶馆、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尽，五更时分又再燃灯开张，夜以继日，人烟不断，可谓「不夜城」。
此外，画家张择端还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
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
上河是宋时民间对清明祭祖坟之谓，意同「上冢」。
该画描绘出清明时节东京东角子门内外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但见桥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行人络绎不绝，表现出当时中国第一都会的繁荣兴盛。
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北宋有着极高的成就。
其间名人辈出。
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史学方面，北宋欧阳修等编纂《新唐书》，对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贡献。
而司马光主编的钜着《资治通鉴》，更是编年史的典范。
《资治通鉴》自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历时十九年。
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兴衰、政治的得失记载下来，为后代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借鉴，它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除史学之外，北宋的文学发展，也在中国文坛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宋词」，更是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另一座丰碑。
北宋的词人辈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等。
柳永、周邦彦的词以绮艳著称，而豪放派的苏轼则最为后世所熟识。
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唐宋古文八大家」。
在北宋文学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当中有许多作品传颂至今。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话本和戏曲这类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并为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的兴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由此可见，北宋的文学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
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北宋由于一建国即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积贫积弱局面：对外软弱无能，屡受外敌进侵；对内吏治败坏，冗官冗吏充斥。
有识之士深以为忧，遂生改革弊政之议，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
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但两次变法维新却屡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
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时期。
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
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
以山东梁山泊为据点的宋江农民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并屡次打败官军。
最后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爱奇石玩好，时常在民间搜刮珍宝，并用大船运回京，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许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东南地区的杭州一带受害尤烈，终于激起以方腊为首的民变。
朝廷不断派重兵镇压，均未成功。
后来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队伍参与围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灭起义军，方腊被俘并于同年八月被处死。
宋末农民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却大大地动摇了宋室的统治。
与此同时，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崛起。
宋室为了收复燕、云诸州，便联金灭辽，但其虚弱也为金国所洞悉。
就在灭辽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两路大举南下侵宋。
东路大军由斡不离指挥，西路则由粘罕指挥，共同进攻太原。
此时，宋朝的局面已经大乱，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
寄希望于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转不利局势。
此时，金兵已到达黄河岸边，直迫宋都开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
北宋军队在丞相李纲的指挥下，击退了金军，暂时制止了金国的南侵，但由于徽、钦二帝的无能，一心想和金国求和。
他们先后答应割地赔款给金国，又罢免了李纲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无忌惮。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汴京。
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废宋帝为庶人，立宋臣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
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其间共历七世九帝，享国一百六十八年。
（公元1127年-1279年），始于高宗赵构，终于卫王，共9帝。
南宋王朝极其懦弱，偏安一隅。
从赵构开始，一朝皇帝全无作为，奸臣当道，堪称最软弱的王朝。
高宗赵构（1107-1187）公元1127-1162年在位，在位36年 高宗赵构，宋徽宗第九子。
1127年即位于南京（今商丘），史称南宋，1138年迁都杭州。
冤杀主战派岳飞，向金朝屈膝投降。
在内，则大修宫舍，穷奢极欲，只图偏安。
彻头彻尾的昏君。
1162年，让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
死于1187年，时年81岁。
孝宗（1127-1194） 公元1162-1189年在位，在位27年 孝宗赵伯宗，字永元。
宋太祖七世孙，秀王的儿子。
1162年即位，恢复岳飞的名誉，开始抗战，但被打败，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
1189年，禅位与其子，称太上皇。
1194年死，时年68岁。
光宗（1147-1194）公元1189-1194年在位，在位6年 光宗，孝宗第三子。
即位时已40多岁。
不仅政治昏聩，而且惧内，其皇后李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
1194年退位，死于1200年，时年54岁。
宁宗赵扩（1168-1224）公元1194年即位，在位31年 宁宗赵扩，光宗第二子。
1208年，与金国签定屈辱的“嘉定和议”。
死于1224年，时年57岁。
理宗赵昀（1205-1264） 公元1224年即位，在位40年 理宗赵昀，宋太祖十世孙。
宁宗无子，死后杨后立理宗为帝。
确立了朱熹道学的统治地位，1234年，联合蒙古灭金。
此后，政治日坏。
死于1264年时年60岁。
度宗（1240-1274） 公元1264年即位，在位11年 度宗赵祺，理宗侄，父赵与芮。
即位后沉迷酒色，权臣贾似道专制，朝政日败，南宋危在旦夕。
死于1274年，时年35岁。
恭帝（1271-1323） 公元1274-1276年在位，在位2年 恭帝赵显，度宗嫡子。
即位时才4岁，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恭帝被俘，1288年，忽必烈强迫他到西藏出家，成为高僧。
1323年，被赐死。
时年53岁。
端宗（1269-1278） 公元1276年即位，在位2年 端宗，恭帝兄，度宗庶子。
在福州即位，即位后，兵败逃亡，途中病死。
时年10岁。
卫王（1272-1279） 公元1278年即位，在位1年 卫王赵丙，度宗第三子，兵败后，被元兵逼迫，丞相陆秀夫负卫王投海自尽。
时年8岁。
刘宋（420～479），中国南朝第一个王朝刘宋（420～479）。
刘裕创建。
都建康。
宋初疆域北以秦岭、黄河与北魏为界，西至今四川，西南至今云南，南至今越南横山，东和东南直抵海滨，是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的王朝。
刘裕早年曾为北府兵将刘牢之参军。
桓玄篡晋后，刘裕联合部分北府旧人举兵攻灭桓玄，从此掌握晋室军政实权 。
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 ，改元永初 ，国号宋，历史上又称刘宋。
刘裕鉴于东晋门阀专政、王权弱小、方镇割据的积弊，在中央任用寒人掌典机要，地方则多由宗室出任方镇，以求加强专制皇权。
刘裕还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人民负担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民的境遇有所改善。
永初三年（422）刘裕死 ，长子刘义符继位 。
两年后 ，大臣徐羡之等废杀义符 ，立其三弟刘义隆为帝（宋文帝）。
刘义隆继续执行刘裕的政策，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减轻或免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 。
劝农、兴学、招贤，开炉铸钱。
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
宋文帝元嘉之世是东晋南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刘宋时，黄河以北的北魏日益强大 。
早在刘裕统治末年 ，北魏已陆续夺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和洛阳等重镇。
北魏统一北方后，又调集60万大军南下，直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准备渡江进攻建康。
由于江淮人民坚壁清野，魏军抄掠无所获，人马饥乏；加之宋军在沿江数百里内建立起坚固的防线，魏军只得北撤。
魏军的南侵，对江、淮、青、济广大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破坏，宋朝国力从此大为削弱 。
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杀文帝自立。
同年，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起兵诛劭，即帝位，是为孝武帝。
他为了加强对地方军政的控制，无论长王临藩或素族指皇族以外的土族）出镇，都派典签分掌实权，严加监视。
诸王和镇将因遭疑忌，先后起兵作乱，于是皇室内部，君臣之间，相互残杀，愈演愈烈。
被疑忌的文臣武将，有的被杀，有的叛国投敌。
刘宋失去了淮河以北大片土地，南朝疆域再次缩小。
元嘉以后，宋王朝对人民的剥削亦日益加重。
当时实行计资分等纳调，地方官为了提高户等以增加税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泰豫元年（472明帝死，子刘昱（后废帝）继位，内乱更加炽热。
这时实权已落入中领军萧道成手中。
元徽五年（ 477 ）萧道成杀刘昱 ，立昱弟刘准为帝（即顺帝） 。
升明三年（479）， 萧道成废刘准，称帝建齐朝，宋亡。
古代状元文章
中国科举存续时间长达1300年，其间出现的状元作文差不多在1300篇上下，加一些中榜的优秀“满分作文”，数量多得不计其数。
这些状元作文是中国考试史上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古代有人专门将这些试题、作文收集起来，编成类似今天的示范作文，供学子们学习、收藏。
可惜在1904年光绪朝废除了科举制后，大多佚失了，特别是宋、元、明三代的试题、作文，佚失最严重。
正如中国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鎏所说，这些作文“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
因为存世不多，外界能看到的古代状元作文更少。
这里，将刘春霖的作文和主考官给的评语，完全地披露于下——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试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造就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
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
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
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
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神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
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
三者孰为最急策。
中而不倚、强哉矫义---------------------------------------------------------------------------------------------------------------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
夫立国之初、每鉴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时势所迫、出於不得不然、非能使子孙世守以维万世之安也。
嗣世之主、昧于时变、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无中于祸败、岂可得哉。
吾尝综观前史、历代内外轻重之际、得失之故、有由然也。
夫天子建国、居中驭外、大抵据形胜以临天下、而操纵进退自相维系、是以四方顺轨而下无觊觎、使非集权於中枢、久之必有拥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适召天下数世之患。
然使国家不寄阃於四方、则朝廷又孤立无援、势必至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
此千古以来祸机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昔周有天下、诸侯裂土握强兵、而拥列城者星罗环拱。
降及衰、周天子守府、然而绵延五百余年、从无权奸篡夺之祸、惧诸侯也。
然自春秋以降至於战国、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拥空名於上、而卒灭於秦。
唐有天下、行府兵之制、沿边置节度府、天下劲旅布处四方。
突厥吐蕃之寇、天宝灵武之乱、皆资外兵扶翼而不遽亡。
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义一表、乃震惧不敢复肆、其制可谓善矣。
然自安史之后，藩镇外擅，更为乖逆、至合纵以抗天子。
飚驰云扰、终唐之世、其祸不解。
凡此皆外重内轻、其失至於负隅怙强、朝廷不能制也。
秦始皇惩周末之弊、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关中、自以为万世有天下矣。
然外无信臣精卒以制其内、赵高一薰腐之余、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於股掌之上、天下熟视而不敢校。
及陈胜吴广之徒起、奋梃大呼、天下弗能御也。
魏文帝侵削诸侯、有同幽絷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其势固莫能为乱也。
然再传而后微弱益甚、司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夺之。
此又外轻内重、其失由於国无外援，故左右敢为乱逆而不顾也。
且非独周唐秦魏然也。
汉惩秦弊、广建亲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后复有七国之变。
武帝离裂大国以弱枝叶、未几王莽崛起、公移汉祚。
宋惩唐季五代之乱、杯酒而释兵权、务用文臣以柔其国、卒有靖康之祸。
明惩宋室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难之师猝起而莫救。
若此者皆所谓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而不可解也。
虽然立国之初、固不能逆睹后日之害而预防之也。
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於所防之外。
惟嗣主深虑、知化规天下大势之所趋、因时制变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势已转、庶天下可久安长治、而无倾覆之忧。
不然使周无夷王之下堂、幽王之东迁、秦无二世之昏虐、魏无齐王之幼暗、唐无代宗德宗之姑息、则其祸乱亦未必遽至於是也。
贾生有言、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如因四朝之乱弱、而归咎其祖宗立国初制之不善、则天下岂有无弊之法哉。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吾尝读贾谊新书、观其上书文帝、请试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当挟五饵三表之说、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
其所谓三表、则曰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
至所谓五饵、不过娱其耳目口腹、以丧其心志而已。
呜乎、若三表者、尚不失圣王柔远之旨。
至若五饵、则未尝不怪其计之陋也。
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
善治国者、不能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
若导人於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
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於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
於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
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贤，遗戎王以女乐二八、以间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
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戒之曰、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
执是以观谊之说、未尝不效。
然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
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
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
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
或曰、后世文明之国、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输入异国、以陷溺其心思、而汨没其志气者、汉何不可施之於匈奴乎。
曰、此正文明进化之机也、好其物则必艳其术、艳其术则必学其学。
夫使举国群趋於文明之学、适足以增其国力而已矣。
汉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
使由爱好汉物而因以渐求文章礼乐伦常之盛、则魏孝文帝之业不难遽见於西汉之世也、岂足以敝其国哉。
故吾谓御侮之道、惟当力求所以强国芘民之术、使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自能令单于远遁而边尘不惊。
若贾生之说、虽时或有效、何足取哉。
此班氏所为良史欤。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
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
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
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
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
三者孰为最急策。
环地球而国者以数十计、其盛衰存亡之数不一端、而大原必起於教育、故学堂者东西各国之所同重也。
学堂之设，大旨有三、曰陶铸国民、曰造就人才、曰振兴实业、三者不可偏废。
而立学者必自度其国家之性质、以为缓急之端。
今中国因积弱之弊，欲以学战与列强竞存、则必以陶铸国民为第一要义。
何者、国民之资格不成、则国不可立。
虽有人才、可以为我用、亦可为人用。
虽有实业、可以为我有、亦可为人有。
所谓国民者、有善良之德，有忠爱之心、有自养之技能、有必需之知识。
知此身与国家之关系、对国家之义务、以一身为国家所公有而不敢自私、以一身为国家所独有而不敢媚外。
凡为国家之敌者、虽有圣哲，亦必竭其才力以与之抗、至於粉身绝脰而不悔、终不肯以毛发利益让之於人。
以此资格教成全国之民、虽有强邻悍族、亦将敛步夺气而敢犯、然后人才可兴、实业可振也。
中国以重文轻武之故，民气靡弱偷惰、谋私利不谋公益、无善良之德、视国事不干己事、无忠爱之心、专事分利、无自养之技能、末习溥通、无必需之知识。
稍有解外国语言而习其事者、则相与服属外人而为之伥。
於此而欲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不亦难乎。
方今欲建学校以图富强、非鼓其特立之精神不足以挽回积习。
日本与我同处亚东、其弊亦在致相类、今一变而跻於列强之次者、亦以重尚武之精神也。
夫今日人才销乏可谓极矣，政治废弛、法律繁乱、财政竭蹶、外交失误、则设专门以储才固当务之急矣。
然窃谓即有人才而庶政亦不能善。
何也，一人修之、百人挠之、其势必不能胜。
古之立国、惟恃有二三豪杰。
今之立国、则恃有全国之国民。
不然、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以与文明诸大国争衡、虽有英雄、岂能措其手哉。
至於农工之业、拘守故辙、商矿之利、见夺外人。
以中国人力之勤，物产之博、苟分设各学致富之道、尤可跷足而待。
然兴一事必招洋股、创一利适资他族、皆其民无特立之质，故利未兴而害乘之矣。
由是以观、则知必养成完备之国民、然后人才为我国之人才、非他国之人才、实业为我国之实业，非异国之实业。
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尝以独立自尊一语为教育最大纲领、其即此意也欤。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自古帝王之治、圣贤之道、不外一中。
中者、举天下万世所宜视为标准者也。
然芸芸之众、率恭然不能自立。
而豪杰奇逸之士则又不免矫持太过、而不能以大中为归。
即中矣、而卒不能历久不渝、贯始终而如一，则物俗为之累也。
惟君子能祛物欲之累、介然有以自持、此其所以难能可贵欤。
夫子答子路之问强、而复进之於君子有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矫。
信哉、其能强也。
且吾尝见天下之变、所以挠吾中立者多矣。
凡夫祸乱之萌、必先挟一近是之词以为煽惑人心之计、一二见微之士或能逆知其妄、耿耿自立而不陷其樊。
设於此而复有巨诈雄奸、别树一帜以相抵抗、其所以攻击彼党而发其逆谋者、适与己见若合符节、则不觉沛然从之而无复疑及乎。
势焰已成、徒党已众、而阴谋渐露、其狂悖乃更有甚焉。
至此虽觉悟、愤悔而已。
失身其中、噬脐无及。
自古以来忠义慷慨之士、不能卒守中立者、往往如此也。
君子则不然、其识足以鉴别天下之是非、灼然如黑白之不可乱。
其力足以措拄狂澜之横决、屹然如砥柱之不可摇。
当举世昏昧之秋、尝倡为非常之说、以冀弭百世之患。
迨吾谋不用而卒归於败、然后天下服其先觉、纷纷并起、窃其绪论、横议放言。
而奇邪诡辩之徒、思乘时以售其奸、乃托君子之言、以保国救时悚动天下。
而君子於此反退然中处、若无以异於常人。
及其邪说一败，为世大僇，而君子不与其祸。
时势迁流相激、世变万端、君予以一身卓立其中、凝然若出於无事。
天下方惊骇怪叹以为神奇、而岂知其素所树立者固如是哉。
夫惟有定识以烛於几、先有定力以持於局外、然后甘言好诃不足以诱之、群疑众谤不足以动之、权谋诡术不足以误之、祸福利害不足以乱之。
而要其本原、在能取物欲之私而胜之也。
故曰自胜之谓强。
===============================================================刘春霖参加的会试共进行了三场。
三场考试后，主考官看了刘春霖的作文后十分惊喜，分别给出了评语，正是主考官向朝廷鼎力推荐，刘春霖才成了“第一人中最后人”。
本房原荐批 ： 第一场 论古有识、思力沉挚、笔情清矫、纵横出没、变化从心。
第二场 熟悉洋势、言之凿凿、词意透辟。
第三场 议论驰骋、茹古涵今。
文明堂原中批：第一场 纵横离合、跌宕昭彰、是能得古文义法者。
首二三艺最胜、余亦妥惬。
第二场 首艺有精透语、余亦能切实指陈。
第三场 飞词骋辩、思议不庸。
在这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前三名中，除刘春霖中状元后，朱汝珍、商衍鎏，分中二、三甲
古代文人墨客 如李白 苏轼等是如何面对逆境的
苏轼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
（）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曾兴奋地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不仅如此，“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
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
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明·李绍）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
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苏轼一次又一次地抛上抛下。
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念头，苏轼没有。
他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环境的变迁，人事的调动。
我们来看他的：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苏轼没有一丝抱怨，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
在逆境中他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
提起苏轼，我们最先想到的词应该会是东坡。
东坡其实就是黄州的一个小山坡，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也许是因为这段山路就象是他的经历和遭遇一样曲折坎坷。
他在黄州有一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走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坡上，苏轼没有发出行路难的感叹，而是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自己的竹杖敲击山路的声音。
后人喜欢把苏轼称为“东坡”或者“坡仙”，我认为这两个词最能概括他随缘自适的风神。
（宋·苏辙）中记载：“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逆境中的苏轼和其它农夫一样，春至而耘，秋至而收，完全融入当地生活：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之二 一代文学巨匠，默默无闻地田间劳作而能自得其乐，是因为他超越了物质的追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中他有这样一段话：“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知足感恩，他认识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所以选择安贫乐道，澹泊自持。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由于苏轼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忘怀得失，所以能做到“无往而不乐”，无论身在何方，总能随缘自适，自得其乐。
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他的中也有着微妙诠释：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者此时在黄州已经闲置达四年之久了，笼罩全篇的不是哀怨，而是如月光般的恬静澄澈，“何夜无月
何处无松柏
”只要拥有宁静平和的心态，人世间到处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
所以他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晚年遭贬，一次比一次远，最后被流放到“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天涯海角－－海南，几乎没人相信他能生还，然而65岁的东坡老人居然奇迹般的等到了遇赦北归的那一天，活着渡海回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得意：“问翁大庚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与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三、寄情山水，力求超越 虽遭贬谪，苏轼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常常登山临水，怀古凭吊，去感受大自然的雄奇美丽，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在苦闷中寻求超越和解脱。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苏轼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谷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 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从苏轼的心中喷涌而出：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一开始就从宏大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写得雄浑豪放，气势磅礴。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诗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的风神潇洒，何等的豪气冲天
作者自己也不禁欣然神往，想象他那样开创一番事业。
可是想想自己空有满腔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直落得“早生华发”，又不禁茫然。
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
然而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象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何况是年岁渐老，事业无成的自己呢
身处逆境中，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苏轼在问着自己。
看到面前的江水、明月、清风，他释然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篇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中，作者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政治失意和人生无常的苦闷，从而消解内心的痛苦。
自不变者观：盈虚、消长、荣辱、得失，一切事物在不断变化；自不变者观：水、月、人、我，一切都无增减，没有变化。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即使在逆境中，有为的生命仍其永恒的价值。
况且，大自然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慷慨，馈赠给你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无穷无尽，任你享用。
正象李白的《把洒问月》那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不必强求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只要精神上充分理解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寻求心灵的自由，那么美好的东西就会长期属于超脱的灵魂。
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
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
就像他写的《题西林壁》中悟解的那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一件事情，当你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去看待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当你跳出自己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就会发现：逆境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更加坚强。
孟子不是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顿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遇到一点挫折怎么就能想到逃避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轼在逆境中以超脱的态度面对人生，创作了大量的名篇，奠定了他在北宋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以许多人认为，贬居黄州，放逐领海不是苏轼的不幸，而是时代对他的磨炼和造就。
就连苏辙也感叹：“（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之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
”因为苏轼在逆境中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使他无论处在何时何地，照样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登山览胜，临渊赋诗，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四、热爱生活，善处人生 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有的人选择自沉江底，有的人选择归隐山林，有的郁郁终生也不肯同流合污，这些做法固然令人钦佩，但是我更欣赏苏轼的人生态度。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但是他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即使身处逆境，人们想到他时，也总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因为他热爱生活，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
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中，他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洒脱；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优游；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潇洒。
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仍乐观地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等的豪迈，哪里象是出自一个逆境中的老人之口
苏轼也曾想过要抛开一切，“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项之茫然”。
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隐士，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眷恋，使他直面逆境，善处人生。
苏轼的《水调歌头》对这种人生态度有着精彩的诠释：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官场上几经浮沉，历经磨难的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此生飘荡何时歇”，他也想乘风归去，不问世事，然而对于人间的热爱，使他不能独善其身，纵然人间有那么多缺憾，亦无须伤感，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大自然的规律，既然认识到“此事古难全”，所以更“不应有恨”，又何必对月伤怀呢
诗人由超尘思想转化成了热爱人间，并许下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用放达的态度转化了苦闷，因此，这首词历来受人喜爱，被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
正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苏轼总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没有被困难打倒，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
苏轼以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超越了苦难。
因为在他的眼中，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历经沧桑的苏轼终于要告别这段艰苦的日子了，这是他离开海南时的心情： 参横斗转欲三更，若雨终风也解晴。
去散风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年名满京师、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是满头白发。
回首来时路，多少风雨，多少坎坷，但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这罕无人至的蛮荒之地，我又怎么能看到如此雄伟壮丽的景色呢
这份气度，这份胸襟，让苏轼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应该悲观的日子里还能笑得出来。
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也让苏轼笑到了最后。
“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对自己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
在东坡老人坎坷动荡的一生中，不管外面风雨如何，心中早已是波澜不惊，真正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达。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态度谱写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
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
那么，在当今社会，探讨其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
诚然，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当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时，是牺牲自己的人格、气节、情操换取高官厚禄、名利地位
还是坚持原则、保持坚定的人生信仰
苏轼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追求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挫折和磨难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积极的处世态度。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厌世甚至轻生，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从而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自强自立。
正像中国国家足球队前教练米卢说的那样：态度决定一切
那么在面对失意、挫折、磨难时，让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它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