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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读后感

时间:2015-09-10 00:33

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收获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

课本就对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

就是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思想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正如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

大革命失败后,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改造。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建党学说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概括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特征,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运用唯物主义观的重大成果,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是对于历史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把握,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党从建立开始就以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代表的姿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从而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然而,由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特点,提出并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党坚持和把握了三个代表,我们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胜利。

能否坚持三个代表,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宏伟纲领和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走出迷雾--走出迷雾--《中国教育史》读后感俗话说明史明理,今年的本科教程有一本《中国教育史》,老师的课上得挺有意思,暑假里一时兴起又将书看了一遍,《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1换一种眼光看喜欢中国历史,一直是站在读故事与背诵的角度去看,作来一种静默的知识存放在了脑海里。

从教育的角度去看时,体会到的是教育与中国各阶段社会命运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中国教育与革命的关系的实践,证明了教育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依赖、影响与制约。

从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以曾经使中国一度兴盛,一度又因为宋朱理学的灭人欲的极端而成为中国的桎梏。

于是,以太平天国的代表的便举着灭孔反儒的旗帜试图把天下大同的理想实现。

在事实的不断证明中,作为封建统治代表思想的儒家思想却又被搬了出来。

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来侵略,使得清末的洋务运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然而,穿着鞋走新路的尴尬终于被新文化运动所替代。

换一种眼光看历史,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中,可以看到,每一种教育思潮,或潮起潮落,总是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存在,其适合与否,总有社会这部不断前行的机车来选择或淘汰。

由换一种眼光看历史,想到如何换一种数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如何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或许,在以历史,以生活事件为主干,以教育,以数学为辅线,各自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网,是一种转换角度转换眼光的方式,读后感《《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2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有着位于教育先列的教授们所指导,还有着以北师大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爱国青年在影响着,实践着。

由新文化运动想起如今所提倡以尊重个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在那时就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为何没有真正实现?相隔近一百年的今天,以解放个性为目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吗?3对康有为,陈独秀等的认识改变。

在以前所学习过的历史中,一直把康有为作为变法失败的逃亡者,而与梁启超作以比较。

把陈独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员来看。

连同那胡适,也都因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而有着一种近乎于不屑的那种空泛的自尊感。

想起那为考学所背诵的历史与政治知识,想想不免有些可笑,或许,那是道德第一的教育需求吧。

走进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开放性思想,认识到康有为、陈独秀都在某些方面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对于无知,对于历史从属于政治的打破,感受的是,在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点都是向前前行的着的历史车轮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历史不相信思想,历史要的是行动,或许,所有的功过是非,只有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更加显现。

4为什么礼会成为日本各安其位的法宝促进了日本的先行,却没有给我国带来后来强盛?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一直是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

当读到唐朝的大度与教育的自由与纷繁现象之时,感受到的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发展那种无形的推动力量。

可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明、清,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也都在努力着借助事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但是,又都以维护其统治作为根本。

后来,这种思想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的是鸦片战争的暴发。

当世界已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我们还在拿着大刀背着八股文。

单纯站在教育这一方面的理解是狭隘的,但是,可以从一角度看到一斑。

初步看到中国教育史,首先被吸引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与荀子的思想,使我对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之说叹服中沉醉。

看完中国教育史,看到现在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制度,很多都能从祖先那里找到先行的存在,迷惑丛生。

不禁在想,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底发展了多少?中国现行的教育改革中必然的不足是什么?站在书本的角度,站在中国的角度,只能从一个固定的方向来看,走出课本,走出中国,在比较的体系中,或许,会更清晰些。

从迷雾中走来,再向着新的迷雾走去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思想史 读还是不读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年学生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我感触颇深。

一方面,我对中国近代的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体会。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不能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

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

地主阶级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

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通过学习近代史,听老师生动的讲解和观看老师播放的影像资料,我对中国近代的屈辱和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从屈辱和艰辛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而感到自豪。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学习好中国近代史,把这一段历史铭记于心,把它作为今后我们工作、生活,乃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财富与精神动力。

我们深知“落后就要该打”,所以同时,我们作为大学生,我们努力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接班人而打好基础。

学习近代史,让我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荣辱感,将来我一定要用马克思的思想来鞭策自己,并把它作为我行动的指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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