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读后感,300字左右
这篇短文一共五段。
第一段，说明人类历史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只有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艰难险阻的境界。
第二段，以长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的进程。
长 江大河有时在平原上一泻万里，有时却在丛山叠岭中回环曲折，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程“亦复如是”。
在这里，与第一段相呼应，第一段讲的是“历史的道 路”，这里讲的是“民族生命的进程”，是一致的。
第三段，以旅途征人以冒险为美趣比喻“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
旅途征人“走到崎岖的境界”，“愈能感到一 种冒险的美趣”。
而“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
这段说明人类在历史上只有经过艰难曲折，奋斗流汗，才能深切体验到奋斗的意义，成功的乐趣。
第四 段，从上文泛论“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和“民族生命的进程”，谈到“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
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中华民族现在正逢崎岖险阻，它让奋 斗者有机会领略奇绝壮绝的景致，“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另一层是说，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在这里，把艰难的国运与 雄健的精神联系起来，点出了题目。
第五段，照应第二段，以扬子江、黄河比喻我们的民族精神。
扬子江、黄河遇见沙漠、山峡，都能一泻万里，我们民族的前进的 脚步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
作者号召大家“拿出雄健的精神”，“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这“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总观全文，作者层层推理，得出结 论，让人信服。
在推理过程中，层层设喻，饱含感情，使读者受到感染。
概括起来说，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进程，以崎岖险路比喻中华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艰难困苦中毫不气馁，坚信革命必胜，民族必兴，气魄雄健豪壮，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二、问题研究 1．关于这篇文章的背景资料。
本文写于20世纪20年代。
当时，有一部分五四运动期间一度觉醒的知识分子又陷于迷惘之中，走到了十字路口。
他们有一腔爱国热血，却看不到中国的 希望，不知所措地叹息、彷徨。
李大钊等革命先驱者则已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已经全身心地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告诉人 们，不要为面前的困难吓倒，有困难，但更有希望；与困难作斗争，趣味无穷。
企望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使救国的事业变成全民的事业。
2．关于比喻的运用。
这篇文章通篇使用比喻，增强了说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动性和语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蕴、文字的含义同时丰富了起来。
本文的比喻处处可见，用长江 大河比民族生命进程；用扬子江黄河比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用“浩浩荡荡”比中华民族历史势不可挡，一往无前；用“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比中华民族历史的顺利 发展；用“曲折回环”“崎岖险阻”比中华民族历史所逢的艰难国运；用长江黄河穿沙漠、过山峡比中华民族前进中的艰难斗争；用“浊流滚滚，一泻万里”比中华 民族的光明前途。
读者看到，作者在说理，在鼓动民众；又在抒情，抒发作者内心的豪情壮志。
比喻的运用，使作品中的一些语言具有多重的含义，如“道路”“境 界”“旅途”“征人”“崎岖险阻”等，既有本义，也有比喻义、引申义，意味隽永，值得反复品味。
《丑陋的中国人》读后感
有人说中国人勤劳但是不富裕，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不科学或者不先进。
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今的制度对我们的勤劳结果有巨大的侵蚀作用，我们的制度极大地消耗了我们的勤劳成果。
我不知道如今的制度设计是否也算是我们勤劳的成果之一
或者也是我们勤劳的标志之一
我们的勤劳是否是真的勤劳
我们的对勤劳的定义是否一直存在虚假和自欺欺人
我们的发展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特点，以巨大的付出为代价。
我们以成本低作为我们急功近利发展的优势，以目前的暂时成果作为炫耀，而给后代留下垃圾式的代价，有人说目前的中国在世界上是浪费做最大的经济，一个地方或单位存在长明灯或者存在长流水，存在公物私用或者公物的低效率使用，这都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的餐桌上的浪费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
我们以巨大的无效支出换来辛勤的无效，不知这是真正的勤劳还是愚蠢的自欺
劳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必须的人生支出，没有劳作就不会生存。
所以中国人的所谓勤劳美德，并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我们用此来自夸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不过是说明 了一个对任何民族都适用的原则而已。
我们辛勤劳作，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除过自然环境的恶劣之外，社会环境的动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我们是在应对而不是什么勤劳。
我们试图把勤劳作为我们的优点，但这样的自我定位是否意味着对其他民族不勤劳的心理认定
我想，以最小的支出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好的效果，这才是最聪明的，可惜我们把勤劳这个表面的东西当作荣誉一样贴在了我们的脸上，而把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智慧的东西却扔掉了。
这是我们最不智慧的方面之一。
我们的勤劳是盲目的辛劳，因为我们不仅对生存环境以极大的努力在破坏，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极不负责。
同时，我们的吃大锅饭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养成了对辛勤劳作的最大不尊重。
项目的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过剩以及拆了建和建了拆，把浪费记入成绩，记入发展，记入政绩，这样的“勤劳”其实是最愚蠢的作为，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当我们在垃圾道可以发现高档食物时，我们却在向贫困户送去也许并不实用的太空被，我们把一定程度上的奢侈当作礼品送给了贫困户，但是却让他们大多时间忍受无衣无食的尴尬。
贫困户对实用的需求我们忽略了，反而显得我们愚蠢和假里假气。
把勤劳作为我们的民族优点，我看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合适的。
在生存智慧的历练上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要之，请先从抛弃不实在的自我标榜开始。
由此可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制度资本较少或制度成本较多；二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准较低，国民工作的技术条件较差；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
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准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还有一种更简明的分析思路是，斯密、杨格等人强调的“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
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国家之所以收入水准高或富有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准高，而生产率水准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准高，专业化分工水准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
或者反过来说，市场交易制度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主要表现)，交易成本降低提高了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则收入水准提高。
因此，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根源是市场交易制度不发达和专业化分工水准低。
前述技术水准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确实与专业化分工水准低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则可以解释为什麼中国部分人很富有，还有一部分人很贫穷。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勤劳和创造性劳动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还有很多人则很勤劳但不富有。
其中的原因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部分处於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利用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钜额国有资产，或转移了他人财富，而那些处於弱势地位的人则不仅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还被处於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以种种名目卷走。
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
陈志武教授站在美国看中国，得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
我们站在中国看中国，则得出正是制度资本相对於改革开放前的大幅度提高，才导致中国人不再“出工不出力”，愿意勤奋工作以求致富。
也就是说，不是勤奋工作去弥补制度资本不足，而是制度资本增加或制度成本降低才导致人们愿意勤奋工作。
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必须通过制度的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长久地依赖於廉价劳动力在低收入水准上的超负荷劳动。
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读后感300字左右的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
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
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
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
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
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
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
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
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
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
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
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
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
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
”（《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
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
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
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
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
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
”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
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
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
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读后感
把你老师绝对搜不到送给你。
《乡土中国》读后感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先生认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
因此，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彼此特别熟悉。
但是，与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相比，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在第二篇“文字下乡”里，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文盲，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她很聪明。
没有我的母亲，我的高中文凭的父亲也不可能事业有成的，而且我的母亲在深圳短时间内自学了粤语和普通话，之后还自学认字和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