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云雀的诗歌赏析
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他们成长在大革命之后的年代，他们的理想从一开始就遇到严酷现实的压制。
法国大革命吓坏了英国的统治者，生怕英国会发生类似的革命，于是对内采取了高压手段，特别视自由思想和舆论为洪水猛兽。
他们的高压政治激发了第二代诗人的反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国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差异。
年轻一代的诗人，特别是拜伦和雪莱，继承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统，支持国内的勒德运动和国外的民族解放斗争，把文学紧密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革命激情，追求个性解放。
这种激情也体现在他们对大自然的描写中。
由拜伦、雪莱和济慈代表的第二代诗人创造了与第一代诗人不大相同的浪漫文风。
尤其拜伦，基本上未公开表示过对华兹华斯或柯尔律治有何好感，至少在风格上划清界线。
他并不崇拜深刻，对哲思三心二意，却更具现实的浪漫情绪和时代感；他易被读懂，引起热情的共鸣，更具普遍的影响力。
拜伦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奇观，在一段时间内显出叱咤风云的魅力，引起歌德、雨果、普希金，下至青年男女的喜爱，将许多文人罩入其巨影。
但今天若绘制浪漫诗人的命运图表，会发现他的名声经历了最大的落差。
布莱克终于被发现，迅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名誉一向稳步缓升，华兹华斯于20世纪初期遭过轻蔑，但二战后二人稳居经典位置，华兹华斯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最伟大的浪漫诗人；济慈的伟名从未有大的波动；雪莱创造了尖锐对立的阵营，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受过最严重的轻蔑，后被左派和保守派共视为伟大诗人。
而拜伦则于19世纪中叶从最高处快速下滑，世纪末已有人反思拜伦现象，虽仍有慕名崇拜者，但更多的是不甚公正的贬低和漠视，只在20世纪中叶后才受到较深刻的解读和较客观的评价。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
（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
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
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
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
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
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
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
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现代的评论家多认为拜伦虽有一流的讽刺与叙事才华，但总的说来享受了与其才华不配的名誉。
说他伟大，似主要不是诗文本身的缘故，因在所谓六大诗人中，他的文思较缺乏深度，用词、组句、织体的丰富性与文本的平衡感等也不如他人，后来，T·S·艾略特甚至说他对英国语言无任何贡献。
其实拜伦无论在思路、意象或词语方面都曾以间接的方式仿效他所蔑视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有时套用好友雪莱、甚至济慈的灵感，难免显出平庸。
拜伦现象的核心是他创造了“拜伦式英雄”，这类人物四方游荡，性格忧郁，常自觉高居人群与习俗之上，论古讽今；虽有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却有不断的魅力。
哈罗尔德与曼弗莱德尤能代表这位孤独的反叛者；此外，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组诗“东方叙事诗”中，各中心人物亦属这一类型之典型。
这些人物体貌非凡、精力充沛、才干出众，有能力做一番事业，可是罪恶的社会不允许他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
他们无不具有愤世嫉俗的思想、叱咤风云的勇气和各种狂热而又浪漫的冒险经历，他们是单枪匹马的“复仇者”。
在精神面貌上，他们顽强高傲、勇敢坚定、忧郁孤独、神秘而痛苦。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
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
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
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
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
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
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
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
“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
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对于雪莱，曾有著名评论家有所贬损，但也有人持平而论，认为弥尔顿的厚重与雪莱的“空气与火”各代表但丁的一半，而能顶其一半即是荣幸，雪莱的诗有时堪与莫扎特的音乐相比。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
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
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
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
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因为他重视灵魂在俗界的旅程，比弥尔顿更关注“人心”或“人性”，其特有的才华能帮我们“探索”人生“巨宅”中那些“漆黑的通道”，从而减轻“生死奥秘的重压”。
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
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
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
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济慈之后有多人将他与莎翁比较，甚至认为他是在资质、意识等方面最像莎翁的诗人。
济慈曾强调，诗人应像莎翁那样有能力排除内外世界各种干扰，主动做到不急于介入作品的冲突中，保持戏剧的视角。
他称华兹华斯表现出“自我的超卓”，似暗示自己更愿像莎翁那样摆脱自我人格的困扰，尽量潜入剧中人物的视角，使自我化为每一个人物。
在20世纪一些现代主义批评家眼中，济慈摆脱了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的那些不合现代人口味的“毛病”，其作品可算现代意义上的理想文本。
今人则更看重济慈所代表的某种新人的气质：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包括疚痛、欲念、尴尬与窘迫、美感与疾病、孤独、快乐等，都有敏锐的把握，能以生动而具体的感觉表达这类痛苦和欢乐。
济慈代表性的作品有：《恩底弥翁》（1818）、《圣阿格尼斯节前夕》（1819）等叙事诗，还有《夜莺颂》（1819）、《希腊古瓮颂》（1819）等颂歌。
拜伦和雪莱于1816年四月在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畔相识,雪莱的无神论和乐观主义对拜伦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8月，雪莱夫妇离开日内瓦。
1818年8月，雪莱来威尼斯与其相见。
秋冬之间，雪莱作《朱利安与马达洛》一诗，实际上是对拜伦提出善意的批评和规劝。
从拜伦尔后的作品和实际行动来看，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雪莱的批评。
1822年5月，偕同甘巴一家移居里窝娜。
夏天，与雪莱一起，邀请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李·亨特前来意大利，共同筹办文学期刊《自由人》。
7月8日，雪莱溺死于斯塔西亚湾。
拜伦火葬雪莱 总之这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 拜伦和济慈基本上无甚过从,因为济慈出身寒微，无缘与二位贵族经常见面，但济慈早年热烈赞颂拜伦的诗歌,并写成十四行诗《致拜伦》，后来他对拜伦的看法有了改变，既承认拜伦在诗坛的崇高地位，也含蓄地表明拜伦某些诗歌只是“单纯的力量”，“虽然是缪斯所产，却像堕落的天使”，同时认为诗的目标在于“化解忧伤，提高人的想象力”（睡与诗） 尽管如此，拜伦对济慈并没有偏见，曾称许济慈未完成的长诗《海披里安》“崇高肃穆，堪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相媲美”，拜伦在济慈二十五岁因肺病去世后，作诗谴责恶意中伤济慈的批评家。
雪莱和济慈则虽无深交，但雪莱一直关注济慈，在济慈病情不断恶化时，邀请他到意大利过冬，但济慈婉言谢绝。
济慈死后作长诗《阿童尼》，将济慈比作希腊神话中为美神维纳斯所爱的的美少年阿童尼，以阿童尼被野猪所伤比济慈生前受到的伤害。
同时也是对济慈诗作的肯定。
称他“本是美的一部分”恩~如果要三人的详细资料这里有字数限制的,可以在百科里查.
如何欣赏外国诗歌
诗歌欣赏，无论中外都有一些共同规律。
比如说，都要把握诗人的情感脉搏，追求诗的意境美；都要驰骋想像的翅膀，获取言外之旨的蕴藉美；都要反复吟诵，领略诗的形式美和音乐美等等。
然而，欣赏外国诗与欣赏中国诗又有所不同。
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外国诗同中国诗本身的差别（需要说明，外国诗这个概念极其宽泛，除了中国诗以外，世界各国的诗都可以包括在内。
其中有些东方国家如朝鲜、日本等，它们的诗或受中国影响，或同中国诗比较接近，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外国诗中的西方部分，以欧美诗为主）。
每一国的诗都植根于它民族的土壤，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生活、时代风貌、社会习俗，在诗体、风格、形式上都自有特色。
拿中国诗同西方诗相比，中诗重抒情，西诗重叙事；中诗以简隽短篇为优，西诗以长篇史诗见长；中诗讲含蓄，西诗多明朗……差别甚多，论诗的标准自然也有所不同。
其次，是翻译的转折。
诗是所有文体中最难翻译的，因为诗的音韵，诗的内涵是很难翻译而不受损伤的，无论是直译（按字义译），还是意译（按意思译），都将丧失许多原诗的精彩，甚至面目全非。
正像茅盾先生所说：“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Retold(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
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
”（《译诗的一些意见》）阅读译诗比起欣赏外国诗的原作，意趣锐减，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是读者的口味。
中国人吃面包香肠，总觉得不像正式饭食。
中国历来以诗国著称，自己有世界上最丰富宝贵的诗歌遗产，唐诗宋词几乎家喻户晓，从而也养成了我们自己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中国人往往以欣赏中国诗的眼光、心理去鉴别外国诗的优劣，这就容易发生偏差。
以上三方面因素造成了我们在欣赏外国诗时的一种隔膜感和心理障碍。
那么，欣赏外国诗究竟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公允地去评价、鉴赏外国诗呢
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宜苛求外国诗的音韵美。
我国明代诗人谢榛说过，好诗应当是“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四溟诗话》）。
这四条标准里，除了第四条外，前三条讲的都是诗的语言美和声韵美。
黑格尔也曾说：“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惟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词藻还更重要。
”的确，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吟诵如歌、悠扬悦耳，是诗的魅力之一，这对于格律诗来说尤为重要。
自由诗虽无严整的格律，但仍需用别种方式体现出它的语言美和声韵美。
然而，这种语言美和声韵美，一旦换了一种别国语言，它的美也就至少丧失大半了。
因为各国的语言结构和特征差别很大，翻译主要是词语和意思的转达，却不可能转达语音。
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曾说过，“诗人的语言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倘若没有这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
”所以他认为“译诗是白费力气。
”这话虽然失之偏激，但有相当的道理。
比如，我们读一下梁宗岱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十八首：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他可爱也比他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他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给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
但你的长夏将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在，并且赐给你生命。
译者严格遵照莎翁的十四行体的格律，以四、四、四、二的句式，译成ABAB（天婉践短）CDCD（烈蔽折毁）EFEF（落芳泊长）GG（睛命）的韵式，译得很显匠心，文词优美，诗意甚浓。
但这种韵律适用于英语的特点，却不适合汉语。
我们读惯了中国诗的押韵方式（或一韵到底，或偶句押韵等），对于莎氏的这种韵律仍难感受到它的音乐美。
再如，雪莱的《西风颂》有许多模仿西风劲烈的声音，尤其是它的开头： OwildWestWind,thoubreathofAutumn’sbeing,(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 用英语朗读起来大有西风扫荡一切的磅礴气势。
魏尔伦的《泪洒落我的心》里，诗人大量采用了回旋韵（即每一节首尾两行重复同一词作韵）和谐音词（如ilplenre\\\\|ilplent哭泣—下雨）造成一种和声共鸣的效果，来表达诗人心中难以排解的苦痛。
尽管我们的译家尽了很大努力，体现出了原诗的部分风貌，但朗读英文和法文原诗的音韵效果用中文是绝难体现的。
所以，我们欣赏外国诗，主要是读它的内容，对诗的音乐美不能苛求，外国诗的朗诵效果一般是不理想的。
当然，诗的音韵美并不全靠外在的语言的音乐性，还需依靠内在的情感的韵律，即诗人情绪和情感波动的节奏。
这种情感的韵律美同语言的音韵美，原是互为表里、和谐统一的。
译诗虽难传达语言的音韵美，却可以较多保留情感的韵律美，这对自由诗来说更为明显。
所以在译诗中，自由诗比起格律诗来，在音韵上的损失要小得多。
何况还有一些外国诗，语言的音韵美也可以不同程度地翻译过来。
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主要靠阶梯式的鲜明的节奏，字句又简短劲健，朗诵起来铿锵有力，很有感染力。
由此可见，外国诗的音韵美并非全都丧失，只是不要像欣赏中国古典诗那样期望过高而已。
二、不宜寻章摘句，一味追求文词美。
诗的语言是高度精炼的，汉语又大多是以单音字为基本单位，欣赏中国诗往往着眼于字词之美。
我国古典诗歌一向讲究炼字、炼句，有“诗眼”“词眼”之说。
这些“诗眼”“词眼”大多能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融贯全篇的作用，所谓“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所谓“一字妥贴，则全篇生色”。
因而，从齐梁时代的诗论、文论巨著《诗品》《文心雕龙》始，就有了寻章摘句评诗的先例。
寻找名句、佳句，并细加玩味，成了我国读者的一种欣赏习惯。
外国诗里固然也不乏名句、警句。
像雪莱《西风颂》中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像歌德的一些格言诗，像日本一些精彩的俳句，也很受人喜爱。
因为外国诗也讲究语言的锤炼，讲究文词的华美。
古典长诗不说，即便是现代派诗人的即兴之作也随处可见其用语之精妙，读读庞德的《地铁车站》、艾略特的《窗前晨景》就可见一斑。
然而，外国诗的语言美，主要不在于个别字、词的妥贴上，能称之为名句传世的，也远不像中国古诗那样多。
外国诗语言的魅力大多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即使有些警辟的妙句，也往往离不开前前后后的整体结构，很难脱离全诗单独摘出，而不受损伤。
比如莎翁的十四行诗，其结尾两句大多称得上是诗中警句，但它一般是全诗的总结，离开了前面十二句，只读最后两句是会深感逊色的。
这同中国古诗里摘出某些名句可以独立欣赏是不一样的。
倘同中国诗比较的话，它似乎更接近于那种“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
三、不可拘泥于欣赏中国诗的传统习惯。
正像白色在中国显示丧逝，在西方表证婚喜，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习惯，在欣赏诗歌方面同样如此。
诗，所以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很重要原因在于它能激发起读者的联想，得到言外之旨，弦外之音的乐趣。
巴尔扎克曾在《幻灭》中说：“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
”艾略特也说：“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可以看作是一块激发人想像的多棱宝石，人们从不同角度，借助于不同的光照，可以焕发出绚丽缤纷的不同光彩。
一般说，能够激发起读者的联想愈多，这诗的诗味就愈浓，也就愈值得人欣赏。
所以雪莱把诗解作“想像的表现”。
激发想像的多寡固然主要取决于诗本身的优劣，但也同读者的文化阅历、审美趣味相关，还同读者的心理素质、欣赏习惯以及想像力有关。
就拿欣赏心理和想像力来说，我国的读者读中国诗，一见到“柳”字就会联想到春天，想到爱情，想到送别，想到缠绵；一见到“月”字马上会联想到思亲，思乡，团圆等。
这是因为我国读者在中国古诗中见惯了这类诗句，诸如“客舍青青柳色新”，“杨柳岸，晓风残月”，“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
柳色伤别，望月思乡，已积淀成了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我国人民对中秋团圆的重视即是一例）。
所以，狄德罗说：“鉴赏力是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
可是，外国人对柳、月之类就未必如此。
外国诗人很少咏柳，专写月亮的也不多，而且一般不把它同爱情、思乡直接联系到一起。
这里既有民族的心理差异，也有语言习惯的不同。
英国语言学家瑞恰兹认为科学的语言是“指称性的”，而诗歌的语言却是“感情性的”。
故而同一词语在不同人心里往往会引起不同感受。
这在语言学上叫做“语感”。
夏丏尊曾说：“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
‘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
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
”（引自《叶圣陶论创作》）很显然，这种语感的差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来说，无疑相距很大。
中国把杜鹃当作哀怨的化身，有“杜鹃啼血”之说，李商隐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
”而在华兹华斯的名诗《致杜鹃》里，却把杜鹃称为“欢乐的鸟”，激发起诗人的是美好的童年回忆；中国很少有人写诗咏唱玫瑰，玫瑰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平凡。
但在西方，玫瑰却是爱情的象征，是西方人最喜爱的花种，咏赞玫瑰之作多不胜数。
彭斯的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国人读来未见十分出色，在西方却几乎家喻户晓，传诵不绝。
这就告诉我们在欣赏外国诗时，不能用我们固有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习惯去衡量，而要依据所在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去加以理解。
对于中西诗风的差异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喜爱含蓄美，并不能因此轻视西诗的明朗美；中国人不喜爱读长诗，也不能因此贬低西方史诗的价值。
威廉·华兹华斯 致杜鹃
不是的,这是鲁迅关于文学的方向,思想和价值最重要的五篇杂文之一,收入到了杂文集<坟>里面. 摩罗,这个词好象是印度宗教内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反抗,障碍,破坏.鲁迅用这个词来形容诗学,表明了自己对新诗持的观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应该打破陈规. 与摩罗式崇高诗学 王柯平 （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的代表作。
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探索救亡图存和改造国民性方略的诗论，既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充满民主革命热情、追求人本主义理想、号召思想革命的战斗檄文；既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精神，也呼吁“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历史的语境看，此文融鲁迅的艺术创作思想与启蒙主义热情为一体，在诗学与政治的经纬坐标上，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对统一，在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破旧立新的先导作用和标志意义。
一 的历史地位 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1]，返回东京，开始参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1907年以文言文撰写了4篇论文[2]，先后发表在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月刊上。
1908年2-3月连载于月刊第二号和第三号的《摩罗诗力说》，署名令飞，是鲁迅早期浪漫主义诗学的代表作。
《摩罗诗力说》的基本主旨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摩罗诗派为美学导向，以文学革命为运作手段，以启蒙新民、改良社会为终极目的。
为此，作者逐一分析中外几大文明古国“灿烂于古”、“萧瑟于今”的主要原因，否定了文化复古派保守、静止、倒退的世界观，揭露了洋务派崇实（实利器物）轻神（精神思想）的片面性及其重外（文明表象）轻内（文明实质）的救国论，批判了阻滞文艺发展、扼杀天才个性的孔孟儒家的“无邪”诗教，强调了艺术教育在人生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明了诗歌要打破“无浊之平和”、发扬“反抗挑战”的作用，总结了摩罗派诗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等共同特点，标举出的“摩罗式”叛逆精神及其浪漫主义风格，最后热切盼望通过“别求新声于异邦”，使中国能涌现出像、雪莱一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发出文学革命的“先觉之声”，以“破中国之萧条”，开辟中国的文艺革命之道。
若从1906年弃医从文算起，直到1936年逝世，鲁迅在这条战线上披荆斩棘，前后奋斗了30余年。
纵观鲁迅的后大半生，无论其浪漫主义诗学思想、审美追求、艺术创作，还是其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理想、人道主义哲学理念，都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摩罗诗力说》。
诚如国内外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言： “可以说，《摩罗诗力说》最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文学观。
这篇文章在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中间，找到了英国被称为摩罗派诗人的谱系，其内容超出所谓批评与介绍之上。
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求得救国救民方策的诗论，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
”[3] “《摩罗诗力说》是一篇号召思想革命的檄书，以鲜明的色彩和激扬的情调，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民主主义最先进的水平。
当鲁迅高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时候，作为理想的书写和追求，美学便成为他直接触及的对象：‘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没有理由可以怀疑鲁迅的自觉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战斗要求，社会改革和艺术创造在他的思想里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
”[4] 如果从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与流变的历史整体来看，我们将会发现，《摩罗诗力说》的重要意义及其历史地位，还表现在审美文化的破旧立新诸多方面，如张扬个性，提倡浪漫主义文学；反抗传统，标举摩罗式理想人格；倡导悲壮风格，走向摩罗式崇高型诗学；推行文艺启蒙运动，期待“第二次维新”，坚持艺术创作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对统一；“别求新声于异邦”，开拿来主义之风，行中西会通之实等等。
总之，无论是对鲁迅本人的诗学思想与艺术创作实践来说，还是对20世纪中国文论或诗学、美学的转型来说，《摩罗诗力说》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凡此种种，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 摩罗诗派与摩罗的寓意 所谓“摩罗诗派”，主要是指以拜伦为首、遍及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
拜伦下启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和克拉辛斯基，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著名诗人。
“摩罗”在印度佛教中代表天上的恶魔，欧洲人谓其为撒旦，当时人们以此来称呼离经叛道的浪漫派诗人拜伦。
我个人猜想，鲁迅或许因为国人大多熟悉佛教而生疏基督教，故出于消除文化距离的考虑而假借“摩罗”一词，拈出富有新奇感和象征意义的“摩罗诗派”加以宣扬。
1 摩罗诗派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摩罗诗派的正式名称应是Romantics或Romantic Movement。
“romantic”一词源于古法语的“romant”，原指用拉丁语方言罗曼斯语写的传奇故事，因其内容主要是 中世纪骑士的空想和冒险经历，故用来表示新奇惊异之意。
在现代法语中，源自“romant”一词的有“roman”、“romance”与“romanticisme”等词，分别表示传奇小说或长篇小说，抒情歌曲或浪漫曲，浪漫主义等等。
文艺史上，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被认定为浪漫主义时期,但其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持续不衰。
[5] 在英国，浪漫诗派发端于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 Coleridge，1772-1834）, 以他们俩人在1798年共同出版的（Lyrical Ballads）为标志。
后起之秀中有拜伦、雪莱、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等人。
当然，浪漫主义不仅代表文艺史上的一种创作风格，而且也意味着人类精神史上的一种时代思潮。
从哲学思想上讲，浪漫主义反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反对因工业化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文明。
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受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情感(emotion)，关注个性化(individuality)，推崇想象力(imagination or fantasy)，热爱大自然(Nature)，每人都热衷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真实(truth)。
从艺术的风格与内容上讲，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 (1) 富有动态创造性，不拘泥于严格的规则与次序，充分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以生命的自由委身于无限的流动之中，探求奔放的情感表现。
(2) 重视个性，追求自由，强调表现个人的内心感受或作者的精神生活， 自我独白的倾向显著。
(3) 惯于采用热情的语言、奇特的幻想和豪放的夸张手法来塑造艺术形象。
(4) 崇尚理想，喜欢从理想出发批判现实或将其理想化，肯定个体对社会的反抗。
(5) 钟情自然山水，采用民间题材，喜爱异国情调，憧憬遥远的国度，探求“无限”的理念，赞美中世纪等等。
[6] 鲁迅笔下的“摩罗诗派”，是以拜伦为代表的一群富有反叛精神或爱国热情的诗人。
从思想根源上讲，英国浪漫主义与英国激进主义密切相有关。
事实上，拜伦上承洛克（John Locke,1630-1704），雪莱上承戈德文（Willian Godwin, 1756-1836）。
洛克的政治哲学在当时极富激进色彩，不仅倡导自由、民权与公民社会，而且对神权、皇权与外在的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
戈德文因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和功利主义而闻名，他追求政治的公正性，宣传人人平等的理想，强调人类的自然权利，反对政府对执政者和人民的腐蚀作用。
如果溯本探源的话，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基本思想，主要发轫于卢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法国革命的理想追求。
因此，在历史上，卢梭经常被尊为“浪漫主义之父”(father of Romanticism)和“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French Revolution)。
[7] 鲁迅认为这群摩罗诗人的力量足以振奋人心，语言思想比较深刻，能发出最雄壮伟大的声音。
他们“外壮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声，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于无已。
”另外，他们的性格言论行动和思想，虽然由于民族不相同，环境不一样，会因人而异地出现各种情况，但实际上却同属于一个流派：“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求之华土，孰比之哉
”尤其是那位“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后于众”、赴汤蹈火、笑卧沙场的摩罗式人格拜伦，既揄扬威力，亦颂美强者；“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
”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派”，既是理想的人格，也是艺术的天才。
他们的品格情操，如上所述，可以说是“精神界之战士”的表率。
而他们的艺术成就，则可以概括为力、语、声三维。
用鲁迅的话说，这力，是“足以振人”之力；这语，是“较有深趣”之语；这声，是“最雄桀伟美”之声。
用现在的话说，“力”意指足可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感染力、表现力和创造力；“语”就是比较深刻的文学语言或思想内涵；“声”代表异邦“新声”，是最雄桀伟美之声，震人耳鼓之声，发人深省之声，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的温煦之声，当然也是“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
2 摩罗的多重寓意 “摩罗”为佛教用语，是梵文“Māra”的音译，亦作“魔罗”，简称“魔”，与基督教所谓的“魔鬼撒旦”(Satan)之义接近。
诚如鲁迅所言：“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
”“摩罗”可以意译为“扰乱”、“破坏”、“障碍”等。
佛教认为摩罗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
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最高境界第六重天之主波旬(Pāpīyas)为魔界之王，经常率领魔众从事破坏善事的活动，喜欢控制别人屈从于他的邪恶意志。
佛教采用其说，把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视为魔。
卷五载：“问曰：何以名魔
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
”[8] 据说，佛教中的摩罗法力通天，智慧无边，诱惑力大。
在佛祖释迦牟尼(Shakyamuni)即将修成正果之时，也曾使用女色引诱对方，以期达到扰乱身心、破环定力、阻碍成佛的目的，但却以失败告终。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使用“摩罗”，首先是指以浪漫派诗人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
但从文本的具体语境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鲁迅笔下的“摩罗”含有多重寓意。
首先，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摩罗也暗指摩罗诗派笔下那些不同凡响的英雄人物，如“张撒旦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的唐璜(Don Juan)；遭人诬陷、意志强大、铁骨铮铮、以一剑之力蔑视国家法度和社会道德的海盗（Corsair）康拉德；舍命维护自尊、力抗定命、英勇战死的罗罗（Lara）；不受诱惑、不畏强权、“神天魔龙无以相凌”的曼弗列特(Manfred)；逐师摩罗，效法撒旦，“上则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的凯因（Cain）；以及“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的“国民公敌”等等。
所有这些摩罗式人物，均为浪漫主义诗人所颂美的强者。
他们大都愤世嫉俗，尊侠尚义，亦如拜伦本人那样倨傲緃逸，无所顾忌。
其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摩罗也意味一种“天才”，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性解”（genius）。
这类人不同于“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的皇上，也有别于“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民众，因此一旦出现，往往遭到各方的扼杀。
如同柏拉图里的诗人，会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而被驱逐出境。
孰不知，他们是民众的代言人。
对于民众的苦难与生活之烦恼，他们的感受更深切，反应更敏锐，抒写更真实。
所以，他们是触动人们心灵的人。
他们所作的诗，不为自己独有，属人们心中之诗。
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9] 再者，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摩罗也象征着鲁迅所呼吁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
在鲁迅看来，只有通过这类战士的不懈努力，才会“破中国之萧条”，才能推动“第二维新”。
这样的战士，无疑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自由民主战士。
具体说来，也就是鲁迅所论的“个人”。
继《摩罗诗力说》发表之后，鲁迅又在同一月刊第七号上发表了一文。
在这里，针对西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偏颇性，特别是国内“洋务派”只顾实利器物的浅薄性，鲁迅着意凸现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论点。
这里所论的“个人”，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人尊严，另一方面是出于民主自由理想所呼唤的“先觉战斗之士”。
鲁迅声称，“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他认为个人的人格品性非同一般，他们“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起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
”[10] 同时在1908年，鲁迅还写了一文，对他所推崇的“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为动，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人其来，假其投入笑傌，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
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11] 这种人，“乃是敢于肩负社会改革的重担的勇猛无畏的人。
……有独到的见解，决不随波逐流；有坚定的信念，勇于反抗时俗；有坚韧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个人的私欲，不计较个人的毁誉；能团结‘从者’，又不怕暂时的孤立。
这样的‘个人’，实际上就是鲁迅理想的发帝反封建的战士。
”[12] 当然，鲁迅一再标举“个人”，是有其深刻用意的。
他是从启蒙新民、改造国民性和救亡图存的终极目的出发，来谈立国必先立人的立国兴邦之道的。
他特意强调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13]这与“洋务派”的有关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基于历史的失败经验和严酷的社会现实，鲁迅深知“安弱守雌，笃于陋习”，无以争存于天下；而“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也无补于亡国灭种的忧患。
他始终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是自尊自强之人，明哲先觉之士，也就是他心仪已久的理想“个人”。
这种人“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深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14] 我们不能指望当时的青年鲁迅从社会制度的深层去切入时弊，究其根本，开出“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药方。
但要承认，他对国人亟需启蒙、觉悟和改造自身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这一点，是看得相当准确和深刻的。
即便在今天，他的许多论点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与启示作用。
三 破旧立新与摩罗式崇高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拿来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他在一篇专论拿来主义的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拿来态度，而且断言：“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
”[15]历史地看，《摩罗诗力说》可谓拿来主义的先声，其中“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早期的宣言，引介浪漫主义诗派则是具体的明证。
拿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立新，即立新人格与新文艺；在立新的同时，必然要破旧，即破旧人格与旧文艺。
在很大程度上，《摩罗诗力说》可谓破旧立新说。
那么，到底立有何新呢
我们认为，比较突出的起码有下述四点。
1 新的文化观 《摩罗诗力说》开宗明义，引用了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的一段名言：“求古源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
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其大意是：寻尽了古老的源泉的人，将去寻找未来的源泉，新的源泉。
我的兄弟们，新生命的诞生，新的泉水从深渊中涌出，为时不会很远了。
[16] 这段引文选自（Thus Spoke Zarathustra）中的(On Old and New Tablets)一章（25节）。
中译文与英译文稍有出入。
依据专事尼采哲学研究的学者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英译文，[17] 可以直译为：“无论是谁获得了有关古老起源的智慧，最终都将去寻找未来的泉水(wells)与新的起源(origins)。
我的兄弟们啊，新人民的诞生，新的泉水呼啸着奔入新的深渊，为时不会很远了。
” 鲁迅以他特有的凸现方式，在篇首征用上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该文“别求新声”的主题，而且暗示出他本人对中国旧人格、旧文艺的失望，对新人格、新文艺的向往。
随之，鲁迅满怀激愤，滔滔不绝，指陈中国文化与诗歌的凋敝、零落与可悲的局面：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
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
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亦。
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而为影国者，无不如斯。
”[18] 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直面中国社会的现状，将文化以及诗歌的繁荣兴盛与否，视为滋养灵魂的精神食粮，立民兴国的决定因素。
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文化诗歌就会衰落，民族的命运就会完结，国家就会沦为历史的陈迹。
包括中国、天竺、埃及在内的所有“灿烂于古，萧瑟于今”的文明古国，概莫能外。
于是，鲁迅讥笑那些已经中落家荒的飘零子弟，出于尊贵显赫的虚荣，死抱着思旧怀古之风不放，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祖宗辉煌往昔等滑稽作法；同时抨击那些胡乱夸耀，自寻安慰，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张嘴唱军歌，随意作军歌，动辄痛斥印度、波兰奴性的“洋务派”人士及其肤浅的行为。
并且批评说：类似像中国这样的“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
”可见这在鲁迅眼里，委实过分和可笑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了。
当然，鲁迅也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怀古，而是认为怀古要建立在革旧更新的基础上。
如他所言：“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固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19] 显然，怀古与立新在这里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时常回顾辉煌的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并鼓舞人心；时常奔向光明的前途，可以使新者日新且古亦不死。
为此，要扫除沉沉暮气，力克愚蠢顽固，洞识文明进化与发展的无止境性，追求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现在暂且不说古代的事情，而要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借他山之石，铺立新之基，也就是因借摩罗诗派的新声与精神，来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新文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新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科学进化论。
[20] 早在弱冠之年，即在南京求学之际，鲁迅就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1989年，他开始接触“西学”，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达尔文与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
如《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载，鲁迅对当时维新人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兴趣极大。
当一听说该书出版时，就在“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下来”，“一口气读下去”，从中发现了“物竞天择”的新天地。
鲁迅不是一般地读此书，而是达到烂熟于胸、开口能诵的程度。
许寿裳在《王友鲁迅印象记三》中说：“有一天，我们谈到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
”[21] 在《人的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里，鲁迅对进化学说有过比较翔实的论述。
他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进化发展是硬道理。
同时还假定进化论可以用来解决诸多问题，不仅可以促进文化更新与艺术创新，还可以延长种族与壮大生命力，乃至推动社会进步。
前者见诸于对“摩罗诗派”及其新声的称赞推崇，后者在1918年所说的一段话里表露无遗：“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
何以要延长呢
不消说是想进化了。
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
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22] 看来，鲁迅既受进化论的启发，也受其理论局限性的约束，在立论上显得过于直接而绝对。
但要看到，鲁迅为了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对进化论进行了利用和改造，强化了其中发展的观点，以此来促进新文化的建构和新社会的改革。
2 新的文艺观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满怀热情地介绍和称颂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诗人的生平、作品、理想、艺术成就和诗学理论。
这说明鲁迅从一开始就受到浪漫主义的感染，对摩罗诗派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十分赞赏。
在此基础上，他所倡导的文艺观，自然是以浪漫主义为导向的，其中蕴涵着更新文学观念的火种。
首先，鲁迅认为诗人是具有革新精神立法者，如同“摩罗诗派”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
他们“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
”他们“多抱正义而骈殒”，但依然推动“革新之潮”，“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
”与此同时，他们均是富有“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
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
”[23] 雪莱本人在《为诗辩护》(A Defense of Poetry)一文中，对真正的诗人倍加赞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
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
”[24] 看来，鲁迅不仅受到雪莱的影响，而且接受了雪莱的观点。
其次，鲁迅同大多数浪漫派诗人一样，承认天才对于艺术创作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
他既推崇天才（“性解”）的诗人，也称颂天才的个性。
在鲁迅眼里，天才的诗人，首推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摩罗诗派”。
中国的天才诗人屈原，虽能“抽写哀怨，郁为奇文。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25] 所以与西方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尚存差距。
至于天才的个性，则主要表现在思进取、抗旧俗、争自由、求解放、讲真实、多新创的实际行动和不屈不饶的精神之中。
因此。
天才一旦出现，时常遭到“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者的竭力扼杀。
在《文化偏止论》一文里，鲁迅在阐述立国必先立人的道理时，再次感叹天才在中国的可悲命运和为此付出的沉重历史代价：“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
而辁才小慧之徒，则有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
” 显然，鲁迅热切地期盼着天才的出现，也呼吁社会尊重天才的作用。
这里的天才与他理想的“个人”几乎同属一类。
其实，鲁迅的天才说，与一般的天才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譬如在文艺领域，诗人通常被尊为天才。
这类天才十分罕见，仅限于少数。
然而，鲁迅在承认诗人天赋的同时，也提出“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的论点，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
无之何以能解
”[26] 这或许是受雪莱的直接影响与启发。
譬如，把诗界定为“想象之表现”（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ination）的雪莱声称：“自有人类便有诗（poetry is connate with the origin of man——或译为“诗与人类的起源共生”）。
在人心里，……不仅产生曲调，还产生和音，凭借一种内在的调协，使得那被感发的声音或动作与感受它的印象相适应。
这正如竖琴能使它的琴弦适应弹奏的动作，而发出一定长度的音响，又如歌唱者能使自己的歌喉适应琴声。
……人在社会中固然不免有激情和快感，不过他自身随之又成为人们的激情和快感的对象；情绪每增多一种，表现的宝藏便扩大一分。
”[27] 相比之下，前后两种说法均有的一定的可通约性，只是后者显得更为翔实具体一些。
再者，鲁迅积极肯定以真为美的艺术创作原则，也就是合艺术规律性的真实律。
所谓真实，既包括艺术情感的真实，也包括艺术表现的真实。
前者应当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因此要求作者“率真行诚，无所讳掩”；后者应当是破除旧思想或旧套子轾梏后的言论自由和表现自由，因此要求作者“超脱古范，直抒所信”，要
学有所思 思有所悟 悟有所行什么意思
学习要有思考，思考要有领悟，领悟要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