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观后感保密工作心得体会
[密战观后感保密工作心得体会]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密战观后感保密工作心得体会。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都十分重视。
这已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对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工作更加重视。
1997年8月14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也相继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作出了具体部署。
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重视为加强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政策，提出了要求。
但是，要真正把中央的决策和省市委的部署落到实处，见到成效，还需要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坚持不懈的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切实加强基层单位的保密工作，是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根基。
如果抓不好这一环很可能使中央的这一决定落空。
怎样加强基层单位的保密工作呢?笔者根据自己走过一些单位的实际体验，同时也翻阅了一些文件资料，觉得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基层单位加强保密工作应该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清形势，强化保密意识。
首先是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切实强化保密意识。
其次中层干部和保密工作人员及所有涉密人员，更要强化保密意识。
所谓强化保密意识，就是思想上深刻认识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言行上逐步养成保密习惯。
这就要求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保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把保密工作作为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我们现在再来重温同志关于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的教诲，既感亲切，又觉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近几年来，保密战线上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针对我国的各种窃密活动日趋复杂。
西方敌对势力在继续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战略和循序渐进和平演变图谋的同时，运用各种手段，加紧了窃取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方面秘密的活动，尤其是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窃密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带有高科技特点。
保密与窃密的斗争已进入高科技抗衡的阶段。
这是从外部分析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
从我们内部来看，尽管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之一，但是在当前扩大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保密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也是严峻的。
比如，在对外合作过程中，既要提供必要的资料，又要保守国家秘密，这个度如何把握?虽然国家有了一系列规定，但实际情况往往难以预料，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涉密人员不断提高自己应变能力，强化独立作战情况下的保密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再比如，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
有些外资和民办企业通过挖人才等手段获取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秘密情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堵住这方面泄密的漏洞，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
还有，当前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先进技术被用于窃密活动，而我们的一些国家机关和保密要害部门在广泛使用现代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以后，由于保密意识不强，又缺乏应有的知识，因此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密技术防范措施。
更应该警惕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一些国家机关和保密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有关涉密人员，甚至有个别的党员干部，受私欲驱动，为追求金钱、美色，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党和国家秘密，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正是由于上面我们粗浅分析到的保密工作面临的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牢固树立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的思想，切实重视保密工作，强化保密意识，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
二、学好保密法规。
主要是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保密法规体系。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9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保密工作的法律。
它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保密工作开始走上依法管理的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是与《保密法》配套的重要保密法规，对《保密法》的正确贯彻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保密法》和《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保密法》是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惩治各种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及犯罪行为的法律武器。
第二.《保密法》是各级机关、各个单位和全体公民保守国家秘密的行为准则。
《保密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将保守国家秘密规定为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第三，《保密法》是建设我国保密法规体系的基础。
根据《保密法》的规定，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实施办法》；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若干个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已经并正在制定一系列单项保密法规、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门已经或正在制定实施细则和若干地方性或行业保密规章。
在国家颁布的许多专业法律法规中也都规定了有关保密问题的条款。
各级机关、各个单位也相继制定和完善各项保密制度。
一个以《保密法》为基础的保密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第四，《保密法》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法律准绳，观后感《密战观后感保密工作心得体会》。
在继承我们党和国家保密工作优良传统，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对保密工作的方针、管理体制、定密、解密、保密制度、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保密工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五，《保密法》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
只适用于国家秘密，不适用于非国家秘密。
只适用于我国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包括在境外的中国机构、组织和中国公民。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保密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保密范围过宽，秘密事项过多的状况，使保密工作更加突出重点，更有利于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和便利各项工作的开展。
《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颁布施行已十余年了。
全国普法规划也将《保密法》列入普法内容，但是十多年来我们各个基层单位、历届领导班子、涉密人员，许多人没有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过、看过、思考过《保密法》和《实施办法》。
有些同志甚至不知《保密法》与《实施办法》是怎么回事
大多数同志对具体内容恐怕多是不甚了了。
这种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却要大喊加强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力加强《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以及其他配套的保密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就是一项十分紧迫又非常重要的任务。
只有熟知《保密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在实践中运用这个法律武器，做好保密工作。
学好保密法规，是新形势下基层单位加强保密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际行动。
但是，在保密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中，一定要防止刮风、赶浪头。
上边有了什么指示精神，或是本单位出了泄密问题，就风风火火抓一把，过后风平浪静，丢在脑后，这不行。
必须持之以恒，形成制度，才能正真见到实效。
各级党校、干校(行政学院)开设保密教育课，对领导干部、公务员进行保密教育，是中央保密委在新形势下加强保密工作的一项有力措施。
通过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和我市各级党校干校自1996年开设、讲授保密课的实践来看，党干校是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进行保密法制教育的一种现实而有效的方式。
今后这一方式还要不断强化、提高，使党干校逐渐成为保密教育的主要阵地。
三、健全保密制度。
我这里所说的健全是个动态概念。
不单指的是凑齐各项保密规章制度，而是指要建立一整套健康的、活生生的、能发挥作用的制度。
任何制度，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发挥制约作用。
如果仅仅罗列出一系列看似完整的制度，然后将其锁入文件柜，或是贴在墙上便再无人问津，那再好的再完整的制度也是废纸一堆。
制度如同法律法规一样，它是衡量是非的尺子，只有拿起这把尺子，时时用它度量人们的言行，这项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
反反复复讲这一点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保密工作制度确实不少，足有一大本子。
但是，他那里仍然时不时出现泄密问题。
一叫真儿，才知道有关人员自打订出一批制度凑成一个系列之后，再也没有光顾过。
这样的制度系列有什么用呢?有制度当然比没制度好；有一整套而又针对性强的制度更好。
《保密法》第三章第17至30条就是专门规定保密制度的。
我们说健全保密制度，就是希望各单位把《保密法》上所列的14条保密制度，运用于本单位，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以充实、完善，使其更有现实针对性。
比如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保密教育制度、检查制度、领导责任制度等。
任何制度都应具有强制性。
无论是什么人违反了制度，都要严格执行制度，以保持制度的严肃性。
保密制度也一样。
谁不按制度办事，泄露了国家秘密，必须视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程度及情节追究责任，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
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制度的制约。
法律、法规、制度是无情的。
四、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
首先，基层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要有较强的保密观念，而且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守保密法纪，带头做好本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的保密工作。
这一点是基层加强保密工作全部问题的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单位保密工作好坏，主要取决于此。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其次，你这个单位的保密委员会主任是不是敢于大胆抓保密工作，有为有位有威。
强将手下无弱兵。
你这个主任事业心强，作风扎实，坚持原则，有一定水平和能力，那么保密委员会的成员们信心就足，腰杆就硬，工作就会有成效。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保密委员会主任，并且实实在在支持他的工作是基层单位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第三，切实实行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
使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都有具体的保密工作职责。
切实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保密工作就做到哪里。
一旦出了问题，责任能够追究到具体人的头上。
对本单位下属各级负责干部，乃至保密干部和要害部门的涉密人员也要层层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
谁出问题谁负责任。
第四，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保密委员会主任，要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各种不同场合，以及节假日前夕不厌其烦地强调保密工作，宣讲保密法律法规，宣讲本单位及外单位的一些新鲜的泄密案例或是正面先进典型的人与事，以使保密教育警钟常鸣。
第五，领导班子要切实赋予本单位的组织人员和纪检监察部门权力，将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和层层负责制的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和党员民主生活会和政绩考核内容。
第六，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要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情况汇报，及时帮助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解决实际困难，根据实际需要，添置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保密防范设备。
同时在经费、人员、时间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如果一个基层单位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可以肯定，这个单位的保密工作必然会很出色。
如果所有基层单位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那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就一定会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密战观后感保密工作心得体会〕随文赠言：【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愿意表演，还是选择躲避。
】
急须两篇征文!!!
红岩——————最近，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读完了《红岩》这本书。
《红岩》是一部中国军事文学名著。
它描写了众多革命英雄：成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许云峰英勇斗敌，舍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从不畏惧；刘思扬出身豪门却参与革命；成瑶在共产党的熏陶下，渐渐成长，懂得处理各种事；渣滓洞的难友们，相互帮助，智斗敌人；白公馆的人们战胜敌人，迎来新中国。
在红岩里，我最钦佩江雪琴江姐。
红岩开头不久，江姐的钢铁形象就已经在我心中树立起来。
当她知道丈夫牺牲了，她不像普通女性一样面对残酷的现实变得不堪一击，擦干了泪水，重新站起来了，因为她知道共产党托付给她的命令还没完成，要舍小家为大家。
而在渣滓洞监狱的生活过程中，她还是穿着那蓝色的旗袍，始终以干净的面貌迎接大家。
当敌人拷问她时，她不透露党的任何秘密，当敌人用竹签钉她的手指，她坚强地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
”最后江姐将要牺牲，她也让大家不要哭。
面对这些敬佩的同志，国民党只能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却动摇不了他们精神上的一分一毫。
现实生活中，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深深的愧疚。
我只要遇到小小的挫折，就会想到放弃。
读了红岩之后，我知道了越是充满困难的路我们越要走，越是艰巨的任务我们更要坚定不移。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
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
”这是红岩中新中国成立一个黎明的描写。
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是无数位战士用鲜血换来的，血染红岩，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更因该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永远不忘那些伟大的战士，将他们铭记在心! 亮剑 ——————这一段时间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后也是感叹颇多，《亮剑》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该剧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忠实于生活，这是本剧最大的亮点。
《亮剑》播出后，就创下了2005年电视剧收视率新记录。
《亮剑》最大的成功所在就是脱离了以往战争题材影片那种追求真实和客观的范畴。
本剧改编自转业军人都梁的同名小说《亮剑》，主要描述了革命军人李云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炮轰金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革命军人革命本色始终不改的故事。
《亮剑》是一部英雄传奇，是一个英雄的成长史。
它的叙事围绕李云龙展开，它的背景是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
如何调和历史背景的浓淡，怎样处理个人命运和宏大背景在叙述上的矛盾，成了本剧叙事的主要问题。
《亮剑》是一部“男人味”很浓的电视剧，但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观众。
《亮剑》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就是，它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豪迈粗犷、血脉贲张，正是今天所缺少、人们所期盼的东西，对这种情感的渴望不分男女，而且女性的感受应该还更强烈一些。
因为她们更加呼唤男子汉的回归。
李云龙是英雄，出身贫寒的平民英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他身为八路军将领，却草莽之气未除。
说话做事略带匪气，打仗从不按理出牌。
他勇猛、有血性、嫉恶如仇，他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想象和盼望。
李云龙又不仅仅是一介武夫。
他表面上粗鲁，实际上不乏理智，他是明理的、富于正义感的。
他虽然没有文化，可他身上有一种质朴的、农民式的智慧。
他用这种智慧在战场上声东击西、以少胜多；在军营中鼓舞士气、统率千军万马；有时还用这种智慧在上司面前装傻充愣。
而《亮剑》的“男人”风格正好满足了观众对此的心理需求，因此受到欢迎并不奇怪。
《亮剑》成功地塑造了李云龙这个角色，把他好战、善战、直率、蛮横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多面、打仗勇猛、鬼点子特多、不按照战争游戏常规作战、敢于抗命、尊重战场实际、有点歪邪的主角，也是一个注重生活注重情感的人物，更是一个精忠报国视死如归赤胆忠心的真实的中国军人形象的再现。
在李云龙身上是有一股“匪气”和“霸气”，他酗酒、骂娘、脏话常挂在口头，“**”不绝于耳，这看上去不符合革命军队军人的作风行为，可他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这都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产生的一个军人的毛病。
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用“高大、完美”的眼光来审视电视剧中的主角人物是可笑的，电视剧也应该尊重现实生活，更要尊重人格的发展人性的张扬。
为什么一些人就那么的委曲求全呢
为什么总要按照“文艺标准”的那一套路子来欺骗观众欺骗自己呢
李云龙身上的缺点只是玉之瑕疵，并不会暗淡他身上熠熠生辉的中国军人之勇猛智慧爱国的光芒。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中就不存在这样现象
一个军人就不能在战斗之余休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
李云龙这个人物非要塑造的完美无瑕不可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部电视连续剧那就看头不大了
不要说其他人，我就是不看这样的电视剧，像那些个谈情说爱、整天无所事事、只会耍嘴皮子、人能飞天、气功如炸弹之剧我是绝对不敢苟同的。
李云龙在战场上竟敢胆大包天“抗命”，这在许多人眼中就是大逆不道，君不知“军令如山倒”
但是也确实存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
在抗战时期，战场上敌我双方战况瞬息万变，对于在那个血雨腥风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军人们来说，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争取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消耗敌人，那将有利于保存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难道我们作期货就没有可借鉴之处吗，偶尔有过“抗命”也是在战争中允许的也就是说确实存在这种状况。
这并不是《亮剑》的败笔，而恰恰是《亮剑》区分其它按照常规逻辑铺就的电视作品之亮点。
“明知不敌也要敢于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中国军人的军魂。
”这就是本剧导演所要向观众传达的一种“亮剑”精神
现在的中国，我们的中国，千真万确需要这种精神
何尝不是呢
现阶段的中国虽然如日东升一路凯歌，但是危机伴随着机遇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内在的外来的威胁时刻在考验着中国人。
面对威胁面对危机我们中国人怎能安步当车
怎能不居安思危枕戈待旦
“敢于亮剑”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我们的精神
是的，李云龙是草莽出身缺少文化涵养，他不知钢琴不晓洋画不懂花前月下的浪漫，但这不是他的错，而是特殊历史环境所造成的。
在我们解放军将军行列里，像他这样的将领很多，凭着他们顽强的毅力，凭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忠诚，他们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文化，在战争中升华自己，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他们缺少文化涵养，有什么理由说他们张口“**”闭口“弟兄”的呢
全剧以展现李云龙的命运为主，但并不单凭一个李云龙打动观众。
给我感动和震撼的居然全是那些无名英雄。
骑兵连的奋勇杀敌、王喜奎的宁死不屈、小分队的自我牺牲几度让我落泪。
这是《亮剑》的魅力，它的魅力在于壮烈，在于军人的胆识和骨气，在于充盈其中的英雄气，也就是剧中所说的“亮剑”精神。
《亮剑》的热播的确牵动了不少人的心，不用论人物的真实性，可能是一个人的身影，也可能是多个素材合成的人物，不必深究。
无论怎样毕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的硬汉形象，为这个人感动，为这个集体感动。
一个大老粗的带兵者，形象的在剧中灵活表现，给人的印象是颇深的，毕竟这是戏，没必要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李幼斌是好样的
说实在的，《亮剑》这部片子所塑造的李云龙有血有肉，棱角分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影视作品。
艺术创作是讲究规律的。
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塑造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
毫无疑问，《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个不好管理的角色。
但是这个李云龙，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大业有着无比的忠诚。
这个人的“粗口”不仅不让人感觉反感，反而让人觉得亲切；这个人的大大咧咧也给人一种视死如归的大将风度。
个人感觉，这才更像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
相反，如果一味要照顾什么“高级干部的整体形象”，采取了与此相反的处理方式，那么，这部电视剧的魅力至少会降低一半。
有了以上几点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无缺的几要素，《亮剑》不亮都不行了。
在韩剧当道的今天，国产电视剧《亮剑》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它的演员，也不是它的题材，而是它所塑造的一批让人看过后“血脉贲张”的男子汉形象，让人看完后大有“干净透彻，豪气万丈，荡气回肠”的感觉。
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日本是军政色彩浓厚的国家,对邻国甚至世界虎视眈眈,特别是由于其内部地少,人多,资源少,经济不好,特别是当是日本是泡沫时期,扩张外部取的资源是当务之急,而手段当然是武力,加上其内部给军人及儿童从小灌输了去侵略中国的欲望,使大家相信中国是野蛮人,侵略中国可以得到大量财物过上好日子,才诱发此次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
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
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
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
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
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
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
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
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
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
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
的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
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
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
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
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
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
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
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
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
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
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
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
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
直到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
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
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
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
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
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
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
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和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
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
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
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
“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
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
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
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
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
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
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
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
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
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
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
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
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
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
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
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
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党和国家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
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
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
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
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
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
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
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
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
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
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分析乡村政治时，所谓“国家”更多地是指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
在普通农民眼中，国家是与“官”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触到的“官”便是乡镇干部。
而“社会”则指村庄和村民，在概念上与国家相对分。
是故，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视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政村治”这一术语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分析思路（注：“乡政村治”这一术语是张厚安教授对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关系的一种概括。
所谓“乡政”是指乡镇为一级政府组织，属于国家的范畴；而“村治”指村庄实行村民自治，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属于社会的范畴。
可见，“乡政村治”是从组织性质和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关系的。
乡村之间的实际关系远比这一术语丰富和复杂得多。
）。
在此，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是根据政府（行政）组织的边界来确定的。
这一做法自然有一定的理据，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历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来说，“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这一区分只反映了复杂事像的一个方面，如果忽视其他面向，显然有过分简单化之嫌。
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乡镇政府在扮演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角色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定利益。
当这种特定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有效约束之时，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搭便车和越轨行为。
各种形式的土政策虽然以政府的名义出台，但其实可能是完全违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与村庄发生的矛盾若要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一定要非常谨慎。
因为此时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往往与农民站在一起，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上，我们就经常能遇到类似的事例。
可见，政府并不总是以整体方式来行动的，相反它很可能解裂为许多的行动者，因此在运用“国家”的帽子时，应当有所谨慎[1]。
其二，虽然在组织性质上，村庄不属于政府系列，但由于村庄的特殊性质，它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亦作了明文的规定。
村干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同样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即使他们的身份并非国家干部。
这样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可以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
这意味着从方法论角度看，乡镇与村庄之间的组织边界并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天然边界[2](p213)。
诚如徐勇所说，“由于乡镇属于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管理的事务体现着各级政府的意志，通常被称为政务，即政府下派的任务。
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自治的范围主要是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事务，通常称之为村务，即社区自身的事务。
由于村隶属于乡，由乡所管理的政务必然会延伸到村。
这样，在村的范围同时存在着政务和村务”[3](p212)。
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结构的层面，我们还必须从利益代表和功能履行这两个角度来把握这一范畴的含义。
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当我们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的乡村关系时，还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
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忽视政党组织的角色与作用是缺乏现实性的。
问题是如何从学理层面来解析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是否应该将乡镇党委包括进广义的乡镇政府范围之内（在宏观层面，这一问题的表述是：是否可以将执政党作为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型，对此，有学者区分道：“一般而言，在历史上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曾经有过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作出决策，而政府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辨证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应的党政关系结构。
一如胡伟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中枢。
中共组织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自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
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功能上看，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
只是，中共并未完全取代国家组织，而是使国家组织的存在更加有助于自身功能的发挥。
这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4](p98)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尚立从功能角度将国家等值于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认为“在中国，把党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力量纳入国家这个范畴是不合适的。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是政党并不因此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政党只有作为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于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党（执政党）自然可以归入国家这个范畴。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是执政的力量，也是领导的力量，作为执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导的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
所以在中国，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虽有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
”[5](p153-154)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硬币的两个图面：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共占据着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而且政党的高层组织事实上是作为广义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运作（因此党中央国务院经常联合发文）。
“由于……党和政府在人员组织上是一体的，所以，体制内领导和体制外领导在许多方面是互通的。
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党和政府关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党是决策核心，政府是政策执行主体。
党对国家领导所形成的党和国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是在党对国家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的。
同时，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因为，在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内的许多关系，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团体关系，都同时具有党内组织关系的性质，而党内的组织关系是强调组织间的领导与服从关系的。
”[5](p167)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政府系统之外存在着广大的党员以及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组织的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局限性。
对此，林尚立指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党作为政治力量归结到国家的范畴，并由此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党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一般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
这种差别决定了我们不能像研究其他国家那样，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3](p152-153) 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它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考虑政党的因素（注：笔者写下这句话也是对自身研究反思的一个小结。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一文中，我曾使用“单结构双功能”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村委会的组织性质与承担功能之间的关系。
所谓“单结构”是指村委会的性质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谓“双功能”是指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它既要承担自治功能又要承担行政功能。
这样的叙述在方法论上显然无视村党支部这一最为重要的组织之存在，故注定是片面的、不切合现实的。
今天看来，除了其他因素外，导致这种认识偏差的方法论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党与国家的联系，没有关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读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5月12日。
）。
由此，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被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角关系所丰富。
二、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两委关系的实践 不过，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要说明的是另一意义上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即使在考察国家体制内的政党活动时，也有必要将党组织的角色加以特别的处理。
我们以村民自治中两委“一肩挑”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从逻辑上说，两委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党政关系（注：杨光斌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它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在领导的实现形式上，党的组织存在于广泛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构成政治权力中枢的中央政治机关，还是基层的乡村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和企事业单位及群众团体，都有党的组织。
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关系中最根本的‘党政关系’，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国家’……。
因此，在中国，很多政治关系和重要政治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内容。
即使那些不直接关系到‘党’或‘政’的政治活动，最后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党政关系’的内容来。
”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乡村关系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分析范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范畴以及它们所描述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党政合一体制（西方称之为PARTY-STATE）下，政党组织被高度科层制化了(bureaucratization)。
在政府的每一层次都有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党的机构。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注：严格地说，“党国关系”与“党政关系”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本文论述的脉络内，“忽视”这一区分不会导致大的问题。
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进行讨论。
）。
在基层政治中，这种联系表现为：党组织的角色既存在于纵向的乡村关系之中——乡镇党委与村庄党支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存在于横向的两委关系以及乡镇层面的党委与政府的关系。
党组织作为一个中介将村庄的两委关系与乡村的国家—社会关系联结了起来。
在全能主义政治时期，党政不分与国家—社会不分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实行村民自治显然是对公社体制的一种解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要素的成长实现的，而在党政合一体制方面并没有大的根本性变化。
因此，党政关系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制度性的，而且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交织。
在村庄政治层面，“村支部不仅仅是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即实现政治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
因为几乎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即‘政务’，如计划生育、征兵、征购粮入库、收缴税费等都是由村支部组织实施的。
乡镇与村里每年签定目标责任书的第一责任人往往都是村支书。
乡镇干部下乡布置或检查工作也是直接与村党支部书记打交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是政务与村务的关系，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两委’冲突的实质就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政务与村务的冲突和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外显。
”[6] 事实上，在面临村民自治的冲击时，乡镇政府正是利用这一关联机制，通过（甚至强化）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来弥补由于实行村民自治而出现的失控可能。
“一肩挑”恰好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中介。
它成为不同制度安排的连接点和交汇区，因此，也注定要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场域。
我们可以通过对乡镇干部的行为描述来把握／理解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乡镇干部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的，其利益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人事安排方面的挑战。
村干部的传统产生方式主要体现了乡干部的意愿，因此任何新的人事制度变动，都意味着是对既成安排方式的一个挑战。
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村庄里，村民自治很可能意味着乡镇喜欢的村干部下台，而村民喜欢的“刺头”上台。
第二，与人事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行政管理任务的落实问题。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最迫切需要的是听话和负责的村干部。
由于乡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制约，乡镇干部无法亲自对村庄进行日常管理，以及亲自完成国家的行政任务，村干部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是自己的一条腿。
而且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乡镇的行政成本日渐增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更加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与配合。
但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会如何看待乡镇布置的行政任务
是否听话
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数，这给乡镇行政工作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
第三，乡村于部在公务与私交中结成的利益连带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却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政治变量（注：在村委会直选之初，新当选的村主任挟民意而查帐，往往引发激烈的冲突。
在大多数情况下，乡镇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卷入这一冲突，从而凸显了乡村干部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
随着乡镇干部的换届和村庄班子的变化，这种利害钮结渐趋淡化。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乡村干部之间的讨价还价或博弈越来越具有功利色彩。
）。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乡镇干部一般都不会由衷地支持村民自治。
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被看作一个外来的危险变量，是对“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一种颠覆和挑战（注：所有的乡镇干部都不喜欢村民自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武断的说法，笔者在最初的几年中几乎没有遇见内心支持村民自治的乡镇干部，但在2003年秋夏之交的两次走访中，遇见了几位开明之士。
何包钢与郎友兴在浙江的研究也发现乡镇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如此，作为制度层面的分析，只要基本结构与宏观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乡镇干部的基本行为模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它可能导致既有权威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双重解体。
前者意味着乡镇对村干部人事权的失控，以及由于这种失控而导致的行政管理的瘸腿；后者意味着非正式关系网以及在这一网络上发展出来的利益格局有可能受到冲击。
基于上述理由，在两委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乡镇不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相反是这场游戏中倾向于与村支书结盟的一个玩家。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各地两委矛盾的报道中，乡镇干部一般都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一边。
对此，何增科分析道：“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委会干部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村庄当家人角色意识和维护村民利益的保护人角色意识明显增强，而国家代理人角色意识和赢利型经纪人角色意识显著淡化。
而支委会特别是支部书记则更多地扮演着上级政府‘代理人’和‘盈利型经纪人角色’，村干部双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外化为村两委特别是书记和主任的矛盾和冲突。
此外，在与乡镇党委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村委会在完成上级任务和维护村民利益有矛盾时，往往站在维护村民利益一边，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推掉，使乡镇领导甚感头痛。
乡镇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依靠村党支部来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同时在两委争执时有意无意地站在党支部一边。
”[7](p76) 从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视角来分析两委矛盾，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在两委冲突的背景下，村党支部是如何诉诸于乡镇干部支持的，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行政任务以及满足政绩冲动，是如何依赖于村党支部的。
在这一双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一肩挑的做法受到了乡镇政府的普遍欢迎——它有利于降低乡镇的行政成本。
一肩挑不但从结构上解决了两委冲突的组织基础，而且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可以有效地消解来自村民自治的挑战和潜在威胁。
图1和图2表示实行“一肩挑”前后，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变化。
图1 “一肩挑”之前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2 “一肩挑”之后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1和图2的对比显示，在实行“一肩挑”的情况下，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简化了，法律文本规定的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以及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领导关系在理论上还可以区分，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辨识（注：项继权在村庄调查中发现，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形远远超出了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的范畴。
他指出，“‘乡政’对‘村治’的影响既有制度化的组织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来；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参与和协助。
这显然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一种‘指导关系’或‘领导关系’”。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国家法律与中央文件对两委职能的模糊界定恰好为这种关系替代提供了最好的屏障。
在这一“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中，村党支部成为一管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其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乡村复合体的有效运作。
事实上，为了便于控制，在实行“一肩挑”的地方，乡镇政府开会常常以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的名义来召集，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淡化村民自治的影响，强化（党组织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意识和领导关系，并利用这一点来贯彻乡镇政府的意志（注：在没有实现一肩挑的村庄，乡镇政府也有自己的控制办法。
例如，由包村干部决定村庄事务、对村主任实施架空法（乡镇开会不通知他）、任命村庄助理，执掌实际权力、村财乡管等等，类似的土办法可谓五花八门。
）。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时必须保证村党支部书记顺利地当选为村主任。
在不少地方，“一肩挑”再次刺激了乡镇“管选”的动机。
例如，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定越来越严格，将实现“一肩挑”的比例作为一种行政任务来下达（注：许多地方在村委会选举时，将实行“一肩挑”作为硬性指标来加以落实。
有的地方要求70%，有的地方甚至要求高达90%
在南方某省，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乡镇控制候选人的提名权。
），在选举过程中强调加强组织领导等等，从而将海选或直选产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和生气再次堵塞在瓶子里面，可以观赏，但不能实用。
三、小结 从制度设计来看，“一肩挑”结合了双重关系：它既包含了乡镇与村庄的“行政”关系，又反映了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党组织关系。
乡镇政府普遍欢迎“一肩挑”制度安排的奥秘在于：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下，乡镇政府利用乡镇与村庄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来淡化甚或取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这一事实表明，在既有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通盘的考虑，而党政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联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一个具体进路。
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角度,阐述共产党为什么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一切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始终保持先进地位，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现实课题，而如何理性地、客观地认识党的先进性，是这一重大课题的理论前提。
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思想方法 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应该依据上述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判断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先进性。
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
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党的发展史业已证明，党在不同时期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依据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并根据当时的国情特点所制定的。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不仅体现了辩证的统一性，也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内涵。
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体现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历史的先进性。
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同样应依据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客观地分析党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统治，实现了中华民族政治上的彻底独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党又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经济上的贫困，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还要摆脱种种简单化的认识，运用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认识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比如，在对党的性质的理解上，有人认为：既然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那就只能以工人出身的成份为主体。
历史上党内“左”的观点，曾将党狭隘地圈为“工人党”或“农民党”。
现阶段，基于中国产业工人状况的变化，又有人责难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失去了先进性，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了。
长期以来，我们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比较多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而且要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实践道路同样不是笔直的，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曲折，甚至是严重挫折。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由于党的事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无论在认识上发生偏差，还是实践上遭遇失败，党都有能力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党的这种自我纠错能力恰恰是党的先进性的另一种体现。
二、决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要因素 （一）从党的阶级基础来看 阶级性是政党性质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源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都有其阶级基础，代表着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这个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它“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明确指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
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1982年通过的党章又进一步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些定义尽管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均把阶级性视为政党性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中国政党先进性的基础因素。
在建党初期，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相比，具有如下的先进性：首先，工人阶级是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
他们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在于：其他的劳动者随大工业的发展不断地分化和破产，而惟有工人阶级则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日益壮大，因而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
其次，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剥削最重，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因此相对于其他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第三，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养成了集体主义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压迫更为深重，其先进性也更为明显。
因此，建党初期，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党的阶级性质，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种种变化，“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深化，外延正在扩大，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
这种情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前进还会有所增加。
早已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分析中，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同志也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产业工人，主要是体力劳动者，因为产业工人代表了社会先进的生产力。
现在，在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条件下，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更体现了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具有了主体的意义；三是产业工人结构本身的变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第三产业将大大超过和，这是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原来从事的传统产业正在缩小，而那些符合社会需要的新兴产业正在扩大。
在党的阶级性质问题上，工人阶级中所出现的下岗和失业等新情况，这些新现象会不会改变党对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看法，会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
工人阶级是同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社会集团，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意味着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整体队伍的发展和整体优势的发挥。
淘汰，死亡、新生、发展的过程，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通过这些阵痛性的大嬗变，进一步提高起来。
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应谨防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先进性，同旧体制下的“大锅饭”混为一谈。
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大变化，整体素质的提高，非但没有反而更强化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原有的历史使命，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没有改变。
在党的阶级性质问题上，如何看待吸收有产者入党
有产者入党是否会破坏党的先进性
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看待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买股票办实业，投资行为不断增多，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
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表现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产与剥削并不是必然联系的。
吸收那些靠劳动取得财产并通过支配财产为社会作贡献的有产者入党，会进一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决不会改变党的先进性。
（二）从党的指导思想来看 政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是其决定先进性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这是党在思想上先进性的标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成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将科学理论灌输给工人阶级，才能由自发变为自为的阶级。
列宁在缔造俄国的过程中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提出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先进部队，认为党并非工人阶级全部，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其先进性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高度评价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作用。
他强调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灵魂，科学的世界观是共产党先进性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这是党在思想上先进性的标志。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中国革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使得党内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要成份。
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讲：“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工人阶级必须用先进理论来武装，农民、小资产阶级必须用先进理论改造思想。
在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其先进性十分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反对教条主义。
党在成长过程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曾给党带来了巨大危害，但党也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经典作家公开申明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就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实践功能，满足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因而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思想。
二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得到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
在当代中国，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三是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
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一元化与“双百”方针是辩证统一的。
指导思想本身必须保持先进地位，必须与时俱进，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必须根据指导思想及时调整政策，适应历史变化的要求。
（三）从组织制度来看 组织制度对政党具有约束、强制、保障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确保党的先进性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以党内政治民主为基础和前提。
正如恩格斯所说：“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 。
党内民强调党内“员的平等性、充分的权利、领导者权利的限制性以及重大问题集体决策性。
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主性，构成了党的先进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样强调健全党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
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是党的监督。
……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
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
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
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
” 。
正是这三种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党能不断克服各种可能滋长的毛病，从而确保它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在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尤其是党中央坚强的领导集体的权威作用，保证了党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及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重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决策制度。
“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看作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必将使中国共产党保持活力和战斗力，永葆其先进性。
三、判断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要标准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必须做到三个代表。
因此，三个代表就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标准。
三个代表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先进文化是灵魂，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宗旨。
（一）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各项变革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构筑了其先进性的生产力基础。
20世纪20年代，曾在中国思想界发生过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论战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即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展开争论，一方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先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水平提高，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实行社会主义；另一方认为，发展生产力可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社会主义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条件。
后者的观点正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实践证明，这一主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时，曾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科学原理，特别强调科技发明在推进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中的伟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极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全民的科学技术水平，进而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高。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大胆地领导了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改造，调整并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提升了中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
先进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不断地为其开辟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改革那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二十多年的改革成就已经证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一直位于世界前列。
（二）文化标准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了其先进性的内在灵魂。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弊病的新文化来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的。
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文化建设，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先进文化。
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指导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历史昭示出文化的先进性与政党先进性的关系。
从现实来看，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首先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批判性。
坚持实践性，党强调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保持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改造世界的功能，体现时代精神；坚持批判性，党强调文化建设要自我变革、自我扬弃，在发展中不断实现否定之否定，体现创造精神。
其次贯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既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又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既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又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体现文化的人类性。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三）利益标准 先进的政党之所以是先进的，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所以其先进性才经得起检验。
中国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与历史上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
它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以往的政党和阶级的统治者也可能在夺取政权之前能够顺应民意，而在掌权之后就会逐渐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正因为如此，党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在革命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翻身解放做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为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受益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利益群体多元化的倾向，出现了特殊受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利益绝对受损群体的差别，有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失落感增长，不少农民的负担加重，使得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变得复杂起来。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出现的不同程度上的腐败现象，直接影响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为此，党一方面加大反腐败力度，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地进行帮困扶贫的活动，以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捍卫人民利益至上这一党的宗旨。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党中央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通过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群体，建立和谐社会，通过可持续发展保证人民的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是能够经受住新时代考验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胜利的先进的党。
人生在世，都肩负着一定的责任。
工人要做好工，农民要种好地，学生要读好书，军人要卫好国，这都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而作为党员--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当人民和社会把责任交给你时，你决不应该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老百姓，而应该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比一般的人更有责任心和使命感。
这是党员的责任所在，我们常说的“先锋”，不就是这个含义吗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党员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共产党员要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成为道德榜样。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不同的理想决定着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境界。
对共产党员来说，只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在实践“三个代表” 方面做出表率。
尤其在党中央提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新形势下，作为党员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宗旨，成为人民的道德榜样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党员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什么事都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高层领导干部中的腐败事例就是最好的佐证。
所以，学习“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来解决，作为强基固本的基础工作来抓。
二、党员的先进性要与时俱进，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要带头成为学习型人才。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党员要勇敢地站在队伍前列，为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奋斗拼搏。
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问题，共产党人首先要善于学习一切先进东西，一定要有坚决保护先进生产力的自觉性,一定要有不怕困难的勇气。
如果对先进的东西缺乏兴趣，不肯学习、不思进取，在社会进步面前畏缩不前，遇到风险就手足无措，甚至想走回头路，就绝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没有资格成为先进分子。
三、共产党员说话办事，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为群众多做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根源在群众，他的生命也在群众，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所以共产党人在立党之初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宗旨和行为准则，立党为公，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
党的全部行为说到底，是为广大群众谋取更多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需要、愿望，党的先进性、党员的先进性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党员在社会中，在个人日常行为中要表现先进性，都要看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否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有什么收获或意义
希望对你有：1.日本地小资源少人多经常地关东大地震几乎摧东京。
占领中国后可往中国移民。
2.日本自古就有占有大陆，称霸世界的野心。
比如明朝时候的侵朝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3.因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经济萧条，社会动荡。
政府扩大军事开支和军火产业规模。
这样结果只能选择战争。
4.日本国内少壮派军人纳粹思想严重。
自行其是，擅自发动918事变。
5.30年代中国相对稳定，虽有国共相争。
但因为底子薄，经济发展较快。
日本国内却经济危机停滞不前。
日本当权者坐不住了，再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没机会了于是发动战争。
求有关毛邓三（重要思想概论）的论文
发给你了。
包你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