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长沙保卫战的观后感的作文400字就够了，急急急
在这个流行“接地气”的时代，讲究品质反倒可能成为旁人眼中一个孤芳自赏的笑话。
你要恶搞，要低俗，要时不时地制造一点耸人惊闻的话题，毕竟八卦当道，你得摸准观众的脾胃。
所以，连战争这种残酷的话题都莫名其妙地被娱乐了，动辄手撕鬼子，抗日奇侠，让人简直看不到抗战剧的底线。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沙保卫战》的横空出世总显得有那么点“不合时宜”——没有夸张的剧情，没有智商堪忧的敌军，主人公既没有身怀绝技也不是会在战场耍酷，刷脸的小鲜肉，实在是非常“高冷”。
但就是这部剧，一开播就强势入主收视排行榜前三位，在荧屏的光怪陆离之后，这似乎证明了一点——真正的好剧能打破一切约束，把观众重新带回电视 机前。
《长沙保卫战》的写实风格从剧名上便可看出端倪，不加修改，直接将那场着名战役的名字挪用过来。
这种看似偷懒的行为实则需背负巨大的压力，毕竟它所要呈现的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三年间的三次长沙保卫战对抗战局势形成了难以估量的直接影响，这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不容戏谑。
顶着这样的压力，《长沙保卫战》却没有畏手畏脚，在视角的选取上，它大胆而颇具巧思。
与类似题材《战长沙》，《勇士之城》相比，它以长沙保卫战指挥人薛岳为主角，这就让整部剧的真实性大大提高；再搭配彭中华，李本忠等人，借剧中角色不同的阶层，身份客观而巧妙地展现了长沙保卫战的恢弘全局。
所谓“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单一视角难免自说自话，不同视角则形成了一个对话场，不同价值观在其中恣意碰撞，在突出戏剧冲突的同时也让剧集所呈现的内容更显客观。
抗日题材电视剧观后感800字∼1000字
以下提完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长卫战》的观后感(约970字左右)你参考。
如果是其它抗，除故事情节不同外，但精神实质大概应该也大同小异。
去年12月13日观看了举国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新闻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未能写成。
今天看完了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长沙保卫战》,这种思绪再次被点燃，且无法再平覆，终于提笔，另外今年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日本侵华以来为国牺牲所有抗日英烈以及那些无辜死难的数千万老百姓，聊以慰藉。
只要灵魂犹在，中华民族就不会亡国灭种，纵观五千年华夏史，有谁可征服我华夏之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任何政党以及组织的战争，正可谓为：中华民族共赴国难——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皆报牺牲一切之决心
才赢得的战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唯一赢得的一场战争，必须让人民永记于心，才可使英烈在地下得以瞑目。
“灵魂”也许早已被遗忘，但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能忘记么
倭人欠我们的血债，我们能忘记么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的英烈，我们能忘记么
扪心自问，有几人真正去正视这段被悲壮的历史
有几人又真正的去触摸这段真实的历史
灵魂何在
中华民族脊梁何在
国人良心何在
已经过去了70年的抗日战争，在今天依然时刻警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从十九世纪开始，日本侵略者就开始不断地、肆无忌惮地欺辱中国。
日本为何能以小欺大，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国力、军力强大，而中国虽大却是积贫积弱，国力单薄，一时难以和日本抗衡。
所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现代化强国，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才能让某些对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领海觊觎已久的国家不敢轻举妄动；让某些企图依仗着某大国“撑腰”，非法侵占我国岛屿并企图“国有化”或永久化的国家，其痴心妄想彻底破灭。
曾饱尝战祸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宝贵，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珍爱和平，并且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
但和平不会自然从天而降，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创造，精心守护。
今天我们再一次重温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必须牢牢记住那一段记录着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恶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
因为，只有不忘过去方能居安思危；唯有警钟长鸣才能富国强军。
在和平环境中学习、工作和生活着的国人，必须把我们民族曾经的伤痛和耻辱转化为奋力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万众一心，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让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走向繁荣昌盛；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介绍一个发生在英雄人物身上的感人故事100字
（1933-1948）1945年，的民兵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机智勇敢的，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在解放的战斗中，我军被敌暗堡所阻。
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但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保证整个战斗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暗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求助岳麓山临时指挥所简介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
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
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
张亮基是一省之主。
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
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
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
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
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
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
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
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
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
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
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
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
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
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
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
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
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
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
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
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
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
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
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
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
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
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
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
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
”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
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
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
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
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
]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
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
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
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
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
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
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
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
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
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
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
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
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
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
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
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
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
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
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
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
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
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
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
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
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
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
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
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
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
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
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
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
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
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
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
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
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
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
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
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
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
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
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
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
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
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
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
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
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
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
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
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五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
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
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
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
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
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
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
]。
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
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
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
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
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
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
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
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
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
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
“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
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
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
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
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
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
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
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
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
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
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
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
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
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
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
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
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
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
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
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
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
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
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
胜败兵家常事。
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
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
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
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
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
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
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
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
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
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
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
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
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
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
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
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
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
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
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
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
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
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
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
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
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
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
”(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
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
)两刚相遇，必有一伤。
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
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
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
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
……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
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
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
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
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
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
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
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
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
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
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
”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
”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
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
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
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
”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
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
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
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
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
”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抗日十大名将
张自忠：第一名将。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
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
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
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李宗仁：第二名将。
第五战区司令长杜聿明：第三名将。
第5军军长。
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
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孙立人：第四名将。
新1军军长。
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
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
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
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
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
薛岳：第五名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
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
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
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
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死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卫立煌：第六名将。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
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
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傅作义：第七名将。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
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戴安澜：第八名将。
第5军200师长。
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
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
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
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
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叹张灵甫：第九名将。
第74军58师长。
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
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
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王耀武：第十名将。
第74军长。
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
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
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
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
中国抗日战争中，最早为抗击日寇牺牲的中国将领是?
吾血吾士 读后感 吾血吾土 家国情怀 尽管深知，中华民族，历来不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脊梁，更不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决绝与悲壮。
但在范稳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中，读到当年学子们从军时曾经吟颂过的这首诗，我还是很难掩饰血管即将炸裂的冲动：“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 血，总是热的，但在民族危亡之秋，它可以冷却、凝固，变成坚硬的刺向侵略者的匕首投枪。
我们不宣扬仇恨，但绝不能忘却历史。
范稳比我大3岁，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我们对抗战的印象，是从《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里所看到的“很好玩”；年纪稍长，能自己阅读了，读到《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和《风云初记》等长篇小说，才发现那场战争其实“不那么好玩”；而到2009年初，读完邓贤所著的描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浴血奋战，由失败直至胜利的整个历程的《大国之魂》，就感到触目惊心；随后通过电影电视，比如《亮剑》《长沙保卫战》和《壮士出川》等等，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屈，并开始对所有描写那场可歌可泣的战争的文艺作品有所反思。
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往往只限于文人酒桌上的捕风捉影或者“壮怀激烈”。
幸而，“这种遗憾在这个凉爽的秋季，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9周年之际，因为有了范稳的《吾血吾土》，终于消失，这是一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情。
”文艺评论加疏延祥如是说。
在2014年9月18日于北京举行的《吾血吾土》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专家总结说，中国的抗战文学发展至今，在主题、结构、文本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创作的瓶颈当中。
过于陈旧的思维模式、过于单一的人物情节、过于逼仄的创作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侵蚀着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力。
在梳理、研究既有文学成果，挖掘、占有一手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吾血吾土》打破了文学创作“意识形态”挂帅的传统指引，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以缕缕抽丝、层层剥茧的结构手法，展现了一代中国脊梁在抗战前后漫长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苦难与辉煌……诚哉斯言。
当然，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复述这个几十万字的故事，既是困难的，也没必要。
且听范稳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