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量力的寓言故事中我得到了什么启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关于伟人背后的母亲的故事
推动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
两百年前，拿破仑有一次在与贡庞夫人交谈时问道：“传统的教育体制似乎一无是处，为了使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缺少什么呢
”“母亲”。
贡庞夫人的回答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不错
”他说，“在这一词里包含着一种教育体制。
那么请您费心，务必要培养出知道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母亲的影响力》撷取了30位名人的母亲如何育子成才的感人故事。
以下内容摘自《母亲的影响力》张良科著，经济日报出版社甘地夫人的母亲——卡麦拉•尼赫鲁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出身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家庭。
她的祖父是印度独立运动中的重要领袖，她的父亲尼赫鲁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她的母亲也是一位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
1930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达到了高潮。
英迪拉的母亲积极参加蓬蓬勃勃的政治运动，到处召开集会，发表演讲。
12月31日，是公历新年除夕，紧张斗争的一年过去了，新的充满希望的一年即将来临。
这天晚上，当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父亲还在外地奔走，英迪拉和母亲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迎新晚饭，母女俩已很长时间没有像这样安静地一起吃饭、交谈了。
突然，隔壁的电话铃响了。
英迪拉跑去接电话，心里愉快地想：大概又是哪一位朋友打电话来祝贺新年了。
但是当她一拿起话筒，脸色就变了。
话筒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明天早晨警方将逮捕尼赫鲁夫人卡麦拉
”接着“咔”的一声电话就挂上了。
“喂、喂，请问你是谁
”英迪拉连忙喊道，但话筒里再也没有发出声音。
英迪拉怔住了，新年的欢乐情绪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转身向餐厅跑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
出乎意料，母亲只是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我早就准备着这一天了。
”英迪拉“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卡麦拉却轻抚着她的头发，仍然以平静的口吻说：“孩子，坚强些，做任何事情都会要付出代价，圣雄甘地坐过牢，你爸爸坐过牢，现在又轮到我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继续吃饭吧，我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在今天晚上干完。
”英迪拉强抑住哭泣，一边擦泪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妈——我不哭了，——有什么事情能帮你干吗
”母亲想了一想，回答：“我要立即去召开一次国大党重要工作人员的会议，你就帮我在家里收拾一下东西，明天警察来逮捕我时，可能会进行搜查，有些文件必须处理掉。
”说完，母亲匆匆披上外衣就出去了。
英迪拉也镇静下来，把母亲的办公室、文件柜都作了一遍清理，将重要的东西都烧毁了。
接着，她又替妈妈把坐牢时需要的日用品也整理好，打成一个小包，还在包里放进了自己的一张相片。
她知道，妈妈在监狱中会想自己的女儿的。
虽然英迪拉才14岁，但特殊的环境、父母的影响，已使她早早成熟了。
午夜时分，母亲才回来，脸上显得有些疲倦，她对英迪拉说：“会开完了，我被捕后斗争还会继续下去，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母女俩紧紧挨着坐在沙发上，一起轻轻地朗诵着坦尼森的著名诗句：“送旧岁，迎新年……”紧张与害怕已经从小英迪拉心中消失了。
她默默地想着：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一切的一切
“当
”“当
”“当
”钟声响了，新的一年来临了。
窗外，响起了一阵爆竹声。
“1931年到来了”，卡麦拉把女儿拥进怀里，轻轻地说。
就在这一天，1931年元旦的清晨5点钟，母亲就被警察带走了。
英迪拉没有再哭泣，只是在心里发誓：“我也要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我也不会害怕坐牢。
”11年后，25岁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在家中第一次被捕；再17年后，她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
这时，母亲已经去世，但英迪拉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她，因为母亲的影响是永存的。
希尔顿的母亲——玛莉•劳•希尔顿提起“希尔顿”三个字，人们就会联想到遍布世界各地的希尔顿连锁旅馆，在各个大都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豪华舒适的这类观光旅馆，这已经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康拉德•希尔顿更被公认为是全球旅馆业的巨擘。
希尔顿曾称他的母亲——玛莉•劳佛斯威勒•希尔顿为“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勇敢的一位女性”。
1907年，一场经济恐慌席卷美国，希尔顿的父亲在圣•安东尼奥开的商店面临危机，并从那里写信回到圣•安东尼奥。
商店无法再开下去了，母亲决定开旅馆：一大堆剩余的日用品、一间大房子、希尔顿和弟弟的劳力，以及母亲炒的一手好菜，恰恰构成了开旅馆的条件。
一次，一位先生在店里吃了一顿饭，连连夸奖菜烧得好。
临走前，他叫过希尔顿，递给他一张五元的钞票，说：“这是给你的小费。
”希尔顿大吃一惊，那时候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小费并不盛行，他们偶尔会得到五分、一毛的小费，可是那得做许多额外的工作方能获得。
拿了这五元钱，希尔顿立即去找母亲，心里充满着怀疑与不解。
“那个人不是东部来的”，他对母亲说：“也没有喝酒，他怎么给了这么多小费呢
”母亲看了看钞票，淡淡地说：“也许他把它看成是一元的了。
”“就把五元误认为一元，也还是太多啊
”过了几天，当希尔顿他们又议论起那五元小费的事时，母亲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康尼，不要对这类小费太在意，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劳动上，只有靠优秀的劳动来获取报酬才是正当的。
”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希尔顿家的旅馆就兴旺到了要请帮手的地步，一家人的生计好转了，二十岁时的这段遭遇也成为希尔顿日后立志发展旅馆业，终于成为旅馆业巨擘的契机。
而且，希尔顿终生都记住了母亲的这句话：“只有靠优秀的劳动获取报酬才是正当的。
”也许可以说，这是他能大获成功的诀窍之一。
邱吉尔的母亲——詹妮•杰罗姆邱吉尔出生于贵族世家，父亲是马尔巴罗家族的第七代公爵，母亲詹妮•杰罗姆也出身于英国贵族的名门望族。
她在伦敦的社交界很受欢迎，英国贵族中的许多杰出人物都常来登门拜访。
这使小邱吉尔在幼年时便接触到了很多政治界的重要人物，并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失去丈夫后的詹妮决心依凭自己的力量帮助儿子出人头地。
邱吉尔虽然在学校中成绩不好，但并不等于他不愿意读书，而是他只愿意读自己感兴趣，认为有用的书。
来到骠骑兵团后，他把业余时间中的大部分用来读书。
因为他已明白，自己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要实现自己追求功名的抱负，就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知识。
于是，邱吉尔写信给母亲说：“亲爱的妈妈，我在印度的生活很悠闲，也因此而显得愚蠢、枯燥、无聊。
现在我很想多读点书，但这里找不到。
请您立即给我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
”詹妮收到儿子的来信很高兴，她马上忙着跑书店、图书馆借书和买书。
并对所有她遇到的朋友说：“我的温斯顿想好好地读点书了，我早就说过，他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有些书一时找不到，詹妮又千方百计，四处托人，甚至为一本书而跑友人亲戚家去求借。
不久，大包小包的书籍从伦敦寄往邱吉尔部队所在的印度，这些远涉重洋的书中包括帕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人的著作。
邱吉尔凭着自己杰出的智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当时，年轻的邱吉尔对历史特别感兴趣，他读英国著名史学家麦考利•吉本的历史著作入了迷。
因此，詹妮又陆续给他寄去许多麦考利•吉本所写的书。
以后，她还寄去几本厚厚的政治年鉴，让儿子研究英国现代的政治史时用。
1897年，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的一个印度部落发动了起义，英国人组织了远征军前往该地镇压。
邱吉尔也参加了这次艰难的远征，并在战争结束后用自修的时间写成了一本有关这次远征的书。
他把手稿寄给母亲，母亲很快就通过关系找到了出版社。
不久，邱吉尔生平的第一本书就在伦敦出版，而且受到了社会的好评。
以后的事实证明，邱吉尔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母亲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克林顿之母弗吉妮亚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妮亚用这样的话总结了她的生活史：“我不是一个为了规则而活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儿子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态度。
弗吉妮亚宣扬“一切为了开心”，她是一个不现实的乐观主义者，她战胜了大多数妇女一辈子也遇不到的那么多不幸：亲人的惨死，丈夫的虐待，一个儿子的锒铛入狱，但还有一样东西她没法战胜，那就是乳癌。
弗吉妮亚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却还保持着逍遥自在、不受约束的性格，除了因为她自己永远不为可能会发生的事忧虑外，她还有一套对付糟糕事情发生的办法：“在我的头脑里，我构造了一个密封的盒子。
我把我愿意想到的东西放在那里面，其他的东西放在外面。
盒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爱、友谊和乐观，外面是消极的、悲观的东西，还有对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
”弗吉妮亚把她的“密封盒子”理论传给了她的儿子，使他能把自己的生活分解到一种让身边的人震惊的程度。
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漫长的一年中，克林顿遭到众议院的弹劾和参议院的审读，然而，他能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摆脱那些针对他的责难。
克林顿同母亲一样，不必考虑“任何对我及对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同母亲一直所做的一样，他从不表现出自己的羞辱感；他和母亲一样在心里否定不愉快的事实，会把危害自己身份的事件锁在“密封盒子”的外面。
默多克之母伊丽莎白默多克的母亲伊丽莎白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她为孩子们制定了较高的标准，并要求他们努力达到她的要求。
在一些人看来，孩子们还太小，做母亲的对孩子要求不能太苛刻，需要降低一些标准，使其符合小孩的特点。
而伊丽莎白不同意这种意见，在教育孩子方面，她有自己的一套，伊丽莎白很少亲近、迁就孩子们，她每次都监督孩子们做祷告，去教堂做礼拜；她经常带孩子们整修花园，打扫自己的房间，并让孩子们亲自动手照顾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她要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她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劳动种类和方式，然后计件从她这儿领取相应的报酬。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可能全都认为我是一个旧式的、残忍的母亲。
”她说，“但我认为他们现在能真正体会那样做的好处。
”默多克成功后谈起母亲对他的影响时，他说：“是的，我想她的严格要求使我懂得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财富要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去完成。
”曾宪梓之母蓝优妹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蓝优妹由于经常赤脚下田，双脚生了冻疮，并烈开一个露出红肉的口子，再赤脚下田的时候，痛得钻心。
如果用胶布贴上伤口，下田时一沾水就会掉，而且她也舍不得花钱买胶布，但她想到第二天还得下田，如果不处理，裂口会越来越宽，于是就决定用铁针和棉线来缝合它。
她将双脚泡进热水里，等裂口上的皮肤泡软之后，再咬着牙一针一线地将裂口缝起来，每缝一针，鲜血直流，小宪梓在一旁看得眼泪直流，蓝优妹忍痛安慰儿子：“傻孩子，不缝好怎么办呢，裂口会更大更痛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曾宪梓的心里，每当他在困难面前感到疲惫烦乱之时，他便会以此来鞭策自己：母亲连那样深痛的苦难都挺过去了，忍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什么艰苦不能忍受的呢
钱学森之母：让儿子成为忠诚于祖国的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从小天资聪颖，悟性极高，3岁时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
应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
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
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
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赴美学习，他渴望以自己的知识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现状。
临行时，家人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
母亲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母亲和父亲一样，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
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父母的勉励，给钱学森极大的力量支撑。
在美国的日子里，钱学森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
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
”周围的美国学生听了这话后，都伸了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
钱学森本来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
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
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但是，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
既然学习航空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
不久，钱学森在导师的培养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
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
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
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丁玲之母：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在常德女子师范和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学担任学监。
刚毅、自强的蒋胜眉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
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
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1918年夏，14岁的丁玲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
暑假中，母亲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那时，学校要学生缴纳保证金，母亲没钱，留下一枚金戒指，托女管理员变卖。
那位女管理员将戒指卖了后，把交保证金余下的两元多钱交给丁玲，说：“你妈妈生活很艰苦，这钱可不能乱花。
”丁玲拿着钱，想着这些年来母女俩的艰苦生活，眼眶都红了。
她小心地把钱放在小木箱里，用换洗衣服压着，一直没舍得花，到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做路费。
正当学期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同学们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这场斗争。
她从小受母亲的思想影响，带头把发辫剪了。
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
丁玲在夜校教珠算，因为她年龄最小，学生们都管她叫“崽崽先生”。
暑假回到家，舅妈一看见她剪了发，冷冷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丁玲不客气地回答：“既然不可毁伤，人的耳朵为何要穿眼，你的脚为什么要变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丁玲高兴地向母亲讲述学校的各种新鲜事。
母亲看见女儿在思想上、功课上都有进步，也非常欣慰。
母亲告诉女儿，在“五四”运动中，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也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已经辞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员职位，专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
眼下她除了继续办俭德女子小学以外，又在东门外为贫苦女孩办了一个小小的“工读互助团”，学生可以不交学费学文化，还可以得到点工钱帮补家庭。
母亲受向警予寄来的书信文章的激励，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丁玲看见母亲虽已四十多岁，却仍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公而忘私，向往未来，也感到高兴、放心。
暑假过后，丁玲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
这所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
“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也很活跃。
母亲始终是信任和支持女儿的，只是这所学校是私立的，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
但是母亲考虑女儿的前途，仍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亲自送女儿去长沙。
丁玲在周南读完二年级，因不堪校长阻碍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又转学到岳云中学。
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
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的学问，是正确的。
为此，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
最终，丁玲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了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
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
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
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
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
”向警予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丁玲的心，始终激励着她奋发向上。
廖承志之母：画品铸就人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
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范。
何香凝，1878年6月出身于香港富商之家。
1902年，23岁的她为寻找救国真理，继丈夫之后到日本留学。
何香凝早年曾学习传统中国画，1908年入东京木乡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彩画、临画、写生等课程，同时向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习画狮、虎等动物画。
1910年何香凝从日本归国后辗转于港、穗、沪及日本之间，为革命奔波，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
去日本的那一年，何香凝生下儿子廖承志。
廖承志生下来的时候又肥又壮，虎头虎脑，于是父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小名：肥仔。
肥仔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
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
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
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
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
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
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
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
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
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
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
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
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
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
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
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
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
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
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舍之母：把吃亏视作理所当然老舍的母亲是一位旧中国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持家，自立自强。
老舍热情、好客，待人真挚、诚恳，这些性格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
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来作客时，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
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
在重庆的时候，老舍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
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
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
有时到了欢畅之时，赵树理会扯着嗓子“吼”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时候，老舍的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
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
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一边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着：“给大哥请安!”老舍常常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
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
”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
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家中的阎王。
直到老舍入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老舍感叹：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老舍的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
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了他。
老舍说：“母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
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都可将就，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
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没有地方，老舍出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面作保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时候，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参考：
帮我写一篇作文“我身边的英雄事迹”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
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
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
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
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
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
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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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与实用，哪个更重要
作者：李仲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的演讲事业方兴未艾。
回顾中国当代的演讲发展进程，令人有喜有忧。
可喜的是头15年进展明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大、中专学校开设与演讲口才有关的课程；全国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举办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一年四季不断，热闹非凡，长盛不衰，深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喜爱；演讲、口才方面的著作长期畅销，发行量相当可观。
以上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众人皆知，笔者在此不多谈令人堪忧的是近十年来演讲、口才的事业未能与时俱进，基本上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实践，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各级各类学校开课绝大多数是选修课，只有极少数是必修课；为比赛名利前茅，可以不惜时间、人力、物力、财力，而对提高广大员工，尤其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口语表达、沟通、交流的能力反而不够重视，严重主次颠倒；而最令人忧虑的是，至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认识分歧，演讲学、口才学究竟是一门兴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已。
尽管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早有论断：“演讲是科学，演讲是艺术，演讲是武器”。
但至今仍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讲话，谁不会啊
只要经常登台讲，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就“出口不凡”了，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可钻研；即使作为一门技艺，也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在演讲与口才方面的著作之中，最热销的当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狮城舌战》，当年正版加盗版发行量曾达到百万册。
但可怜的是只被团中央评选为优秀青年读物，学术界对此毫无反应。
上述现象虽然众人皆知，但又长期熟视无睹，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警觉。
笔者在此先谈谈“重比赛，轻实用”这个最明显的问题，其他问题以后再探讨。
多年来，按演讲内容分类，以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演讲所占比重最大，无论作为社会实践的各种规格、类型的演讲报告会，还是作为竞赛性的演讲社会活动，内容大部分是歌颂好人好事、英雄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迹；也有少量正反对比，或批评、批判反面人物、消极社会现象的演讲，但不占主导地位。
同时，以交流、切磋技艺，发现、选拔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竞赛演讲也占一定比例，并且以向广播影视界输送人才为主，向政界、企业界输送人才为辅。
而企业界所需的营销人才数倍于专职的播音主持人才，但营销口才偏重于实用，不带任何艺术表演、作秀的色彩。
竞赛性演讲至今仍是广大青少年观摩学习口才主要方式之一，不宜全盘否定。
但是竞赛性演讲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容量太小，能参加的人数也极为有限。
广大青少年当观众的多，能登台参与的极少，几乎与艺术表演难以区别。
从实质上区分，演讲属于社会实践，而非艺术实践，虽然竞赛性演讲要求较高的艺术性。
可是在很多以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演讲竞赛之中，有的选手竟然像参加卡拉OK唱歌比赛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甚至戴戒指、项链等登台表演、作秀，真是不伦不类的思想教育活动。
单纯的命题演讲比赛，尤其讲稿是请人代写的选手，即使名列前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考验，对综合素质的提高作用都极为有限。
有的青年形象好、音色好，背诵他人所写的讲稿，命题演讲比赛可以名利前茅，但千把字的短稿都写不出来，这不是典型的“花瓶”吗
花瓶不是垃圾，也有其特定的用途。
可悲的是不少地区却把“花瓶”当作楷模来宣传，误导广大热爱演讲的青少年。
与此针锋相对，越来越多的高规格的演讲大赛在决赛阶段，再加即兴演讲与应对口才的比赛，与命题演讲各占一定比例评分。
这才是综合素质较全面的比赛，才能反应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的真正演讲水平。
登台面向众人发表演讲毕竟是少数人的事，而口才却是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必备能力。
对于从事法律、教育、营销、医生、公关等职业的人更是重要的才能。
“言为心声”，口才是脑才的外在表现，笨嘴笨舌者大部分也笨头笨脑，只有极少数症结在口舌。
重比赛必然把语音纯、音色美、形象佳等看得重，重实用必然把知识面广、知识结构新、思维周密又敏锐等看得重。
究竟哪个更重要呢?广义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应包括方言、外语、社交口才等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口语表达能力的要求日益更高、更全面。
如高级导游人才除普通话之外，还必须掌握一种外语与一种方言，而且是与普通话差异最大、最难学的粤语或闽南语，因为海外华侨、华人以原籍广东、福建者最多。
这是导游考试必考的项目。
中国的大学生只有学外语专业者才必修2种外语，一精通一略通。
美国的非外语专业大学生，掌握2种外语者很普遍。
美国是全世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接纳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还是出国留学最多的国家之一。
笔者认识一位美籍华裔青年，他的学历是美国哈佛大学学士，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而且精通法语，略通阿拉伯语。
他尚未从耶鲁大学毕业，就已有第一流的学术成果，被美国华人传媒界评为优秀华人、华裔青年之一。
那么多的美国青年分赴世界各国留学，一方面是为了博采众长，学习其他国家、民族的长处，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人才培养的“近亲繁殖”，以利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持续发展、长期占领世界领先的地位。
科学技术的“杂交”优势，当然需要口语交流作为运载工具。
今后的出国代表团不带专职翻译的会越来越多，即使带翻译也是同声传译，对翻译人才的记忆力、思维敏锐的要求也更高、更全面。
至于社交口才，“讲什么”远不如“怎么讲”重要。
同样一个内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的交流者，“怎么讲”变化多端，需要临场应变，准确把握对方的心理，措辞讲究分寸，把话讲到对方的心坎上。
这就更不是仅仅通过竞赛表演选拔出来的“花瓶”，能得心应口、应对自如的了。
30多年，为时不长但也不算太短，理当早已走完起步阶段，迈进日益成熟的中级阶段，并准备攀登世界高峰。
究竟哪个更重要，实质上就是主攻方向。
笔者抛砖引玉，欢迎更多有识之士参与争鸣、探讨。
李仲华老师（左）与本博主与2010年5月28日在广东韶关参加丹霞山杯全国演讲大赛评判工作。
（作者简介：李仲华：中国当代演讲事业的先行者，著名演讲家、演讲理论家、社会活动家，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顾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