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断案传奇的原著简说
本义为大言，引申为大，广大；浩荡。
《庄子·天下》：“ 庄周 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 陆德明 释文：“荒唐，谓广大无域畔者也。
”《文选·枚乘〈七发〉》：“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
” 李善 注：“唐，犹荡也。
”《汉书·扬雄传上》：“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於林薄。
” 王念孙 《读书杂志·汉书十三》：“唐者，广大之貌。
唐其者，形容之词。
” 汉 蔡邕 《述行赋》：“云郁术而四塞兮，雨蒙蒙而渐唐。
” 空；虚。
《庄子·田子方》：“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於唐肆也。
” 清 黄遵宪 《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谓彼牛医儿，徒一唐名士。
” 笺注：“ 慧琳 《一切经音义》：‘字书：唐，虚。
’” 唐 〔tánɡ ㄊㄤˊ〕 〔《广韵》徒郎切，平唐，定。
〕 1.本义为大言，引申为大，广大；浩荡。
《庄子·天下》：“ 庄周 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 陆德明 释文：“荒唐，谓广大无域畔者也。
”《文选·枚乘〈七发〉》：“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
” 李善 注：“唐，犹荡也。
”《汉书·扬雄传上》：“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於林薄。
” 王念孙 《读书杂志·汉书十三》：“唐者，广大之貌。
唐其者，形容之词。
” 汉 蔡邕 《述行赋》：“云郁术而四塞兮，雨蒙蒙而渐唐。
” 2.空；虚。
《庄子·田子方》：“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於唐肆也。
” 清 黄遵宪 《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谓彼牛医儿，徒一唐名士。
” 笺注：“ 慧琳 《一切经音义》：‘字书：唐，虚。
’” 3.引申为徒然，白白地。
《百喻经·为妇贸鼻喻》：“唐使其妇受大痛苦。
” 唐 《大唐西域记·拘尸那揭罗国》：“汝何守愚，唐劳羽翮
” 4.亡失；丢失。
参见“ 唐子 ”。
5.庭堂前或宗庙内的大路。
《诗·陈风·防有雀巢》：“中唐有甓，卭有旨鷊。
” 毛 传：“中，中庭也；唐，堂涂也。
”《汉书·扬雄传上》：“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
” 颜师古 注引 应劭 曰：“《尔雅》：‘庙中路谓之唐。
’”《文选·颜延之〈赭白马赋〉》：“踠迹回唐，畜怒未泄。
” 李周翰 注：“唐，道也。
” 宋 《辛丑除日寄子瞻》诗：“相携历唐许，花柳渐牙拆。
” 6.通“ 场 ”。
见“ 唐圃 ”、“ 唐园 ”。
7.通“ 塘 ”。
堤。
《淮南子·人间训》：“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
” 高诱 注：“唐，堤也。
言堤之有万穴也。
” 8.通“ 塘 ”。
池。
《楚辞·刘向〈九叹·远游〉》：“枉玉衡於炎火兮，委两馆于 咸 唐 。
” 王逸 注：“ 咸唐 ， 咸池 也。
” 9.草名。
即菟丝子。
亦称“ 蒙 ”。
《诗·鄘风·桑中》：“爰采唐矣， 沬 之乡矣。
” 朱熹 集注：“唐，蒙菜也，一名兔丝。
沬 ， 卫 邑也，《书》所谓 妹邦 者也。
” 10.通“ 螗 ”。
《大戴礼记·夏小正》：“唐蜩鸣。
” 王聘珍 解诂：“唐读曰螗。
”参见“ 螗蜩 ”。
11.通“ 煻 ”。
烘焙。
见“ 唐花 ”、“ 唐窖 ”。
12.朝代名。
传说 尧 所建。
即 陶唐 。
13.朝代名。
李渊 及其子 李世民 所建(公元618－907年)。
14.朝代名。
李存勗 所建。
五代 之一。
史称 后唐 (公元923－936年)。
15.朝代名。
李昪 所建。
五代 时十国之一。
史称 南唐 (公元937－975年)。
16. 西周 诸侯国名。
封弟 叔虞 于 唐 。
今 山西 翼城县 西有古 唐城 。
17. 唐 盛时，声誉播及边疆及海外，故后世少数民族地区沿称中原为 唐 ，国外则径称 中国 为 唐 。
宋 程大昌 《考古编·诗论十四》：“ 唐 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国为 唐 。
”参见“ ”。
18.姓。
传为 唐尧氏 之后。
见《通志·氏族二》。
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一书谁写的啊?
《曾国 作者：唐浩明 简要介绍： 国藩，函，号涤生。
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42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从他因母丧返乡开始详尽的述说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小说分三部分：血祭、野焚、黑雨。
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文学硕士。
现任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总编辑。
在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近20年，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
曾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商用二十五史》，长篇历史小说《彭玉麟集》等。
先后被评选为全国首届中青年编辑、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及随笔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
曾获国家图书奖、姚雪垠历史小说奖。
汉阳造传奇的故事背景
张濂希先生和他的画 李 皓自古物鼎盛之邦、人文荟地。
张濂希先生是荆州现代一位异军突起，风格独特的艺术家，他在诗书画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书法尤为出类拔萃，自成一家。
先生虽以书画饮誉江汉数十年，桃李遍荆楚，但目前除少量书画作品流传外，先生之部分诗歌存于未正式出版的《张濂希诗存》，其轶闻遗事亦仅存于零星报刊杂志和友朋门生之间。
笔者经过长期努力，得以较全面地鉴赏先生艺术作品并有幸收藏数幅墨宝，同时收集到一些相关资料。
认为：研究介绍、发扬光大张先生艺术确是紧迫之事，否则，随着时光推移，张先生的卓越成就有可能湮没于历史的长河。
现从张先生及其艺术活动各方面加以介绍，以飨同好。
一、其人其艺 据张濂希先生好友、沙市考古专家聂邵抚《张濂希诗存》后序，张先生原名祖濂，字濂希，以字行。
别号擘窠庐子。
世为沙市人，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小时入德馨私塾，受业于清末拔贡刘寿龄老先生。
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等为先后同学。
壮岁从商，后专事书画。
因精于书画金石考古之学，遐迩闻名。
且交游广泛，影响深远。
于书画教育贡献巨大。
解放后曾任沙市市二届人大代表、一至四届政协委员，是一位富于传奇性的文化人。
先生殁于乙酉年（1969）二月，享年七十六岁。
张濂希自幼天资聪颖，4岁即能熟诵唐代大书家孙过庭的《书谱》。
早年从颜体入手学习书法，兼习欧阳询、褚遂良，打下坚实的书法基础。
从颜体入手学书，使得张先生的正书带有浓厚的颜体特征：其书法结字宽博、端庄方正，笔法圆劲浑厚，极具立体感。
其后受时代风尚影响，参以汉魏碑，书法富于金石味。
由于广受欢迎，荆州沙市一带老店铺招牌基本上是张濂希先生手笔。
时至今日，沙市老城区还偶尔可见这些遗迹。
沙市健康巷附近有一古老院落，额曰“沧桑门”，据鉴定为张先生手书，笔挟风雨，与“沧桑”颇为相称张濂希先生行书几乎纯用中锋，圆转流走。
先生于米芾、文徵明等也下过很大的功夫。
目前所见张先生手迹中，有不少是写在红格笺纸上的作品，其中《临米芾》最多，内容是米芾论书诗句及《多景楼》等诗。
从字迹看，大致属于“意临”性质，并非亦步亦趋的临写。
米芾论书：“书无刻意做作乃佳”，张濂希的行书充满真率之意，受米芾影响很深。
博采约取，自成一体，其整体风格苍劲潇洒，神韵飞扬。
特别是大不盈寸的行书洒脱不羁，备受称道。
先生书法，到晚年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见有《毛主席诗词》、《李白诗》等多幅，笔法雄强，甚至老劲荒率，古意盎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先生尝对弟子言：“习书法到相当程度可以跋扈”，就是说书法不仅要功底，还要有个性，写出自己的风格。
张先生的艺术成就，首先源于对传统书法艺术有精湛的领悟，同时具有深厚的功力。
其次是张濂希先生的胆识和艺术独创性。
他师古而不泥古，敢于创新。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艺术修养。
先生的书房、客厅都摆满书架，藏书极丰。
书房内置一张大书桌，堆满笔墨纸砚，金石画谱，琳琅满目。
是一个对艺术孜孜以求、好学不倦的人。
先生精于绘画，宗石涛、任伯年画风，笔墨酣畅，设色丰厚，以写意为主。
早年偏爱山水，晚年多画花鸟，尤擅梅菊。
其画重在气韵，清新可人。
1956年曾作《花卉》一幅参加湖北省首届美术展，获奖并转载于《湖北文艺》，后作《东风图》、《百花齐放》、《力争上游》等刊于《湖北画刊》、《湖北日报》，得到广泛喜爱。
可惜画作流传不多，其绘事题材在《诗存》中可以略见一些。
据漆忠珩《我与张濂希先生的忘年交》（载《沙市文史资料》第五辑）介绍，张先生于书画金石、古物鉴别之道堪称独到。
上世纪40年代，漆忠珩得汉代“伏波将军”铜印一枚，赠给先生作拜师之礼，先生当场在拓本上题写“路博德肘后物耶
抑马援之累累耶
”。
路博德、马援为历史人物，均为汉代“伏波将军”，故张先生睹物，发思古之幽情。
又一次与弟子路途中购得张姓元押（元代花押印章，多为青铜质地）一枚，绿花斑驳可爱。
先生回家拓出，即兴题句曰：“范雎元稹冒，花蕊像难真。
知君越世久，可是旧主人
”可谓深情妙赏，才思敏捷。
漆忠珩曾在沙市荒货摊以一元银币得“胭脂晕”古端砚一方，见张先生爱不释手，愿赠给先生。
张先生婉拒之，执意以百元银洋购入。
其处世严谨如此，大有古君子之风。
二、天涯知交 张濂希先生为人和蔼可亲，交游广泛。
友朋中名流甚多，就资料整理，择其二三事如下： 其一，荆州籍书法大师李宝常先生。
李先生早年留日，长于书法，以篆隶闻名遐迩。
据《益州书画录·附录》记载：“李宝常(1873-1949年)，字绩丞，荆州人。
初入张之洞幕府，后以知府官蜀。
工汉隶，与杨守敬(1839-1914)齐名。
喜收藏，精鉴别。
”《张濂希诗存》中有三首关于与李先生交往的诗，主要内容是共同鉴赏书画金石及相互诗歌唱和之作。
张濂希奉李宝常为师，时常请益，受益匪浅。
其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
张氏兄弟与前述李宝常先生有很深的情谊。
李宝常比张大千年长二十多岁，两人相处欢洽，过从甚密，张大千敬称他为“绩老道兄”。
由于这种渊源，张濂希与张氏兄弟相识相知，每当张氏兄弟回川经过沙市，必造访张濂希，倾杯谈艺。
张氏兄弟非常欣赏张濂希书画，常为之揄扬。
其三，潜江易均室先生。
易先生（1886——1969），名忠籙、字均室、号稆园，嗜篆刻，好书法，通文字学。
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同盟会员。
历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西北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后任四川省文史研究员。
《张濂希诗存》中有《赠易均室夫妇》一首。
“标格过于诗，所闻不如见”，这是对易先生的评价，可见其不一般的艺术情谊。
2009年北京泰和嘉成秋季艺术拍品中有《稆园辞鲭》线装3册328张，均为易先生于蜀中、秦中所得友人尺牍，这些书信中有一通张濂希先生的信札，共三页，作流畅的行草书。
其内容为：均室先生道席：复诗及书拜读一是。
渝信中玉印拓片亦已收到。
以一份转剑兰矣。
重庆数度炸后，得讯知先生无恙，甚为庆幸。
本拟即时裁答，而未审尊寓何处
又因小儿志静行将上渝，免将印谱寄沙，今已饬小儿奉上洋 ，烦将印谱二部交与伊手为盼，有费清神，容日后致谢。
专此奉覆敬候文祺，弟张濂希顿首七月四日。
书后有“黄牧父印存壹本六元，藏印甄壹本十六元”及“近得钱伯桐书金刚经册大有唐人写经风味”附言。
张濂希的书信，为抗战时期“重庆炸后”所书。
从内容看，这两位书画知音即便在战火横飞之际，仍然执着于书画艺术的追求，令人感佩。
《稆园辞鲭》作者如沙孟海、谢无量、章士钊等均为一时名流，濂希先生书法跻身其中，亦无愧色。
与众多书画名流的交往，无疑使张先生开阔了视野，其书画艺术的境界不断提高，终臻圆融之境而独具风貌。
三、桃李春风 先生享有书画盛名，来从学者甚多。
漆忠珩《我与张濂希先生的忘年交》中介绍其与朋友李廷玉一同向张濂希先生学习书画篆刻的事情较详细。
1940年，漆与李在聂邵抚先生介绍下，一同到张家拜望。
这次会见，张先生除了勉励两位弟子，还慷慨地借给他们《十钟山房印举》和一部《殷墟书契前编》，让两人换着看。
并赠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这两部印学著作都是上品，将之推荐给学生，可见其不俗的眼界。
解放后，张先生更加致力于书画教育。
《诗存》中有一首自注曰：“中学生多从余学书”。
先生的书画教育也很有成效，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书画人才。
1959年，张先生辅导9岁儿童吴中庆作《百马图》长卷一幅，亲题“爱其神骏”四字于卷首。
这幅作品被选送参加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儿童画展”，获得一等奖，当时《中国青年报》以“老少两画家”为题登载画稿及师生合影照片，轰动一时。
先生也于当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吸收为会会员。
虽享有盛名，张先生却一直保持谦虚作风，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目前活跃在荆州等地的很多书画家都是张先生的高足或再传弟子。
杨随震先生现为中国书协会员、荆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书画成就很高。
他在介绍其书画渊源时，认为早年跟随乡先贤张濂希先生学书，为自己打下良好的基础。
至今对老师的书画艺术非常景仰。
书画家刘良金先生（1943年生）介绍，他11岁时，与杨随震、严智铨三人，同日拜张濂希先生为师学习金石书画。
张先生谆谆教诲，或亲示墨宝，口授源流书理；或携三人于长街，教学各家匾牌字画；或引入沙市名家宅内，扩充视野；或与学生诗词唱和，以娱气氛。
当时碑帖全无，学生们就常常临写老师的作品，后来条件稍好再指导学生悉心学王羲之、米芾、苏东坡、祝枝山诸家之长，不数年居然在书法上“四体皆能”，足以服务社会。
书画收藏家张辛夷先生于六十年代曾多次慕名前去学习书画，每次张先生都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进行指导，务使满意而回。
至于学生们和社会人士求字求画的要求也尽量满足。
当时条件艰苦，宣纸成为奢侈品，濂希先生设法弄来一些空白新闻纸、包装纸等，因陋就简，潇洒挥毫，留下不少书画珍品。
四、风雅弦歌 张先生金石书画俱佳，且长于诗。
在解放前就出版过两本诗集，可惜未能流传。
目前可见的只有一本《张濂希诗存》，为先生同学好友、沙市考古专家聂邵抚先生整理所得，于坊间印少量以作纪念。
实际诗作，当远不止《诗存》所载。
先生于诗宗杜甫，格律谨严。
《张濂希诗存》中有《杜工部纪念日》一首，表达对诗圣的无比崇敬之情。
喜用典，诗风在黄山谷、吴梅村之间。
张先生的诗歌，除了书画应酬题句外，许多是即事名篇的，留下了很多感时感事之作。
如《谢赠裹梨纸》诗云： 哀果裹鲛绡，理来书可抄。
关心情谊厚，免我种芭蕉。
这首诗以诙谐语表现当时条件匮乏，以包装纸书写的事，几许无奈、几许感慨都包含于寥寥数语中。
解放后的作品，很多篇什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由衷支持和歌颂，一扫过去幽峭冷僻、孤芳自赏的诗风，显出刚健、昂扬之气。
如1955年作《经幢题辞》，庆祝分洪闸（抵御荆江水患）的建成，热情歌颂建国十五年来的成就。
《欢庆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有“辉煌建设超千古，利济雄图本不同”之句，是对新中国革故鼎新，利益苍生的礼赞。
先生诗歌中不少生活气息浓厚、清新的作品。
如《韩君国樵赠丝瓜茄子蛾眉豆，俚句致谢》，是一首长篇歌行体，其中言蛾眉豆“豆类有蛾眉，取名亦何绮。
摘来犹带露，所以味如荠”，清新朴素，风趣幽默，很富于田园风味。
晚年诗作中亦不乏意蕴深厚、境界宏阔的作品，如《观望山楚墓留言》： 田界整齐岂草莱，衰颓陪共载车来。
幽潜欲奋地呈宝，藏蕴能探楚有材。
一时臣纵得云会，千载物谁教土霾。
筚路荒凉蓝缕冷，今皆工厂与楼台。
诗篇览古观今，表达了对荆楚大地历史悠久、沧桑巨变的深沉感慨。
是一首优秀的怀古之作；其格律谨严，用典恰切，颇具大家风范。
由于各种原因，先生晚年生活极为困顿，至以贱卖所藏金石书画为生，书画文物无复略存。
即便贫病交加，先生仍坚持作书作画作诗，直到生命的最后。
先生生性淡泊，不求闻达。
一生主要活动区域在家乡荆州沙市一带。
1969年殁后，这样一位极有艺术个性的书画家的名字逐渐湮没于荆江的涛声之中。
然而，埋藏的金子总是金子，先生的风范及艺术成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纪念
谈谈自己对近代史上的人与事的看法 (不能是伟人伟事.)1000字左右``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
第一 ,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 ,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
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 ,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
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 ,农业占有重要地位。
为改良湖北农业 ,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 ,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
1898年4月 ,农务学堂正式成立。
张在招生示文中阐明兴办农务学堂 ,讲求农学的重要性“: 富国之本 ,耕农与工艺并重 ,近来泰西各国 ,农务最为兴盛““, 中国地处温带 ,原隰活衍 ,甲于环球。
及因农学不讲 ,坐使天然美利 ,雍阏不彰 ,此农学不讲之故也。
“1900年 ,学堂设立蚕桑试验室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02年 ,学堂迁到城北武胜门外扩建 ,按照计划改制 ,并派15人赴日考察农业 ,归国后大部分被选为学堂教习 ,充实了学堂的师资力量。
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 ,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工业 ,需要较多的工业技术人才 ,因此他对工业学堂也较重视。
他认为“: 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 ,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 ,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 ,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 ,这是中国人才匮乏 ,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
“所以 ,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 ———工程师和技师 ,他说“: 工有二道:一曰工师 ,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 ,悟新理、变新式 ,非读书人不能为 ,所谓智者创物也。
一曰匠首 ,习其器 ,守其法 ,心能解 ,目能明 ,技能运 ,所谓巧者述之也。
“ 基于这一认识 , 1898年春 ,张之洞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 ,聘日本教习两人 ,分别讲授理化学和机器学。
学堂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又以‘必须亲手操作方能切实通晓‘为原则 ,让学生在教习及技工的指导下 ,从事实际操作四小时 ,晚间读中国书籍“ 。
1902年 ,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 ,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
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 ,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 ,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 在张之洞的教育近代化构想和实践中 ,师范教育居于最基础的地位。
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 ,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
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 ,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 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 ,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
1902年 ,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 ,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 ,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1903年 ,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 ,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
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 ,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
“为发展地方初等教育 ,张又令学务处在武昌设立师范传习所多处 ,令各届选派举贡生员前来培训 ,学习教育管理及有关初等小学堂的教学要旨 ,然后回各属地担任小学教员。
在张之洞的倡导下 ,湖北的师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也初步形成新的教育行政体系 ,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 ,同时 ,也为湖北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 ,其伟大的教育思想 ,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 ,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
诚然 ,其教育理论带有“宣扬忠君 ,维持清朝统治”的封建色彩 ,但他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 ,取之于西方用于中国 ,亦足见其不凡。
在当时的状况下张之洞不可能将西方文化与忠君思想有机结合 ,体现了他自身教育观的矛盾 ,但这并不能掩盖张的教育倡导对湖北的作用乃至他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卓越贡献。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
有什厶表达效果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
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
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
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
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
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
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
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
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
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
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
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
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
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
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
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
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
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
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
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
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
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
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
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
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
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
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
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
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
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
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
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
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
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
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
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
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
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
”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
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
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
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
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
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
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
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
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
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
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
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
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
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
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
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
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
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
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
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
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
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
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
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
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
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
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
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
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
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
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
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
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
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
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
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
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
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
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
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
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
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
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
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
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
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
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伦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
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
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
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
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
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
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
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
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
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
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
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
……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
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S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
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传奇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
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
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
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
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
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
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
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
关于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一文，是否有很多佛家思想
能不能具体说说梁启超这个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生于广东新会，清光绪举人。
[1]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 人物关系纠错中文名梁启超外文名Liang Qichao别 名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广东新会出生日期1873年2月23日（癸酉年）逝世日期1929年1月19日职 业思想家信 仰中国进步党主要成就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目录1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 逃亡海外▪ 退出政坛▪ 生病逝世2个人作品3学术成就▪ 赋税思想▪ 目录学贡献4家庭成员5人物评价6轶事典故7后世纪念8影视形象1人物生平编辑早年求学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公车上书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3]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3] 戊戌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
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
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4]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4]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
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
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
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
[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
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
康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被迫跪下认罪。
[4] 逃亡海外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退出政坛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生病逝世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
因不愿增 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1899年）(2张)家人之累，秘不告人。
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
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
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
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
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7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
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
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重病，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
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
[5] 2个人作品编辑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6]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像梁启超像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主要作品：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3学术成就编辑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
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
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
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
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
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
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
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
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7] 4家庭成员编辑梁启超梁启超先祖及父母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熊子乡茶坑村。
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
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
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
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婚恋传奇梁启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几位女性。
闺中良友李惠仙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
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
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
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
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
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
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
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
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
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
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
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
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
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
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
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
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
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
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
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
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
我之心惟有先生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
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
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
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