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成事之道读后感》 不少于3000字
千夫所指是国贼\\\/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评论李鸿章\\\/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作者：朱骥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问题。
可现在不但成了问题还成了大问题成了历史界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历史界、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股奇怪的翻案风席卷历史学界与学术界。
给汉奸卖国贼翻案。
给秦桧翻案说秦桧跪了几千年了也该站起来休息休息。
给袁世凯翻案、给李鸿章翻案。
更有甚者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翻案竟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样的神圣讲堂上。
隋丽娟说慈禧后又竟然在杂志《百家讲坛》上发表《慈禧，想说爱你不容易》。
而争论最多争议最大的还是对李鸿章的争论。
特别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更是将李鸿章、袁世凯拔到极点。
因此对李鸿章的争论尤为突出。
在众多对李鸿章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
我们知道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屈辱饱尝蹂躏与欺凌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变革的时代。
而李鸿章做为当时朝廷最大的当权者之一，他在当时的一举一动当然是举足轻重备受国人与世人关注的焦点了。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既没有向林则徐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当中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也没有向左宗棠那样率兵出击收复故土失地。
倒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中国最屈辱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却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外争国权内主改革。
在cctv中央电视台教科文行动：中国史话的《呐喊声中图强变革》中刘坤宁说：在过去，李鸿章在签“李鸿章”三个字，绝对不会连笔的，但这一次不同，他把三个字连在一起，画得你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猛一眼看上去象个“肃”，这个“肃”字是清政府在他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即一等肃义伯。
这时候他就在想，我这是在给朝廷办事，不是想卖掉这个国家，是你皇帝叫我签这个字的，要卖这个国的，那就用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算了，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签在上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马关条约》他是这样签的，《辛丑条约》也是这样签的。
我们无从得知李鸿章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否真是这样。
可从刘坤宁为李鸿章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与感受到的是李鸿章的无奈与痛心。
让人觉得李鸿章是多么的委屈多么值得同情。
可事实的确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前的表演吧。
做为大清皇朝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是据理力争维护清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帮助帝国主义威胁朝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在给清政府另一要员张之洞的电报中竟然说：电报每个字4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
......意思就是要张之洞不要再为力争国权而努力了。
可奇怪的是在《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要中国赔偿：9.8亿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要中国赔偿2万万两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
可偏偏对外争国权的张之洞为国家利益而努力花4角银圆一个字的电报费他嫌贵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李鸿章对卖国求荣他不嫌贵，对卖乖讨好帝国主义他不嫌贵。
而对爱国护国对外争国权就是1个铜板他都会嫌贵，更何况是4个银圆简直是天价了
可是不是真如现在一些人与李鸿章认为的那样赔款与国权就无争取之余地了
不是。
我们看看9.8亿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
9.8亿两白银可以组建160只北洋水师。
这么庞大的数字使侵华联军都不敢相信。
俄国公使拉姆斯道夫向沙皇汇报时得意忘形的狂叫：“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请注意拉姆斯道夫用的三个词：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
因为赔款数额远远高于八国联军的损失。
美国人最初认为，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他们分赃到了3千多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竟然比强盗的想要的价还高出30倍
现代的某些人与李鸿章竟然还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代的某些人居然还认为李鸿章外争国权尽力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得意洋洋的说《辛丑条约》没有割地，由此来为李鸿章辩护。
真是这样的吗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
并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
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 这是《辛丑条约》第7、8、9款之规定。
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划出一部分只准外国人居住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不叫割地叫什么
一个连首都都可以割让的条约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外争国权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二、李鸿章是忠臣还是逆臣。
1900年11月7日就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也灯枯油尽一命呜呼了。
清政府给李鸿章极高的荣膺懋赏赐谥号：文忠。
而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臣》中也说：“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 而说李鸿章是忠臣的依据是李鸿章办的两件事：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2.洋务运动。
对于第一件事是不存在争议的。
因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忠实于大清王朝。
关键是第二件事洋务运动。
历史学界还称之为“同治中兴”。
不光是李鸿章的“功劳”还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功劳”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当事人李鸿章自己的评论呢
李鸿章自己就曾经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 说实在话我对李鸿章没什么好感。
可李鸿章能说出这样的话评论自己，这说明李鸿章有自知之明比起现在吹捧他的奴才们不知道要明智多少倍。
如果就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而言应当说李鸿章是忠臣。
可别忘了李鸿章还干了一件事——卖国。
那就是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
何为忠臣
就是忠于国君。
忠于国君就是要忠于国家。
可是《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资。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如今宝岛台湾尽入倭寇贼手
亿兆黎民落入日酋瓮中
而《辛丑条约》更是连首都土地都割让给列强。
就不知道李鸿章忠于何君忠于哪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人们高呼：“恨不能食中堂肉”的话来。
可见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痛恨李鸿章
最后让我们看看与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怎么评论李鸿章的来结束全文。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
中国近代109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
从1871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侍候洋人颜色呢
” 而在1982年9月24日也指出：“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 正如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撰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中指出的：“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
”而我要加一句李鸿章一类人必将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之国贼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文章提交者：yihongkuailv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为同清政府签订更有利于自己的和约，不惜动用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七十万两）收买清朝高官。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电告沙俄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说：“此款如不敷用，尚可增加”。
这样的“痛史”，今天的中国人大约只能在苏联的历史书中零星读到，如同中国政府喜欢揭批当年国民政府的黑暗一样，苏联政府也不忌讳曝光沙皇政权的“劣迹”。
至于其它的西方列强，这方面见之于史料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反正在中国人眼里，那些“卖国条约”的签订都被定性为“外患”，从来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内忧”。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名臣，一生中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日本好战分子开枪打伤，特别为中国人同情；但《中法新约》则属于明显的“胜战败约”，为时人也为后人所诟病。
沙皇俄国由于一再侵华，与李鸿章打交道特别多，俄国人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此人是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卑鄙龌龊的妥协政策和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莫斯科条约，中国人又称为《中俄密约》。
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为诱使李鸿章就范，俄方答应签约后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贿金。
实际交付了100万卢布，剩下的200万卢布，俄方一直拖延不付。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俄国人写道：“中国这个老官吏死了，因而使俄国政府省下了这笔钱”。
1898年3月2日，沙俄政府为从清政府手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建通往这两个港口的铁路的权利，一次给李鸿章、张荫桓每人各七十万卢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
3月27日，条约签订，沙俄政府如愿以偿。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再次启用贬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列强交涉。
李鸿章接到诏书后，立即从广州打电报给维特，请求他派自己的老相识——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
1900年9年，乌赫托姆斯基应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上海。
李鸿章安排他儿子与其商谈，承诺答应沙俄政府和谈条件，要求俄国政府把它原先答应李鸿章而未付清的贿金付给他，哪怕是先付一部分也好。
维特接到乌赫托姆斯基的报告，认为李鸿章尚未重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李身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于是，沙俄政府转而下令关东州“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也夫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
谈判内容传出后，受到日本等列强反对，中俄谈判中断。
1901年8月，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中俄恢复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答应，在沙皇要求得到满足时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的贿款。
然而，没等到事情办成，李鸿章于1901年11月3日去世。
后来接替李鸿章谈判的是王文韶。
沙俄买通王文韶及其随行官员，只花了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
对此，沙俄官员拍手相庆：“已不如那个老头一贯索取的那么多了”。
李鸿章去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应验了民间“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
历史对张之洞的评价
历史贡献 生平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自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
中国重工业奠基人。
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
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汉阳铁厂全景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战事中的贡献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
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
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主张。
主要实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汉口，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
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
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
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
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
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刘少奇曾在此领导工人罢工）。
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
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
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汉阳步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
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
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设办新式学堂 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
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
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
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
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总督衙门有一挑水人听人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人说：“这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啊
”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
注意，那时候的留学生可不是1\\\/4回国，3\\\/4滞留。
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
对了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曾记否，双十节，武昌起义
楚望台
）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
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
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
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
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
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
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有关张之洞写一篇论文2000字
《张之洞》张之洞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初任湖广总督时，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当地的一名画家甚至拿他开涮，画了一幅“三矮奇闻”的水彩画，画上的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他的两位同事。
此画一经展出，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此诋毁朝廷重臣，败坏总督的名声，连属下都看不下去了，要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关进大牢严刑拷打。
以张之洞当时的权力，抓个画家当然是小菜一碟，可是，他却选择了“退一步”，自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
此举让轻视他的画家佩服不已，从此对他毕恭毕敬，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
清末怪杰辜鸿铭是名副其实的“学历帝”，一共拿了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等9种外语，通晓文学、法学、儒学、工学。
所以，辜鸿铭的狂妄也前无古人，不管面对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达贵，他说话从来都是口无遮拦，极尽刻薄之能事，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张之洞非常欣赏此人，常找机会和他聊天，可是辜鸿铭毫不领情，嘲笑奚落之语不绝于耳。
当时，辜鸿铭的狂妄已经引起朝廷众多官员的反感，如果张之洞找个借口杀了辜鸿铭，报被奚落之仇，根本不会惹任何麻烦。
可是，张之洞却选择了“退一步”，他不但没有打压辜鸿铭，还处处保护他，帮他躲过了朝廷的明枪暗箭。
此举让辜鸿铭感激不已，从此跟随张之洞长达20年之久，成为其最忠实的幕僚。
张之洞和李鸿章是死对头，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顺理成章也成为张之洞的政敌。
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时，接替他位置的人恰巧就是李瀚章。
一路上，李瀚章的心里都在打鼓，两广本来就贫穷，张之洞在任时又做了不少大事，粗略算一下，财政亏空应该有2000万两银子，相当于国库三年收入的总和呀，这个烂摊子，让人如何收拾
因此，见面时，李瀚章根本没给张之洞好脸色。
出人意料的是，在交接财务时，张之洞却说：“省库还有200万两银子，都留给你用吧。
”李瀚章吃惊不小。
按说，他如此敌视张之洞，就算有盈余，张之洞也不会给他留分文，没想到，张之洞却选择“退一步”，为他的上任铺平了道路。
在得理时，没有咄咄逼人更进一步，而是弯下腰来后退一步，正是这后退的一步，让张之洞轻轻松松得到了百姓的尊重，获得了才子的效忠，化解了政敌的仇恨，让他最终成为晚清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曾国藩传记读后感, 急求3000字以上给高分。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
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
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农务学堂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
。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
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百余年后，中国钢产量已居全世界。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
我个人认为，张之洞还是一个值得后人尊敬的人他的优点和缺陷都很鲜明。
从后人对他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之洞身上的闪光点
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有感 300多字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