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张謇读后感怎么写三年级
很高兴为你解答
根据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
读张骞写读后感
读后感在中今时代中，多的英雄先烈。
是，让我们学到更多的，更多的知识;是他们，让我们享受到了新的生活，创建了新的国家;是他们，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在这段日子中，我学习了《丝绸之路》这一课，并认识了创建“丝绸之路”开端的张骞!初识他的时候，我只知道他只是一个运货的而已，可我没想到他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电影有许多镜头，使我目不暇接，但最使我记忆深刻的画面。
就是匈奴抓住了张骞让他见单于时，要求去节墨面的情节。
当时，我看见张骞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脸色发白，衣服破烂不堪，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时，单于召见张骞。
侍卫走到外面，站到张骞面前，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本单于要待见你，你要去节墨面。
”“去节墨面?那是对我们汉朝的侮辱，我就是死，也不会去节墨面!”“我说你这个张骞，是不是找死啊!”就在这时，单于说：“把他带进来!”张骞进去了，侍卫让他跪，他也不跪。
这时，我深深地感到张骞全身充满正义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我听见“去节墨面”这个词时，感觉挺稀奇的。
在网上一查，原来是这个意思：“去节”是没收节杖，节杖在汉朝代表天子，则去节是对使节的轻视和侮辱;“墨面”古代的一种刑罚在面额上刺字染成黑色，就是在脸上刺青,是一种惩罚。
髡首墨面以毁其容。
多么可怕，残忍的词语....可见当时，张骞是多么的气愤!对于张骞。
我有许多佩服之处。
首先在匈奴地带生活了整整十年，一般对普通人来说，饮食起居都已经不成问题了，就永远居住在这里吧，反正汉朝的人肯定都以为我死了。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可张骞不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跑，即使被匈奴军一次次抓回来，可他总是锲而不舍，一直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他坚持不懈，令我佩服。
其次在回家的路上，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太平。
他被若羌族扣留了三年，再有一次若羌族的士兵不注意，逃跑了。
在去汉朝的路上，他把骑着的马割掉，吃马肉饱饥，可是吃完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等他回到长安时，身材变得瘦骨如柴，脸色苍白，像一个乞丐一样。
但一样能证明他的真正的身份，那就是在破烂衣衫中的那块节杖...其实，在他饿的时候，他有权利可以把节杖换成食物，可他没有。
因为他爱国，这点，我佩服!……当皇上知道张骞的归来消息时，立马把大臣们，乐队们，集合起来，迎接张骞。
当皇上看见张骞的摸样时，心里已经疼痛万千了。
当他回忆起当年的张骞，和现在的张骞。
他老了，出使西域13年的他——张骞，回来了!脸上的皱纹，代表着他回朝的喜悦;衣服的破烂，代表着他一路上的千辛万苦。
那一刻，那一瞬间，所有在场的人，都落下了泪水，皇上也不例外。
当一颗颗泪珠落在地上时，有的是辛酸的泪，有的是感动的泪，有的是喜极而泣，这些都足以证明，张骞回来了，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启东东南中学张謇纪念堂观后感作文
东南中学作为省德育先进学校，建立了以德育基地为阵地，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以日常行为的养成教育为基础，以德育活动为突破口的德育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德育特色。
学校充分挖掘德育资源，整理出这座四合院“教育救国，抗日保国，科教兴国”的历史，编成《垦牧情》、《摇篮情》《校友情》等书，作为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校本教材。
张謇的故事
张謇 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创办了[大生纱厂]发展了民族工业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
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
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
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
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
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
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
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
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
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
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
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
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
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
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
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
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
（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
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
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
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
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
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
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
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
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
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
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
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
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
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张謇乃科甲出身，状元及第，书法自有根底，楷、隶、行、草兼擅，沉稳深秀，传世以行楷为多，隶书绝少见，然此副一则为隶，另则长言龙门，笔法瘦硬，纵横飞动，妙得《礼器碑》，《石门颂》精髓，偶参篆书体势，古雅清新，更是绝品中之精品。
和张謇先生对联-南通任苯生. 1922年夏,我从骑岸镇高等小学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不收学、杂费,并免费供给食宿,吸引了八方贫寒学子.求学期间,常聆听张謇先生演讲, 先生谆谆教诲,终身受益. 在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朝东风琴室后壁外的一棵树上装矿石收音机天线, 一个同学忽然看到张四先生正缓步跨上木桥,朝学校方向走来,立刻兴奋地告诉我们.四先生住在濠南别业,与博物苑有边门相通,与学校隔河相望;两岸坝肚子上架有木桥,桥栏上有“路不拾遗”四个大字；河里插有蟹簖; 闲暇时,先生常独自从河西头踱过桥来. 我们顾不得装天线,立即跑回学,一路奔走相告,欢腾雀跃;师范主持于敬之急忙领着大家,打开常年落锁的学校后门,出来恭请四先生进校,迎至寿松堂. 先生结合自身坎坷历程,鼓励在场同学勤学苦读,争当栋梁之材,将来为国效力,为民服务,造福一方. 接着,我们随先生出寿松堂,来到校园,在一棵古银杏树旁,有一株灵霄,附树而上,直攀树稍;先生心情甚佳,驻足观之.随后,大家跟着赏景,边走边聊,信步来到荷花池旁,大家兴致盎然;先生一时兴起,收住脚步,要与我们对联,大家热情高涨,围拢过来;先生说出上联:“黄花菜,菜花黄,一花一酌”;( “菜花黄”-酒名).只有不多几位同学应了下联;还记得我应的下联是:”“鸡冠花,花冠鸡,边啄边哗”.先生笑着又出一上联:“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 大家搜肠刮肚,无人能对.先生勉励我们:博学精思,互相探讨,自会开窍. 先生教导,铭记心中.后来读了蔡东藩明史演义,有所感悟,试作下联，以对四先生上联: “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 “朱元璋灭大元建明,祖从僧为帝,孙从帝为僧”. 谨以此联,纪念恩师! 作者:江苏南通任苯生. 誊稿:通州余西镇古梅山庄任侠家.
谁有张謇的事例啊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
张 张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
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
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
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
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
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
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
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
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
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
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
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
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
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
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
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
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
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
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
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
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
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
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
（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
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
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
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
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
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
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
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
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 张謇（前排右三）与暨南学生合影 00万两，纱锭2.6万枚。
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
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
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
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
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
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
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
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
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
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
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
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
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
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
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
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
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
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
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
“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
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
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
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
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
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
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
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
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
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
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
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
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
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
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
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 崖”即“边际”。
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 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
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
“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
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
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
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
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
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
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
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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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世代耕读传家。
兄弟五人，排行第四。
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
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
作为吴的主要幕僚，他参与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深为吴氏赏识。
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
1894年，又考中状元。
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
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
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
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
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
他把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提高，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合并为南通大学。
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
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
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
……凡教之道，以严为轨。
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了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
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
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
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
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
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
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