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500字左右的文言文读后感
[法律读后感]大多数对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读是带着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来源以介绍性文章、师友的谈论等媒介为主，但是淹没在介绍性文字（或语言）当中的是文本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哈特的观点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法律读后感。
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不问哈特何许人也
也不问《法律的概念》诞生于什么样的背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更不会去思考困扰当时哈特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识成果——这个过程简洁而凝练，难道不该怀疑这一切得来的太容易了吗
哈特并没有设局让读者钻入误区，但读者也许因为过于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阅读方式，我逐步归纳了这样几个部分，来尝试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点点资料里对哈特生平的记述并不是很多，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哈特的世界。
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个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犹太裁缝。
（我原来一直以为声名赫赫的哈特是以为严谨的英格兰绅士或者苏格兰保守主义者。
但事实是，哈特是犹太人，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为什么青睐拉兹并传其衣钵，也许是犹太老乡的缘故吧。
）哈特的受教育的过程虽然没有神童边沁那样让人称奇，但绝对是一个优等生的标准履历。
他曾经在Bradford文法学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识教育，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国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学校学习）和牛津新学院（该学院虽名new college，但其实创办于1379年，以富丽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诗班着称）就学。
这期间他对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乃至他二战中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时期仍不忘闲暇时与搞哲学研究的同事进行讨论。
不难推断，这种对哲学的热爱对日后哈特终成大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开业律师，这期间的实务工作使得哈特知识结构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极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段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为以为法学家，至少不会进行法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
同时，也是这个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论十分贴近法律的实践。
1945年，他成为了牛津新学院的哲学讲师，这一阶段后来风行于牛津的语义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时他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学者J.L.奥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评的法律命令说提出者奥斯汀）结成好友，此人后来于1952年热心推荐哈特走上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位。
哈特研究语义分析哲学与其他追逐学术时髦的人不一样，他始终致力于把这门学问应用于法学理论分析当中，这也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哈特出任法理学教授这段时期，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最伟大的几次法律理论论战联系在一起。
从学术角度讲，哈特是幸运的，同他交手的对手不乏当时学术体格强健的名家，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们在诸多领域展开争论，但是核心没有离开法律、道德与自由这些基本的分歧点。
这些对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哈特戴上了学术桂冠。
纵观哈特的学术生涯，其间没有离开过辩论，这种辩论升华了他的造诣，也使哈特的理论逐渐体系化。
这一阶段哈特终于成为西方法学世界的一代宗主，开创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学。
鉴于论战对于哈特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些法学高手的巅峰对绝。
1969年哈特离任法理学教授一职，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任其职位的就是曾猛烈抨击其学术观点的德沃金。
离职后的哈特开始步入了大多数学者必然经历的思想成熟期。
他开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对古典实证主义法学的追根溯源上。
由于早年在写《法律的概念》时已经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哈特开始走近边沁。
杰米里。
边沁是个低调的学者，这个害羞腼腆的伦敦人对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终怀有一种毫不在乎的心态。
这种心态于个人来说可是一种谦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边沁的思想产生了重大阻碍。
哈特一直高举实证主义法学的大旗，那种内在的学术血统，呼唤他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边沁推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关于边沁的文献被整理并出版。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澄清了法学界对于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传承的误解。
可以推测，这种耐心挖掘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态的微妙体现。
哈特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读后感《法律读后感》。
德沃金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关于 规则说中原则缺位的问题，哈特感觉必须予以正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积极回应德沃金，这些回应在他死后边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录中。
以上是哈特的个人小小的回顾，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个名字，他总是和西方法学理论的流派划分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宁说是一个标识。
那么在一个学术流派中的标识哈特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实。
从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们会得到不同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在原来看来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或语义分析法学的建立者，或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的差别不仅涉及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指称。
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记住某个人，缺陷却是单一层面或路径解读了哈特。
质言之，立体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时也被单线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进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公认的创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
孔德，他首次在小册子《论实证精神》当中讨论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阶段。
所谓实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
但是实证主义这个词语用法很宽泛，仅在网上搜索就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实证主义……这些词汇导致这门哲学的外延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届分，很多人因为在其理论表现形式上接近这种哲学，就被划为此列。
同时需要质疑的是，就我所知，虽然现在不少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学家，他们在其着述中却极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长久以来一种说法：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研究的体现；即使该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现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实证主义。
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哈特看，英美学界有如下观点：（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3）对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应与历史考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会目的、作用等对法律进行批评性评价的方法区别开来（然而决非是敌对的）；（4）一个为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判决可以仅用逻辑方法从预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断出来；（5）道德的判断不可能像对事实的陈述那样，以合理的论据、证据或证明建立起来。
经过哈特的考证，我们发现了边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说，而且也强调了法学分为阐释性法学和审查性法学，这为以后对应法理学和立法学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边沁已经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的滥觞之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最能体现边沁法律思想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出版《论实证精神》却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
这里遇到了一个类似因果的悖论。
应该看到边沁是在无意识之间涉及了实证主义，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个副产品，也许边沁本人一生都没有听说过实证主义这个概念。
或者，在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外观的相似理解为伟大学者在学术进路上的殊途同归吧。
其实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离不开英国本土的哲学，我们在边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尤其是休谟的影子。
其后，奥斯汀作为边沁一脉相承的传人，把边沁的理论加以细化，而且也把讨论的范围尽量退回到法学领域。
不要小看这种归理和回缩，正是依靠奥斯汀精致的理论才在真正意义上创立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他的理论高度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他的工作使法学这个晚产的婴儿割断与其母体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脐带走向了新的生命。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
所以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主义一词，凡主义者必然是指某种思想上的倾向。
如自由主义，现代多数思想家都可以被成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罢他们观点上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尊重民众的自由，承认私权。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把哈耶克尊为维也纳学派第四代掌门，而凯恩斯则被认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
概念三，社会实证。
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是一种对实在（positive）知识的向往，但是怎样达致实在知识，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则赞成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来研究。
社会实证重视经验事实，企图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作出精准的预测。
采取社会实证路径的法社会学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现场试验、问卷调查、档案研究、统计分析等等。
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分析法学主要运用的方法还是分析实证，它在法学领域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概念或者逻辑的分析推理，至于经验事实，不是他们概念或者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对于以往应然、实然的划分产生疑惑。
其实应然、实然取决于参照系的位相。
自然法学主要诉诸的是先验抽象或者自生自发的概念或者观点来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
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都是共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诸多当今的学科理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学仍然没有独立。
自然法学在其鼎盛时代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到19世纪，西欧各国已经从动荡走向稳定大批法律颁行，其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性面对实在法律规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
相对于这种评判性的应然，分析法学的描述性话语就纯粹多了，他们否弃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导独立意义的一般法学从相关学科剥离出来，主张从规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围限于实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级法）；相对于自然法学的暧昧不明、难以考究，分析法学的主张就更接近实在世界，故称之为实然。
但是与法社会学对比，分析法学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间的逻辑转换游戏，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为了陈述理论的需要而提出假设，甚至是难以最终证明的假设.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终的作为论证基点的东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无法经验所证实。
所以相对于法社会学，分析法学处在应然位置。
〔法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汇作者这些年发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说文解字》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跪求一篇法律读物的读后感，有要求的哦，高分
《法律的概念》读后感消防0701 刘嘉雯就个人而言，《法律的概念》有精读的必要性，，原因大致如下：研习法理学绕不过的几本经典书，赫然就有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分析论证对于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日渐显现。
无论是语义正式，还是逻辑论证，都有纯化某些粗糙的理论的作用，此其二也；除了以上客观因素，个人口味的转换也驱使着我把目光从当初《为权利而斗争》投向了一些理性冷静而不乏睿智的文学。
读一本学术的书籍的过程期间最考验人的就是兴趣的不间断。
硬头皮往下看固然可行，但是痛苦和郁闷也随之呈几何级数增长。
我没那份定力沿着这个过程看完这本重要的书，而且我认为重要的书也不能这样对待。
于是，我开始尝试用一种调动起兴趣的方式阅读，这种方式不光要求“知其然”，更要求“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既了解哈特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枯燥的。
这意味着文本中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筛选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套用前人的总结，从而丧失了自己阅读的独立性，结论会流于肤浅片面。
“之其所以然”所针对的是：为什么此人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提出这样的观点，甚或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种过程中，我不必把注意力仅放在《法律的概念》这个文本上，因为这本书能给的信息知识部分的，它的背景无疑更为广阔，这种广阔就意味着某种对未知信息的探求或者思考，这种以好奇为原动力的过程深深地吸引了我，兴趣油然而生。
不可避免的，有人还会追问“知其所以然”的意义何在。
这里必然世纪对待文本的态度问题。
文本提供的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是知识，我认为这是一种绝对的看法，文本至少提供的信息，知识这个词语高寒的肯定的价值判断吗
不然，离开了历史的解读，所谓的“知识”也许仅仅是被肢解、拼凑的信息。
拿《法律的概念》来说，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本书谈的是：哈特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基础上提出的“规则说”，即国内法律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行规则的结合构成的一个规范“进化论式”的感觉；哈特的观点比奥斯丁要完善。
这种解读文本的方式是静态受动的。
在肯定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
但是如果是对自身而言甚至是对研究一门学科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本，这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种方式里，文本的信息被我们提取，形成了某种认识。
提取过程无形中赋予了认识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似乎在开辟远离生活实践的自身的历史和世界”，当我们以后在就该认识进行讨论时，“往往不是从这些生活现实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而是直接从抽象的一般理论入手，不是使理论回到现实，而是在远离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离开了文本自身的创作历史环境，以及作者感受，我们得到的是僵化的信息，而给完整的知识，即使能倒背如流，也是流于全面的肤浅。
文本并不是物化的文字纸张，而是思想传递的载体，思想虽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但是同样也无法摆脱时代、国家的烙印。
注重逻辑和体系的分析法学论著里一般存在一个中心意象，或以此延伸出众多观点最终形成体系，或虽不是核心观点却始终贯穿文本。
《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想告诉我们服从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的英国正在进入新的上升期。
哈特的理论无形中反映了繁荣的社会面貌：“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中，人们几乎可以嗅到战后英国乡村的风味。
板球，家球，顺从……这是一个基本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的反映，在那里，阶级冲突已经被制度化为政党政治和贸易协会活动的合法，受规则约束的斗争，在那里，正在出现的福利国家给所有的人提供养老金，教育和医疗保障；这个国家对其制度的价值和官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待：完全就业，其体育运动队都能不断成功。
主要的社会问题似乎是要确定每个事物的确切功能，分析各特殊部分在社会整体中适合于哪个位置，好像在一个庞大的进步机器中一样。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中性的语义分析行文方式，没有掩盖他内心某种法制国理想的流露。
的确哈特的文章较少谈及战争，混乱，文章中出现的都是描述性词汇掩盖之下的和平主义服从意象。
但“社会学家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顺从
为什么他们都似乎遵守规则
”但哈特看起来没什么烦恼：他只是简单的架设了遵守规则的行为是当然的。
或者，也许更公正地讲，他设定社会化惯例是成功的。
这样我们就又体会到奥斯汀与哈特的区别，前者总是把法律之后的强制性一面显露给读者，最终赋予法律存在的正当性；后者跳过这个步骤，并当然的认为那是由内在观点可以解释的义务观点，服从是毋庸证明的。
如果从强调服从的角度之后，哈特比奥斯汀走的更远；当一个人认为某物是当然之时，意味着他已经深深具有了某种信念，同时也相信这个“当然”会被别人所理解。
哈特的法制国理想就在这样不经意间表呈在我们面前，那里既不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概念天国”，也不是现实主义法学的“噩梦”。
他的服从意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具有某些特征，同时也加入了他对乐观一面的放大：一个规则统治的世界，不再需要硬加入主权者，也不用强调强制力在现代社会的威慑作用
法律的概念读后感
《法律的概念》的读书笔记第一章经久不绝的问题和其他学科不同，在法律学里，“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反复被提出来，并且史上的思想家们用形形色色的、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
并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轻松而自信地通过列举情况来说明什么是法律。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通过列举法律体系的标准事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不是急着去回答问题，而是弄清楚到底什么问题在困扰着我们。
作者提出三个问题：法律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何区别与联系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有何区别与联系
什么是规则以及规则达到何种程度才成为法律
作者将从分析奥斯丁的理论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回答第二个问题，需要批评自然法理论，即将法律理解为道德或正义的分支，并且法律的根本要素是其与道德或正义之原则的一致性。
第三个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群体中一致的行为习惯与法律作为规则有何不同。
有人指出，规则的预测性面向不是关键的，其作为指示标或证立的地位才是本质性的。
对此有两种批评，极端的观点认为拘束性规则的观念是混乱或虚构的。
英美国家常见的批评是从法官的裁量去证成法律实质是法官的发现。
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虽然下述作法是可能的：分离出并掌握住一组核心要素的特征，这组要素特征构成对这三个问题回答的共同部分。
因为定义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往往不被满足，尤其像“法律”这样的定义。
所以，本书的目的不在提供一种作为规则的，对于“法律
“诗无达诂，文无达诠”这句话怎么解释
的发展历史： 粤语自秦朝至今，约有2200多年史。
秦汉 自上古时居于岭南地区的多个原始部族被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泛称为南蛮。
秦始皇南下攻取“百越”后，华夏族人来到岭南地区，南蛮族人则逃往山区或更南方的地区，当时的华夏族语言开始传入岭南地区。
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称王，建立了短暂的南越国。
在汉朝的鼎盛时期，华夏族融合当时周边多个民族演变成汉族。
这一时期是粤语出现雏形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再次处于长年内战，北方更首次沦陷到外族手中，不断对本土语言冲击，当时古汉语与以前形成的古粤语混合，拉近了古粤语和中原汉语的差别。
这一时期是粤语的成长时期。
唐宋 在唐朝鼎盛时期，岭南地区的汉族人口进一步增加，与汉族长期接触的原住民已被汉化。
而在汉族分布较少的山区，本土原住民则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
这一阶段粤语仍受古汉语影响，成为一种既能对应中古汉语发音但有独立词汇文法的语言。
唐朝灭亡后，燕云十六州沦陷达四百年之久，宋朝时期，也是最后一次拉近粤语和中原汉语差别的时期。
唐宋时期可被视为粤语的定型时期，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但难以对应元朝或以后的古汉语发音。
元明清初 在元朝，蒙古人迁都至位于燕云十六州内的大都（前称燕京，后改称北京），并以当地话作为官方语言，当时的中原汉语与中古汉语和粤语的差别在此后不停变大：当时的中原汉语已急剧地向北京官话方向发展，北京官话的入声迅速消失（即是-p\\\/-t\\\/-k韵尾脱落，如“入日北”三字在中古汉语和现代粤语都带有不同入声韵尾），又出现了不属于“平上去入”传统四声的轻声声调；已经定型的粤语则不受元朝影响而独立发展。
明朝至清朝中期，中原的官话韵尾进一步消失（现代官话仅存-n\\\/-ng韵尾，-m尾与-n尾合并）。
又有连接i\\\/u韵母的g\\\/k\\\/h声母被完全颚音化成j\\\/q\\\/x声母（如“吉其兮”三字在中古汉语和现代粤语均带有g\\\/k\\\/h声母，在现代官话则被完全颚音化成j\\\/q\\\/x声母）；粤语则平稳而缓慢地变成现代粤语，最明显的是不再分辨z\\\/c\\\/s声母和j\\\/q\\\/x声母，又按粤语韵母长短把阴入声派入上下两种阴入声（如“色锡”两个阴入声字分别带有短和长的韵母，前者被派入尖锐的上阴入声，后者被派入近似阳入声般低沉的下阴入声）。
清朝中末 由于清朝闭关自守，仅留下广州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口岸，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掌握的汉语是粤语而非官话，不少京官为了与外国人经商议事也常常接触粤语，使得粤语首次逆向传播到中原。
在这一时期又有大量的粤人迁移到美洲、澳洲和东南亚等各地，粤语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
近代 中华民国成立时，虽然有用北方白话取代文言文正式书写的趋势，但粤语的实际使用没有多大限制，一度还有把粤语定为全国普通话的提议。
但建国之后，在全民推广北方语言作为普通话的运动中，粤语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致在中国大陆粤语分布区的许多年轻的一代不懂得一些专门名词的粤语读法。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不少以粤语为母语的人士开始产生一种母语危机感，不但粤语，中国各地的方言都受到普通话很大的影响。
意识到这种情况，为了保护中华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在政府的支持下，有关学者已经开始了对这些语言的保护性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