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梦 余秋雨 阅读题答案
1、答：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2、答：作者对林和靖式的 “急流勇退”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这是志向不能实现于社会就干脆消除了志向的一种自卫和自慰；对社会而言，它又使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不道德，甚至取消了民族精神文明的突进
西湖梦赏析
余秋雨的《西湖梦》从散文的分类上看属于学者散文，给我们上散文鉴赏课的秦教授说它是大散文。
大散文的文化视野较宽和一般的散文不同，思想高度深且把握生活本质的能力强。
优秀散文在思维品质方面具有深刻性，文章格调非同一般，也能感觉沉甸甸的文化积累。
读《西湖梦》若干遍，在心中将它定位为优秀散文。
在《西湖梦》中，作者把西湖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把西湖当作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在作者的叙述中，西湖是抽象的虚幻的，盛大然而缥缈。
作者借西湖这个陈旧的梦境带来的疏离感，阐述了群体性文化人格日趋黯淡。
但是作者又高度赞扬了苏轼，同时也批评了消极隐退于西湖的中国旧知识分子。
此文思想境界极为开阔，与社会与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抒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散文的文化品位不外乎将眼光扩散到文章所包涵的文化视野，格调和积淀。
《西湖梦》由一把旧折扇引出一个陈旧的梦境，向读者展现了文化的视野，作者引古据今，将西湖的历史一页一页打开，栖息于西湖的历史名人和隐者，使西湖扬名天下的两位诗人，名妓苏小小等，活脱脱地从历史的画册中走出，西湖的过去豁然洞开。
西湖是热闹的，不仅因为宗教的展览，连道家也青睐于它，更不用说那些钟情于它的文人墨客。
余秋雨此篇学者散文，格调超脱、亦褒亦贬，并明显带点调侃。
他说：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西湖已不仅仅是一处景致，早已成了中国文化某一时代的烙印，不可磨灭。
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历史、文化、景点仍荡漾在西湖的粼粼碧波上。
可以说，《西湖梦》在把握对象的本质方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由于个人社会经验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绝不会一样，而全程观察，对把握事物本质有好处，揭示事物本质，能系统地把握事物的特点，不至于以偏盖全。
作者不是随意地就写就这样一篇质量上乘的散文。
通过跟踪体察和全程观察，作者将西湖的文化由古及今地跟踪和梳理了一遍，通过对西湖的亲访，在发出“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的感叹之后，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的文坛现状以及西湖文化实质上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
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西湖的本质。
联想是散文最重要的想象方式：这是因为散文注重真实。
散文联想的种类有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
联想的方式也不外乎联串式、辐射式、借托式。
运用联想使散文的形式如散珠般四下蔓延开去，但是又由一根主线将它们串起。
《西湖梦》中，作者的联想很丰富。
亲历西湖，联想到西湖过去的种种，联想到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的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联想到宗教并阐述了宗教和西湖的关系，联想到苏东坡的无心插柳，联想到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和靖讽刺了那些意志消沉把西湖当作为自卫和自慰家园的中国文人等，还联想到和西湖有关的一些女人。
说到女人，《西湖梦》贬低了文人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却褒扬了几位和西湖有关的女人。
名妓苏小小，十九岁因重病死去。
他这样写道：“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
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
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我想作者既欣赏她的美丽和才华，也赏识她颇有哲理感的超逸处世方式。
在他眼里，苏小小和那些压抑自己生命本体的文人相比更为洒脱，作者因此而指出人类大悲哀之所在：完美的理想状态，多为梦境。
传说中的白蛇娘娘是作者心目中可爱的生命，似乎在进行一场心理分析，他将白娘娘的苦与乐，斗争与追求，分析得头头是道，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赵雅芝在《新白娘子传奇》中扮演的温柔美丽，坚贞无比的白蛇娘娘。
痴情的白娘娘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她的追求和梦想最终破灭。
很多年后，镇压白娘娘的雷峰塔倒塌，余秋雨说：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如果雷峰塔是一个怆然象征，那么白娘娘又是什么
生活中为追求理想最终被压制的象征吗
坚强执著的女性代表吗
可惜她爱错了人。
可是如果她的故事有另一种结局恐怕也不会流传至今了。
难道不是吗
成为经典的不都是悲剧吗
《西湖梦》完成了余秋雨的梦，我们的梦呢
西湖读后感
西湖读后感西湖，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圣地，作者余秋雨感受着西湖的美，避不开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于是提笔，记下了西湖的种种。
西湖梦，是令人憧憬的，是令人向往的，是保留在人们心中那小小的归属地，为之奋斗的。
西湖梦，初读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实在不知为什么以梦为题，似乎与他写的内容毫不相关，读到第三遍时，有了模糊的概念，也许，是作者对西湖单纯的梦，更或许，是作者感慨于数千年来文化人格的日趋没落，而作者呼唤着富有生命力和自主精神的人类灵魂的一种期望。
梦，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啊。
求《文化苦旅》中《都江堰》、《三峡》、《白发苏州》、《江南小镇》、《西湖梦》的好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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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穿行于历史文化的时空隧道，像苦旅中的行者，在探询中遴选、体悟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都江堰》是文化游记，作者对历史文化遗迹都江堰与长城进行了对比，用现代文化意识观照历史文化踪迹，给古老的物象与峻伟的山水赋予了灵性，赋予了哲理意蕴。
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李冰父子不期留名却流芳千古。
散文融情寓理，思辨色彩鲜明，语言酣畅、灵动，给人以审美的多维享受。
一、想象在散文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想象创造的艺术之“虚”，可以为生活之“实”插上翅膀，使文章显得丰满、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
《都江堰》中的想象更多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的想象性还原，如“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既具体又质朴”，“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这些都是作者站在历史角度所进行的合理想象和艺术演绎。
二、对比是散文常用的艺术手法，它通过选择合适而恰当的参照物，将“本体”和“比体”进行对照，从而收到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彰显事理的内在逻辑的表达效果。
在《都江堰》中，作者除了将长城和都江堰进行整体性对比之外，还把李冰与秦始皇、李冰与现代官场的衮衮诸公进行对比，从而更好地表现了都江堰被作者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的根本原因以及作者对李冰人格精神的高度赞美。
其他（具体的分析，也许能用上^-^）一、本文在结构方面有什么特点
文章第一部以长城为参照系，表现作者对都江堰的独特感悟；第二部分绘神绘色地表现都江堰的壮丽图景；第三部分由堰及人，展现李冰父子的精神风采。
三个部分层层推进，脉络清楚。
第一、三部分“虚”，以作者独特的主体感悟为中心；第二部分“实”，以对客观景物的生动描绘为重点，“虚”与“实”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第一部分以“它，就是都江堰”收尾，自然过渡到第二段对都江堰自然风貌的描绘。
第三段以“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开头，通过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巧妙完成了文章结构由“景物”向“人物”的转移。
文章结构流转自如，衔接自然。
二、作者对都江堰的情感有何变化
这样写有何好处
在游览都江堰前后，作者的情感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游览前作者没有体会都江堰的价值，参观后作者对其高度赞美并深为陶醉。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
”但游览之后，作者不仅对其“景”情有独钟，认为“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而且对其“神”无比崇敬，“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
这种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既深刻地表现了都江堰难以抗拒的无穷魅力，又使文章波澜起伏，可读性强。
三、对比手法的使用有什么好处
文章除了将长城与都江堰进行多方面的对比之外，还多处使用了对比手法，如将“茫茫一片”的大海之水与“可捧可掬”的都江堰之水对比，将都江堰的水系图谱与20世纪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对比，将李冰“永远水气淋漓”的真学问与后世“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的“厚厚典籍”对比，将秦始皇筑长城的“雄壮、蛮吓、残忍”的指令与李冰筑都江堰的“智慧、仁慈，透明”的指令对比。
这些对比手法的成功使用，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都江堰、李冰的赞美之情，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四、文章在构思和表达方面有什么特色
余秋雨写散文，善于从有限的景物和事件中挖掘出深广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
其文化散文常常以山水风景为“出发点”，以文化思考为“归宿点”，即通过对景物和事件的速写式描绘，表达作者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宇宙的独特思考，表现了作者强大的主体性、主观性，以及对客观景物、事件的“观照”和“审读”能力。
《都江堰》以个性思考开始，以主体感悟结束，处处显示出作者对隐含在水利工程都江堰和历史人物李冰形象后面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刻挖掘的明显动机，即使文章对都江堰壮丽图景进行生动描绘的第二部分，也充分表现出作者对“有我之境”的偏爱。
品味语言余秋雨散文的语言优美，极富于个性特色。
一、作者力避熟语，追求自出机杼的个性化语言。
如“野山荒漠”“颓壁残垣”“濡养”“卑处一隅”“心魄俱夺”“阴气森森”“惹人注目”“浚理”“邈远”“游观”“判然不同”“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股股叠叠”等词语，或改造熟语，或创造新词，体现了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匠心，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
另外，“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硬扎扎的水坝一座”等体现了作者对语言进行“陌生化”处理的艺术能力，“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以使命为学校”等语言表述则形象幽默，富含哲理，给人启发。
二、作者对“四字词语”的偏爱和运用。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诸多“四字词语”之外，如“渐觉滋润”“愈显清朗”“地震前兆”“海啸将临”“山崩即至”“急于趋附”“陡然一惊”“急流浩荡”“大地震颤”、“有所执持”“无所专攻”“金杖玉玺”“铁戟钢锤”“镇于江间，测量水位”等“四字词语”在文章中联翩而至，使文章读来很有气势。
三、比喻手法的使用。
文章多次使用了比喻手法。
以“乡间母亲”比喻都江堰，以“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比喻“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的都江堰水流，以“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的连串喻体比喻都江堰的“骚动”和“声音”，以“金杖玉玺”“铁戟钢锤”比喻权势等，这些比喻手法的使用都使得文章生动形象。
希望能帮上忙，顺祝新年快乐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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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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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宣言余秋雨读后感300字
“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的城市”。
马克·波罗的一句发自内心的又一次验证了“上堂，下有苏杭”这句话，经历过威尼斯美丽的洗礼，身为欧洲人的马克·波罗依然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这也足以体现出杭州的清新脱俗和高贵美丽。
余秋雨先生所写下的《杭州宣言》这篇文章，其重点不在杭州何等的美丽，而是主要叙述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
写作角度的新奇也不禁使人眼前一亮，再加上余秋雨先生清晰动人的文笔，使我对佳人般的杭州印象更加地深刻了。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离开杭州十余年后，白居易心中对杭州的喜爱丝毫不减。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记叙，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期间，并没有写下千古之作，而是以治理杭州为重任。
一代文豪，面对如此美丽之景，却能够放下手中的笔，拿起锄头，只让这画面在心中流转，存下段段回忆。
或许，他认为浮华的词藻施加在杭州这般佳人身上，只是对她的侮辱，并不是对她的赞美，她早已超脱世外，所需要的仅仅是世人远远地观望，由衷地赞叹，佳人之美，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染指的
杭州之美不仅仅使一代文豪在她面前不敢抬起手中的笔，就连戎马一生的吴越王钱镠也不得不折服在她面前。
钱镠是真正把杭州当作永恒的家，以天然大当家的身份把这座城市系统整治了。
根据余秋雨先生的记叙，他治理西湖时，让军队加入其中，他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作一场大仗在打了，一场捍卫西湖的大仗。
这也体现出他把杭州当作永恒的家，并且将这种思想传递了下去。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
一代一代的文豪和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地验证着这句话，他们都以杭州为圣洁的信仰和图腾，来倾尽一生保护她、改善她，因为这是他们一手写下的“杭州宣言。
”
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寺庙到底什么内涵，谁有读后感四百字左右
余秋雨的作品： 1995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2008年： 2010年： 2010年：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