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星之葬》
星之葬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 得太满萤火虫的小宫灯做着梦梦见唐宫 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梦见另一个夏夜 一颗星的葬礼梦见一闪光的伸延与消灭以及你的惊呼 我的回顾 和片刻的愀然无语外一首——天问水上的霞光呵一条接一条,何以都没入了暮色 地上的灯光呵一盏接一盏,何以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一颗接一颗,何以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一天接一天,何以都归於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_ 余光中介原籍福建省永春县,民国十七年生於南京.他在四川读中学,曾在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外文系就读.民国三十九年五月至台湾,九月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於四十一年毕业.四十七年至美修,参加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次年取得艺术硕士学位,曾任教於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二度赴美任大学客座教授.民国六十一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六十三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其中有六年兼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作者在台湾文坛极为活跃,经常应邀演讲,担任文学奖评审 应该带有一丝怀念和忧愁
余光中简介和诗歌
余光中的诗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 格律诗时期 （1949-1956） 以《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夜市》为代表。
大多数篇章均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韵。
现代化的酝酿时期 （1957-1958） 以《钟乳石》后半和〈西螺大桥〉为代表。
开始衍出长短错落的句式。
留美的现代化时期 （1958-1959） 以《万圣节》为代表。
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与艺术课程启迪了余光中对现代艺术的接触，并普遍吸收了西洋音乐，作品有抽象的趋势。
虚无时期 （1960-1961） 以《天狼星》、《武陵少年》前半为代表。
这个时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忧郁苍白里创造英雄的幻觉，无法向传统索取温暖。
作品中时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终无法自绝于传统，而有“真空的感觉”。
《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个人或诗坛的无依、空虚，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接受外来冲击的疑惑。
新古典主义时期 （1961-1963） 以《五陵少年》后半、《莲的联想》为代表。
无论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单轨句法和双轨句法的对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规则的分行之间的变化上，《莲的联想》都以二元手法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推向另一个高峰。
走回近代中国时期 （1965-1969） 以《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为代表。
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题、同一主题的两面探索、性与战争的交相对映，均承载深刻。
技巧及思考到达高峰。
民谣风格时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为代表。
作品吸收摇滚乐的浪漫精神，以回归故土的民族意识面对眼前的现实。
这个阶段的余光中也挣脱了“我是谁”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许，期待自己经由生命的苦楚而臻于永恒的诗艺。
历史文化的探索时期 （1974-1981） 以《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为代表，诗作的知性渐渐多于感性，也较不刻意锻字炼句，而趋于任其自然。
写实伤今、印证生命的秋收时期 （1981以后） 以《五行无阻》、《高楼对海》等为代表。
这段期间余光中既歌咏亲情伦理、讽诵汉魂唐魄、参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乡愁乘以文化的沧桑，由早年浪漫怀古转为写实伤今，成了低回的吟咏。
席慕容的写作笔法擅长运用重覆的句型，使她的文章呈现舒缓的音乐风格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在句法的经营上，除了着重整体的效果外，也追求词藻的华美。
她的文章都以人物作中心，在浅白的诉说里，很容易看出她的真诚，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
可能是同时身为诗人的关系，席慕蓉的散文会有意或无意的出现诗中才有的‘跳跃感’，将散文中所需的连接词省略，或使用字句的排列，将诗感融入散文之中，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席慕容的作品中‘问句的使用’是一大特色，无论是在文中或文末出现，事实上，她想要表达出的可能是一种模糊、不确定的心态，她不仅在自问同时也在向读者发问。
尤其，当席慕蓉在使用问句时，通常不会只使用一次，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运用，连接而下，营造出一股沉重的气氛将全文笼罩。
席慕容是抒情的，而作品中所运用的技巧更是表达出此一讯息，重覆的句型、问句的使用，文中充满跳跃感，在不经意中仍有奇句，文体虽是散文，但诗的意味浓厚，这也是席慕蓉散文之作异于其它散文作家的。
‘花’对于席慕容而言，不单单只花而已，而是已经被拟人化再出现作品之中，当它只是个静物时，殊不知其实他是个旁观者，当席慕蓉画它时、写它时，它像是她的知心好友，也从它身上得到回应‘看花不是花’应该是席慕蓉的另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