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三戒》的寓意是
关于柳宗元《三戒》寓意的分析评价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对其寓言作品《三戒》予以分析评价：麋的行为不曾“干非其类”，它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白痴；驴乃是志在田野的力畜，俨然就是柳宗元的化身，“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黔驴之悲不亚于千里马；“鼠”乃怙恶不悛的贪官污吏的形象。
总之，麋之可怜，驴之可悲，鼠之可憎
就其思想内容、警世明理而言《永某氏之鼠》位居三则寓言之首，而《黔之驴》、《临江之麋》因设喻不妥，稍逊一筹。
关键词 柳宗元 《三戒》 寓意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
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
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
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
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
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
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他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
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
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
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
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
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
——《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
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悟”，可见其主题。
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
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
”（《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白痴，它的死，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
“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
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
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
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
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
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
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
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社会制度等，如《捕蛇者说》。
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
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
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
《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
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悲夫
” 黔驴。
它的悲惨是因为它还不曾学会“格斗”，而如果驴子学会格斗就不称其为驴了；黔驴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归田。
如果“好事者”将“驴”归田，那么驴一定是农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则为“好事者”的无知且无聊。
“黔驴”：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
其死不悲吗
可见，驴虎相见，若无“有人力能举之”（《柳子厚墓志铭》）则驴必死无疑。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纾认为《黔之驴》：“驴果安其驴，尚无死法。
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时出技
难道遇到弱者时再出技吗
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坐以待毙吗
我们应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是一种精神。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辈：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哪一个人为“忌日”而豢养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有太多的有权有势的人，出于种种缘故，宠爱、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鼠辈”为官，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谓“小人得志”。
宦官专权，是非颠倒，正气不树，正是柳宗元等铲除弊政的目标。
永某氏完全是一个病态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异甚”，其错误的世界观，其齐家之道必定也是错误的。
一个“禁”字，表现其权甚大；虽然他昏庸无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人。
在他权力的辖区内，“因爱鼠，不畜猫犬”，他良莠不分，敌友不辩，远君子，亲小人，足见主人的昏庸。
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
在永某氏看来，鼠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
于是它们有了地位，有了特权。
老鼠得此机缘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恰似一群贪官污吏的行为, 真是祸国殃民。
“昼累累与人兼行”，白天他们前呼后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甚至夜间还要“窃啮斗暴”骚扰百姓，而永某氏“不厌” ，故“僮”无权击鼠。
现实也是如此，百姓是无权责打贪官的。
想来鼠洞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其财物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护，他们便“饱食而无祸”，用一丘之貉来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较相宜的。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余年了，但现在我们仍可以看见“永某氏之鼠”。
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都浓缩在作者的笔端。
作者寥寥几笔，便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千古不变的贪官形象，其形可见，其声可闻。
通读全文我们看到，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典型的心理变态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权利，便构成了特定的典型环境，人鼠共生，乌烟瘴气。
永某氏病态心理是老鼠为患的前提，可以说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
归根结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败。
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来居”假猫，购僮，杀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结尾略点一笔，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极则必反、福祸相依。
示意人们不要逞一时之威，窃时以肆暴。
总之，《永某氏之鼠》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精警深刻，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也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应具有教化意义，读后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慑，如梦方醒，引以为戒，其主旨应是积极向上的。
《黔之驴》虽广为流传，但读后，总会使人产生压抑感，或许是用驴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农夫读罢有何感想
取喻动物应恰如其分，使人读其事即明其理。
如将永某氏之“鼠”换成象征和平的鸽子，势必产生歧义，可见设喻的重要性。
而作者对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备的形象，恰如其分，让人不由得产生憎恶之情。
麋、驴都是一些与人为善的动物，很难让人产生恶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其真正寓意的障碍。
而鼠让人一见便嗤之以鼻，令人厌恶，同时“鼠辈”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这里，我们不禁想起《硕鼠》，“硕鼠”已成为贪官代号。
所以永某氏的“鼠”设喻可谓贴切。
总之，读完三则寓言，我们看到：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
三则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刻画了六种动物各具特异的形态，仿佛使人身临其境。
文章通过夸张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动；又如：“虎因喜，计之曰：‘计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语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击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类的语言。
总之，柳宗元的这三则寓言，以叙述故事为主，在结尾出有一句议论，以发挥其寓意，如《临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领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 语言简洁犀利，“然时啖其舌”，一个“啖”字把犬的形象写活，既表现出犬的贪婪，又表现出犬的无奈。
“蔽林间窥之”的“窥”便表现出虎的怯弱，同时也表现出虎的谨慎。
“禁僮勿击鼠”一个“禁”字表现出主人的权力。
“昼累累与人兼行”，短短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鼠头鼠脑、上窜下跳的过街老鼠们在人群中游哉乐哉。
贪官们若读到此处，想必该是自惭形秽的吧
无疑，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容和形式，而内容在二者之中占有主要地位，对作为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评价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以免招祸。
事实上出技不出技，都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而关键是应有一种精神，不能恃强凌弱。
屈原和岳飞不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吗
《黔之驴》因其取喻动物不甚贴切，其主旨稍逊一筹。
所以，就其思想内容和警世明理而言，我比较尊崇《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的警戒，它寓意深刻，具有针砭时弊的尖锐性，揭示福祸相依，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警戒世人不要肆机恣意干坏事，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不失为我们修身崇德之警钟。
柳宗元三戒包括（ ）还有意思
柳宗元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指这三篇寓言，合称为《三戒》。
这一组三篇寓言，是作者贬谪永州时所写。
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
文前的小序，已经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又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划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现代文学各个分类的介绍
文学体裁的分类文学作品一般以体裁分类。
文学体裁就是文学作品的具体形式，是组成文学作品的要素之一。
文学体裁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对文学作品体裁的分类也就不同。
我国古代有人曾根据语句有否押韵，把文学作品分为韵文与散文两个大类。
“五四”以后，一般采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分类。
所谓“三分法”，就是依据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把它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三大类。
叙事文学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叙述故事，并塑造人物形象。
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
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所谓“四分法”，就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把文学作品分成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类。
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范围很广，游记、小品、杂记、杂文、报告文学等，都归于此类；而小说则成为独立的一类，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这是我国文学理论界较多采用的分类法。
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诗歌诗歌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
在欧洲，早在公元前9世纪时，古希腊就有了大诗人，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史诗。
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大致是周朝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对后世文学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究音韵的和谐，饱含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是诗歌的最基本特征。
情感是诗的直接表现对象，也是诗的灵魂。
想象是诗的翅膀，没有想象，诗的感情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表现。
诗歌不像小说、戏剧那样要对生活作全面的、细致的、具体的描写，而只通过某个最富有特征意义的生活片断作集中、概括。
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反映的是唐玄宗重色倾国的历史事实。
它从杨贵妃在宫廷生活中的纵情声色，写到战火纷飞的动乱年月；从君王的无比宠爱，写到她的死无葬身之地；从皇上的崇高权威，写到唐玄宗救不了杨贵妃，这些复杂的内容，《长恨歌》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就把它高度概括出来。
诗歌的语言比其他文体更精炼，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反复推敲，才能最贴切、最充分地把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表现出来。
有人讲，诗必须从几千吨语言的矿藏中，提炼出足以表达内容的词句，也就是这个道理。
诗歌要表现强烈的感情，还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
诗歌分类如果是根据押韵，一般有有韵诗与无韵诗之分；根据语言格式，有格律诗和自由诗之别；根据表达内容的方式，又可以分为抒情与叙事两大类。
有的诗如果兼有散文的特点，还可以叫作散文诗。
读者最多的文学体裁——小说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书传诵得最多，销得最广呢
”他认为是小说。
小说是表现人的艺术，它竭力写出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是时代的画卷，能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面貌，成为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拥有最多的读者。
小说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是人物；二是故事情节；三是环境描写。
人们通常把这些称为“小说三要素”。
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小说也要描绘人物形象，塑造典型人物。
但它不像诗歌那样要讲究音节格律，也不像散文那样偏于抒写内心的感受，更不像戏剧那样受到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它可以通过人物对话、行动、外貌和心理活动，来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可以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揭示心灵的奥秘；也可以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有时还可以发挥想象、运用虚构，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或表现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多角度、多方面地来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
小说人物描写方法的多样性，是任何文学体裁无法比拟的。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所以能赢得最多的读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表现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
人们常说小说的使命就是叙述人的故事。
没有恰当的故事情节，人物的性格就难以得到充分而生动的显现。
惊心动魄的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往往会产生扣人心弦的力量和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小说人物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人生道路上的兴衰际遇、悲欢离合，不仅令读者深感兴趣，而且能激起他们的同情和共鸣，有的还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小说是表现人的艺术。
人离不开环境，小说在环境描写上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它更为自由、更为灵活。
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都在描写的范围之内；社会的历史风貌，自然的奇丽景色等等都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具体的反映，都可以用来烘托人物性格，使环境描写真正为刻划人物形象服务。
小说按照篇幅的长短和容量的大小可以分为长、中、短三类。
如果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历史小说和现代小说；按语言分类，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
但最常见的是以篇幅长短来分类。
最灵活自由的文学体裁——散文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文情并茂的文学体裁。
它与小说、戏剧相比，更能迅速、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而在写法上，有的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有的可以任意挥洒，轻快活泼。
在篇幅上，它可长可短。
长的数千字以上，读来不厌其长；短的百来个字，读后也不觉其短。
用它写景状物、表情达意，都很相宜。
散文的历史悠久。
中国古代把文学作品中除韵文以外的全部文章都称为散文。
五四运动以后，比较明确地把文学作品中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的全部文体，都称作散文。
如杂文、小品文、随笔、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等。
散文这一文体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题材广泛，取材自由。
它可以写真人真事，也可以虚构加工；可以选取工作和斗争生活的全过程，也可以选取其中的一个场面、一个片断、一个镜头来加以生发和开掘；可以从一粒沙中见世界，也可以在半瓣花上说人情；可以写宇宙之大，也可以写昆虫之微。
不论是新鲜的人、事、物、景，也不论是思想中的火花，或感情上的一次波澜，都可作为散文的题材。
散文的领域海阔天空，自由广泛；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其次，散文的行文自由，不受任何格式和框框的限制。
它不必像诗歌那样凝炼、押韵和遵守格律，也不必像小说那样细致地刻划完整的人物形象，更不必像戏剧那样写出矛盾冲突发展的全过程，它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各种形式和表现方法。
而在结构布局上，它还可以不拘一格，散得开，收得拢，分合自如。
只要有一条明晰的线索将所写的各部分内容贯穿，就能自成篇章。
在表现方法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可有所侧重，也可综合运用。
再次，在语言上，散文注重文采。
散文不像小说那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招引读者，也不像戏剧那样以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来赢得观众；它的艺术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语言的凝炼优美，质朴清新，或者绚丽斑斓、热情华丽。
即使是议论性的文字，也都十分讲究形象化，决不拉长面孔说教，而是使无形的具体可感，无声的音绕于耳，给人以艺术的美感。
供舞台演出的戏剧文学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剧本是供戏剧舞台演出的底本，也称为“脚本”。
它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
舞台性是戏剧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剧本的写作完全受到舞台艺术规律的制约。
由于舞台只有几十平方米，演出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三小时，因此要求剧本中的人物、场面、时间必须高度集中。
像的《茶馆》，尽管它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898年戊戌变法写到1948年，但全剧只有三幕一景，一个地点。
全部演出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很好地体现了戏剧舞台性的要求。
戏剧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要求有强烈的戏剧性。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矛盾冲突。
它要求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内，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展开情节、刻划人物，推动剧情的发展，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所以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就是由于全剧交织着周朴园、鲁贵两家七个人物之间的紧张、激烈、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才取得了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为了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戏剧文学不能有作者直接叙述的语言，而只能有剧中人物的语言，例如独白、对话、唱词等。
剧本的情节、人物性格，也都要靠人物的对话和行动来交代和表现，所以戏剧语言的特点，就比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语言更具口语化、性格化和动作化。
戏剧文学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
根据所表现的戏剧冲突的性质，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三种；按照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话剧、诗剧、歌剧三种。
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这些由劳动人民创造，口耳相传的作品统称为民间文学。
它的结构常常较简单，语言通俗，形式生动活泼。
由于辗转相传，反复加工，逐步完善，它具有群众性、集体性的特点。
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的愿望、要求和理想的集中反映，也是人民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表现。
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许多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民间故事《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织女》等，在经过不断地加工、完善后，成了民间文学的佳作，被改编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希腊的神话与的史诗，也都如此，不仅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而且也是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
各国的民间文学对本国的文学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如四言诗、楚辞、五言诗以及词、曲甚至小说，几乎无一不是脱胎于民间文学。
像屈原、李白、、白居易、、鲁迅等等，几乎都受过民间文学的影响；外国作家像、薄迦丘等，也都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悠久的神话神话产生于，是人们的口头创作，也是原始文化的结晶。
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智力水平比较低下，他们还不能解释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夏天怎么会有雷鸣闪电，而冬天又怎么会冰雪漫天，也不理解人是怎么来的，万物是怎样生长的。
以为这一切都是由一个统治万物的“神”在起作用，于是就想象出“神”的形象、“神”的本领和“神”的故事。
那时没有文字，都是口耳相传形成最早的“神话传说”或“神话故事”。
直到封建社会初期，在我国的一些典籍中，才记载了有关的神话传说，但都是简单的片断。
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要算古希腊的神话了。
它们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渴望征服自然的意志和理想，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
我国古代的《山海经》也保存着许多神话。
在神话中，我们的祖先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幻想出许许多多有着超人的征服自然力量的英雄。
如射落天上九个太阳，使人民免受旱灾的羿；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使人类得以安居的女娲。
外国的神话故事也是这样，如把天火盗给人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普罗米修斯。
在神话中，自然物常常被拟人化、人格化。
原始时代的人类认为万物都是神灵，而神灵都具有人的性格、人的形象。
因此这些神灵都取有人的名字。
如中国神话中的太阳神，是驾驭日车的伏羲；月宫中女神的名字叫嫦娥。
在中，太阳神被叫作阿波罗；月亮神被称为阿特米斯；海神被叫作波塞冬；智慧女神被叫作雅典娜。
在神话中，每一项对人类有所贡献的重大发明，都被列在一个神的名下。
如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五谷和医药的神是神农氏；发明房屋的神是；发明火的是燧人氏。
在中，也是如此，万能之神是赫拉克勒斯；能工巧匠是赫菲斯托斯，等等。
神话是我们认识人类童年时代生活的史料，是人类文学的源头，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
在我国文学史上，屈原、、李白、吴承恩等伟大诗人和作家，无不受到神话的影响。
有的直接从神话中取材，有的吸收了神话中夸张、虚构、幻想等表现方法。
在西方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就更多了。
的《神曲》就是以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的。
含意深刻的小故事——寓言寓言是一种用比喻性的故事来说明道理的文学作品，它们大都是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含有讽刺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故事。
寓言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主题有寄寓性。
它总是寓深刻复杂的道理于浅显简单的故事之中。
例如《守株待兔》的故事，它不仅仅在于说明用什么方法可以逮住野兔，而更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讲出一个普遍而又抽象的道理：如果把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当成必然性，一味期待着这种偶然性的再次出现，结果必定一无所得。
有些讽刺性的寓言可能一眼看不出有什么寓意，但是经过思索就会感到其中有普遍而深刻的含义。
寓言的主人公常常是人，也有的是动植物。
而以动植物为主人公的寓言，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动植物当作人来写。
寓言一般都有故事性，但情节不太曲折、复杂。
它常运用夸张和想象，但不荒诞。
寓言也都运用比喻，目的是通过比喻性的故事来说明有普遍意义的道理。
寓言创作，我国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繁荣了，像《自相矛盾》、《螳臂挡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叶公好龙》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后来唐朝柳宗元、明朝刘基等，也创作了许多有名的作品，如《黔之驴》、《卖柑者言》等。
在外国，《伊索寓言》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就广泛流传了。
现在我们读到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整理、记录而成的，共收集了三四百个寓言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
融新闻、文学于一体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借助形象来迅速反映真人真事的文学体裁。
它是文艺性的通讯、特写、速写的总称。
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新闻性，二是文学性，三是政论性。
它必须把现实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或史实，迅速、准确、真实地报告给广大读者。
这是它的新闻性。
但它又必须把具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它必须注重人物形象描绘，重视情节结构的艺术组织与安排，语言必须具有文学色彩。
报告文学的内容完全属于真人真事，是作家采访、调查、观察所得的材料，但是由于对这些采访材料作了加工取舍和组织安排，注意了人物形象刻划，因此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
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把自己对客观事物的审美感情、审美观点倾注于作品之中，作者有权对他所见的事实发表评论。
这就形成了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政论性。
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中，作者夏衍以包身工一天的活动为线索，记叙了她们在旧社会悲惨的日常生活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中间又很有条理地穿插了对包身工制度形成原因的分析和对这种罪恶制度的抨击。
正是由于这些议论和分析，更使得读者对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产生无比的仇恨，并且坚信中国工人必将奋起斗争，砸烂枷锁，迎来黎明。
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小说有明显的区别。
它尽管与新闻报道一样，必须做到事实准确，反映迅速，但它可以对客观事实进行提炼和概括，而新闻报道则不需要；尽管报告文学同小说一样，强调描写人物和事件，但它可以从事件和人物出发进行直接议论，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
而小说则是强调作者的见解只能通过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来，作者一般不直接发表议论。
岁月的录像——回忆录回忆录是一种叙事性的散文。
它是“当事人”（作者）用来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或其他人的生活经历、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
由于它忠于历史，记述真实，所以人们称它为“岁月的录像”。
回忆录具有文献性质，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它要求所记的人物和事件，必须实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能虚构，不能篡改和歪曲。
回忆录按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可分为写人为主和记事为主两种类型。
以写人为主的回忆录，可以写人物在较长时期内的经历，也可以写人物的某一阶段的活动。
可以详写，也可以略写。
如鲁迅先生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就真实地记录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的几件事，使读者对章太炎先生的人品、学问以及缺点，有了清晰的了解。
所以这篇回忆录具有文献价值。
有的以人物为主的回忆录，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典型环境的渲染，文学色彩较浓，那就接近于传记文学，具有文学价值。
以记事为主的回忆录，主要是围绕某一个历史事件，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形。
它可以写一个时期的史实，也可以写事件的始末，或事件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
如《五四运动回忆录》、《长征回忆录》等等。
这种回忆录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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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臣向皇帝如何请辞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探微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丰富而详备，它是由官吏选拔、考核、铨叙、奖惩、监察、俸禄、致仕等具体制度所构成的-个庞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辞官制度以其独有的“异类性”，格外引起们的好奇与关注。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随着古代官吏制度的发展，逐步由辞官现象演进而成为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确立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先秦是辞官制度的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实现的。
“禅让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力不从心者适时“辞官”让位给他人，这种辞“官”形式带有浓厚的氏族内部的民主色彩，或许可称得上是辞官思想的萌芽。
从夏开始延缓至商、周的奴隶社会，禅让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王位继承的世袭制，以及诸侯、卿大夫世代相继的世卿制。
这种“世卿世职”制，官爵世袭，几乎不存在辞官问题。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随着世卿制的破坏和士阶层的形成，各国的变法和人事制度的革新此起彼伏，也无形中孕育了辞官思想，辞官现象也开始展露仕途，由于没有形成制度，辞官现象处于无序状态。
辞官现象的出现，与先秦诸子的用人思想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曾辞官周游列国，劝谏君王行道治国，有的弟子为追随他而辞官前往。
秦汉是辞官制度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使辞官制度的确立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官吏制度逐渐形成，在实行“察举征辟制”选官的同时，准许辞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官吏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这是辞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条件。
另从政府组织结构来看，有了专门负责官吏管理的机构，象汉代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其中东曹主二千石长吏的迁除，相应官吏的辞官事宜归其管理。
再从官吏的任免权限来看，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辞官也要呈皇帝批准。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由宰相自己辟用。
此外各衙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行辟用。
如此以来，掾属辞官批准权在各首长。
强调辞官须经批准，从程序上保证了辞官制度的规范化，也表明了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确立。
汉代之后，辞官制度进入稳固实行和发展时期。
由于各朝代政府组织结构有异变，官吏的任免权限也宽严不一，势必造成辞官的批准权也有所变化，但辞官制度的基本规范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
象唐朝，五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通过了吏部考试，由尚书省吏部任命，官吏要辞官也得经皇帝恩准或吏部同意。
地方长官之掾属的任用，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除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吏部，郡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也就无权批准其辞官。
辞官制度从秦汉时确立，历经数千年的实行，其规范性内容--辞官者依程序请辞和任官者依权限批准辞官的有形准则，基本得到了较好地坚持，从而保证了辞官制度的经久不衰，也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把辞官喻称为“挂冠”，《辞海》的注解是：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成语“神武挂冠”的由来也是如此：南朝梁陶弘景“家贫，求宰县不遂。
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
后以“神武挂冠”指辞官隐居。
今天，我们翻阅古书辞章，文人墨客关于挂冠辞官的诗文随处可见。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名句：“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陆游诗句：“挂冠神武莫踌躇，家具何妨载鹿车。
怨谤相乘真市虎，技能已尽似黔驴”。
《说岳全传》有诗曰：“挂冠归隐不贪名，富贵浮云看得轻”。
诗言志，这些辞官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决意辞官归隐，以求济世的情怀。
封建集权的官吏制度以人治为本，官吏作为仕途中人，常有不测风云，他们循孔子教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愤而辞官”归隐山林，或“畅然挂冠”浪迹天涯，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辞官者既有重臣名将，也有名不见传的小官小吏。
透过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辞官现象，来考察辞官制度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其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辞官的种类和原因不尽相同。
古代辞官制度并未就辞官的种类形成统一的范式，从实际辞官的情形分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辞官。
官吏自愿辞官，也可称之为自动辞官，其有多种背景和方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子们唯一光明的大道是“当官作老爷”，但也有如愿以偿入了仕途的人却要辞官自罢而去，反其道而行之。
这正如古人所言：“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官吏辞官“下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各有志”，其真正原因错综复杂。
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不愿仕”而自愿辞官，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等辞官即是如此，这种辞官者大多是比较超凡脱俗的士林中人。
有的自愿辞官则是心悦诚服地辞官让贤。
如春秋时，楚国的宰相虞丘发现孙叔敖才能出众，有将相才华，便将孙叔敖接到京城，自己向楚庄王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孙叔敖为相。
汉代时，周勃有除诸吕、立文帝之大功，位居右丞相，但自知其能力远不如陈平，于是称病辞官，让位于陈平。
这种辞官者多是德高望众之辈，辞官解印是为了国家社稷，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的因丁忧、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宜继续任职而提出辞官。
前面几种主动自愿辞官情形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自愿辞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自愿，实乃是迫于无奈或走投无路的被动自愿。
如有的不愿受官场的拘束、“不堪吏职”而辞官；有的由于为官清廉正直而不为官场所容，被迫自愿辞官；有的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不得已只好自愿辞官求得安稳。
此种被动自愿的辞官形式，多因官场黑暗，受情势所迫，只能辞官独善其身。
但无论那种背景与情形的自愿辞官，其行为结果都是相同的，都以自行弃官去职为目的。
且从程序上看，一般都会主动提请，征得同意而后行，这是自愿辞官的一般程式。
另一种是引咎辞官。
官吏因工作失误或失职等原因，造成一定损失或影响，自感难辞其咎而提出辞官。
引咎辞官是官吏对自己在行权主事的履职过程中的失偏、失准和失范事实的自责行为，是负咎思过的一种义举。
辞官思过从表象看是咎由自取，实乃是对其官德的考验。
引咎辞官多为个体行为，既有军中武职，也有各司文官。
史载三国时，街亭失守，损兵折将，诸葛亮不是将马谡斩首后就了事，而是不辞己过，引咎责躬，上表白请贬官三等，并且“布所失于天下”。
清雍正十三年苗疆复叛，鄂尔泰战败，为此引咎辞官，并削伯爵。
历史上也有集体引咎辞官的例证，只不过这种方式较为罕见。
相传汉朝宣帝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史高，因关东饥荒，百姓流离而集体引咎辞官。
自愿辞官与引咎辞官，类别不同，动因相异。
一般而言，自愿辞官是在有资格继续为官的前提下的“不愿仕”而辞官，而引咎辞官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其前提都是因咎而不宜再继续为官，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辞官的形式及待遇相差甚远。
官吏辞官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不同的辞官形式享受的待遇不同。
下面简析两种常见的辞官形式及其待遇。
辞官致仕。
古代官员退休称“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
致仕分为自愿致仕和责令致仕。
辞官致仕，是指官员自愿请求辞官以致仕。
选择这一形式辞官，一般要符合致仕的条件。
一是年龄条件。
一般说，在明清以前，通常要求七十岁以上，明清以后则提前为六十岁。
二是身体条件。
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供职者，可请求辞官致仕。
如唐代规定“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
宋代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而不胜其任，亦奏请之”。
明清也有类似规定。
官员选择辞官致仕，可享受致仕官的相应待遇：在政治待遇上，有加官晋阶、荫补子孙等，甚至还可享受一些诸如送别礼仪、冠带还乡、班列朝会等等礼遇；在经济待遇上，通常要发给俸禄、赏金赐物等。
辞官致仕，不为生计操心，不为养老焦虑，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依靠，脸面上也光彩。
因此，一般说来辞官致仕是辞官者首选的正途。
辞官归隐。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辞海》释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其由来主要是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愿做官及做官后又辞官归隐的士人。
选择辞官归隐大致有三种动因：其一是“不堪吏职”。
此为陶渊明式的辞官归隐，他们在职时“不私事上官”，往往要降志辱身才能立足于官场，故厌恶官场而解绶去职。
其二是求得自保。
官场似战场，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为了躲避祸患、逃避迫害不得已只好辞官归隐以求自保。
其三是以退为进。
此类辞官归隐者“身在山林心在庙堂”，归隐乃是缓兵之计，伺机等待东山再起，重归仕途。
辞官归隐者，作为弃官而隐的“旧官僚”，由于他们归隐的动机和真正目的不同，因而只有真隐者才能较彻底的溶入“隐型社会”，他们在“隐”期间一般无待遇可言，无俸禄可享，大多只好选择“力耕”务农、“舌耕”以教，或从医、经商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而辞官假隐者，虽无官俸待遇，但其实际收益也多有来路：有的兼业谋生，半耕半渎；有的依靠旧时积蓄度日，翘首等待征召辟用；有的名隐实官，步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之后尘，或当朝廷、官府的顾问，或周旋于官绅之间，以获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
辞官归隐，虽不如辞官致仕那般实惠、那样体面，但历朝历代选择这一形式辞官的都大有人在，甚至一些人因此而声名远播，青史留名。
辞官者命运多有波折。
辞官无疑是辞官者人生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或暂停，预示着其命运之船的航向可能因此而改变。
细心考察，同是辞官，但辞官者的命运相去甚远。
有的因辞官触动了某些高官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神经，抑或冒犯龙颜，因而举步维艰，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有的因辞官而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的因辞官归隐而见其人格的伟大，留芳千古；有的因辞官而见其性格的懦弱，遭世人耻笑。
辞官者命运扑朔迷离，悲喜交加，但总体而言，大多是一波三折，多有不测。
史载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四十一岁时自行辞官归隐，回到了庐山山脚西南部的老家，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
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躬耕、爬山、作诗、饮酒。
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与他一样天真、幼稚而又可爱。
他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
此后，他的家境日下。
虽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
他也因此明白世人为何热衷于官场与权力，而对劳作与农业有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态。
其实，陶渊明一生曾先后几次辞官：在州祭酒任上辞官是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桓玄军幕任上是因母丧丁忧辞官；镇军参军改为建威参军，再求为彭泽县令先后一年多时间而自行辞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堪吏职”。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因而受到了世代后人的尊敬和颂扬。
唐朝开国元勋李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曾作《乞解职表》，以“疴疾日侵，腰脚疼疲”为由请求辞官。
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下诏褒扬李靖激流勇退的气度，诏书说：“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
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
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做官是其一生的职业与追求，一旦辞官下台，那滋味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
这与专制社会中做官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是分不开的。
所以，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官僚们都是生命不息，官欲不止，象李靖这样知足常乐的达观之人，实在是太少了
浩浩乾坤，因辞官而受到皇帝的赞誉的，李靖可谓是华夏第一人。
民族英雄岳飞，出于对卖国议和的愤怒，不仅言辞激烈，表示“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而且先后五次辞官，甚至不待朝廷批准，便径自回庐山第宅养闲。
加之秦桧百般进谗，便注定了岳飞被杀的厄运。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在仕途上，他可谓官运亨通。
但他也曾多次想辞官隐退，据说因上折批评皇上，差一点遭来横祸而辞官回乡。
另因丧母辞官丁忧。
他曾写过一幅对联抒发他想辞官隐退的心理：“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辞官隐居躬耕的迹象。
特别是他五十五岁时，上疏请求辞官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致仕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
虽然曾国藩多次流露出辞官隐退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但与之相反，他的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辞官制度却有彰显官吏的人权与人格尊严的意向，甚至有挑战皇威，争民主、要自由的意向。
揭开中国古代官吏史的神秘面纱，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实质，是保证君主对人事管理权的完全控制和垄断，以实现君主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稳固。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封建专制君主，视国家一切为他个人的财物，所有官吏也都是为他镇国安帮的“家奴”而已。
官吏的政治行为，行政行为乃至一切言行都必须、并且只能对皇帝负责，这就决定了君臣之间只能是主奴的关系。
因而，无论是官职的设置，抑或是重要官吏的任免，甚至生杀予夺都由皇帝主宰。
尽管在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中，官吏之间存在着高低、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别，每个上级都视下级为仆役，在下级面前可以颐指气使，极尽威严；而每个下级在他的上级面前都是“卑职”和“奴才”，都必须对其上级奴颜婢膝，俯首听命。
但在皇帝面前，所有官吏的尊严和权利都等于零，他们只能绝对地忠于皇帝，唯命是听，毕其身心以尽犬马之劳直至肝脑涂地。
这种集权的人事制度充分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性和对大小官吏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强化了官吏的奴仆地位和奴化心理。
纵观古代官吏制度，似乎唯有辞官制度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在官贵民贱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文化对官吏的影响根深蒂固，官吏的“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他们对名利地位趋之若鹜，“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福泽四方”成为世代不变的“官经”，因而追逐入仕成为“布衣小民”的梦想，加官晋爵成为官吏们的期望。
而辞官者反其道而行之，其辞官行为隐含着对皇帝及“上司”的不满与不敬，既有张扬他们弃官为民的“傲骨”之意向，又有藐视当权者“赐与”的官位与荣华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公然鄙视官场与官位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与封建主流意识更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容忍”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使此现象事实上演进为制度而世代相继，反过来又保护了这种现象的长久存续，从而凸现出辞官制度也具有宽严相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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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分类
第一单元《一面》节选自《鲁迅回忆录》，作者阿累。
本文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回忆了作者1932年年秋天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一面的情景，通过对鲁迅的三次外貌描写，刻画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同时抒发作者对鲁迅先生的真挚而又深厚的感情。
从文章的选材看，运用了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我的老师》节选自《魏巍散文选》作者魏巍，当代作家。
本文以回忆—依恋—思念“我的蔡老师”为感情线索。
通过具体记叙和描写七件小事：假装发怒、教跳舞、观察蜜蜂、教读诗、看老师写字、排除小纠纷、梦中寻师。
抒发了对温柔美丽、慈爱伟大的蔡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展示华厦文化魅力》作者余玮，这是一篇人物通讯，课文描述了世界顶级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上的杰出成就，赞扬了他高超的建筑设计艺术和一片爱国之心。
《赵普》选自《宋史•赵普传》，赵普，北宋政治家。
课文写了赵普的两件事：刻苦读书、奏荐人才，表现了一个中心：赵普能以天下事为已任。
本文在刻画人物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
四次奏荐人才的描写，显示赵普他超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
《题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常建，唐代诗人，这首诗咏的是佛寺禅院，抒发的是他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
《登岳阳楼》作者杜甫，唐代诗人。
他的诗素有“诗史”之称，该诗意境阔大，情景交融显示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
《周总理，你在哪里》作者柯岩，现代女诗人，这首诗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特点。
表达亿万人民对周总理无限怀念的深厚感情。
该诗运用拟人、排比反复等修辞，起到了渲染气氛，强化感情的效果。
〖第二单元〗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鲁迅，原名周树仁，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本文选自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本文以空间的变换为顺序。
通过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和热爱大自然追求快乐自由的心理，同时也说明了封建教育的方法和内容是对儿童天性的束缚。
《月迹》作者贾平凹，当代作家，全文按照“盼月亮—寻月亮—议月亮”的顺序，记叙了一家几个孩童中秋夜追寻月亮的过程，表现了孩童奇特敏锐的想象，以及为共同拥有美好事物而满足的可贵的心灵世界。
《三颗枸杞豆》作者程海，本文运用回忆的笔法，生动细致的描写了虚度一生的三叔临终前的悔恨和他的悔恨对“我”的教育，告诉人们：要抓住时间，抓住生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们家的男子汉》作者王安忆，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小说《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本文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按人物的性格特点组织安排材料，生动而细腻的描写了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过程，刻画了一个逐步成长的小男子汉形象。
《柳叶儿》是一篇叙事散文，作者宋学孟，本文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描写了儿童时代在那饥荒严重的岁月，抢柳叶儿吃柳叶儿的乐趣，但如今回忆起来，有种苦中带涩的滋味儿，抒写了对柳叶儿的特殊感情。
《两小儿辩日》体裁寓言，选自《列子•汤问》，作者是战国时期列御寇。
本文告诉人们：片面看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黄纱巾》体裁微型小说，作者薛涛，作品运用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每个镜头流露了人与 之间相互理解互相抚慰的温馨之情。
〖第三单元〗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作者周定舫，全文按瞻仰者的行踪为序具体介绍了巍峨、雄伟、庄严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介绍大碑座上的十块浮雕时按照东南西北的空间顺序和浮雕反映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相结合的顺序，说明热情赞颂革命先烈的丰功佳绩，同时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无限崇敬与怀念之情。
《巍巍中山陵》以空间为序向我们介绍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陵墓，表现了它的巍巍气势和孙中山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凡尔赛宫》向我们介绍了世界驰名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通过说明凡尔赛宫的建筑特色，艺术风格及今昔地位突出表现了凡尔赛宫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文章插叙了一段历史轶事，更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 《黄鹤楼》节选自《文苑英华》作者阎伯理唐代人，黄鹤楼与滕王阁、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这篇短文，介绍了黄鹤楼雄伟高大，外观和建筑结构的特点，描述了登临黄鹤楼的所见所感，突现了黄鹤楼这座名楼的地位和价值，表达了作者热爱山川胜迹和仰慕仙人的思想感情，本文语言特色句式多变，多用对偶。
《于园》选自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陶庵梦忆》，这篇园林小品，着重介绍于园磊石之奇及其建筑的幽远意境，抒写作者游园得自然之趣的感受，赞颂了园林假山建造者高超的艺术造诣。
本文按由前而后的空间顺序来写，层次井然。
〖第四单元〗 《松鼠》选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的《布丰文选》，另外他还著有《自然史》，本文按照先总说—再分说—后补说的说明顺序，用细致的描述，文艺的笔调，准确生动地说明了松鼠漂亮、驯良、乖巧的特点并补充说明松鼠的用途，表现松鼠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动物。
《松树金龟子》选自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世界》，达尔文赞扬法布尔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
这是一篇介绍动物生态的科学小品文，科学地介绍了松树金龟子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婚恋、发音、死亡与繁衍等方面的情况，渗透着作者对昆虫的人文关怀。
《国宝—大熊猫》是一篇介绍珍稀动物大熊猫的科普说明文，从全文看，文章紧紧围绕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这个中心来进行说明，在结构上按由果到因的逻辑顺序来安排组织材料，作者叶永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家。
《黔之驴》选自《柳宗元》作者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
本文是作者寓言作品《三戒》中的一则，全文按照虎惧驴、识驴、吃驴的顺序，叙述了一个老虎吃掉“庞然大物”驴子的故事，表现了老虎的机智勇敢和驴子的外强中干，这篇寓言告诉人们，不要被貌似强大的东西所吓倒，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定能获得胜利，从本文中演化出来的成语有黔驴之技。
黔驴技穷、庞然大物等。
《蝉》是一首托物寓意的咏蝉诗，作者唐代诗人虞世南，诗中的蝉是一种清高尊贵的形象。
《孤雁》作者唐代诗人杜甫，这首诗，表达的就是乱离飘泊中失群人的痛苦尽情。
《鹧鸪》作者唐代诗人郑谷，这首咏物诗重在表现鹧鸪啼声哀怨、凄切，借以抒写游子乡愁旅思。
〖第五单元〗 新闻这种文体，广义的包括消息，通讯特写等体裁，狭义的专指消息。
消息是以简要的文字迅速报道新闻信息的一种新闻体裁，通常包括，标题、导语、主体三个必不可少部分，有时还可以加上结语和背景。
真实准确是消息必须遵守的原则，同时报道要迅速及时，语言简洁明快。
《三个太阳》这是一篇文艺通讯，作者黄传会，这篇通讯记叙了中国女画家经过执着努力来到南极，战胜生活和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为中国南极长城站建设出力并为之作画立传的经过，表现南极考察队员为祖国、为事业艰苦卓绝的奋斗情景，赞颂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民族气概和非凡胆略。
《录音新闻》是指文字报道和现场录音结合运用，更真实全面的报道事件。
这则新闻以时间为顺序报道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情况，赞扬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等团结奋战为祖国贡献的精神。
《“神舟”五号航天员出征记》本文按时间为序，抓住杨利伟出征这一个场面以速写的形式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则消息，按时间各事件本身的特点，真实、迅速的报道了我军中西东三路军渡江战况，宣告了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已面临彻底崩溃。
《中央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隆重举行》这则消息生动全面报道了交接仪式的全过程，表述了香港回归祖国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七子之歌》作者闻一多，当代诗人，诗人以“独白”的口吻写下了“七子”：澳门、台湾、香港、威海卫、九龙、旅顺大连、香港岛“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痛苦，以及迫切企盼回到祖国怀抱的殷殷情怀。
〖第六单元〗 《沁园春•雪》选自《诗词集》沁园春，词牌名，雪：题目，这首词作于1936年2月，咏雪言志，抒发了对壮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伟大报负，这首词大气磅礴，写景纵横千万里，论史、上下几千年充分表现了当代无产阶级英雄和革命人民的豪情壮志。
《卜算子、咏梅》“卜算子”词牌名，“咏梅”是题目。
咏，用诗词等来叙述的这一首词与南宋爱国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一样都是通过咏梅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寄托在词中感情有所不同。
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傲寒俊俏，积极乐观的形象，而陆游笔下的梅花是寂寞、凄凉、饱受摧残的形象。
《木兰诗》是北朝一首民歌，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体裁长篇叙事诗，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她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诗中运用了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如：互文、反复、排比、比喻、反衬、顶针等。
《观刈麦》作者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诗人。
诗中描写农民冒着酷暑辛勤割麦的情景，并借一位贫苦农妇之口诉说当时赋税沉重，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破阵子》作者辛弃疾，南宋爱国词人，破阵子，词牌名。
这首词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忠勇的将军的形象，抒发了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悲愤。
《回延安》作者贺敬之，当代诗人剧作家，创作过剧本《白毛女》。
诗歌紧紧扣住延安按照回延安—忆延安—话延安—看延安—祝延安的内容抒发诗人对延安的特殊感情，诗歌格式上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爬山调的格式，两行一节，一节一韵，诗行错落有致，读起来，悠扬高亢。
《再别康桥》选自《新月诗选》作者徐志摩，新月派诗人，有《志摩的诗》《猛虎集》，康桥又名剑桥，英格兰的一个城市，以剑桥大学闻名于世，这首诗叙述温婉柔静，娓娓道来之中，感受诗人沉静的心。
《我的中国心》作者黄霑香港词作家，歌词通过一位海外游子的诉说，刻画了身在异国他 乡海外赤子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在希望的田野上》作者陈晓光，词作家，歌词结构严谨韵脚明亮，形式整齐，语言明快，充分抒发了劳动人民幸福自豪，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感情，通过对现实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黄河颂》由光未然(原名张光年)作词，冼星海曲，这是抗战初期很有影响的抒情诗，诗人通过赞美黄河、歌颂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坚强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使至塞上》选自《全唐诗》作者唐代诗人王维。
本诗叙事与写景结合，又重在写景，以大漠、秋天为背景，以征蓬、归雁、孤烟、长河、落日为空间实体组成一幅，塞外风光图，景象开阔鲜明，气势雄伟。
《黄鹤楼》作者唐代诗人崔颢，诗人从传说写起，又由登楼逃眺异乡风景，引动日 暮怀归之情。
《归园田居》作者东晋诗人陶渊明，田园诗人，诗人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绘了平凡而美好的劳动生活，意境醇美。
〖专题荷〗 《采莲曲》作者唐代诗人王昌龄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采莲女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性格。
《莲叶》作者唐代诗人郑谷，诗人用清新秀逸的笔调咏荷叶的高尚品质。
《赠荷花》作者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人用衬托的手法表现出荷花与叶坚贞不渝的品质。
《白莲》作者唐代诗人陆龟蒙，借咏白莲淡雅高洁的精神和内心的怨恨，流露出诗人在隐居 孤高寂寞、自伤迟暮的情怀。
《莲》作者宋代诗人苏轼，通过叙事表达了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反映了诗人不以官场失意为意的恬谈闲适的心情。
《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字茂叔，宋朝哲学家，说：一种文体，通常借某一事物说明道理，这篇哲理散文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格的描写，赞美正直高尚的气节，鄙弃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恶浊世风，表现了作者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