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原强
原强 严复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
达尔文者，英国动植之学者也。
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
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裒集甚富。
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又名。
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
论者谓达氏之学，其彰人耳目，改易思理，甚于奈端氏之天算格致，殆非溢美之言也。
其为书证阐明确，厘然有当于人心。
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
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
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
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文之士，皆能言之。
其一篇曰，其一篇曰。
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
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
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焉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矫健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
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
习于安者，使之处劳，狃与山者，使之居泽，不在传而其种尽矣。
争存之事，。
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或千与年，消磨歇绝，至于糜有孑遗，如卵学家所见之古禽古兽是已。
此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
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
达尔文氏总有生之物，而标其宗旨，论其大凡。
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
帜其学曰“群学”。
“群学”者何
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
”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
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引而未发，语而不详。
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
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微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
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翕散之由，尤为三致意焉。
于五洲之治中，坯榛蛮夷，以至著号最强之国，指斥发麾，十九罄尽。
而独于中国之治嘿如也，此亦于其所不知，则从盖阙之义也。
锡彭塞殚毕生之精力，阅五十载而后成书。
全书之外，杂著丛书又十余种，有曰《动（应有劝，下同——编者）学篇》者，有曰者，以卷帙之不繁而诵读者为尤众。
，者，劝治群学之书也。
其大恉以谓：天下源流溯源，执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
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惩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
及历时久而曲折多，其厉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
是故不明群学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愈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
何则
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
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
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
力学者，所谓格致七（当为之——编者）学是也。
炙（即“质”，后同——编者）学者，所谓化学是也。
名数力炙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无以近事理之悠久博大与番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
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
不精与其分，则末为由见其全。
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
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
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
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孽乳之大法也。
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
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知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胜衰之迹，特皆为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也耳，夫故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
夫唯此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呜呼
美矣
备矣
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
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
四战而覆我海军。
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
则是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也。
曩者天子尝赫然震怒矣。
思有以更置之。
而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外之洎甘四行省之督抚将军，乃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任者。
深山猛虎，徒虚论耳。
夫如是尚得谓之国有人焉哉
兵连仅逾年耳，而乃公私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是财匮而蹈前明之覆辙也。
夫一国犹一身也，击其首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
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
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若秦越之肥瘠。
则是臣主君民之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
一旦有急，蚁附蜂屯，授以外洋之快枪机炮，则扞格而不操，窒塞而毁折。
故其用之也，转不如陋钝之抬枪。
而昧者不知，遂诩诩然曰：是内地之利器也。
又有人焉，以谓吾习一枪之有准，遂可以司命三军，且大布其言以慑敌。
此其所见，尚何足与言今日之军械也哉
更何足与言战陈之事也哉
夫督曰制军，抚曰抚军，皆将帅也，其居其名不习其事乃如此。
十年以来，朝廷阙政亦已多矣。
其谋谟庙廊，佐上出令者，与下为市翘污浊苞苴之行以天下标准，且腼然曰：弊者，固中国之所以养天下者也。
此其言是率中国举为穿窬而后已也。
即目击甚不道之政，亦谓吾已无可奈何于吾君，或为天下后世所共谅，且此数公者，又非不知与乱同事之罔不亡也。
正如息大躬所言：“以狗马齿保目所见。
”苟幸及吾身之无亲见而已，而国家亿万年之基，由此而臬兀，非所恤矣，而孰谓是区区者之尚不余畀耶
至所谓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家所视以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
其于外洋之事，固无责矣。
所可异者，其于本国本期与其职分所应知应明之事，亦未尝稍留意焉一考其情实。
是故有所论列，则啽呓稚骀，传闻远方，徒资笑虐。
有所弹劾，则道听徒说，矫诬气矜。
人经朝廷数十年之任事。
在辇毂数百里之中，与其短长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未有知。
徒尚嚣嚣，自鸣忠谠。
而一时之论，亦以忠谠称之，此皆文武百执事天子缓急所恃以为安者，其人材又如此。
至其中趋时者流，自命俊杰，则矜其浅尝，夸为独得，徒取外洋之疑似，以乱人主之聪明。
而尤不肖者，则窃幸事之纠纷。
又欲因之以为利。
求才亟，则可以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以居间以自润。
凡次云云，其皆今日逆耳之笃论，抑为鄙人丧心之妄言也。
夫人才求之于有位之人，既如此矣。
意者沈废伏匿于草野闾巷之间，乃转而求之，则消乏淍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即竟谓之无，亦蔑不可审矣。
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廊廊者徒土荒耳，尚自谓吾为冠带之民，灵秀所钟，孔孟之所教，礼仪之所治，抑何其无愧而不知耻也。
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
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国法乎
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
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
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裒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之日为逾强也。
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
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
而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而已为印度、波兰之续；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
况乎其未必能遂然也。
吾辈一身即不足惜，如吾子孙与中国之人种何
於戏
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其尚无相兹下士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开（当为“问”——编者）余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
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
自三代以迄汉氏，南北狺狺，互有利钝。
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
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膻酪者近数百年。
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
息肩于唐，载庶载富。
及至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
金源女真更盛迭帝。
青吉斯汗崛起鄂诺，威憺欧洲。
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
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产。
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笃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汪秽，盖三百祀于兹矣。
此皆著自古昔者也。
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然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
林林之众，讵无噍类
而吾子耸于达尔文氏之邪说，一将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以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也栽
不然，何所论之怪诞不经，独不虑旁观者之闵笑也
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
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
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
介夫俄与英之间，壤地日蹙，其逼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
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覆手耳。
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啕，而吾子漆叹嫠忧，所贬君而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余应之曰：唯唯，客之所以祛吾惑者，可谓至矣
虽然，愿请间，得为客深明之。
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暗于今，得其一失其二者也。
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者之非异族。
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赫、黑是也。
北并乎锡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乎太平洋，西苞乎昆仑墟，黄种之所居也。
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
乌拉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产也。
其为人也，紫髯而碧眼，隆准而深眶。
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
而黑种最下，则亚非利加及绕道诸部，所谓黑奴是矣。
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
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坐所见隘耳。
彼三代、春秋时，秦、徐、燕、越、吴、楚、闽、濮、胥戎狄矣，又乌足以为典要也哉
第就令如客所谈，客尚不知种之相强弱者，其故有二：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其以文胜者。
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也。
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
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详，骑射驰骋，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耐寒。
故其为种乐战而轻死，有魁杰者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
虽然，强矣，则未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
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刑政礼乐之治，有痒序学校之教。
通功易事，四民乃分。
其文章法令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
故其民也偷生而畏法。
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故及其敝也，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心慕而远不逮者也。
故其即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以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敦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盖已寡矣。
善夫苏子瞻之言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然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
此中国之法所以经其累胜以常自若，而其化转以日厂，其种转以日滋。
何则
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每身历其境而未之或知也。
适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
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
不可谓异族常受制中国也。
然而至于至今制西洋，则与适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
自其自由平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彼，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意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钎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术或失节，无间远而，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发胜也。
其民长大口焊即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
故凡所谓耕凿陶冶，织壬树牧，上而至于官俯行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
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大至精之城，盖寡一事焉可做论而不可以行者也。
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一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智受法之蔽，此其所以可畏也。
，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一朽膛（膛）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
此镶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依然不终日之叹也，此岂徒客之所甚恨
石介有言：“吾岂狂痴也者。
”但天下事即如此亦，则安得塞耳涂目，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道之耶!且客过矣。
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夫岂必“死者以国量平（乎）泽若焦”而后为尔耶
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为我为天之寥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
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虐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是蚩蚩者长为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
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
不然，夫岂不知其不至于无唯类也，彼黑赫且常存于两间矣，一夫四百兆之黄也栽
民固有其生也不如其死，其存也不如其亡，贵贱苦乐之间异耳。
且物之极也，必有其所由极，势之反也，必有其所由反。
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正所以速死。
彼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者之妙用微权，而无所事事而俟其自至者，正《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耳，天固不为无衣者减寒，岁亦不为不耕者减饥也。
客亦知之否耶
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之穆哈募德，固以敢死为教，而以武健严酷之道狃其民者也。
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之虽无可言，而彪悍胜兵尚足以自立，故虽介两雄乎而灭亡犹未也。
然而日侵月削，所存盖亦仅矣。
若我中国，则军旅之事，未之学矣，又乌得以土耳其自广也栽
虽然，使今有人焉，愤中国之积贫积弱，攘臂言曰：1不使我位治
使我为治，则可以立致富强而厚风俗。
然则其道何由
曰：中国之所不振者，非法不善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
祖宗之成宪有在，吾将遵而用之而加实力焉。
于是督责之政行，而刺举之事兴。
如是而期之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
何则
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
乃又有人焉曰：法制者，圣人之邹狗也，一陈而不可复用。
天下之势已日趋于混同矣，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重而用之。
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
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赋以足用。
如是而亦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今夫人之身，惰则窥，劳则强，固常理也。
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
中国者，固病夫也。
且其事有不能以自行者，苏子瞻知之矣。
其言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
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
”锡彭塞亦言曰：“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
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
”今夫民智已下亦，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
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吾是理也。
何则
有一倡而无群和也。
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
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
王介莆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
而昧者见其蔽而皆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分散，至于亡国而后已。
至于亡国而后已。
而后世逐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
苟曰：今之时固不然，则请无论其大难明者。
得以小小一事众所共见者证之何乎
展者有西洋人游京师，见吾之贡院，笑为导者曰：尔中国乃选士于此乎
以方我国之囹圄不如，其湫秽溷浊吾所不中以畜吾狗马，此至不恭之言也，然亦著其事实而已。
今无论辟暨治涂为其中选士者，上之认有不可也，费无从出一也。
幸而费出矣，而承其事之司官胥吏所不盗蚀而有以及工者几何
其土木之工，所不偷工减料者又几何
幸而吏廉工庀矣，他日携席帽而入居于此者，其知此为上之深恩，士之公利而爱惜保全焉，不瓷毁瓦画墁以为快者，又有几人栽
然则教科之后，又将不中以畜狗马。
然则此一事也，固不如其勿治之为愈也。
此虽一事，而其余可以类推焉。
凡为此者，士大夫也。
士大夫者，固中国之秀民也，斯民之坊表也。
圣贤之训，父兄之诏，此其最深者也。
其所为卓卓如是，则于农工商以至皂隶兴台，夫又何说
往者尝见人以僧徒之滥恶而皆释迦，今吾亦窃以士大夫之不肖而皆周孔，以为其教何入人心浅也。
惟其入人心之浅，则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乎不得辞也。
何则
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
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
然此特鄙人发愤之过言，而非事理之真实。
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
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本，而不久亦将自废。
标者何
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
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何则
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
语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相救如左右手。
”特患一舟之人举无知风水之性，舟楫之用者，则其效必至于倾覆。
有篙师焉，操舵指挥，而大难济矣。
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
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
必其能恕，能用洁矩之道者也。
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
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力也。
故其蔽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
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
夫自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
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
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
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二已矣。
是何以故
民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
颜高之弓，由基用之，辟易千人，有童子懦夫，取而玩弄之，则绝膑而已矣，折壁《臂》而已矣，此吾自废之说也。
嗟乎
外洋之物，其来中土而蔓延日广者，独鸦片一端耳。
何以故
针芥水乳，吾民之性，固有与之相合而不可解者也。
夫唯知此，而后知处今日挽救中国之至难。
亦唯知其难，而后为之有以依乎天理，批大隙而导大簌也。
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
选自：《直报》，1895年3月4—9日在天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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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
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
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
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
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 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
”（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
”（注：同④，第27页。
）“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
”（注：同⑤，第15页。
）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
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
”（注：同④，第25页。
）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
）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
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
（注：同⑤，第12页。
）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
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
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
）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
”（注：同⑤，第14页。
）“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
”“表必不能徒立也。
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
”（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
（注：同④，第31页。
）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
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
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
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
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
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
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
）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
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
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
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
1906年，自著《政治讲义》。
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国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
”（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
）“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
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
”（注：同①⑥，第969页。
）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民主的关系。
严复承认，民主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
）但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
（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
）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
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
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
（注：同①⑥，第957页。
）“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
”（注：同①⑥，第986页。
） 为了提高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
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中国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
（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
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
严复告以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
此不易之道也。
”（注：同①⑥，第979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国。
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
严复很早就“以革命为深忧”。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
）在严复看来，所谓革命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
）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起义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
”（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
）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
”（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中国。
严复对世界政治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
）就中国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
（注：同②⑨。
）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
（注：同③⑩。
）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一场错误，对革命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
）、“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
）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
（注：同③⑤。
）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
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
（注：同③⑤。
）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
）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 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
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
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
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民主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革命时，严复却成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
但是，严复晚年政治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
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
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
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中国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
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中国“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
）“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
辛亥革命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
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
严复说，国家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
）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民主其表，专制其真，“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
”（注：同②③，第1551页。
）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
在严复看来，没有。
他痛感中国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
）“真无足言也”。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
）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
）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
”（注：同④⑥。
）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民主共和的。
严复以革命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来劝说革命党人。
严复早就认为，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ｄｉé＠①ｎｉè＠②之区”。
（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
）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
”（注：同②⑨，第785页。
）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
”（注：同④③。
）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专制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
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专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但这仅仅是从专制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
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专制渐渐引导向立宪政体。
在武昌起义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
”（注：同②⑨，第785页。
）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
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
（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
）。
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
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革命，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
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政治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政治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
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它提出了各种革命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
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
但“重武轻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革命成果的巩固。
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革命派要更为深刻。
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
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革命潮流，接连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
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它对于21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
有论者列举现代中国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专制政治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
）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
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的提出者是谁
严复 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
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以“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
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
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
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
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
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
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
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
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古之必敝。
”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
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
”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
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
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林则徐 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控制自己易怒的脾气，以平和理智的心态指挥战斗
魏源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
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
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
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
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
”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
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
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
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
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
他在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
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
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
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
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
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
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
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
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
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
”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
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
提出这一思想。
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
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
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龚自珍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
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
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龚自珍21岁，编词集3卷、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年），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年）。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性。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