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名大将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名元帅和十名大将是在1955年9月北京授衔，他们的排列次序和生卒日期如下：十名元帅朱德 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 90岁彭德怀 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 76岁林彪 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 64岁刘伯承 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 94岁贺龙 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 73岁陈毅 1901年8月26日——1963年12月16日 61岁徐向前 1901年11月8日——1990年9月21日 89岁聂荣臻 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 93岁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 89岁十名大将粟裕 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 77岁徐海东 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 70岁黄克诚 1902年10月1日——1986年12月28日 84岁陈赓 1903年2月27日——1961年3月16日 58岁谭政 1906年6月14日——1988年11月6日 82岁肖劲光 1903年1月4日 ——1989年3月29日 86岁张云逸 1892年8月10日——1974年11月19日82岁罗瑞卿 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 72岁王树声 1905年4月23日——1974年1月7日 69岁许光达1908年11月19日——1969年6月3日 61岁
开国十大元帅四川有几个，都是谁
刘伯承，四川，开县陈毅，四川，乐至”聂荣臻，四川，江津“朱德，四川，仪陇
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建国后身居何职
【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盘点和十大将军授衔简介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
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由此确立。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О苁保
红四方面军西征
血沃祁连——红军西路军的失败 （转贴） 作者：歼八II 1934年末，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压迫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的苏区根据地，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
全国红军主要分成四路，一路是从江西苏区西征北上的，即中央红军；一路是从湘赣苏区北上的；一路是从鄂豫皖苏区北上的；还有一路是的25军，作为偏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北上。
在差不多整整2年时间里，各路长征红军穿梭强敌，倦旅奔袭，披荆浴血，无日不战，其间几度分合，兄弟阋墙，二涉雪山，三过草地，万里征尘，埋骨路畔，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其所为之英勇豪迈，均可至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之峰巅。
1935年9月，红25军首先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1个月后，、彭德怀率到达陕北，第二个结束长征。
又过了1年，和辗转万里，也到达了陕北。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终于结束。
然而，此时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
见全国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共产党和红军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
当时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很同情红军，但又不能违抗的命令，只好一面尽量拖延时间，一面速通情报给，要红军速做定夺。
为了求生存，和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
为此，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10月21日，在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
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已控制了黄河岸边的靖远渡口，正在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
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
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战场上又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坡，无险可守。
红四方面军部队长征方息，弹药缺乏，武器也很差，虽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但仍然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
危急关头，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红30军由靖远偷渡黄河成功，经过战斗，打垮了对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
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了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
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
然而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太快，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
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只好仓促渡河。
国民党军的飞机迅即炸断了渡河浮桥，渡口亦被占领。
未来得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一带，与彭德怀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此时，红军如要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只有击退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黄河渡口，打通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可这时彭德怀却不能统一指挥部队，原因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想保存实力，不想让红4军和31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拼消耗。
彭德怀既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又太单薄，阻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
结果国民党军快速推进，相继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也被隔断。
至此，“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行。
11月8日，及电令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
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
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
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
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一期毕业生，一手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
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了许多次重大战役，作战风格以狠、勇、缠著称，令国民党军非常头疼。
蒋介石当年对这个学生并没放在眼里，不料日后竟成了心腹大患。
蒋介石出了10万大洋买徐向前的人头，价码和、朱德的一样。
陈昌浩则是留苏学生，当年著名的中的一个。
此人年轻气盛，作战勇猛，因紧跟中央路线而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即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锋直向西进。
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
其实，大错特错了。
马家军是指青海和宁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
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
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
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
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
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
因为地势和人口稀少的原因，全军成一字长蛇阵形，一个团与另一个团之间也隔着一天路程。
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
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
红9军以2个师驻于古浪城外制高点，军部及机关人员驻于城内。
因为对马家军估计不足，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了下来。
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
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
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
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
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
守卫南山的1个团部队孤军无援，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
马家军随即向古浪城发动猛攻，古浪城墙残破，多处有缺口，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
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
城内有许多红军机关人员，并没有枪，结果死伤惨重。
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
这时红军又犯了一个错误，竟出城进行追击。
不料马家军进退神速，骑兵很快杀回将出城红军截断于旷野之上。
经过苦战，这些红军全部战死。
马家军又返回攻城，红9军官兵拼死守城，用木棍、大刀片、甚至砖头瓦块与敌血战。
危急关头，城外的红9军1个师冲破马家军封锁，向古浪接应而来。
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便收兵而去。
古浪之战，红9军损失2000多人，达全军三分之一，特别是电台及技术人员损失很大，可以说元气大伤。
当日夜里，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
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古浪，并留书信希望马家军善待俘虏。
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空城，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古浪一战的失利，已暴露出西路军面临的困境。
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
而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且多是骑兵作战，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
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前途不容乐观。
11月19日，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
实际上这里地形狭窄，南北都是高山沙漠，村庄零落，居民回汉杂处，实不容易建立根据地。
以徐向前为首，西路军高级指挥员都对中央的这个命令很不理解。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才弄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
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国民党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
西路军已伤亡达6000余人，马家军死伤也差不多，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斗渐渐停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谏”，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有意发动第二次长征，率陕北的红军主力向南渡过黄河另寻根据地。
西安事变的发生，真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
对面的马家军也有些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停止了向红军的进攻。
12月22日，中央来电令西路军东返??要营救蒋介石。
红军已和东北军、西北军订立三位一体的联盟，准备联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央令西路军东返，意在从西面牵制国民党军，以策应西安局势。
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天气，西路军缺乏补给，伤员病号又多，大军行动非常不便。
如果回头向东，面对的将是国民党军和马家军主力，如果再向西走，则只有马家军的拦击。
就现时情况而言，向东不如继续向西。
然而中央下了命令，西路军只有执行。
正在大军集合的时候，中央又来电，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仍执行向西打通新疆的任务。
中共中央的意思还是希望西路军能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因国共谈判还没有结果，万一不行，中央也好有个依靠。
12月下旬，西路军以5军开路，9军和指挥部居中，30军断后，顶风冒雪向西开进。
1937年1月1日，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
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
如果红军继续向西走，马步芳是乐得让他们快点离开的。
可红军一停下来，他又急了，立即调动2万部队围攻过来。
1月5日，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和红9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骑兵突袭，结果部队被打散，损失200余人及大部分电台等通讯设备。
此后西路军各部队联系不便，严重影响了统一指挥。
1月16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分兵向东。
此时西路军人困马乏，损失严重，可说已到危急时刻，中央如何这样要求呢
原来此时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张学良扣押，国民党大军兵围西安，局势又紧张起来。
中央又有了放弃陕北的打算，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
而马步芳已看清了形势，立即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同时集中兵力开始猛攻西路军。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进攻红9军和30军，主力则绕道向西围住了高台。
此时高台城内有军长董振堂在内的红5军3000余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和部分兵力驻守临泽，高台守军遂与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马家军猛烈进攻高台，红军苦守数日，顽强击退了马家军的一次次进攻，最后枪弹耗尽，开始展开肉搏。
军长董振堂一面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准备突围。
不料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信，要求5军死守高台。
董振堂长叹一声，这个自宁都起义以来屡建战功的红军著名战将，已决心与高台共存亡。
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向高台发动猛攻。
红军用刺刀、砖瓦与敌拼搏，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
马家军仗着兵力优势一次次轮番进攻，终于攻进城内。
红军战士依托城内建筑，逐街逐屋地与敌人展开巷战，城内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浴血拼搏。
激战至最后，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3000多红军战士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
马家军不但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割下，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几十年后，董振堂的遗孀见到了当时拍下的首级照片，泪如泉涌。
西路军总部开始并不知道高台被围的消息，直到1月23日才得讯，急派唯一的骑兵师前去救援。
路上遭遇优势的马家军骑兵，经过一场血战，红军骑兵大部伤亡，骑兵师长董俊彦和政委秦道贤也牺牲了。
高台既失，临泽的红5军余部转而向西路军主力靠拢。
不想路上又遭到马家军骑兵截杀，红5军损失数百人，辎重也大部丢失。
幸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一部人马前来接应，经过苦战，总算将5军剩余部队救出。
高台之战后，西路军实力大损，而马家军仍穷追不舍。
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决定全军东返，趁实力仍在杀回河东。
1月28日，西路军全军集结到了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其中能战斗的人员只有不到一半。
这里是个小村落，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十个土围院落。
马家军立即尾随而至，开始发起进攻。
每日清晨，马家军以土炮向倪家营子轰击，然后密密麻麻的步兵发起冲锋。
红军子弹缺乏，只能以手榴弹阻击一下，然后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等扑上去御敌于营垒之外。
双方反复厮杀，从旷野杀进土围内，又从土围内杀回旷野，一直到日落方息。
这样的战斗持续了近10天，倪家营子内外鲜血已流成了河，很多红军女战士和伤员也加入了拼杀，有的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握着手榴弹就扑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西路军至此已是弹尽粮绝，伤员众多，且又全无补充。
而马家军有后方供给，源源不断而来，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
西路军再在倪家营子坚守下去，只有覆灭一途。
这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
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总算是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之中，将来要划分防区，西路军如能在河西坚持下去，则等于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
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可以说是调度有方，得心应手。
可这次为了顺应瞬息万变的形势，朝令夕改，生生将西路军拖垮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觉得不能再坐等下去，便向中央发电请示行动并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前来接应。
2月17日，中央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批评他们不听指挥并将之提到了政治上的高度。
因为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曾于1935年9月犯了南下分裂的错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也背了严重的政治包袱。
这回中央如此电示，将过去的错误与眼下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二人顿感压力沉重，无法动弹。
经过西路军委员会开会讨论，明摆着眼下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大多数人支持东返。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战边走。
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
这时马家军又追了上来，红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猛烈出击，将追敌1个团全部消灭，缴获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陈昌浩此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提出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
徐向前和各军主要领导一齐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冲出来了，只能一鼓作气杀回河东，绝没有再入虎口的道理。
然而陈昌浩原来曾反对过中央，这次为了表示回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来，不顾实际情况，只是机械地坚持要执行中央要求的就地坚守的命令。
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最高领导，有最后决定之权，徐向前等人只好表示服从。
2月底，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这里已是一片焦土，留在村里的红军伤员全遭马家军杀害。
马家军见红军返回，立即又围上来发动进攻。
红军缺粮少水，有限的弹药很快又耗尽了，指战员们再次抡起大刀与马家军展开血战。
马家军兵力源源而来，轮番围攻，加以炮火轰击，红军有耗无补，伤亡惨重。
此时陈昌浩也知大势已去，急电中央请求增援。
得知西路军的惨况后心急如焚，西路军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共产党还要依靠着他们打天下呢
急忙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出面请求蒋介石下令让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
同时电令前方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命立即抽调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克日西渡黄河以解西路军之危。
可是，蒋介石想消灭红军还来不及，怎么会让自己的部下停手呢
马步芳更是纯粹的地方军阀，他不管是什么军，侵入他的地盘就是不行。
而援西军虽于2月27日组成，可渡河、造船、长途行军都需要时间，起码要1个月才能与西路军会合，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日夜血战，牺牲消耗巨大，援军又久盼不至，再也坚持不住了。
3月5日，西路军乘夜向祁连山突围。
马步芳则严令马家军，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
3月8日，西路军进至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马家军尾随而至，残酷的战斗又展开了。
红军被马家军分隔包围在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里，以大刀、木棍顽强拼杀，每天都要承受马家军的数次猛攻。
马家军发现红30军人最多，也最能打，就重点向他们进攻。
30军将士与马家军苦苦缠斗，无数在雪山草地中都没有倒下去的战士，在这里倒下了。
30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上阵指挥，而最勇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则在混战中被打断了左臂。
三条流沟里的血战直持续到了3月11日夜里，西路军总部集合各部人马互相接援，杀出重围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雄伟的祁连山横穿河西走廊，而梨园口则是进入山谷的一个关口。
徐向前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9军余部1000余人把守关口，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山中转移。
马家军很快围攻上来，陈海松带领9军将士冲出阵前，挥舞大刀奋勇御敌。
马家军人多势众，骑兵部队往来奔袭，轮番进攻。
红军战士筋疲力尽，仍苦战不退，最后全部牺牲。
陈海松，这位被朱德称为“极有前途和希望”的红军将领也战死沙场，年仅29岁。
9军全部伤亡后，30军又冲上来堵住敌军。
为了掩护总部和伤员转移，30军将士同样血溅沙场，以无畏的奋勇精神殊死战斗，在打光了全军的2个主力团后，终于击退了马家军。
西路军全军陆续汇合到了祁连山中的康龙寺地区，而妇女独立团则在转移路上被马家军截断，全部覆灭。
3月12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再次向中央告急。
中央回电要西路军化整为零，轻装突围。
3月13日，马家军追至康龙寺，一场血战后，虽然击退了敌人，但红30军也终于垮掉了。
至此，西路军全军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为伤员病号，枪弹已尽，粮食断绝，已无力再战。
3月14日，残余部队来到了一个叫石窝的地方，马家军又追了过来，李先念带30军剩余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直至傍晚才摆脱追敌。
当日夜，西路军所余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则分散打游击，突围出去一个算一个。
3月16日夜，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悄然向东而去。
余下西路军则分成数股，各自突围。
西路军的河西远征至此失败，遗下了不尽的人间血恨。
徐向前、陈昌浩带警卫排走出祁连山后，即分散行动。
徐陈一路，走了几日，投宿到一个湖北医生家中，陈昌浩是湖北人，见到老乡分外高兴。
第二天再要走时，陈昌浩提出太累，要休息几天。
徐向前是山西人，留下来有危险，便单独上路。
徐向前化装成羊倌，一路谨小慎微，晓行夜宿，靠讨饭为生，一直走过黄河，总算出了马家军的地盘。
其后翻过六盘山进入平凉地区，在这里遇到了红军援西军部队，终于苦尽甘来。
徐向前很快被护送回陕北，向中央和报告了西路军的血战征程。
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徐向前仍受重用，被任命为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再往后，徐向前又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北老乡家病了一场，病好后却没回陕北，反而去了武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陈昌浩向中央写了报告，检讨了在西路军的指挥上及红军南下时所犯的错误。
然而中央认为他开始时紧跟张国焘，后来又极力洗刷自己，不老实，将他送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
直到1952年才回国，被分配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副局长。
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领导人，就这样沉落了。
在分散而行的西路军部队中，副总指挥王树声、红9军军长孙玉清等人一路，结果遭遇马家军被打散。
王树声靠讨饭走回了陕北，日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孙玉清则受伤被俘，坚贞不屈，被马步芳杀害于西宁，年仅28岁。
李先念、李卓然等率最大的一股近千人的红军队伍直向西行，沿路躲避马家军的搜查，餐冰饮雪，历尽辛苦，终于走出祁连山。
那个英勇善战的88师师长熊厚发，因臂伤严重，不想拖累部队，自愿留下。
后被马家军仍获，押到西宁，残忍地绑在炮口上，活活轰死了，年仅24岁。
在甘肃西部，又遭遇马家军的围攻。
李先念率部队且战且走，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伤亡掉队。
直至1937年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只剩420余人。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日后李先念返回陕北，再起武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再后来，他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力战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的有6000余人。
除了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外，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中央陆续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
西路军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
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路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老战士都是带着遗恨离开人世的。
直到90年代后，中共中央才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徐向前自河西兵败后，一直想率部队打回去，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1949年，和中央原本已有意让他带兵解放西北，可是这时徐向前却病倒军中，只好将这个使命交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青海，在兰州战役中痛歼马家军精锐，终于为西路军的无数英魂一洗前仇。
谁能介绍下国民党所谓的月浦大捷是咋会事
战上海——之战 1949年5月12日晚，三野1029军三个团强攻上海屏障月浦，15日晨，担任主攻第260团被敌52军歼灭大部，只剩64人，253、259团也损失惨重，259团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阵亡，后来月浦纪念碑上光牺牲的就有2000多人，加上负重伤的总人数应该在5000人左右。
同时进攻的三野10兵团28军也在杨行、刘行受挫，52军在敌第99师火速驰援下歼灭我252团600多人。
我军阵地被突破，252团陷入大混乱，在太仓补充的俘虏兵纷纷倒戈投降。
此战国军史称“月浦大捷”，单从军事上来看在国军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52军在月浦一带以十几个连硬顶***三野10兵团28军、29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使三野主力伤亡损失达8000人以上，顺利掩护了主力54军、12、4师、99师从海上的撤退，最终全部拼光，实属不易。
沈朝周,1929年11月生,江苏省启东市人。
1946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团保卫干事、股长等职;参加过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49年7月随部队进军福建。
解放福建后,进山剿匪、参加土改,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兼任乡长等职;1963年8月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任保卫干事、副处长;1981年8月起任中央电视台保卫处副处长、处长。
1989年12月离休。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部队在江苏省宝应县休整,全军进行整编。
我团由华东野战军11纵队33旅98团,改为华东野战军29军87师260团。
我当时在二营机炮连一排一班任班长。
3月,部队进驻如皋,待命参加渡江战役。
4月21日,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险,我团直捣无锡、苏州,追歼逃敌,解放吴江。
5月上旬我军主力集结于常熟以东地区,于5月12日晚10时,开始对上海的吴淞地区发起攻击。
我所在的260团担任主攻月浦的任务。
这是一场硬仗、血战,在兄弟团的助攻配合下,我团最终以付出极大伤亡的代价完成了攻占月浦的任务。
当时我班的任务是配属五连向敌人阵地前进。
5月12日夜12时左右,我们进入阵地,立即开始挖交通壕、筑火力点的工作。
可是交通壕还未挖好,火力点还未筑成,天就亮了。
这时,敌人来自正面的、江面的兵舰和上空飞机上的炮火很猛烈。
五连误把“地堡”视为“坟包”,等到发现时部队已经误人了敌人的碉堡群,因此急忙转移阵地。
但在撤离时,未及时通知我们,这样我们班与五连失去了联系。
我们仍然在这里坚持战斗,率领我们战斗的排长杨伯生负伤下去了,副班长朱锦峰也负伤下去了。
我们这个班只有两门六○炮,没有其他武器。
在当时情况下也不能再挖工事了,如果挖工事的话,挖出来的土堆起来就容易被敌人发现,我们只能一动不动地隐蔽在麦地里。
这时,枪炮声不断,子弹不时从我们身边飞过。
我们就这么坚持着,天又下起雨来。
雨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战士全身早就湿透了。
我们已经一夜一天没有东西下肚了,饿得咕咕叫。
互相之间也不能大声说话,我只能轻声地把我想要说的话对旁边的人说,然后大家再轻声地一个一个传下去。
我要求大家,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目标,要一动不动地坚持到最后,肚子饿了可以从身上带的米袋子里抓把米充充饥。
说完,我也抓了一把米吃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生米,刚开始吃还真有些咽不下去,后来用水壶里的水和着米一起吞下去了,吃完以后还感到嘴里有点甜味。
我们就这样一直趴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衣服早就湿透了,天也越来越黑了,感觉也越来越冷了,浑身发抖,耳朵在嗡嗡作响,牙齿也开始打架,感觉有些难熬。
当时我心想,不能老这么伏在这里,要想办法找部队去,可是又不知道往哪儿走。
天渐渐暗下来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人扛着三八重机枪的架子,从我旁边走过。
我仔细一看,是三机连的,我们认识他们班也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也已在这里一夜一天了。
四周都是地堡,受赶快离开这里。
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去找部队。
后来才知道,那时连部也在着急。
他们转移到新阵地后,不见配属五连的我们班,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估计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走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找到了部队。
我带着全班同到了连部。
连长已经牺牲了,副连长张武清高兴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后说:“你们辛苦了,能安全回来,真是太好了!快把湿衣服脱下来烤烤火,把被子打开披在身上暖和暖和,好好休息,准备再战!”炊事员为我们送来热乎乎的饭菜。
饱餐后,我们脱下湿衣服正要烤火,敌人发现火光,枪炮就打过来了。
我们连忙灭了火,就地休息。
不一会儿,通信员来了,对我说:“一班长,副连长命令你班立即进入阵地。
”我赶紧叫大家把湿衣服穿上,虽然是五月份,但湿衣服再穿在身上冷得钻心,可想而知那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可是大家二话没说,穿上衣服,扛起六○炮和炮弹箱,跟着通信员快步向阵地跑去。
我们通过长长的一段壕沟时,看见壕沟里还躺着几个牺牲了的同志。
到了前沿阵地,目标是月浦北街的楼房。
楼房的四周都是钢筋水泥的碉堡——子母堡。
我们站在壕沟里,踮起脚尖能看到前面的楼房,看得很清楚,也就是100多米吧。
二营营长负伤了,教导员黄文清在壕沟里跑来跑去,指挥战斗,嘴里还在不停地喊:“同志们,准备好手榴弹,敌人如果反扑过来,就坚决把他们消灭掉!”这时团参谋长李仲英走到我身旁停下来r,我就把我的防空洞让给了他,自己重新再挖一个。
刚挖好,团部通信班副班长施忠为参谋长架电话来了。
这时敌人阵地的炮火不停地向我们的壕沟猛轰,我赶紧把施忠拉进我的防空洞。
真险,敌人的1枚手榴弹正好落在刚才施忠的位置,爆炸了。
幸亏我们隐蔽及时,未有伤亡。
对此,施忠特别感激,说是我救了他一命,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3年,我离开部队时,他特地到师招待所来看我,两个人说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话。
二营伤亡很大,我们的六○炮也加入了二营的火力网,和其他轻重机枪等火力,掩护突击队向楼房冲锋。
可是敌人的钢筋水泥工事太坚固了,火力也很强,严密封锁着,压住了我们的火力,阵地前还有1米左有的竹签作障碍。
突击队一次次冲锋,突击队员一个个倒下,有的当即牺牲,有的负了伤,阵地上的人组织抢救时,又有人负伤或牺牲。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突击,一次又一次伤亡,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依然在负隅顽抗。
我们部队的枪支弹药被雨水和泥浆浸泡后,难以使用,战士们就用集束手榴弹与敌人战斗。
三营副教导员张勇,率领部队在最前沿阻击敌人坦克,亲自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人一辆坦克,自己也光荣牺牲。
尽管伤亡很大,敌人阵地还是攻不下来,团首长就把指挥部附近的120余名指战员集中起来,组成几个精干的突击队。
团政委萧卡、副团长梅永熙、参谋长李仲英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
在全团各种火炮的掩护下,在兄弟团的助攻配合下,终于突进了月浦老街。
这次战役中,我团牺牲约400人,伤800余人,其中12位营级干部伤亡了11位。
战后军长胡炳云说:“你们团打得好,打得顽强,你们是好样的!” 上海战役,虽然时间已经过去60年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在我一生所参加过的数十次战斗中,月浦这一战,打得最艰苦,打得时间最长,伤亡人数最多。
这次的战斗情况,已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的军史里。
在这里,我要深切悼念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光荣牺牲的战友们,愿他们安息。
国军中有两个光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老蒋，但没有人敢当面叫他；另一个是刘玉章，别人称‘刘光头’，那是抗日时打鬼子留下的光荣印记，自己叫，长官叫，朋友叫， 共产党林彪的部队也叫，绰号比本人有名。
刘玉章，陕西省兴平人，(1902—1981)，黄埔四期， 和林彪是同学。
毕业后不过是个排长，后来累计战功, 历任排、连、营、团等职,抗战后才升到52军第2师师长。
后来在东北和林彪的几个纵队来来往往打了很多硬仗，才勉强升到副军长、军长。
可以说仕途上够坎坷的。
刘本人少年是个读过书的人，可以写得古朴翔实的文章，可人在军中，天天枪林弹雨， 身不由己，所以外表常给人一种粗鲁的假象，粗到什么程度
只要在兵营 ，开口就是“日他娘” 一副十足的丘八作风。
有一次有一次部下认为分配不公，闹得鸡飞狗跳，他出来劝解，说：“我爱护你们，我就是鸡巴，你们呢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
”这一骂，大家都舒舒服服了。
另外一事是李敖讲的，刘玉章做台湾军管区司令时，张大千拉关系‘做公关’，搞个赠画仪式，把刘玉章请过来，就是要送这幅画给他的时候，张大千忽然看着他，跟他说：“刘司令，你穿起军服来看起来好神气，很威武。
”刘玉章接碴就说 ：“当我脱光的时候啊，我更威武，更神气。
”心直口快，不失为至性之人。
外表大大咧咧的刘玉章带兵练兵很有一套，粗中有细，很多战术和练兵方法独有心得， 在东北跟林彪部下作战时，这些战法影响了解放军的打法。
1946年2月9日，著名的主力王牌军新6军廖耀湘登陆秦皇岛，挺进锦州。
杜聿明顿时鼓舞，下令沿铁路线发起新一轮进攻。
刘玉章的部队仍然是国军的主力 ，对我军由陈云萧劲光萧华领导的南满造成了强大的威胁。
特别是是在摩天岭战斗后，刘师锋镝所向，使我军在南满地区节节败退。
二十一日，开始拂晓攻击，刘玉章夺取警戒阵地后，继续仰攻，最后至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敌我双方，伏尸壕内，比比皆是。
摩天岭战斗绵亘余脉八十余里，苦战两日夜，解放军终于抵挡不住，刘玉章打开进出安东的唯一门户。
这是刘一生中的得意战斗。
摩天岭战斗后，四纵司令程世才指挥部队分成五道阶梯，逐次抵抗，程世才湖北人，是原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麾下的猛将，因作战勇猛24岁即被破格提拔成军长。
但也经不起刘玉章的轮番超越前进，剑及履及，前锋一到炮击发射，接着是一波接一波的冲杀突击，程世才的12旅节节败退。
刘玉章到达雪里站，由俘虏口供，得知当面是程世才部之鞠文义团。
鞠系山东籍，刘玉章一时心血来潮，玩笑式的命少校参谋山东人，试接公铁路长途电话线，叫安东程司令员通话，居然一叫即应，袁称为自己是十二旅鞠文义团长，报告战况十分危急，请求迅速增援。
正被气得脑门儿冒烟的程世才紧急中竟没有辨出真伪，答称：安东现在只有一个营，无能为力。
目前凤凰城正在撤运物资中，你们必须坚持住。
这是千真万确的直接情报。
国军哄然而笑，用所有卡车，循环运输部队，向凤凰城急进。
竟在一日之间长程挺进一百六十华里，下午五时抵达凤凰城城。
驻凤凰城城一营，在营区内解放军以为自己人到，措手不及，整队投降。
高级将领巡视开封时摄影，左起卢汉，麦克鲁，何应钦，鲍克雷二排右一刘玉章。
这一时期刘玉章部队作战有几个特点： 1.指挥官位置超前人人奋勇当先作战，战斗间，那里危险就到那里，各级指挥官在战备行军时的位置，向前推进一级，即连长要在尖兵排先头，前卫营长要在尖兵连先头，团长要在前卫营先头，师长亦在前卫团先头，因此对前方的情形地形，提前明了，把握战机。
2.‘当面指示重于命令下达’：使部下彻底了解情况，以期贯彻，加深其责任感，2师内‘师长总有办法的’说法。
3.全面督战，在火在线，谁退人人都可以打死他。
4.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中不打；...... 我军在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过52军第二师（刘玉章师）的作战特点：守备和野战均较暂二十一师为强，一般军官指挥能力较好，守备中能组织反突击，有一定突击力。
一般战斗狡猾，见形势不利及早逃窜。
林彪四野后来总结的很多作战原则，都是从一次次和刘玉章这样强硬的对手血战中摸索出来的。
国军中并非尽是酒囊饭袋，林的对手空前的强悍，对手强悍，林彪才变得更强悍
48年初，国军在彼长我消中渐渐龟缩，新五军遭受挫败。
刘玉章后来总结说：国军由失去‘面’的掌握，而至‘线’的处处中断；更由‘线’的中断，而形成‘点’的孤立；渐渐各个孤立的‘点’， 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据点。
看到廖耀湘眼高于天，且好吹功，刘玉章不服廖耀湘的指挥，直接向东北总司令卫立煌要求脱离廖兵团的建制，改由卫直接指挥。
老蒋也知道廖耀湘这样的外国军校留学生指挥不了这老兵油子，也就格外恩准。
这个偶然的决定使52军在廖兵团全线崩溃时可以自行定夺，避免了陪葬的命运。
刘玉章的52军10月26日、27日接到卫立煌2份电报：一是回归沈阳，二是固守营口。
刘玉章一看就明白：沈阳已经成死地，自己没有必要陪葬，于是营口备战，据守营口北之石桥子阵地。
林彪击溃廖耀湘兵团，以主力直扑沈阳，同时惊醒营口方向有漏洞。
于是急派七纵邓华、八纵段苏权、刚在锦州活捉了范汉杰的九纵詹才芳及辽南独二师星夜兼程南下营口。
沿途张贴标语：“解放五十二军
活抓刘光头
”29日，段苏权先头一营，全部乘马，既未搜索，亦不疏散，由牛庄向营口前进，午后抵达石桥子阵地前，竟不料刘玉章25师在严密荫蔽下，近至最近距离时，突然奇袭，前卫部队几全部遭到击灭，30日晨，八纵、九纵、长江支队，全力猛扑营口阵地。
这时侯，后有大海，前有超过52军三倍的虎狼之师，刘玉章胆大包天，以攻为守，我军因远袭疲劳，未带重武器等原因，战斗不利，我9纵25师师部被攻破（25师大战52军25师），被俘约一千七百人，还被缴获不少机密文件。
根据东野内部战史说，25师被俘1700人，也许陈光被免职，和这一战有点儿关系。
10月31日黄昏，九纵25师与敌小股警戒部队交火，追击至石桥子。
五个团被一个加强营堵住，规定时间内未克
这时国名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率领的海军乘重庆号到达营口外海，但同来的商船只有三艘，船上只有立锥之地，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刘玉章担心混乱，上船之前格令：各排班长须在先头，到达上船入口处时，连排班长即停止，监视本连排班士兵，依次全部上船后，再随后最后一人跟进，营团师军长，同此类推，各部队特务营连，分别在码头各轮上船入口处，分两列对面排列，中间仅容一路纵队通过，严格遵守，违者当场格杀勿论。
52军军部及25师大部居然井井有条的登船撤离。
2师倒霉，装载2师的运兵船起火，但仍然有五六百人想办法乘机帆船到达葫芦岛。
刘玉章称这次撤退为东北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又过了半年，粟裕指挥的三野打到上海，创伤复原的52军又和三野在上海近郊开战，重创担任主攻月浦任务的十兵团29军，史称‘月浦之战’，俘虏解放军约1200名，三野主力伤亡损失8000余人以上，28，29军大伤元气。
这是国民党在解放军的四面楚歌，全面溃退下少有的胜仗。
后来弃掉上海，52军再次坐着军舰跑掉。
逃到台湾后成为老蒋手边仅有的几张主牌，那时老蒋叫嚷着反攻大陆，就是以52军为核心主力编制了作战计划。
52军随后成为金门的驻军，刘玉章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和大陆对峙数十年。
五十二军整编后始终是保卫台澎金马的重要力量，2师改编的333师及25师改编的234师，是保卫南台湾及中台湾的主力部队。
台北玉章路的牌坊是为纪念刘玉章司令官任内对金门的
建国初期主要将领
十大元帅1朱德（1886－1976）2彭德怀（1898－1974）3林彪（1907－1971）4刘伯承（1892－1986）5贺龙（1896－1969）6陈毅（1901－1972）7罗荣桓（1902－1963）8徐向前（1901－1990）9聂荣臻（1899－1992）10叶剑英（1897－1986）十大将1粟裕（1907-1984）2黄克诚（1902-1986）3谭政（1907-1988）4肖劲光（1903-1989）5王树声（1905-1974）6陈赓（1903-1961）7罗瑞卿（1906-1978）8许光达（1908-1969）9徐海东（1900-1970）10张云逸（1892-1974）授衔简介：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 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
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由此确立 十大元帅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 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 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 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 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 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 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 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翌年，经周恩来 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 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 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 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
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
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
“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 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 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
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 但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 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
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林彪原名林育蓉。
湖北省黄冈县人。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 军大学校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 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 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 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
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 而对他则别有看法。
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 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 三是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 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
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 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
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 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
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 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 建国后任体委主任。
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 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 成为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 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 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
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
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
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 以及他与、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 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 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 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
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 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
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 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作义对峙三年， 没有出色的战绩。
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 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 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 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 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 “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 9、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徐向前，同贺龙类似， 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
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 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
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最强的红四方面军。
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 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
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 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 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
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
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 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
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 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 “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 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
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 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 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 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 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 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 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
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 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
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 十大将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派系平衡的因素减弱了， 而当时职务的因素加强了。
十大大将 1、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2、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
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3、黄克诚（1892-1974），湖南省永兴县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
参加了北代战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
4、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
湖南省湘乡县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
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
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奖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5、谭政（1907-1988）原名谭世铭。
湖南省湘乡县人。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
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肖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
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
一九二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工表。
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一九三○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与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被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7、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
广东省文昌县人。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北伐战争。
曾任国防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占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8、王树生（1905-1974）原名王宏信。
湖北省麻城县人。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
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9、许光达（1908-1969）原名许德华。
湖南省长沙市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
一九三二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一九三七年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0、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一九二八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