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作家简介： 徐訏（1908-1980），一位曾被称为“鬼才”的教授作家， 以写作传奇小说且高产而著称。
1937年以中篇小说《鬼恋》成名。
浙江慈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继续就读研究生，1936年赴法国留学，得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孤岛时期”滞留上海办报及创作，其间完成《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口才的悲歌》及《一家》四部长篇小说，成为上海最多产的畅销作家。
1943年他的作品居大后方畅销书榜首，这一年被出版界誉为“徐訏年。
徐是一位主观想象型的作家，其早期作品往往以爱情为经，心理分析为纬，将浪漫传奇的幻境与哲学理念结合起来，构成了先锋与通俗的怪异组合。
建国后，作家定居香港，六十年代先后在新加坡、香港任教，这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彼岸》与《江湖行》等作品。
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将其种类体裁作品计六十余种统编为《徐訏全集》十七卷。
1999年，其长篇小说《风萧萧》入选《亚洲周刊》广邀文化界名人推举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名列第67位。
（宇慧撰写） 徐訏简介(1908—1980.10．5) 浙江慈溪人。
1933年北大哲学系毕业，转该校心理学系读研究生。
北大读书时发表短篇小说《烟圈》。
1934年在上海任《人间世》月刊编辑。
193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郭庆记》。
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修哲学，获博十学位。
抗战爆发后回国，居上海。
先后任《天地人》、《作风》等刊物主编。
193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鬼恋》，是作者的成名作。
1942年赴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
1944 年出版长篇小说《风萧萧》。
1948年出版《进香集》等5部诗集，总称《四十诗综》，收1932年以来的诗作。
1950年赴香港，以写作为生，曾与曹聚仁等创办创垦出版社，合办《热风》半月刊。
1960年出版描写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百态的长篇《江湖行》。
1966年起先后任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著作书目： 《鬼恋》(短篇小说)1938，夜窗书屋 《海外的鳞爪》(散文集)、1939，西风杖 《春韭集》(散文集)，1939，夜窗书屋 《吉布赛的诱惑》(中篇小说)1940，夜窗书屋 《一家》(中篇小说)1940，夜窗书屋 《生与死》(话剧)1940，夜窗书屋 《西流集》(散文集)194O，夜窗书屋 《成人的童话》(短篇小说集)1940，夜窗书屋 《月亮》(话剧)1940，珠林书店 《契约》(话剧)1940，成都东方书店 《海外的情调》(短篇小说集)1940．夜窗书屋 《孤岛的狂笑》(话剧)1941，夜窗书屋 《荒诞的英法海峡》(中篇小说)194l，夜窗书屋 《月光曲》(话剧)1941，夜窗书屋 《野花》(话剧)1942，成都东方书店 《鬼戏》(话剧)1942，成都东方书店 《兄弟》(话剧)1942，夜窗书屋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长篇小说) l943，光明书店 《母亲的肖象》(话剧)1944，成都东方书店 《风萧萧》(长篇小说)1944，成都东方书店 《盲恋》(中篇小说集)1945(出版单位不详) 《鸟语》(中篇小说集)1945，怀正 《阿拉伯海的女种》(短篇小说集) 1946，怀正 《旧神》(中篇小说)1946，夜窗书屋 《烟圈》(短篇小说集)l946，夜窗书屋 《蛇衣集》(散文集)1947，夜窗书屋 《灯屋集》(话剧)1947，怀正 《潮来的时候》(话剧)1948，夜窗书屋 《黄浦江头的夜月》(话剧)1948，怀正 《进香集》(诗歌集)1948，怀正 《待绿集》(诗歌集)1948，怀正 《借火集》(诗歌集)1948，怀正 《灯笼集》(诗歌集)1948，怀正 《鞭痕集》(诗歌集)1948，怀正 《幻觉》(短篇小说集)1948，怀正 《炉火》(中篇小说)1952，香港大公书局 《期待曲》(中篇小说)1952，香港大公书局 《轮回》(诗集)1952，香港大公书局 《彼岸》(中篇小说)1953，香港大公书局 《杀机》(短篇小说集)1953，香港大公书局 《痴心井》(中、短篇小说集)1953、香港大公书局 《有后》(短篇小说集)1954，香港大公书局 《百灵树》(短篇小说集)1954，亚洲 《结局》(短篇小说集)1954，亚洲 《传统》(短篇小说集)1955，亚洲 《婚事》(长篇小说) 1955，亚洲 《父仇》(短篇小说集)1955，亚洲 《花束》(短篇小说集)1956，亚洲 《私奔》(短篇小说集)1957，亚洲 《太太与丈夫》(短篇小说集)，1958，亚洲 《时间的去处》(诗集)1958，亚洲 《灯》(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女人与事》(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神偷与大盗》(短篇小说集)1959，亚洲 《江湖行》(长篇小说)1960，香港大公书局 《徐于全集》( l—15卷)1966—1970，台.正中(未出齐) 《三边文学》(散文集)1973，香港上海印书馆 《大陆文坛十年及其他》 1973，香港大公书局 《花神》(短篇小说集)1977，黎明 《悲掺的世纪》(长篇小说)1977，黎明 《巫兰的恶梦》(长篇小说)1977，黎明 《原野的呼声》(诗集)1977，黎明 《传薪集》(散文集)1978，台.正中 《传怀集》(散文集)与丽明筹合集，1978，台.正中 《时与光》(长篇小说)1979，黎明 《小说汇要》(理论)编选，1974，台北集成图书公司
徐訏晚期的散文风格发生了哪些转变
这部作品给使得徐訏爆得大名，让本书畅销的那个年份被称之为“徐訏年”。
作为学习哲学专业出身的徐訏在小说创作上似乎没有太多的哲思之类的内容。
。
我有自己写的
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是什么?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简述1940年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20世纪40年代文学特征相当明显，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
国统区文学整体呈现出开放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是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其次是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
从作家创作内容看，里面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氛围：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但仍可看到讽刺的主调，突出的现象是讽刺暴露性的喜剧蜂起。
极具特色的是，文章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通过许多途径迅速及时地反映出人民的爱憎，喊出人民的心声；符合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具有大众化的讽刺幽默艺术特征；文学风也格十分多样化。
国统区讽刺文学具有独特价值：切中要害的战斗作用；勇于剖析民族的痼疾，勇于批判的可贵文学精神；充实了现代文学的内涵。
解放区文学的总特点是审美意识与主题意蕴的现实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问题形式的大众化，创作的基调为明朗、素朴，表现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
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所替代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
解放区文学叙事中主题表现在革命伦理，。
总体文学内涵彰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的革命意识，并通过与文学叙事的有机结合，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沦陷区的作家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进行艰苦的挣扎，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
这样的从时代中心主题向“日常工活”与“永久的人性”的转向，所形成是更靠近社会现实的反英雄、反浪漫的倾向，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
范围很小的上海“孤岛”，在1937年11月随着国军西撤，“孤岛”正式形成。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空段，“孤岛”文学也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凸现于现代文坛。
上海的沦陷以及大批新文人内迁，使上海失去了战前新文学中心的地位。
然而政治的变动与经济的畸形繁荣，反而生成出一个别有风致的孤岛文学空间。
它们共同承接“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传统，有着同属“40年代文学”的共性方面，但又因为不同区域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了各个区域文学面貌的不同，而40年代突出的主题表现在：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的不同文学形态与表现，这种多元格局的文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