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自己的考研方向?
如果要读研究生，该读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呢，好象大多数人都选择读自己原来本科读的专业的研究生。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未必是正确的。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当年可以保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那我相信我一定不会读的，因为我虽然不讨厌自己本科的专业，可是也一点都谈不上喜欢，而且分配的前景也不太好。
我一定要读自己喜欢而且前景比较光明的专业，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仍然对前程一筹莫展，那不过是给自己推迟了面对难找工作的局面的时间而已，最终，你不可能逃过这一劫，你必然要面对现实。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男同胞还是对女同胞来说，婚姻和职业是否理想，都是影响极大的事情，而总的说来，职业理想与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工作不理想也会影响到婚姻的状况。
在一个早就过时落伍的行业里，你累死累活也远没有在新兴行业里的普通人的工资高。
不要听信那些辅导员之类的爱系教育的胡吹海侃，说自己的专业前景多么好，要听听那些已经大四或是已经毕业了的同专业的大师兄师姐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现实是残酷的，会让许多人清醒，早一点清醒对你绝对有好处，所以请你早一点打听自己的专业去向和分配状况为好。
由于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我无法说你一定要读哪个专业，不过如果你对一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就应该去学，那个专业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很浓的兴趣，那么我认为你最好选一个分配还不错，自己也相对比较喜欢的专业。
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自己的性格特点，再选择那些可以发挥自己长处而不是短处的专业。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聊天聚会，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呆在房间里，那么你也许适合去做律师、。
管理类或是销售类的工作，不该去做技术性或研发性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只喜欢而且适合搞技术，那你还是搞技术好了。
由于你不是活在真空里，你的心境常常受到周围人的看法和境况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到社会发展前景和职业发展前景也是极其必要的。
就目前而言，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热情，甚至极其不喜欢，那么虽然你考本专业相对更容易考上，我还是奉劝你不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
你读研究生最好要和你的职业理想联系起来，不要为了读研究生而研究生。
如果你读本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使你离职业理想更近，那么你三年的时间就接近于浪费。
如果你以后要转到你觉得比较有前景或比较喜欢的职业和在本科毕业时的难度几乎一样大，那么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早点准备考研，考到自己想读的、觉得比较理想的专业去，即使降低学校的档次也是合算的。
如果说在本科时读个好学校比读个好专业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研究生阶段，专业的好坏可能比学校的名声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你能进入什么样的行业，而行业的好坏是极其重要的。
在一个没落的行业里，不仅难以得到别人的尊重，收入通常也和好行业相差极大，不可不重视
我知道在理工科之间要跨专业考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你努力得早，是完全可能的。
我以前在浙大学了一个分配很一般的工科，不是电子类，但是我就有一位同学考到了浙大信电系，另一位考到了计算机系。
他们能考上是因为他们大学辅修了这两个专业，而且准备得很认真，所以考得都很不错。
如果你觉得在理工科内跨专业考研究生很困难，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转学法律类、经济管理类、新闻广告类，因为这些专业的专业壁垒很低。
你根本不用担心考上了会跟不上，没有听说理工科的同学会在这种专业读研究生还会跟不上，你通常都可以学得很好，因为这些专业的东西比起理工科那些书来说，都是很容易的。
不仅如此，一旦考上这些专业的研究生，你将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在找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会有优势。
不过在这些大类也有非常热门和相对不那么热门的专业，比如说法律里面有比较热门的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民法，其次有刑法，也有不太热门的行政法、宪法、法理学等专业，还有招生数比较多的法律硕士。
经济学里有比较热门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专业，其次有财政学、国际贸易学，也有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等。
管理有比较热门的会计、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也有招生比较多的MBA（需要工作经验）。
在这些专业里你究竟选择什么专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考热门的专业的确会前途很好，风险也相对更大些，因为好专业竞争都比较激烈。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进好专业，即使学校差一些也可以考虑。
当然，如果觉得考该专业最热门的专业风险太大，那么也不一定要考该类专业中最热门的专业，可以考虑进该类别里相对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这样风险较小，毕业后的前景也比读原来的专业要好得多。
只要进了该大类的专业，你可以在研究生期间学任何你最想读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人非常想考金融学专业，可是对考金融学专业的研究生又不太有信心，那么也可以考虑先考比较有把握的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等等，然后在研究生求学期间，把精力完全放在学习金融学上，在毕业时，你一样可以进入金融证券业。
其他专业也一样，以法律类为例，如果你很想去做法律类的工作，但是觉得考经济法的研究生难度太大，那么完全可以考虑先考法理学之类的专业或直接考法律硕士，然后在读研究生期间多读经济法方面的书籍，并且发几篇经济法方面的论文，就可以了。
同一大类里到了研究生差别不大，进入大的行当最重要。
当然，如果对自己非常有信心，那多打听有关情况，并充分复习，直接考这些热门专业，考上也是完全可能的，跨专业考研并且考分为该专业第一名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在选择考何专业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来决定。
我有一个老乡和一个高中同学，大学都毕业于上海某著名高校，可是学的都是非常差的工科专业，工作后收入很低，想改专业。
在没有辞职，复习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先后报考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金融和金融学专业，结果考了两次也没有考上，就没有信心了，最终到现在还只能呆在原单位。
我觉得他们的决策有严重失误。
他们想换专业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总想一劳永逸，一招致胜。
他们并不是那种自己都老觉得自己特牛的那种人，对他们来说，其实只要能考进经济管理类读研究生就可以了，不仅可以改换工作，而且不管学经济管理类的那个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前景都比原来好得多，即使他们真的非常想进入金融界，也完全可以在考上研究生之后再朝金融学方向靠。
我知道许多学理工科的学生对这些“文科”专业颇有偏见，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这是大错特错
法律没有很深的学问吗
经济管理没有很深的学问吗
新闻广告没有很深的学问吗
只要你对这些专业的东西钻研得多一些，你就会发现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无底洞。
话说回来，如果你的专业分配不好，你学得再好，觉得它有再多学问，你都用不上它们。
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前途的行业里工作一辈子，你的发展机会有限，会很难受的。
如果你在毕业后肯定要要转行，那么你本科学的专业知识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
就像我的大学同学，几乎没有几个人干本行，不干本行的同学都活得很滋润，而还在干本行的就很一般化，甚至有一些活得非常落寞。
只要是分配一般的系科，情形都大抵如此
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专业分配前景很差，那么，请不要只知道埋头读书
请在读书的同时也看看自己未来的路
你理想的职业在哪里
为了实现这个职业理想你该做哪些准备
多学一点能为自己的职业目标服务的东西
如何做一个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老师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
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
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
——题记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
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
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
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
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
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
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
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
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
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
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
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
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
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
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
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
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
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
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
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
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
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
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
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
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
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
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
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
“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
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
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
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
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
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
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
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
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
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
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
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
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
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
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
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
”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
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
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
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
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
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
”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
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
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
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
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
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
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
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
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
“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
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
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
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
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
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
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
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
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
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
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
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
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
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
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
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
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
“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
”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
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
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
“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
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
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
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
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
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
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
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
“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
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
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
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
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
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
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
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
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
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
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
”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
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
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
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
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
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
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
（刘心稳）
研究生，选哪个专业方向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未必是正确的。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当年可以保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那我相信我一定不会读的，因为我虽然不讨厌自己本科的专业，可是也一点都谈不上喜欢，而且分配的前景也不太好。
我一定要读自己喜欢而且前景比较光明的专业，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仍然对前程一筹莫展，那不过是给自己推迟了面对难找工作的局面的时间而已，最终，你不可能逃过这一劫，你必然要面对现实。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男同胞还是对女同胞来说，婚姻和职业是否理想，都是影响极大的事情，而总的说来，职业理想与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工作不理想也会影响到婚姻的状况。
在一个早就过时落伍的行业里，你累死累活也远没有在新兴行业里的普通人的工资高。
不要听信那些辅导员之类的爱系教育的胡吹海侃，说自己的专业前景多么好，要听听那些已经大四或是已经毕业了的同专业的大师兄师姐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现实是残酷的，会让许多人清醒，早一点清醒对你绝对有好处，所以请你早一点打听自己的专业去向和分配状况为好。
由于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我无法说你一定要读哪个专业，不过如果你对一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就应该去学，那个专业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很浓的兴趣，那么我认为你最好选一个分配还不错，自己也相对比较喜欢的专业。
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自己的性格特点，再选择那些可以发挥自己长处而不是短处的专业。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聊天聚会，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呆在房间里，那么你也许适合去做律师、。
管理类或是销售类的工作，不该去做技术性或研发性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只喜欢而且适合搞技术，那你还是搞技术好了。
由于你不是活在真空里，你的心境常常受到周围人的看法和境况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到社会发展前景和职业发展前景也是极其必要的。
就目前而言，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热情，甚至极其不喜欢，那么虽然你考本专业相对更容易考上，我还是奉劝你不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
你读研究生最好要和你的职业理想联系起来，不要为了读研究生而研究生。
如果你读本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使你离职业理想更近，那么你三年的时间就接近于浪费。
如果你以后要转到你觉得比较有前景或比较喜欢的职业和在本科毕业时的难度几乎一样大，那么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早点准备考研，考到自己想读的、觉得比较理想的专业去，即使降低学校的档次也是合算的。
我知道在理工科之间要跨专业考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你努力得早，是完全可能的。
我以前在浙大学了一个分配很一般的工科，不是电子类，但是我就有一位同学考到了浙大信电系，另一位考到了计算机系。
他们能考上是因为他们大学辅修了这两个专业，而且准备得很认真，所以考得都很不错。
如果你觉得在理工科内跨专业考研究生很困难，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转学法律类、经济管理类、新闻广告类，因为这些专业的专业壁垒很低。
你根本不用担心考上了会跟不上，没有听说理工科的同学会在这种专业读研究生还会跟不上，你通常都可以学得很好，因为这些专业的东西比起理工科那些书来说，都是很容易的。
不仅如此，一旦考上这些专业的研究生，你将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在找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会有优势。
不过在这些大类也有非常热门和相对不那么热门的专业，比如说法律里面有比较热门的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民法，其次有刑法，也有不太热门的行政法、宪法、法理学等专业，还有招生数比较多的法律硕士。
经济学里有比较热门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专业，其次有财政学、国际贸易学，也有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等。
管理有比较热门的会计、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也有招生比较多的MBA（需要工作经验）。
在这些专业里你究竟选择什么专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考热门的专业的确会前途很好，风险也相对更大些，因为好专业竞争都比较激烈。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进好专业，即使学校差一些也可以考虑。
当然，如果觉得考该专业最热门的专业风险太大，那么也不一定要考该类专业中最热门的专业，可以考虑进该类别里相对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这样风险较小，毕业后的前景也比读原来的专业要好得多。
只要进了该大类的专业，你可以在研究生期间学任何你最想读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人非常想考金融学专业，可是对考金融学专业的研究生又不太有信心，那么也可以考虑先考比较有把握的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等等，然后在研究生求学期间，把精力完全放在学习金融学上，在毕业时，你一样可以进入金融证券业。
其他专业也一样，以法律类为例，如果你很想去做法律类的工作，但是觉得考经济法的研究生难度太大，那么完全可以考虑先考法理学之类的专业或直接考法律硕士，然后在读研究生期间多读经济法方面的书籍，并且发几篇经济法方面的论文，就可以了。
同一大类里到了研究生差别不大，进入大的行当最重要。
当然，如果对自己非常有信心，那多打听有关情况，并充分复习，直接考这些热门专业，考上也是完全可能的，跨专业考研并且考分为该专业第一名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在选择考何专业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来决定。
我有一个老乡和一个高中同学，大学都毕业于上海某著名高校，可是学的都是非常差的工科专业，工作后收入很低，想改专业。
在没有辞职，复习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先后报考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金融和金融学专业，结果考了两次也没有考上，就没有信心了，最终到现在还只能呆在原单位。
我觉得他们的决策有严重失误。
他们想换专业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总想一劳永逸，一招致胜。
他们并不是那种自己都老觉得自己特牛的那种人，对他们来说，其实只要能考进经济管理类读研究生就可以了，不仅可以改换工作，而且不管学经济管理类的那个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前景都比原来好得多，即使他们真的非常想进入金融界，也完全可以在考上研究生之后再朝金融学方向靠。
话说回来，如果你的专业分配不好，你学得再好，觉得它有再多学问，你都用不上它们。
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前途的行业里工作一辈子，你的发展机会有限，会很难受的。
如果你在毕业后肯定要要转行，那么你本科学的专业知识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
就像我的大学同学，几乎没有几个人干本行，不干本行的同学都活得很滋润，而还在干本行的就很一般化，甚至有一些活得非常落寞。
只要是分配一般的系科，情形都大抵如此
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专业分配前景很差，那么，请不要只知道埋头读书
请在读书的同时也看看自己未来的路
你理想的职业在哪里
为了实现这个职业理想你该做哪些准备
考研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是要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吗
考研有两种情况：1.报送：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而且你们学校有保研资格，你就可以申请保送到你想要考的学校（当然要参加复试的，不过基本上保送的都基本上能上）；2.参加全国统一考试A:10月网上报名B：11月现场报名C：1月参加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 D：教育部出国家线E:学校出复试线F：如过了国家线而美国复试线可以调剂到其他的学校；如果过了学校的复试线，可以准备复试了，一般复试时按照1:1.2差额复试G：如果复试过了，恭喜了，考上了。
。
。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
“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
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
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他也是为“文化”而死。
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
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
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
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
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
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
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
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
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
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
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
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
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
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
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
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
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
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
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
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林则徐简介及评价2000字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溢号文忠。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
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
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
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
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
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
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
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私塾。
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
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
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
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
十九年(1814)授编修。
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
于是，他“文学而潜修”。
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
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
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
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
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
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
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
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
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
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
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
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
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
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
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
“—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
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
”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
”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
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
”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林则徐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
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
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
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埔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
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
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
“要正人，先正已”。
“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
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
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
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
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
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
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
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
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
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
”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
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
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
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
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
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
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
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
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
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
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
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
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
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
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
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
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
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
死后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
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
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等著作。
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