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 1997
沈宗灵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北京大学法律系比较法 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总干事 沈宗灵，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3年生于杭州。
194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1948年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
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执教。
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法——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总干事，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学会中国分会第一任主席。
现任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特邀委员。
1994年当选为国际比较法科学院联系成员。
近年来主要从事法理学和比较法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 《美国政治制度》（1980年）、《比较法总论》（1987年）、《现代西方法理学》（1994年），主编《法理学》（1998年，北大出版社）、《法理学》（1994年，高教出版社）等。
对中国比较法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进入90年代，特别关注于当代中国的判例研究，其主要论述《当代中国的判例--一个比较法研究》，并提交“第一次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会议”讨论。
老师让写一篇关于法律的读后感
“法制”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字眼。
我经常会通过电视、报纸、大人们的谈话，知道很多的有关法制的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法制教育.俗话说得好：“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小时偷油，大时偷牛。
”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意识，随意做损坏公物，打人，骂人，甚至偷窃等坏事，不仅仅是给你个人的形象抹黑，而且会渐渐腐蚀你的心灵渐渐地，就会使你经常情不自禁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如果你不能够痛改前非，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恶习就会在你心理根深蒂固，而且会越变越严重。
到时，你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等待你的，就只有失去人生自由的监狱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青少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便是证明.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才干的时期，可塑性很强。
作为学生要想让犯罪远离我们，首先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处处以优秀的人为榜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要“慎言行，谨交友”，要听进家长、老师和同学的教诲，从小养成好的行习惯，不贪图享乐，不看不健康的影视作品，不去网吧那些容易让人沉沦的游乐场所去；要和品质好的同学在一起，相互告诫，相互激励，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见恶而避。
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依法律己，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总之，作为一个小学生，要让犯罪远离我们，要付出的努力还将很多，很多。
要与法律作朋友，与犯罪作斗争。
我们要知法、懂法、用法，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才能健康成长，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法理学为什么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
——《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读后
作者曰：“方法。
”与他以往的学术路径一致，作者坚持了一种知识考古的进路，即追问“为什么法理学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于是我们要考察“这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问题化’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卷入到这个问题工厂的生产机器中”。
这种对于问题本身的问题意识是国内主流研究所欠缺的，但它却是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看到剧场上的演出而忽视了剧场本身，我们就无从认识到台前和台后、理论与现实的区别与联系。
正是新手法用旧材料做出新菜肴。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拉德布鲁赫的理论上——那种所谓的复活的自然法，则我们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更遑论真正解决问题。
它注定只是过渡性的应急之举；甚至可以说，它是用纳粹的逻辑完成了反纳粹的任务。
知识考古的方法使作者的视界不但超越了这种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简单化的“鸵鸟战术”，更超越了理论的层面而将其与生产理论的实践联系起来。
于是作者得以从容回顾世俗国家的兴起以来的历史，正是这造就了法律与道德之间新的紧张，构成了现代法律兴起的政治背景。
以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和以富勒为代表的学者对此做出的批评，无不是对时代的一个回答。
因此，作者在“异”中看到了“同”。
法律实证主义从没否定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但它不是通过否定法律本身，而是试图“以可操作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不服从在道德上恶的法律”。
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观念也远离了传统的拉德布鲁赫意义上的自然法，它注重的服从于法律的目的的“法律内在道德”并没有包含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可见，哈特和富勒的分歧远远小于他们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一致反对拉德布鲁赫所主张的外在的道德对法律的干预，这意味这二者都将‘法律’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独立于道德、宗教等的规范，它是由立法者正式公布的法律”。
为什么会如此
原因在于他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与价值多元、道德冲突相联系的，哈特和富勒都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拉德布鲁赫式的浪漫主义自然法观是无论如何不能真正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张的。
这时他们就同时来到了韦伯所谓的“诸神之争”的面前，来到了价值与事实二分的面前，来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面前。
本书的题目也就水到渠成地浮现——“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
事情还没有结束。
作者并不认为这一梳理只是“站在远方的眺望”，中国已经被卷入或者陷身于现代性的潮流中。
不是吗
“当与世界接轨的普适性法律与地方习惯的冲突产生秋菊的困惑的时候、当司法改革以隐蔽的方式试图独立于政治权力获得自主性的时候、当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王海这样的消费者为五毛钱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当小康生活成为全部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当婚姻法以道德的名义侵入私人生活的时候、当自由主义与新‘左’排展开论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着哈特和富勒的法律与道德的问题。
甚至，我们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因为现代性本身是西方历史的产物，现代性的扩张是与西方文明的扩张相同步的；现代性在中国，是与独特的民族国家进程、独特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这使现代性有了更为多样的面相。
这样的舞台和剧场使我们的法学研究不同于西方，但我们的台词又是西方的，所以很可能，“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法律”、“道德”在中国的法治事件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和作用，词与物又一次分离了。
这一点，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天天发生在身边的“法说今日”就可以知道。
这是作者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但没有展开的问题。
出处：法律出版社
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关系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 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
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
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
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
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
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启示意义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
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
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
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
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
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
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
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
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
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资料
法律读后感
[法律读后感]大多数对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读是带着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来源以介绍性文章、师友的谈论等媒介为主，但是淹没在介绍性文字（或语言）当中的是文本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哈特的观点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法律读后感。
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不问哈特何许人也
也不问《法律的概念》诞生于什么样的背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更不会去思考困扰当时哈特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识成果——这个过程简洁而凝练，难道不该怀疑这一切得来的太容易了吗
哈特并没有设局让读者钻入误区，但读者也许因为过于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阅读方式，我逐步归纳了这样几个部分，来尝试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点点资料里对哈特生平的记述并不是很多，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哈特的世界。
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个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犹太裁缝。
（我原来一直以为声名赫赫的哈特是以为严谨的英格兰绅士或者苏格兰保守主义者。
但事实是，哈特是犹太人，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为什么青睐拉兹并传其衣钵，也许是犹太老乡的缘故吧。
）哈特的受教育的过程虽然没有神童边沁那样让人称奇，但绝对是一个优等生的标准履历。
他曾经在Bradford文法学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识教育，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国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学校学习）和牛津新学院（该学院虽名new college，但其实创办于1379年，以富丽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诗班着称）就学。
这期间他对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乃至他二战中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时期仍不忘闲暇时与搞哲学研究的同事进行讨论。
不难推断，这种对哲学的热爱对日后哈特终成大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开业律师，这期间的实务工作使得哈特知识结构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极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段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为以为法学家，至少不会进行法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
同时，也是这个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论十分贴近法律的实践。
1945年，他成为了牛津新学院的哲学讲师，这一阶段后来风行于牛津的语义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时他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学者J.L.奥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评的法律命令说提出者奥斯汀）结成好友，此人后来于1952年热心推荐哈特走上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位。
哈特研究语义分析哲学与其他追逐学术时髦的人不一样，他始终致力于把这门学问应用于法学理论分析当中，这也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哈特出任法理学教授这段时期，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最伟大的几次法律理论论战联系在一起。
从学术角度讲，哈特是幸运的，同他交手的对手不乏当时学术体格强健的名家，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们在诸多领域展开争论，但是核心没有离开法律、道德与自由这些基本的分歧点。
这些对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哈特戴上了学术桂冠。
纵观哈特的学术生涯，其间没有离开过辩论，这种辩论升华了他的造诣，也使哈特的理论逐渐体系化。
这一阶段哈特终于成为西方法学世界的一代宗主，开创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学。
鉴于论战对于哈特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些法学高手的巅峰对绝。
1969年哈特离任法理学教授一职，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任其职位的就是曾猛烈抨击其学术观点的德沃金。
离职后的哈特开始步入了大多数学者必然经历的思想成熟期。
他开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对古典实证主义法学的追根溯源上。
由于早年在写《法律的概念》时已经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哈特开始走近边沁。
杰米里。
边沁是个低调的学者，这个害羞腼腆的伦敦人对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终怀有一种毫不在乎的心态。
这种心态于个人来说可是一种谦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边沁的思想产生了重大阻碍。
哈特一直高举实证主义法学的大旗，那种内在的学术血统，呼唤他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边沁推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关于边沁的文献被整理并出版。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澄清了法学界对于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传承的误解。
可以推测，这种耐心挖掘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态的微妙体现。
哈特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读后感《法律读后感》。
德沃金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关于 规则说中原则缺位的问题，哈特感觉必须予以正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积极回应德沃金，这些回应在他死后边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录中。
以上是哈特的个人小小的回顾，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个名字，他总是和西方法学理论的流派划分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宁说是一个标识。
那么在一个学术流派中的标识哈特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实。
从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们会得到不同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在原来看来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或语义分析法学的建立者，或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的差别不仅涉及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指称。
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记住某个人，缺陷却是单一层面或路径解读了哈特。
质言之，立体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时也被单线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进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公认的创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
孔德，他首次在小册子《论实证精神》当中讨论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阶段。
所谓实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
但是实证主义这个词语用法很宽泛，仅在网上搜索就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实证主义……这些词汇导致这门哲学的外延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届分，很多人因为在其理论表现形式上接近这种哲学，就被划为此列。
同时需要质疑的是，就我所知，虽然现在不少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学家，他们在其着述中却极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长久以来一种说法：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研究的体现；即使该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现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实证主义。
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哈特看，英美学界有如下观点：（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3）对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应与历史考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会目的、作用等对法律进行批评性评价的方法区别开来（然而决非是敌对的）；（4）一个为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判决可以仅用逻辑方法从预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断出来；（5）道德的判断不可能像对事实的陈述那样，以合理的论据、证据或证明建立起来。
经过哈特的考证，我们发现了边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说，而且也强调了法学分为阐释性法学和审查性法学，这为以后对应法理学和立法学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边沁已经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的滥觞之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最能体现边沁法律思想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出版《论实证精神》却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
这里遇到了一个类似因果的悖论。
应该看到边沁是在无意识之间涉及了实证主义，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个副产品，也许边沁本人一生都没有听说过实证主义这个概念。
或者，在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外观的相似理解为伟大学者在学术进路上的殊途同归吧。
其实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离不开英国本土的哲学，我们在边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尤其是休谟的影子。
其后，奥斯汀作为边沁一脉相承的传人，把边沁的理论加以细化，而且也把讨论的范围尽量退回到法学领域。
不要小看这种归理和回缩，正是依靠奥斯汀精致的理论才在真正意义上创立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他的理论高度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他的工作使法学这个晚产的婴儿割断与其母体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脐带走向了新的生命。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
所以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主义一词，凡主义者必然是指某种思想上的倾向。
如自由主义，现代多数思想家都可以被成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罢他们观点上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尊重民众的自由，承认私权。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把哈耶克尊为维也纳学派第四代掌门，而凯恩斯则被认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
概念三，社会实证。
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是一种对实在（positive）知识的向往，但是怎样达致实在知识，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则赞成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来研究。
社会实证重视经验事实，企图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作出精准的预测。
采取社会实证路径的法社会学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现场试验、问卷调查、档案研究、统计分析等等。
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分析法学主要运用的方法还是分析实证，它在法学领域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概念或者逻辑的分析推理，至于经验事实，不是他们概念或者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对于以往应然、实然的划分产生疑惑。
其实应然、实然取决于参照系的位相。
自然法学主要诉诸的是先验抽象或者自生自发的概念或者观点来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
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都是共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诸多当今的学科理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学仍然没有独立。
自然法学在其鼎盛时代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到19世纪，西欧各国已经从动荡走向稳定大批法律颁行，其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性面对实在法律规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
相对于这种评判性的应然，分析法学的描述性话语就纯粹多了，他们否弃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导独立意义的一般法学从相关学科剥离出来，主张从规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围限于实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级法）；相对于自然法学的暧昧不明、难以考究，分析法学的主张就更接近实在世界，故称之为实然。
但是与法社会学对比，分析法学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间的逻辑转换游戏，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为了陈述理论的需要而提出假设，甚至是难以最终证明的假设.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终的作为论证基点的东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无法经验所证实。
所以相对于法社会学，分析法学处在应然位置。
〔法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南师大07年研究生初试法理学简答题：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对近代西方世界有着怎样的历史性意义?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 ------------------------------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引发社会行为的理论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创始人。
学习法律，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和一个未成年人在中世纪的历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
博士于1889年。
毕业后，他曾在弗莱堡大学（1893年至1896年），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年至1920年）教。
在1903年共同创立的桑巴特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库”杂志1910年滕尼斯，齐美尔海尔共同发起成立的德国社会研究所，在促进德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韦伯一生的许多工程，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3卷，1920年），“政论文章（1921年），”经济与社会“（2卷，1921年至1922年），”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杂文（1924年）。
韦伯的知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的视野，有一个显著成果，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和其他社会生活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他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学在涂尔干面值思想家的历史。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世界公认的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在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卡尔·马克思，涂尔干保持同步。
作为一个交叉的世纪的伟大学者的五十年来的生活留给未来世代一个盛大的杰作，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
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思想背后的”学术“关于”生命“的背景下，如何支持呢
韦伯韦伯终身的隔阂与他的父亲出生于德国，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富裕家庭。
这创建了一个智力刺激的气氛，并在韦伯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和商业的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Xifaliya有纺织工业。
韦伯的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法官。
韦伯的母亲来自一个教师家庭，宗教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
老韦伯立宪派在政治上倾向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客，忙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迷于美食，自我满意度的自由放任“（沃尔夫刚，蒙森语言）。
老韦伯是新教徒，但与享乐主义的倾向，这样一个精神境界使频繁的冲突，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失去了和谐。
母亲到领导一个小韦伯的状态眼中的父亲??，这样的父亲逐渐产生反感。
同时，老韦伯儿童专制，纯粹是重男轻女的方式对孩子的教育管理。
小韦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往往麻烦之间的学生喝，以竞争的酒，决斗，这也使的成长对抗的父亲。
后来，在老韦伯妻子的暴政的态度韦伯无法忍受，甚至威胁的父亲，母亲的个人安全。
这些最终领先一个完整的故障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年8月10，1897年，老韦伯死在旅行中，韦伯和父亲和解成为永远无法以履行遗憾。
韦伯精神分裂症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写了一个，长期广泛阅读的一段话：“没有人知道未来，谁住在铁笼，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发展的终点，也将新先知，没有人会拥有伟大复兴的旧思想，旧观念的刚性，如果没有，那不是一个机械的麻木自大的情绪掩盖某种惊厥没有人知道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充分地发表评论：“专家没有灵魂，欲望和无情，废物幻想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 “后代的分析，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一个患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尖锐的风格。
早期的年，韦伯遭受了脑膜炎，脑衰竭造成了一定程度。
父亲长期争吵与冲突的值，如山，如压迫韦伯难以释放他的长。
在1897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韦伯的和解与他的父亲失去了机会，让他后悔的生命时出现的秋天到来的各种症状：身体虚弱，失眠多梦，内心的紧张，良心的痛苦和悔恨，间歇性焦虑，疲惫，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
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往往是重重的婚姻与玛丽安，交流，他的父亲，侄女，并在与他的表妹艾玛·鲍姆加滕突破的同时，韦伯也有长期的效果。
当然，没有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性生活，没有良好的心理稳定的韦伯。
这些因素使韦伯经历了1897年到1903年的精神分裂症的疾病的折磨。
纠缠疼痛韦伯已经辞去教授，去美国休养总访问。
此行，导致他的杰作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选举挫折 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的生活，想参加在德国政治，希望能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展示自己的报复。
机会来了，法兰克福的的选区Timingweibo为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候选人。
他申请国会候选人不同意。
他还努力获得提名的黑森 - 拿骚选区，没有结果。
后来，虽然有些人认为韦伯以内政部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的建议让他做大使在维也纳或民主党委员会，但在新的政治制度，韦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工作。
他只是作为一个在非政府机构，负责对宪法草案的发展提供意见，以内政部的十三名成员参加。
在选举感到失望，并没有使韦伯在政治灰心和失望，他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中的他渴望斗争。
然而，他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他是无法实现的夙愿。
韦伯的音乐中找到生活的意义 韦伯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的音乐来平静自己的情绪。
也许，学者与音乐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接触，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应该是比物理更着迷。
这是说，爱因斯坦，他的音乐才华是远远高于人才的相对论。
韦伯的音乐，但他的成就在音乐的喜好，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他的音乐实现一个更深刻的道理。
他有一个未完成的杰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创立一门学科 - 社会学的音乐。
这篇文章是不是对音乐的欣赏，但是从理性主义。
音乐探索的文化底蕴，科技发展的各种因素，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文章的规模有关，旋律优??美，气质，乐器，复调，和声，调性。
现在谈论音乐社会学的学者，试图把韦伯没有。
更重要的是，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简单地使用一个12体积的巨著谈论音乐，这是明显的相关韦伯的影响。
阿多诺描述黑格尔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奏鸣曲的风格。
当我们听不同的音乐，韦伯是可以在耳朵的提醒我们。
例如，在中国的二胡琵琶，比的西方小提琴单簧管一样，并似乎有社会差异。
中国的钟青丝竹声索纳塔交响乐团和西方不。
因此，我们必须以真正理解韦伯的加尔文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区别，它是最好听的“茉莉花”，贝多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故宫，感情会比阅读更深入。
法理学的著名著作有那些啊
《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