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对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种问题先要确定你说的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指的是什么
确定了才好办，，因为儒家思想中有人文精神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但是他指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很模糊，就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理解也会各不一样。
你得先说出来你认为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然后现代生活中的意义，这个也是不着边际的问题现代生活是什么东东，你自己说得出来吗，说得出来才怪~你可以思考或者调查，现代生活还存在的那些儒者（自称为儒家）身上是否还有你说的人文精神，怎么样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好不好
把问题具体化
试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
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
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
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
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
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
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
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
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
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
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
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
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
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
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
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儒学的当代意义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社会学家曼海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
儒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
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
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
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
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
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
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
“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
《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
“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
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
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
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
“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
“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
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
“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
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
“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
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
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
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
“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
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
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
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
“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
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
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
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
”[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
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
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
”[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
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2、规范的整合。
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
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
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
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
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
“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
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
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
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
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
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
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4]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
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
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
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
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
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
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
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
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
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
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
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
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
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
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
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
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
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
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
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
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
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
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
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
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
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
”[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
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
”[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衰落——再生的过程。
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者的超越。
同时，也更加体现了人类对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追求。
儒家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统一，因而，它具有统摄整个社会的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但是，儒学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仍然存在。
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而，人类在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发现了物质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价值。
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认识 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只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并无发展道路的分歧。
非西方国家(日本除外)要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
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
由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而导致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慢于西方，只要这些国家积极地引进和输入西方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然而，东亚经济的起飞，推翻了西方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证实了现代化的多元性。
即东亚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来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围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
同时，曼海姆还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即对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个观念才正确有效。
[8]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文化的效度。
从这一研究方法出发，韦伯提出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儒教社会产生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
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它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确实阻碍了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产生。
因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这种文化的整合价值只能满足于需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因而，它具有适应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
它的绵延，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儒家文化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改革和社会变迁。
而现代化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之上的。
同时，儒家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等思想与工业化前西方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
而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满足不了人类社会的这种需求而陷入沉寂。
这时，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恰恰适应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而得以发扬和光大。
儒家文化这几百年的沉落，是历史之使然，是它的内在特质与人类近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之使然。
没有它得以生长、繁荣的历史土壤，从而它也就不能显示其价值的有效性。
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则”理论中指出：“社会现实是整体的，要了解它，就应承认现实具有多面性的特点。
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只会夸大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且掩盖其他同样正确的方面”[9]。
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的人类主题，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质生活和主张发展商业，如墨子的“义”就是讲物质利益的，荀子也认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
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它却遭到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确。
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面，这正是当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它急剧衰落的原因。
这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社会人伦而轻自然的文化特点，可追溯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见地看到其价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诸候争霸、战乱四起、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和社会秩序失调的时代。
因而，追求治乱、重建社会秩序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出发点。
同时，孔子所处的也是一个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时代，战争对生产力的频繁破坏，人民生活在贫苦之中，追求物质生活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而，孔子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转而修练内心，以求得心里的自由与平衡。
“存乎欲，止乎礼”就是孔子解决物欲的方法。
在此，就出现了东西两种自由观的不同。
西方的自由观是当人们内心产生了一种要求时，追求的是外在的满足，即通过行动去积极满足之。
而东方的自由观则是去除欲望，不为欲困，欲除则心里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与满足，朱熹后来“存天理而灭人欲”亦是如此道理。
因此，潜心内心修养，追求至圣乃是儒家个人人格完善的途径，这种文化特点导致了轻商轻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这种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
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
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
从而，人失去了其主体性和人自身的价值。
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3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
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这些事实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而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
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
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
西方文化的缺限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机。
总之，未来的世纪，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逐渐融和、汇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纪。
在人类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将再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虽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但也不会遭受近代社会以来“寿终正寝”的命运，而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经过改造与弘扬，必然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利：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4.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5.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弊：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大致这些吧。
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1、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作用。
2、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
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
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3、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二、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1、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影响（1）首先，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儒家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其次，是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再次，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儒家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2、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2）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3）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4）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
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
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5）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
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
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3、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消极方面: (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4、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
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
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
（二）由“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重视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
儒家在继承西周“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改造和补充，将之视为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根本途径，这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
此外，儒家还抬高了德的地位，置之于国家法律甚至君主个人权力之上，作为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
当然，儒家的“德治”并不完全否认刑法的功用，其实，儒家和法家一样，都认为刑法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才是政刑。
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
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的不同后果，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刑罚的后果是消极的，因此，儒家更青睐于德治。
5、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
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
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
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
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
“《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
听失之大者也。
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
”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
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
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
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对当会实意义，在于其道德，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三方面。
首先，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道值。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样也是道德经济。
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法律，也需要道德。
与之相适应的公民社会是法制社会，同样也是道德社会。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
儒家文化强调人道与天道的一致，强调以义制利，忠恕之道，互信互利，这些都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是儒家伦理的道德超越性的现代价值体现。
而当代社会，更确切来说是当代的中国，这种理念严重缺失，从三鹿的三聚氰胺，瘦肉精，皮革奶，牛肉膏，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于我们来说迫切需要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信用体系建设。
不仅仅是经济上需要儒家文化提供保障，在伦理方面，同样也需要儒家文化，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
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孝”更是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一个不“孝”的人，谈何为人，谈何做人，谈何道德品质
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其次，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
“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
在孔子的一生中，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
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
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道德的哲学，教育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也是政治的哲学。
重要的体现就是“仁政”主张和民本 思想，主张“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
众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对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德治”主张和“礼治”的秩序思想，都对当今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岁月中，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诸多大国崛起又毁灭，更有数百个帝国无声无息地诞生和消亡，而中华民族稳固屹立了数千年，。
毋庸置疑，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功不可没。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段文字能够说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加以吸收，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其发扬光大，实现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灵魂之所在，丢弃它等于自取灭亡。
我们有责任重拾儒家文化，有义务将它弘扬传承，这说大了是民族的事，说小了则是我们的人生获取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肯定的关键。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时代意义
原文在这里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过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灿烂发展的千年辉煌，也有过在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门槛上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百年式微。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理性文明危机的加深和全球范围内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复兴。
从20世纪后期学术界关于海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到本世纪初国学热的出现，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论界重新恢复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是对于人类社会应对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
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不顾启蒙精神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予以全盘否定，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又不顾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对之予以美化和神化。
这种对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和国学热中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我们应当对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各种文化精神积极对话、交流整合。
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的反思启蒙和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
一方面，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来看，启蒙精神的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发达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
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从启蒙精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另一方面，从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启蒙和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其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人类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因此，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限度，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都进一步表明，启蒙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开放性的课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
应当说，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觉地反思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特征和消极后果。
其中不乏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
由于这些思想家置身于发达理性文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中，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关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理论家很难企及的。
但是，西方理论界的启蒙反思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对“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对西方之外的丰富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去思考启蒙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这种意义上，包括现代新儒学、国学等领域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独特性，他们把西方启蒙精神之外的丰富文化精神都纳入自己的视野，特别把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思想作为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重要借鉴和参考，这样，就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开辟了新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随着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纪之交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就吸引了更多的东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启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这一课题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现代新儒学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推动儒学的复兴。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
”①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复兴儒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问题，从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根基问题。
所以方克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
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几代的现代新儒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学同现代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启蒙思想的融合问题。
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做法。
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然后与西方理性文化相会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来弥补儒学的局限性。
因此，他们的主导倾向是推动儒学适应现代西方文化价值。
20世纪50年代之后，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继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学”为儒学的正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第三期儒学”的发展。
他们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价值，努力论证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精神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契合与一致。
“现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他们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
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外王之学。
”③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应当说，在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两代新儒家的价值立场。
这一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理性文化危机加深导致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进一步增强，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更为深刻。
由此，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应当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们关于“复兴儒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与现代化对接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接”
在什么意义上“不能对接”
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定位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国学家和其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家的不懈努力。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远未获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满意的成果。
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的学者主张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足；有的学者则强调东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源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还有的学者则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启蒙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主张用儒学的复兴取代已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这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些现代新儒家和国学家那里也不少见。
在这一问题上，第三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启蒙观的情形比较特殊。
应当说，同前两代新儒学思想家相比，杜维明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的复杂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直接的体验，因此，他关于西方启蒙思想遭遇和儒学文化当代命运的理解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
一方面，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充分的国际交流的学术视野，因此能够冷静地判断儒学的当代价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时一直坚守启蒙的核心价值，同时，在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时也没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阴暗面”，因此，杜维明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须经过现代转型才能与西方启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才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⑤另一方面，虽然杜维明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源来支撑现代化。
不过，杜维明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
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制约和内在局限性，但是从年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推动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学说理想化，脱离开儒家思想文化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和儒学的当代复兴的前景，并由此强调形成以儒家伦理支撑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
⑥在这种“美好的愿望”支配下，在没有对东亚工业或者亚洲现代化内在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做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仅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结果，就做出东亚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对接的成功典型的结论，的确缺乏说服力。
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显示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在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各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
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文化，我们一定要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脱离儒学产生和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确立“儒学复兴”等笼统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
在这一问题上，当前的“国学热”就明显存在着不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笼统地美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倾向。
从总体上看，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等，这些社会条件和土壤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进而，儒学的主旨是维护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缺乏启蒙理性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
在这方面，杜维明虽然意识到儒学内在缺乏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是，他认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正义等核心价值，这是一种表面化的、不确切的解读。
正如张锡勤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维护等级制和等级秩序为大前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等级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实现公正、公平的。
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大格局”。
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全面复兴儒学，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并且期待以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张锡勤指出：“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
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终结。
”⑧包遵信也同样强调了儒家整体地和全面地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同现代文化价值是不相容的。
他在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文化的“内圣”和“外王”的“强”与“弱”的争论时指出，现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强一些，更富于弹性，以便让它能够兼纳科学和民主，这是不确切的说法。
在他看来，“强”与“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评价，从传统文化自身说，却完全与它的价值系统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内圣”的“道统”地位不能变，他们实际要维护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学和民主政治。
“如果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不变，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有效发挥它们的功能呢
新儒家企图不触动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把科学和民主当作‘外王事功’纳入中国文化，以为这样办就能实现儒家的现代转化，岂非过于天真，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泡影。
”⑨当我们这样来判定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定位，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和悲观的态度。
相反，只有我们丢掉那种从总体上或者整体上让传统儒学复兴，让它承担替代现代启蒙精神而拯救人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可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儒家文化精神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立的理论基点在于：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把传统儒学整体搬到今天并使之复兴，而是为了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就特别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文化价值。
第二，重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重点不在于使之成为刺激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而在于使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平衡机制或制约机制的作用，修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其形成合理的价值约束。
第三，我们重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和内在关联问题，不是要用它来替代或者否定启蒙精神，不是运用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与西方启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而是为了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从而共同塑造有益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
在这种意义上，杜维明的许多探索对于我们的启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
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
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
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 （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
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
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
\ 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
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 (二)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
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
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为政以德\ 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
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
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
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 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
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
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
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
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
\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
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
《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
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
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 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
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
\ 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
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
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
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
\ 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
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
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
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
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
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
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
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
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
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
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
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
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
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
\ 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
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
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
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
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
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
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
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
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
\ 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 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
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