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峄县志》全文
《峄县志》是明清以来峄县地区（含市中、峄城、台儿庄全部及薛城东部、山亭南部、苍山西南三镇，以及徐州市北境部分乡镇）的地方志著作，有万历十年本（贾三近撰次）、康熙十二年本（田显、吉树百增辑）、康熙二十四年（刘允恭、子虔增辑）、康熙五十六年本（李克敬编纂）、乾隆十六年本（骆大俊重修）、乾隆二十六年本（忠琏重修）、光绪三十年本（周凤鸣主修）7个版本。
现仅存康熙五十六年本、乾隆二十六年本和光绪三十年本，分别简称为康熙本、乾隆本和光绪本。
今人复以光绪本为蓝本，点注出版有《峄县志点注》（陈玉中、李响、杨衡善合著）、《<峄县志>（点注本）》（赵亚伟主编）两书。
《峄县志》古本存世很少，时人阅读《峄县志》，多借助于《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
《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自问世以来，流传面广，受众量大，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可谓功德无量。
然而，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峄县志》（光绪本）在记述黄邱山时，掺入己见，妄断旧说，从而导致“峄县黄帝故里”传说失传。
而《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却未能纠正《峄县志》（光绪本）之失，殊为遗憾。
据《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誊录，《峄县志》（光绪本）引用旧志，云：“黄邱山，县南六十里。
《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
按：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
《路史》似为可信。
”“黄邱山县南六十里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是旧志中的文字，“按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路史似为可信”是《峄县志》（光绪本）对旧志黄邱山词条的解释。
根据《峄县志》（光绪本）的按语，我们可知，在《峄县志》（光绪本）的作者看来，“《路史》似为可信”，不可信的原因是“黄帝生于寿邱今在曲阜”。
即是说，《峄县志》（光绪本）的作者认为《路史》中的“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不可信。
寿邱为黄帝故里，古有兖州府曲阜县（今曲阜市）、济南（见于《路史》，当指今涿鹿）、上邽（今天水市）、新郑、峄县5说，今又有寿张（今属阳谷县）、长沙、黄陵诸说。
笔者通读《路史》发现，该书并有“黄帝都彭城”的记载，但并未有“寿邱在此山北”的记载。
对于寿丘，《路史》曰：“寿丘在上邽，或云济南，《世纪》又以为兖，俱非。
详《水经注》”，可见《路史》认为寿丘在上邽，根本谓听说过有在黄邱山北的说法。
《路史》撰于南宋，当时还没有“黄邱山”这一地名。
黄邱山原名“黄丘山”，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讳，改“丘”为“邱”。
但时至今日，土人仍有“黄丘”的称呼。
《峄县志》（光绪本）的错位在于，它误以为“寿邱在此山北”是旧志转引《路史》，而实际上应是旧志自己的说法。
正确的断句应为“黄邱山，县南六十里。
《路史》：‘黄帝都彭城’，寿邱在此山北。
”寿邱用“邱”字，不用原字“丘”，说明《峄县志》（光绪本）引用的旧志出书于雍正三年之后，光绪三十年之前，或指乾隆十六年本（骆大俊重修），或指乾隆二十六年本（忠琏重修）。
乾隆时期十年之间连续两次重修《峄县志》，较早的乾隆十六年本早已失传，而乾隆二十六年本至今尚存。
光绪三十年既直呼作旧志而不加说明，比是指乾隆二十六年本无疑。
乾隆二十六年本就是今人所称的《峄县志》（乾隆本）。
今人为《峄县志》（光绪本）作注，自当考订其中讹误。
而在《峄县志点注》、《<峄县志>（点注本）》两书的注释部分，均不见勘误，更是一误再误。
《峄县志》（乾隆本）称“寿邱在此（黄邱山）山北”，是有其依据的。
康熙本是否已经有记载，笔者因无缘一睹，故不知晓。
万历本早已失传，更无从考据。
但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兖州府志》曰：“（黄丘山）县南六十里。
相传黄帝寿丘在其山北，其下龙泉出焉，经黄丘北流，入于新河”，可见当时就峄县黄丘山北有黄帝寿丘的传说。
原文作“相传”，明言当地有传闻，或取自更早的史书，而不是《兖州府志》受创之说。
考虑到贾三近撰《峄县志》早于于慎行撰《兖州府志》，且贾、于二人私交甚厚，于慎行也对峄县比较关心（曾撰《韩庄新河记》，收入《峄县志》，为研究泇运河的前身韩庄支渠、韩庄新河的必参之作），故推测贾三近可能知道峄县黄帝故里的传说，并写入到《峄县志》之中。
贾三近不仅可能已将峄县黄帝故里的传说写入到《峄县志》，而且也把峄县黄帝陵写入到《峄县志》。
《峄县志》（光绪本）在《古迹考》中记载说：“黄丘，在黄丘山北，巍然一大冢，名曰‘黄丘’，黄帝陵也。
宋元有碑，禁樵采，置守陵户。
嘉靖间始毁。
”此处用“黄丘”而不用“黄邱”，可推断系摘自清雍正以前版本旧说。
又提到嘉靖年号时，不加朝代，可进一步推断出自明朝，也就是贾三近所撰之《峄县志》。
成书晚于《峄县志》（光绪本）的《山东通志》在黄邱山词条中云：“（黄邱）在黄邱山北，传为黄帝陵。
宋元有碑，禁樵采，置守陵户。
明嘉靖间毁”，仅比《峄县志》（光绪本）多一“明”自，既说明《山东通志》黄邱山该词条摘自《峄县志》（光绪本），又体现处编纂时的朝代是清朝，所以必须在嘉靖年号前着一“明”字。
而《峄县志》（光绪本）直接摘自旧志，未注意到这一点，或历次转录相延至此，已形成惯例，不必横生枝节。
至于峄县黄帝陵，《山东通志》称，明英宗敕修《大明一统志》已有“在黄丘山北”的记载。
复根据《峄县志·古迹考》（光绪本）的记载，知早在宋代就已经为峄县黄帝陵树碑，置守陵户了。
由于南宋时代，黄邱山套属金朝兰陵县，故知北宋时期已经有峄县黄帝陵的存在了，而且待遇不低。
由于宋代民族矛盾严重，国人的民族意识、血统意识非常强烈。
宋朝皇帝都比较热衷于寻根祭祖。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宋真宗尊黄帝为赵家始祖，钦定曲阜为黄帝故里，乃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徙治寿丘。
同时，对寿丘“叠石而饰之”，逐渐形成今日的“万石山”（今讹为少昊陵）。
峄县黄帝陵大约也是在当时立碑，“禁樵采，置守陵户”的。
“明嘉靖间（黄帝陵碑）始毁”，从此便淡出人们的记忆。
因此，《台儿庄区志》在摘录《峄县志·山川》（光绪本）黄邱山词条时，删改为“山广袤10余里，俗称18里黄邱，其阳平岗有冢数十”，不见了“相传为黄帝陵”的字样（光绪本《峄县志·山川》原文作“（峄县）又南六十三里曰黄邱山（亦名羊蹄山）。
山广袤十余里，层峦重巘，迢迢南去，不见其尾，世所谓‘十八黄邱’也。
其阴平冈，有冢数十，相传为黄帝陵”）。
同时，将“其阴平冈”改为“其阳平冈”，以符合在山南发现的“羊头山古墓群”。
至今，山北尚存的黄帝陵遗址还被称为“土山墓群”。
石敬东先生撰《伯兴妻残碑》文（见《运河古城台儿庄》），竟把峄县黄帝陵断为官牧村大墓，把黄帝陵碑断为伯兴妻残碑。
惟文光先生撰《桥上古墓》文（见《运河古城台儿庄》），称：“（桥上）墓区西南方有黄丘山，广袤10余里，层峦叠嶂，迤逦南去，远不见尾，俗称‘十八黄丘’。
其阴处有大冢数十座，相传为黄帝陵。
宋、元时代，官府在此立碑明示，严禁山民在此采樵，并设置守陵户看守陵墓”。
其他《峄城区志》、《微山湖志》也提到过黄邱山套有黄帝陵的传说。
《峄县志》（光绪本）妄断《峄县志》（乾隆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断句，将峄县黄帝故里传说算到了《路史》的名下；一是论断，将寿邱算到了曲阜的名下。
《路史》多采信道家、纬书，对儒史系统多有突破，故在古代常受非议。
而今人《路史》，并无黄帝故里传说，从而导致峄县黄帝故里称为无源之水。
自《峄县志》（光绪本）以后，确实也无人再提及峄县黄帝故里事。
罗泌著《路史》，以上邽（今天水）为黄帝故里寿丘，以彭城（今徐州）为黄帝都，以阳周桥山（今正宁子午岭）为黄帝陵，并对涿鹿黄帝故都说做了批驳。
罗氏祖孙四代为儒，侄孙、侄曾孙皆于文史有造诣，历代享有盛名。
康熙年间，清政府曾派江西布政使施闺章送来金匾族表其族，匾曰“史学世家”。
罗泌自少力学，精于诗文，不事科举。
以史书极少言远古事者，遂博采各种典籍以至道藏、纬书，于乾道间著成《路史》，不仅搜罗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还对不同记述作了考辨。
他的考证，也使后世才提出的新郑黄帝故里说、长沙黄帝陵说失去了立论依据。
《路史》共47卷，其中前记9卷，后记14卷，国名记8卷，发挥6卷，余论10卷。
记述了上古以来有关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取材繁博庞杂，是上古史集大成之作。
是书文字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
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
《路史》引用的资料大多都在后世亡迭，一致成为后人研究上古史必引之书。
可以说，古史资料保存最为完整的两部书，一部是《山海经》，另一部便是《路史》。
《路史》虽然没有记载承县（明代改称峄县）有寿丘、黄丘的事情，然北宋政府在黄丘立黄帝陵碑、置守陵户的时间，距他生活的时代非常近，似又不近情理。
其中原因，笔者推测或系宋人秘而不宣所致。
如果什么都没有，自然不用守。
所以要守，一则防内盗，二则防外侵。
须知，没有长城的屏卫，契丹人是很容易就能攻入中原，毁坏黄帝陵的（宋真宗亲临澶渊抗辽，可算是有切肤之痛的）。
笔者怀疑，承县黄帝陵所以不为人知，乃正因为他是国家机密。
宋人出于对黄陵的保护，所以没有大事宣扬，以免暴露“真身”，这与历朝密守皇陵的做法如出一辙。
而与此同时，既然前朝也有学者认为黄陵在桥山，乃不妨将错就错，因为祭祖在太庙便可，无需亲临墓地。
却说枣庄黄丘还有个传说可作参考。
传黄帝为自己寻找墓地，要求便是那个地方要有一百个山头。
于是黄帝站在黄丘山上数了九十九个山头，却把脚下的山头漏了，因此便没有葬在黄丘山。
这个传说显然是虚构的，目的是要证明黄帝不葬在此处。
其实最大的疑点便在于此。
哪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出名人呢，何况还是黄帝
宋人肯定担心契丹一旦攻入中原，会打听黄帝陵的下落，寻到黄丘山。
故才让守陵人编出了这个传说，以此让契丹人误以为黄陵不在黄丘山。
宋代为黄丘安置了守陵户，今查其东北6里有穆庄，形成于北宋，传说为穆桂英故里。
其西南5里有穆柯寨山，传说为穆桂英设寨抗金处。
穆庄或即是黄丘守陵户村落，至少穆桂英抗金在客观上起到了守护黄丘的作用。
至于寿丘，宋真宗已然认定在孔子故里曲阜，并率领众臣在寿丘建景灵宫、太极观等进行奉祀，也就没有必要再认第二个寿丘了。
曲阜景灵宫占地1800多亩，共1320间，规模为孔庙的三倍。
琢玉为像，祭祀用太庙礼仪，是当时礼制最高的庙宇。
宋代对黄帝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黄丘立黄帝陵碑，置守陵户，定然也是有所依据的，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被封锁了而已。
随着黄丘守陵户的失踪，峄县黄帝故里、黄帝陵的秘密便无人知晓了。
山西好风光的读后感六百字左右
我愿思绪如风，任其飘远到祖国壮丽的河山，秀丽的山川，领略今朝的大好风光。
然而，那故乡的大海，那独有的风景，是我脑海中永恒的记忆。
故乡清晨的海是活的，层层白浪迎风而起，伴随着跳跃的阳光，在追逐，在嬉戏。
海风轻轻地拍打着堤岸和奇形怪状的礁石，绽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浪花拍打着礁石的声音，好似大海欢乐的笑声。
海面上漂浮着几只渔船，岸边的海水亲切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发出“哗，哗，哗”的声音，好像要将沙滩拥入自己的怀抱。
海风轻轻拂过脸颊，带着淡淡的咸味，清新而又凉爽。
我保准你只要一吹到海风，就会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傍晚，我漫步在海边，远眺大海。
海天相接之处燃烧着玫瑰色的霞光，落日的余晖，给大海铺上了一层红纱。
温柔的风轻拂海面，海水泛着涟漪，涌着碎波，那是大海迷人的笑脸。
“哗-哗-哗”涛声阵阵，那是大海优美的歌声。
啊!好一幅壮观的大海晚景图!我被这故乡大海的迷人景色所征服，浓郁的乡土气息所熏陶，我爱故乡的大海，因为这里风景独美!
朱紫国巧妙寻医读后感400字怎么写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经朱紫国，恰遇朱紫国国王出榜求医。
孙悟空自报奋勇，揭了榜文。
当国王让孙悟空给他看病时候，却又因悟空相貌丑陋，吓得战战兢兢退入后宫。
悟空无奈，只好让国王的侍从，把三根丝线系在国王手腕附近，中医称为寸、关、尺的部位。
孙悟空的手指按在这三根丝线上，隔着帘子，悬丝诊脉。
查清国王的病情后，一剂“乌金丸”下肚，药到病除。
许多看过《西游记》，而又对医学知识不甚了解的人，虽然知道孙悟空行医是一段神话故事，但却误认为“悬丝诊脉”在人世间真的存在。
无独有偶，《襄阳县志》还真记载了这样一件“悬丝诊脉”的佚闻。
明朝万历年间，襄阳一个叫崔真人的“名医”，皇帝的母亲病危，他应诏前去诊治，“自帘孔引线候脉，投剂立愈”。
其神奇玄乎，同孙悟空朱紫国行医同出一辙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经朱紫国，恰遇朱紫国国王出榜求医。
孙悟空自报奋勇，揭了榜文。
当国王让孙悟空给他看病时候，却又因悟空相貌丑陋，吓得战战兢兢退入后宫。
悟空无奈，只好让国王的侍从，把三根丝线系在国王手腕附近，中医称为寸、关、尺的部位。
孙悟空的手指按在这三根丝线上，隔着帘子，悬丝诊脉。
查清国王的病情后，一剂“乌金丸”下肚，药到病除。
许多看过《西游记》，而又对医学知识不甚了解的人，虽然知道孙悟空行医是一段神话故事，但却误认为“悬丝诊脉”在人世间真的存在。
无独有偶，《襄阳县志》还真记载了这样一件“悬丝诊脉”的佚闻。
明朝万历年间，襄阳一个叫崔真人的“名医”，皇帝的母亲病危，他应诏前去诊治，“自帘孔引线候脉，投剂立愈”。
其神奇玄乎，同孙悟空朱紫国行医同出一辙
医生诊脉时，对患者有那么多忌禁，对自己有这么多要求，可见诊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要求医生不仅熟练地掌握中医的基本理论，而且要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悬丝诊脉所用的线，既无感觉又无弹性，医生的指头与病人的脉相隔甚远，医生岂能通过几根丝线将病诊查清楚
查历代医书，根本没有过有关悬丝诊脉的记载。
宣传“悬丝诊脉”人的用心，无非一是宣扬封建帝王神圣不可侵犯，二是故弄玄虚，为某些御用“名医”捧臭脚。
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
扁鹊、华佗这些被劳动人民所热爱的名医的事迹，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民所传颂。
而所谓能“悬丝诊脉”的襄阳崔真人，又有几个人晓得他呢
谁知道读书的启示的作文
要写事的
1读书的启示 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走向辉煌。
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大家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拿书来读，那大家都会去称赞他，觉得他有出息。
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
中国从南北朝以来，就有给周岁的小孩“抓周”的民间风俗：在小孩面前摆上书籍、笔墨、玩具等小物品，从他抓取什么上预测他的性情、志趣或未来的前程。
《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
如果他抓了书籍官帽，全家都会欢天喜地的。
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
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但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
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
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兴衰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广东电白县，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
同学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家境贫困，父母过早让他们回家务农了。
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也让我去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读到哪一步，所以才读到有考大学的机会。
中国农村教育普及，应该当作开发人才很重要的方法。
当时我在广东农村小学，除了学校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和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
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因为要种地，他两年私塾读得断断续续，不如人家两个月时间，但是《千家诗》、《论语》、《孟子》这些他当时都会背，而且是古腔古调地吟哦，使我受到最初的诗词音律和经典文化的启蒙。
农村读书条件差，诱惑也少，不像现在有些青少年那样迷恋电子游戏，因而注意力比较集中。
只要我们做有心人，能充分发挥有限的学习条件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性，自小就形成浓郁的读书趣味，经过锲而不舍、日积月累，是可以发展成专门的知识系统的。
譬如《千家诗》，上图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阅读兴趣，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傍柳过前川”；还有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以及苏东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等等。
这样的诗把它背下来，就知道了过去诗歌的音律声情之美。
小时候读《千家诗》是音调把我领入门的，这一点可能会发展成为以后诗歌研究的新视角。
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
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
比如读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瞾檄》，就可以从它蕴含的历史典故中找到兴趣。
据说武则天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只是笑笑；但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说的是高宗皇帝尸骨未寒，但是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六尺之孤现在在哪里呢
给武则天夺了他的权了。
读到这个地方，就触动了武则天敏感的神经，她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的丞相为什么不发现和收罗这样的人才
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
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
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
比如贺知章金龟换酒跟李白同喝，这个掌故见于唐人写的《本事诗》，根据是李白写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现在看贺知章诗的成就还不如李白，他用金龟换酒跟李白一起喝，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李白为什么如此感激涕零呢
实际上我们如果还原到这个掌故当时发生的情形，就颇有意味了。
贺知章是70多岁的秘书监，比李大40岁，部长级干部。
李白一个文学青年30多岁写了几首诗，第一次到长安，在小旅馆里住，一个70多岁部长级干部，三品官员，到旅馆去看他，而且解下自己的金龟（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龟，四品银龟，五品铜龟），就像将军把自己的徽章拿下，做抵押去换酒陪你喝，称赞李白是天上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
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三国演义》。
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像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
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演义》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
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
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从不同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
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
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
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
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些成绩，就是懂得如何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的人。
这种走路方法，也就只有方向，没有终点。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
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在一些关键时刻就要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刚上大学的时候，上海、北京的同学，一开口就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什么普希金、高尔基，而我在农村里只知道《说唐》里面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
对于自己与城市同学的知识落差，感到有些悲观。
《琵琶记》中有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可贵的是在忧患中不损志气，遇到坎坷就翻过一面看自己。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竟然跟城市里的同学考得分数差不多，说明我在同等条件下更有潜力。
翻过一面看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劣势，要看到自己还有潜力。
我想，这种翻转式思维大概也是一种智慧，可以激发出一种精神力量，知不足而思补足，化劣势为另一个角度的优势。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就看你如何对待和处理。
处置有方，这才是最要紧的。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自己最知可能。
所以，首先要有自己主体性的觉悟。
最可怕者，是折断自己的主心骨。
开拓可以认识自己的潜力。
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
同时，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套。
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
这很重要。
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
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多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
守着文学所的50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
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
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
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
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比如籍贯在我们广东省番禺县的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一些作家词典和文学史说，她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这就泥水浑浊，难辨真假。
怎样排除浊水，去伪存真
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
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应该查一下清朝后期历科进士的名录。
一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鱼”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绪21年（1895）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
渠道之二，他既然当过知府以上官员，《清代职官年表》应该有他的记载，一查就明白，他当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
宣统元年（1909）晋升为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的行政财务省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地位比从四品的知府显要得多了。
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贯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绪年间编撰的《番禺县续志》，连她的祖父、曾祖父作为知名乡绅行善积福、创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
我和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通过信，她并不知道这些县志材料。
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凌叔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Melodies），然后再去阅读她早期的小说，对于鲁迅评价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世族的精魂”——就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会了。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
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
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
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2俗话说：“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从小我就很爱读书；如今，读书更是我的一大嗜好。
读书太好了，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书市转播人类文化的天使，从印刷术发明以来，这是事就一直存在着，并且就一直在相当的时间让人类的思维，去接受文字，用心灵去感受。
书贵在读，贵在捧在手中的那一份珍惜，。
当你读书时你的思维在书中遨游，你的情感在书中起落，在书中你会体会到人在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书的魅力便在于此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的成长离不开书，书使我成长得更快。
课堂上，本本厚书写满了难题记满了深奥。
它使我学到了很多，人世间的书写满了艰辛，记满了沧桑，我更爱读书，因为它使我了解了更多的知识。
我坐在课堂里，聆听着老师的讲解，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使我的大脑日益充实，课间的时候，为了谋道题和同学争的面红耳赤，对了，成功的喜悦让我笑，错了，失败使我得到了经验，吸取了教训。
可是我很高兴，因为读书是享受，我爱读书。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书琳琅满目。
我为买火柴的小女孩冻死街头而哭泣，为阿Q的悲惨而叹息，又为共产党横渡常见打倒国民党而喝彩。
无论任何书都能让我流连忘返。
我喜欢它们，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学到课本没有的知识。
书是收获希望的土地，我要辛勤耕耘，已获得更多的粮食。
我爱读书，因为课堂的书让我学习，让我思考，课外的书让我了解，让我思考。
我爱读书，因为好的书犹如一叶轻舟，载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答案补充 儿时的我，每次端起书，看着那毫无生命的方块字，我总是大喊没意思。
读书是我最头疼的事了。
渐渐长大了，有一天，我们家里开展成语比赛，我说了个金蝉脱壳（ké）。
”刚一说完，爸爸、妈妈都哄堂大笑，我感到奇怪，妈妈看我一脸的惊诧，说：“自己看看拼音，到底读什么。
”“噢
是‘金蝉脱壳（qiào）’
”我恍然大悟。
爸爸严肃的对我说：“以后要注意多读书，那才能积累知识呀
”于是，我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多读书，懂得好多好多的知识。
从那以后，我真的喜欢上了读书，因为书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当读到安徒生的童话集——《卖火柴的小女孩》时，我曾为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命运做过祈祷；当我看到《狼牙山五壮士》时，我为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流过眼泪；当我读到《三国演义》时，我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钦佩不已。
当我捧起《钢铁识怎样炼成的》，保尔那种不向命运低头，坚强的毅志和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把我折服，让我佩服。
我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深深地陶醉在书的海洋中，我爱读书，因为好的书犹如一叶轻舟，载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嗯拉求采纳
如何编写县志
县志初稿的编写要坚持存真求实，科学客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规律，述而不论；以事系人，生不立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重视经济，注重人文，更要重视资料的收集。
在资料收集齐全之后，要反复熟悉资料，反复熟悉篇目。
做到胸有成竹，先编什么，后写什么，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一、文体：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
文字表述要科学，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避免文学描写，词藻堆砌。
避免文言文、白话文夹杂，比如：“简而言之，地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
”二、体裁：方志体裁是记述体裁，古人所说：“述而不作”，“不作”就是不作直接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上届编修《中江县志?人物传》中共列45人，其中有专家、学者、廉吏、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能工巧匠……但也有劣迹昭彰的谢百城、曾望尧、吴贯之、刘庆刚等4人，详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寓“惩恶扬善”于《人物传》中。
再如《谢百城传》：写了他先期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又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又在靖国军石青阳部作顾问，任过蒋介石总司令部咨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秘书、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谢与阎锡山研究攻守策略，刘邓大军进入川东，谢回中江召开8次参议会，与当时的县长彭心明、县党部书记曾望尧等，组织4个临时警察中队，购买电台、枪支，全县分9个临时游击区，9个指挥所，抵抗解放中江。
中江解放后，潜逃成都，后逮捕归案，依法处决。
通篇找不出评论的语言。
但读者读后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特别在此文最后用“依法处决”4字，画龙点睛地给他客观地作出了评论。
三、行文：行文就是组织文字表达意思。
如何表达，概括地说，就是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准确等五个方面。
1、严谨：严就是严密，谨就是谨慎，严谨就是尊重客观实事，实事求是。
对历史事实不作任意拔高，也不作故意贬低，更不能笔下生花。
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展开，恰当记述人物和事件。
其次，一部志书，人、地、物名、时间和数据是大量的，最容易发生错乱，因此要认真核对，做到有凭有据，准确无误。
再次，语句要鲜明易懂，不宜用语句含混、数量不清的含糊词语，例如：“面貌一新”、“圆满结束”、“逐渐恢复”等。
臆测性的词，也不可用，如：大概、可能、估计、极其、特别、差不多、最、很等。
更不能用笼统的时间概念词，如：近来、近期、以前、很早、目前、至今、曾经、早些时候、当时等。
简称用语第一次要写全称，夹注简称。
如：“三反”、“三支两军”、“三中全会”、“三个代表”、“生资公司”、“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三反”的全称。
支工、支农、支商、军管、军训是“三支两军”的全称。
不先写全称，年深日久，后人无法看懂，不知所云。
用语要贴切，表达要准确，方志语言的严密，虽不象写论文那样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但必须准确地反映和表述客观事物的逻辑联系。
方志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用语必须概念明确，毫不含糊。
张冠李戴、偷换概念、歧义丛生，这是必须努力避免的。
2、朴实：朴实是志书语言风格的基本要求，语言要朴实无华，淳美自然，在行文中要摒弃浮辞，不堆砌词藻，不故弄玄虚，不用描写、夸张、渲染等修辞手法。
如：河北省新编《井陉县志》叙述聂荣臻救日本姑娘的故事，全文是：“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司令员派洪河槽民兵李北堂，将在西王舍救出的2名日本小姑娘（一九八O年得知是美穗子姐妹）送往井陉车站转交日军。
”全文共64字，把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经过和结果交待得清清楚楚，无一点描写和夸张。
方志学家提出，不要偏尚文辞，不要妆点名胜，不要浮记功绩，不要文史混淆，不要舞文弄墨。
地方志不同于文学作品，它完全用事实说话，靠资料翔实可信而发挥功能，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使用描写、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
也不能象写论说文那样使用设问、反问等手法。
在地方志中滥用修辞，将会失去地方的语言特色，影响志书的科学性效果。
3、简洁：志书语言要科学，做到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多，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少。
句无冗句，章无赘言，不枝不蔓，不转弯抹角，做到要言不烦，文约事丰。
文贵精、不贵多。
一九八三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
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的方面都讲到了。
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要惜墨如金。
”举个例子：有两个人同是给远方的弟弟打电报，说是他的父亲病了，要他弟弟迅速回家的事。
一个写的电文是：“父亲的病很重，你快快回来”。
另一个写的电文是：“父病重速返。
”意思都一样，一个写了11个字，一个只写了5个字，字多的比字少的多花一倍多的钱。
这就说明文字简洁的重要，同时也说明，文字表述必须经过提炼，犹如矿石经过冶炼捶打，才能制成各种器物一样。
用文字来表达命意，经过炼意、炼词才能成为文章。
对于收集的资料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经过核实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的语言要做到“词达而已矣”。
于事无补的冗词赘句，要舍得忍疼割爱。
志书的行文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意尽则止，不要啰唆。
围绕主题，不枝不蔓，多用短句，少用关联词语。
例如：“如果、那么、之所以、……因为等等。
多用短句，同时也要做到长短句的平衡。
总之，文字要简洁，要精雕细刻，在炼字、炼词、炼句上狠下功夫。
4、流畅：志书语言的流畅，是指志书语言的连贯性，读起来很通畅，段与段之间意思要连贯。
在每一段落中，句与句，词组与词组相互连接，一脉相承，前后贯通。
志书最常见的段落、层次有三种关系：①递进关系；②并列关系；③时间先后关系。
重点理顺各段落内部词句之间的条理性、逻辑性。
通俗地说，即一段话里哪句先说，那句后说，不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言不答后语。
志书的语言流畅，要尽量避免使用拗口的词，选词造句要顾及音律，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音调和谐，看起来舒服，听起来悦耳，一个节奏上下贯通，左右合拍，音调和谐，富于变化性，又有节奏感。
5、准确：准确用语是志书的生命，含糊不得。
行文中一律用第三人称，不得使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乡或本省、本市、本县、本区、本乡，一律要用全称。
区域性概念的名词也要准确运用，如：“全市”、“市区”，全市包括城区、远郊区和所辖县（市）。
市区包括城区和近郊区，不包括远郊区的所辖县(市)。
忌滥用形容词、副词、能愿动词、判断词和假设文词。
不使用因为、由于、只要、只有等因果复句和条件复句。
也不宜使用希望、望、能、能够、可能、会、应、应该等能愿动词。
再如“解放前”、“解放后”的用法都属于概念不清，解放后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些语意含混、交待不清的词要尽量避免，如：“有人认为”、“多数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等。
还有一些词语是集合名词。
如“组织上”、“上级”、“贫下中农”等。
志书行文要是什么组织就是写该组织的全称，是哪级就写哪级，是哪级领导就写哪级领导。
不能笼统的说某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应该写清楚，是贫农就是贫农，下中农就是下中农。
对概念不清楚的时间代名词，要避免使用。
如“今年”、“明年”、“明天”、“本月”、“上月”、“最近”、“过去”等。
还有如：“七、八年”、“三四天”、“三年多”、“五年前”、“三天以后”等。
四、书写：文稿书写要整洁，内容要完整，用字要准确。
1、文字书写，一律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层次清楚、标题醒目，全书的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篇与篇、章与章、节与节是并列关系。
篇辖章，章辖节，节辖目，均以事命题，标明顺序号码。
篇、章、节冠以第一、第二、第三与标题同占一行，居中书写。
序码与标题之间适当空格。
节以下的目是否要加序号，根据内容来确定。
2、数字书写，阿拉伯数字可按照统计局统计使用的数字和单位。
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的一律使用汉字书写。
定型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作为语素的数字，如“一律”、“一方面”、“十滴水”、“三叶虫”、“四季豆”、“星期三”、“四氧化三铁”、“八国联军”、“一二O师”、“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九三学社”、“十月革命”、“十一五规划”、“五路一桥”、“七上八下”、“第三季度”、“第四方面军”、“十七届一中全会”等。
非公历记年一律使用汉字数字，但要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
如清咸丰十年九月二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民国五年（1917年）等。
表示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的，如“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六一儿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
3、引文注释：在文中注释的称夹注。
在页末注释的称脚注。
脚注一般来用①②③……标注符号。
在文中引文要注明出处，如：《农业合作社问题》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3页。
又如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见（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4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等。
4、标题：地方志的标题，力求简明准确，以事命题，避免雷同，标题以名词或词组，或短语构成。
①不写教科书式的标题；②不写通讯报道式的标题；③不写工作总结式的标题；④不写章回小说式的标题，不写广告或指示性的标题。
标题是纲，纲举目张。
五、十忌1、忌写新闻报道式：新闻是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
它包括消息、通讯、新闻特写等，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多数以倒叙的方法，先述结果、后叙事实。
通讯比消息更详细、形象，报道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方法除叙述外还可描写、议论和抒情，而方志则要按时序叙述，最忌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
因此志书不能采用新闻文体的三段式（导语—主体—结尾）。
2、忌写汇报总结式：志书行文切忌写成工作汇报或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是一种应用文体，一般要介绍基本情况，简述工作过程，列出成绩和取得的成绩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概括经验教训，提出努力的方向等。
方志也要反映经验教训，但记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让读者去归纳。
3、忌文学描写：有一部县志的《文化志》对当地一座新建的公园这样写道：公园……以“春”字作为全园主题，展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春回大地之意，定园名“留春苑”。
……人们扶老携幼涌向新园。
“留春榭”倒映在云影波光中，与湖面上的荷花灯交相辉映；湖心有“集翠亭”，沿岸有“闰泽亭”、“寄畅亭”……。
“梅岭”、“桃峰”傍城垣逶迤起伏，巧夺天工……。
这完全是一篇散文，格调与志体不合，文中的“春回大地”、“云影波光”、“交相辉映”、“逶迤起伏 ”、“巧夺天工”，完全是流金溢彩的语言，反转掩盖了“留春园”的真实面目，志书是用朴素语言，白描记述。
4、忌穿靴戴帽：志书的行文，不穿靴、不戴帽。
我们常见的工作报告，一开头就先戴帽子一大堆。
如：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在某某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某某的支持下，然后报告相关内容，结尾总是穿一套靴子：“我们在某某旗帜下，取得新的胜利”或“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高举某某旗帜，奋勇前进”等等。
5、忌记流水帐：志书是著述，不是帐薄，是通过编纂史料，把断限内的事物揉合在一起。
一方面采用记述方法，以时序为主线，能看出事物的演变过程及其来龙去脉；一方面记述重点，突出规律，防止挂帐式的记述。
有个县的县志，在《政治篇?公安》章中有个条目叫“严打”斗争。
该条目从续志的上限至下限，逐年记述春秋两次战役中的若干次专项治理，出了多少警力，打掉多少犯罪团伙，抓获多少各类犯罪嫌疑人，缴获非法枪支、管制刀具、收缴毒品和赃款、赃物的数量，年年作流水帐式的记载。
读起来千篇一律，毫无重点，犹如嚼蜡，惹人心烦。
6、忌画蛇添足：志书的原则是“述而不论”表明观点不靠议论，而是靠史事说话，更不能引证马列、著作，引证名人言论或科学上的定理、定律来做论据。
要对客观状况的是非功过、得失、兴衰、经验、教训等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通过大量确凿的事实，让读者从中得出结论。
7、忌空发议论：志稿的编撰，力戒夹叙夹议，空洞无物。
如某县的《人口志》中有这段记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以前，并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加之，“重男轻女”、“传宗接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对县内开展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极为不利。
”这种记述纯属议论性的语言，空洞无物。
用各地的共性来代替本地特色，离开本地特色之本而不着边际的空发议论，是志书的大忌。
8、忌以志代教：志书不是教科书，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如某县志《文化志》在记述“民歌”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民歌，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演唱者用它抒发情怀，减轻疲劳，丰富和活跃劳动情趣和气氛。
民歌大体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类。
山歌有高腔和平腔之分，节奏自由，音调悠长，音程跳度大，较多使用延长音，高亢婉转，豪放粗犷。
小调流行城镇乡场……。
”这么一大段文字完全是传授民歌知识，近于音乐学院的讲义，缺乏史料性，更没有地方性。
有的志书，在记述具体事物时，先要作一番名词解释。
如《土壤》记述黄壤土，是石灰岩、砂岩、页岩、变质岩和第四代砾石层粘土等，经冰水堆积，在亚热带气候下发育而成。
又如：检察院是国家法院的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
把志书当成教科书，当成名词解释的词典，根本不是志书记述具体史事的内容。
9、忌溢美拔高：志书语言，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拔高，不溢美。
如有的志书记述产品，爱用国内首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经济实用、具有多种功能，远销多少国家和地区。
记地区离不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记人物则从小如何如何，死后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领导爱讲“事必躬亲”，说领导讲话时必加“重要”二字，如此等等。
10、忌故弄玄虚，有的志稿，往往引经据典，空谈原委，看似高深，洋洋洒洒，实则全是水分。
某县《政法志》中写，“警察”则追溯到“源于姬周司市之职”；写“司法”则从商君立法说起。
写公路先写“周道如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越时而书违反修志章法。
县志编写除上述之外，修志者还要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学点逻辑学、语法、修辞。
逻辑学管的是对不对，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
用好标点符号也很重要，标点符号用不好，也是会影响志书质量的。
南京江宁县志在线阅读，
江宁县地方志由江宁地方志办公室编写[本人舅舅王某某也参与编写]，江宁档案局所属档案馆收藏。
中间记录了从春秋战国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变开放等在江宁发生的重太历史事件，早在二十年前已经编写六本厚厚的书，以后编多少不得而知，本人以前看了抗日战争的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江宁第一任共产党县委书记王一凡[解放后任南京计经委主任]，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陆刚[解放后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逼害致命，1980年平反，江宁县委派人参加追悼会。
]，其中有几个历史事件，日本特高科高级特务吉田少佐常化妆成穿很破的衣服、腿有残疾的讨饭人出去要饭，剌探到新四军基层干部在淳化索墅开会的情报，伏击了新四军，造成江宁新四军重大损失。
日军在江宁湖熟镇和秣陵镇有两个炮楼据点，日军常向两个据点送给养。
一次日军一辆卡车向湖熟镇老桥行驶时，卡车行驶到桥中间时突然从桥两边冒出新四军向桥中间卡车开枪，日军司机当场被打死车停下，车上有两人戴礼帽穿长衫手提皮箱的人跳入河中被枪打死，其中一人证件显示为日本特高科高级特务——吉田少佐。
在抗战期间，八路军某二团夜里驻进湖熟周边后，严格封锁消息，湖熟镇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日伪派了几十人来清剿，大部分被八路军化妆的游击队消灭，几天后湖熟提前搭好大戏台，公开对外宣布正式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70多名日军300多名伪军向湖熟进军，经化妆成游击队的八路军等20多人一边还击，一边向湖熟东南方向赤山后退，日伪军追击到赤山山沟内，中了八路军老二团1000多人的伏击，日军及伪军被全歼。
江宁东山现在的空军机场由日军1938年修建，新四军只有两次行动，第一次杀了一个日本哨兵放走了300个修机场民工，第二行动是放火烧毁了一架日军飞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