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散文三话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读来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
谁能介绍一下京华烟云这本书的内容，不要电视版。
11月20日，电视剧《京华烟云》在央视上演大结局。
人们对电视剧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同名电视剧的播出至少让《京华烟云》这本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对《京华烟云》来说，这说不清是幸运，还是悲哀。
原著的魅力在哪里对于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可能是这两年来最招人骂的文化现象之一。
因为这类电视剧无一例外地和原著严重脱节。
从老舍的《我这一辈子》、曲波的《林海雪原》，到眼下的《京华烟云》，很多戏除了人名相同，基本没有保留原著的意思。
当代导演总是在犯两个毛病：在艺术上没有主见，坚信英雄必须配以美人，爱情一定是三角形的，情节一定要跌宕，这样才能让人喜欢。
《京华烟云》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一个女人不离婚、不自杀，观众会看吗
”同时，他们在艺术上又自作聪明，坚信自己比老舍和林语堂还伟大。
这也符合“改编”的意思：大刀阔斧地改，然后再编出点儿新鲜东西。
电视剧版的《京华烟云》与原著的不同之处很多，主要的问题还是所谓的“味道没了”。
从时间上，30多年的情节被压缩到了十几年，据说可以增强矛盾冲突，提高戏剧性。
不过让人怀疑，真实的用意恐怕还是怕赵薇演不了中年妇女，就算演得了也未必有人爱看，因为妙龄少女和风韵少妇总比40来岁的老大姐吸引眼球。
而《京华烟云》原著的一大魅力，恰好在于它史诗性的波澜壮阔，3个大家族，历经1900年义和团运动，涉及到清王朝的崩溃、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征战与抗战爆发等历史事件，将这样波澜起伏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小说中，所以有人将它称为现代文学史中的《清明上河图》。
而在意境上的缺乏更多，林语堂原来追求“儒道结合”的人生态度，后来他的女儿林如斯也曾撰文说，《京华烟云》的最大优点在其哲学意义。
林语堂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肯定了莫愁、孔立夫和傅先生，又开宗明义地将木兰称为“道家的女儿”，他希望用这种儒道结合的思想境界写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可以说，《京华烟云》的重点不在于爱情纠葛，而在于文化意境，这样一个态度，却并不是电视剧导演感兴趣的。
格局和意境模仿了《红楼梦》这时候重新回顾一下林语堂版的《京华烟云》，恐怕别有一番味道。
很多中国作家是靠英文好而闻名的，林语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那时候英文好的文人，大多数都是中国文化的迷恋者，过分一点的有辜鸿铭用一个茶壶两个茶碗的比喻来支持一夫多妻制，温和一点的林语堂也在艺术上对《红楼梦》推崇备至。
1936年，林语堂旅居美国时，本来想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但考虑到外国读者对《红楼梦》理解上可能会有隔膜。
作为折中，林语堂索性用英文写下了一部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作品，这就是《MomentinPeking》（曾译为《瞬息京华》，现多译为《京华烟云》）。
因为小说的格局和意境模仿了《红楼梦》，所以一些评论者对这种写法颇有微词，认为这种翻版不算什么本事。
不过应该想到，林语堂参考的可是《红楼梦》。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假如都翻版一个红楼梦，恐怕没有几个能写得好的，也没有几个能比林语堂翻得好的。
从这个角度讲，林语堂的艺术水平不应该受到质疑。
《京华烟云》写成于1939年，英文版70万字，分3卷，共45回。
出版后卖出了5万册，销量很大，还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林语堂的挚友赛珍珠也对《京华烟云》评价很高，她甚至因此推荐林语堂获得诺贝尔奖。
她说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
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但林语堂最终没有获奖，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和赛珍珠决裂了。
这就是另外一段事情了。
林语堂先生《京华烟云》的翻译风波林语堂自己希望《京华烟云》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延续海外的影响。
在译者的人选上，林语堂曾经看好郁达夫，他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
可惜的是，郁达夫在着手进行了一部分翻译之后，就在苏门答腊遇害了。
直到1941年，第一个完整的翻译版《瞬息京华》才正式出现，可林语堂对这个版本并不满意，他还为此告诫说：“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
”到了1977年，台湾推出了张振玉的译本，名字也改为《京华烟云》。
这个译本，在海峡两岸畅销多年，从而也使张振玉的《京华烟云》这个译名流传开来。
但在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郁达夫之子郁飞翻译的版本，这一次又改名为了《瞬息京华》。
但此时《京华烟云》的译名已被广泛接受，提起林语堂的这部大作，普通读者仍然习惯性地称之为《京华烟云》。
这种用英文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写作方法，给后来的翻译和读者的接受都带来一些麻烦。
总有人推测，假如当初林语堂直接用中文写作，可能艺术性会更加完美。
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总不免要有缺失。
但也可以推测，假如最初的版本是中文版，那么再翻译成英文也可能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海外反响了。
翻译的流失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林语堂将遗憾留给了中国的读者。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剧《京华烟云》，已经是从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版，从中文版再改编的三手版本了。
而且电视剧改编得与原书差异太大，就算看过电视剧，再找本书来读一遍，也不能算作原汤化原食了。
评论木兰姚木兰的儒道兼容如果说宝钗是封建社会儒家的理想女子，那么木兰则是语堂先生心目中儒道结合的理想女子，是语堂先生在《红楼梦》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完美女人，她兼容并包有儒家的世俗生存智慧和道家的逍遥自由思想。
由于温存善良的母亲的传统教育，木兰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与宝钗一样是一个儒家女性教育的理想：安守女人的本分，即使才华、智慧远超哥哥和丈夫，也只是在女人的位置上运用这种智慧影响着男人；具备宝钗式的美德，很能适应家庭和社会环境，有着世俗的生存智慧。
当然，在这种世俗的生存智慧上，木兰的妹妹莫愁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但是，木兰的自由与梦想，青春与热爱，则是他们所远不及的，而这也是语堂先生之所以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
”的原因之所在。
由于重道逍遥的父亲的道家自由思想影响，木兰能脱离于礼数的束缚而自由、健康的生活、成长：她一双天足，不裹脚；会吹口哨儿、唱京戏以及收集、鉴赏古董；接收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不相信女孩子要规矩，男孩子就应当坏，男女应当平等。
正因为天性自由热情，向往和追求美的事物，木兰的性格、人性都非常的健康、美丽，拥有与曼妮、暗香纯洁而热烈的女性友谊，与立夫超乎友谊之上的真挚、美好感情，与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子女浓烈的亲情，与荪亚的婚姻也和谐美满，在情感和命运上没有留下太多的缺憾。
因此，相对《红楼梦》众多女性悲剧之一的宝钗，木兰无疑要完美的多。
尽管宝钗性格相对完善，拥有亲情、友情，但终因太藏愚纳拙，事故老成而婚姻不幸，当然，宝钗的婚姻不幸有着造化的因素，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宝钗确实是很不幸的。
至于木兰跟孔立夫之间的感情纠葛，木兰应该是没有缺憾的。
不凭别的，就凭她们婚后的美满生活和俩人之间一生的相知相助。
木兰和立夫之间是有着甜蜜的，陶醉的，幸福的爱情味道的，只是，他们各自的婚姻，就如傅先生的五行命算所预示的：“五种命型，就用金、木、水、火、土来代表。
男女婚配，就是这种命型配合的学问。
命型若配得好，可以彼此相辅，彼此相成。
”木兰的金命配荪亚的水命，莫愁的土命配立夫的木命，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幸福的婚姻，并且，木兰与立夫还能终生相知相助，憾何有之。
尽管一个立夫值三个荪亚，木兰自身才华也远超荪亚，但木兰仍有智慧把与荪亚的婚姻经营得美美满满，与立夫的感情也经营得有声有色，相比于现时代女性事业、婚姻的众多困惑，木兰无疑是一个理想。
木兰思想自由、坚毅刚强，在关键时候能有大智大勇，在众人促手无策之时，机智的救出立夫；木兰谋事细致周全、眼光长远，在家庭财政计划上，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善于理财和投资；因此，若是在当今社会，木兰的事业肯定会青山不老、长盛不衰。
但不管木兰的事业再怎样蒸蒸日上，回到家庭和婚姻，木兰仍旧只会做着她的妻子、母亲和女儿。
因为木兰本质上对生活有着由衷的热爱和理想，虽然儒家的俗世理论使她精于人世，在生存智慧上超于众人，但道家的逍遥思想更能使她超脱于世俗的生存智慧，真正的体验自身的感受和思想。
也就是说，世俗的生存智慧只是木兰适应社会的一种必要，指向木兰自身的思想和情感才是木兰的追求和理想，她的婚姻家庭和爱情才是真正目的性的东西。
纵观木兰的一生，她勇敢坚强，才气焕发，对人友好，胸襟开阔，无限热情，亲密恳切，洒脱自然，穷达不变，甘苦与共。
她夜访司令部，勇救立夫；痛失爱女，坚强的活着；特别是最后成为忍苦、勇敢、伟大的抗日民众之一的俩次升华，更使得木兰有了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从而转变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女性。
因此，从薛宝钗式的儒家女性生存智慧到姚木兰的超于世俗的个人生存智慧和超于个人的民族思想感情的兼容并包，中国女性经历了一个从旧式的为男人活着的个人生存智慧到追求个人思想和情感再到对民族的关注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继续下来，就是我们当今的男女平等的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中女性的生存智慧、婚姻家庭和思想情感的研究和表达又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来阐释呢
那必是另一位大师的责任了，只是，笔者对这样一位大师的出现充满了期待和盼望。
有关民国时期的诗歌散文的书籍
XX兄要我和大家一起说说民国散文，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简直就没办法说，但民国这么可爱，不说点啥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就想说一点啥，最好是围绕散文说说。
关于民国散文，在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中，都说烂了，说透了，我也不会有新的说法在各位面前展示，我只是谈谈一些个人阅读的体会。
就说“散文”这个词语，有人说最早出现在宋代一本称作《鹤林玉露》的笔记中，现在看来，还不能算是最早，因为资料显示，晋代木华的《海赋》以及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中也有出现，显然要早一些，但不管如何，它们的意思，都不是指的文体，用“散文”这个词语表述一种文体，则是后来的事，晚到“五四”时期。
这个概念一度引起相当的模糊与混乱，直至现在也似乎还存在一些较小的争论。
但中国人聪明，他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以时代为分野，把问题简单化了，关于“散文”，这样说，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散文的概念也时有变化，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除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其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等。
这样的表述，相信能得到很多的人的认可。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英文“essay”这个单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体，刘半农把它引入进来，现在译作“随笔”，要以上文对于“现代散文”的表述，这种文体在中国，亦应划作现代散文的序列，但它对于民国散文，对于中华散文文体的流变，却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究竟什么是“essay”，鲁迅翻译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民国时期的大量的白话文字，就在“essay”的冲击和影响下，与中国文字结合，突破着中国传统散文小品的某些限制，在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西化，欧化，中国化，相互冲突，相互融和，美美与共，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随笔的新的文体。
回头再看，民国时期的散文，这样一种文体，几乎成了主流。
我读民国散文，还是启蒙于中学时代，要说也仅仅是语文课本中鲁迅的几篇文章，像《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刘和珍君》、《<呐喊>自序》等，老师要求严，曾让学生们背诵下来，我算是比较老实的学生，当时都是能背诵下来的，几十年过去，直到现在也能记着一些很是经典的句子，譬如“时间永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之类，是终生受益的。
后来买过鲁迅的一些册子，在暑假里还用卡片抄写过，青灯孤影，长夜缠绵，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十分美妙的感觉。
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清明节前后，买了一册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鲁迅杂文全集》，像是砖头一样厚重，我一直在办公室放着，闲暇时就随手翻翻，大致已做到了通览，有些篇章，还是反复地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入味。
读黄裳的文章，知道他终生受益于鲁迅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等几篇文字，自己亦是邯郸学步一般的吟咏着，乐此不疲。
前几年听说鲁迅的文章被退出中学课本了，我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感到人世的一些荒凉，亦体察出一些人事的愚氓，但我没有鲁迅的锋芒，宁愿做着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鲁迅，就关注了他周围的人。
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甚至还有他笔下的柔石、范爱农辈。
其实按照我们接受的文学史的教育，鲁郭茅巴老曹，冰心、朱自清、李健吾等等，还应该是相对熟悉的，因为他们的文章，语文课本中都有选录，书店中亦多有他们的集子，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虽知其名，而作品，却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才是慢慢知道的，后来慢慢知道的作家，就更多了，像胡兰成、苏青、文载道、纪果庵等，一经发掘，便为关注了。
曾经看到有人整理的一份资料，自一九一八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开办“随感录”栏目始，按照十年一个时期，梳理出了三十年时间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作品清单，让人为之震撼，作家人数在百名左右，且随便拿出一个都为赫赫有名之辈，目睹此景，不得不让人慨然长叹，这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天空。
在那时，散文随笔的出场，大多是以文学期刊为舞台的，有人统计，五四时期的期刊杂志数量在四百种左右，有些期刊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发行量在一千册，而到一九一七年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六千册，被誉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散文随笔的影响力亦是假借东风，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民国名刊简金”丛书，凡十册，每册从一种或两种民国名刊中淘金选萃，分类编录八十篇文字左右，放在一起，蔚为大观。
这十余种刊物分别是，《小说月报》、《语丝》、《现代》、《文饭小品》、《太白》、《论语》、《人间世》、《逸经》、《鲁迅风》、《杂文》、《万象》、《野草》，集中文字，思想意趣、文字风格真是斑斓多姿。
舒芜在序中说，这十余种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与作家的专集和其它选集相较，保持了一种“原生形态”。
翻看着这些有如化石一般的文字，许多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又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还是让人感到震撼，作者阵容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这种壮观的景致，连当时的人物方非也感慨地说：“随笔或小品文之在文坛上，先则只占一席位，到现在，却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而朱自清则说得更为华彩一些，“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
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可见民国的散文，于此时是真正地成熟了，作家众多，题材广泛，体式风格各异，呈现着一派生机气象。
于是我想，民国的散文，真是阔气极了，很是想知道它是怎样化茧成蛹，蔚然成林的，就还是翻了文学史，书上自有专家学者的陈说。
后来我想，首要的意义，还是那时，他们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时代肩挑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思潮激荡，学理纷呈，已不顾于别人是用坚船利炮送来的，还是自己出去拿来的，总之是恢弘的气度，热情着吸收，思想上迎来了全新的自由，脱胎换骨的转换，从而具备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文学改良的理论依据，于是轻装上阵，对传统文学进行批判与重新的审视。
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好的革命的方法，如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胡适的输入学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等等，无不显露出智慧的锋芒。
次者，是文学的世界化。
因为是外来的，固然是新鲜的，即使是刻板的改造与融合，亦是在所不惜。
民国的散文，正如前文所述，深受着英国随笔，亦即Essay的冲击，思想上多了些幽默和雍容，写法上亦变得漂亮和缜密，但它的世界化的倾向是分明了。
至于日化、俄化、欧化等等的文学上的影响，亦是不能小觑。
化敌为友，因为是民族化的，因而更是世界化的了。
因而周作人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
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
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
”再者，是文字上的白话化。
几千年固有的古文字表述，虽亦因时衍变，格局新生，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文字表述的工具，仍然如绳子一般，牢牢地捆绑着文学的本体，而今思想自由，工具又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且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切束缚都没有了，人人都在追求自家面目，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千帆入海，竞自远航，于是行得疾，走得远，有了千流激湍的繁荣气象。
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预言的那样，“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亦为历史所证实。
还有就是，文学创作的事功化。
民国散文作者之多，作品之丰，题材之广泛，气象之峥嵘，在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寻找原因，仍然不能脱离人的自身的因素。
在那时，似乎在各个领域，都有一种相同的现象，就是执著，把事情作为事业干，政治家执著于权术，军事家执著于打仗，科学家执著于科研，所有领域，世界范围内，都有杰出的人物与事业出现，成就辉煌，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春天。
文学创作者似乎都在倾心倾力地创作，个人创作的数量与质地都是无可挑剔的，说是体现着一种民国精神，民国风骨亦未尝不可。
因为他们的执著，才让民国文学史有了出奇的风采。
这些年读民国散文，让我感到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它突出的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中，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是用来载道的，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一些所谓放得开的小品文字，其中虽有小我的个性的展示，而仍然给人以遮遮掩掩的勉强姿态，总是脱不了道统的籓篱，甚至于强迫，自由亦是有限的自由，实在让人不爽。
但翻翻民国散文，那真是活泛多了，个人性情自现，完全是自由的飞翔，陈独秀的激烈与畅达，鲁迅的冷峻与深邃，周作人的冲淡与平和，徐志摩的浪漫与率真，俞平伯的空灵与感伤，冰心的温柔与清丽，丰子恺的淡远与悲悯，郁达夫的坦诚与激愤，林语堂的幽默与潇洒，李广田的纯朴与清醇，梁实秋的博雅与舒徐，钱锺书的机智与尖刻，朱自清的敦厚与洗练，沈从文的质朴与认真，等等，没有不是显露自家面目的，以自由的思想，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我。
题材亦是多样化的，并不为任何的约束所局限，只是真实而又活泛地与生活贴近，畅快淋漓地表达着自我，文字中有着真我的存在，有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呈现，是社会的人，亦是自然的人。
还能感受到真的一面。
知识分子都以真诚的面目示人，至诚至真。
民国虽是动荡，但人情味却并不丢失，他们在生活中相互帮衬，互相欣赏，演绎出来的故事，亦能成为人间的美谈。
鲁迅与文学青年的交往，林徽因家的客厅，徐志摩的人间四月天，西南联大的防空警报，辜鸿铭的辫子与茶壶茶杯理论，等等，无不展示着人的本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意，即使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但仍然亦至性真诚的面目出现，实让人感喟不已。
除此而外，还有就是生活的情趣。
庄严肃穆如鲁迅者，亦有能够创造出生活的情趣的一面，在章衣萍家里做客，周建人对说，花生米小的好吃。
鲁迅看着章太太，说，小的好吃，人也一样，小的好。
原来章衣萍个头低，大家都笑。
一九一七年，徐悲鸿与康有为商议，拟携蒋碧薇私奔，赴日写生。
康有为全力支持，私奔前夜，设宴饯行，举杯说：祝贺悲鸿与蒋小姐私奔成功
一九三〇年，傅抱石与罗时慧结婚，当日，傅抱石在大门两侧张贴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
至于林语堂、梁实秋辈，以及太多太多的民国人物，要说生活的情趣，自是逸话不少了。
正是这些美好的文字一直牵引着我的目光，让我一本一本地读着。
有时也想，他们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小时候都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对于中华经典的学习，是颇为用功的，甚至在私塾里，练就了童子功，在此基础上，使用着白话文这个工具，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超凡的表现的力。
其实说白了，还是须重视源与流的关系，使用了白话文，并不就说明文言文是一无是处的，只有在传统基础上的改造与创新，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现在的散文作家，在传统文化的学习方面，明显是弱化了，现在的散文创作，亦大不如前，是不是有着这方面的因素，我想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民国时的散文作家，有很多出色的人，他们也同时是翻译家，优秀的通好几种语言，能用好几种语言说话，写文章，这在今天，是不能比的。
按说学习外国语言的条件比那时宽松多了，但搞不清是什么原因，现时很多优秀的作家，即使是获得过鲁奖、茅奖的作家，能通一国或者多国语言的人，亦在极少数，亦为事实，现在的散文创作的大不如前，眼界并不开阔，是不是亦有这方面的因素，我想也应该有一个客观上的认知。
学习，总还有一个取法乎上的问题，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向民国散文学习方面，是不是应该考虑，是需要探究的。
关于民国散文，个人有以上这些浅显的思考，拿出来与大家探讨。
XX兄说给我十分钟发言时间，我觉得太少，恐言不尽意，后来他说那你随便，但我又觉得自己胸无点墨，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说这些，以表示对民国散文的缅怀，毕竟，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散文，与我们远去了。
读书使人进步
读书使人增长知识
请问读什么书呢
详细的讲一下。
以下是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见识，增加知识的拥有量，这点是没错的。
但是，读书能使人进步这个说法，就很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进步是何含义。
如果说进步是指自身修养的提高，对事物判断能力的加强，那么，读书确实可以使人进步。
但是，当今社会上的进步不但不是这个意思，还与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是指能够处处以迎合别人为手段，以升官进爵为目地，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社会地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行为。
书读多了，自然就更加明白事理，自然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自然就喜平天下坎坷，喜斥人间罪恶。
凡此种种，正是当今社会之大忌、上层之大忌、进步之大忌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不能使人进步。
知道辜鸿铭吧
我不知道还有人比他读的书更多了，可是，他老先生“进步”的就非常慢，甚至经常落伍、倒退。
当时，不论何种学术场合，只要辜老一到，所有的人都要退避三舍。
就这么大的学问家，他都没能“进步”，我们这些还没有登堂入室的、还不知道学问是何物的毛头小子就能“进步”
好了，闲话说了不少，我们说说读书的事吧。
简而言之，我认为，书，可以大约的分为三类：提高修养的、提高技术的、增加见闻的。
提高修养的主要包括文学的、政治的、思想的；提高技术的主要包括各种科技的；增加见闻的主要是指百科的。
人的精力有限，现在的知识太庞杂，所以，不可能一一通读，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其部分读之，以管窥豹。
提高修养的，我认为读一些文学类的还有些必要，至于政治的、思想的，那都是一家之谈，用你时，一枝独秀，百鸟朝凤；不用你时，百家争鸣，落架公鸡。
所以，我们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扯淡中去，还是来些实惠的比较客观。
读文学的书主要是学学人家怎么把一个故事讲清楚，讲得吸引人。
那些所谓的名著大可以看一下内容提要就放过。
就拿四大名著来说吧，读过二十回后面的就不用再读了，雷同的利害，很有些复制－粘贴的味道，无非就是某个高级领导的子弟违法，执法者无法严格执法，最后只得有领导亲自出面，带回去“严加管教”如此如此。
至于吴承恩老先生写着写着，也有些江郎才尽的感觉，没有太多的新意了。
至于那些妖魔鬼怪，吴老先生的想象和描写远远不如更能够满足大家的猎奇心里。
也是只须看其中的若干片断即可，通读也没有多大意思，满眼都是“逼上梁山”的句子，可是，心里却对粱山头领（以宋江为代表）的做法不以为然，果真是“官府”将“好汉们（估且将这些杀人越货的不法分子成为好汉，真正的好汉没有几个）逼上梁山”的
还是在宋头领的指挥策划下，“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呢
难以索解。
可以看看，但是写得太简要，大多数人物没有出处，突然的冒了出来。
整部书不象是一个完整体，更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合集。
相比起来，不如看更加符合史实，也不如看那样简洁。
至于我不敢妄下菲薄，人物太多了，我始终没有完全记住。
如果你是女孩，可以看看这部书，陪着林妹妹一起掉掉眼泪，打法一下时光；如果你是男孩，我劝你还是算了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阴盛阳衰了，你就为我们老爷们保留几分阳刚之气吧
至于外国那些名著，看看电影了解一下故事就行了，原著看起来很枯燥，而且，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我们还是不太习惯的，必竟是文化背景不一样啊。
提高技术的，可以重点多读一些，必竟这将来有可能是你混饭吃的工具啊。
计算机软件应用方面的书可以多啃几本，可以深一点，不要怕花费时间。
至于原理方面的书可以留给那些更需要它们的人去钻研吧。
再就是和自己工作对口的技术书也多读点，这是保住饭碗的基本条件。
其他，诸如花鸟鱼虫、医药卫生、加工制造、擒拿格斗、星相占卜、养生娱乐等等，大可以信手拈来，不求精通只求了解即可。
对于增加见闻的书，可以不拘形式，多多易善。
这方面的书市面上也是最多的。
只要有闲钱就买上一本，置于床头厕后，随时拿来就可以读上几页，这类书内容往往是短小精悍，百十字就是一篇，极适合于在茶余饭后这些零碎时间里阅读。
而且，可以随时中断，不会耽误其他事情。
另外，在当今这个社会环境里，法律类的书最好也读上一读，我们不去侵犯别人，但是别人来侵犯我们，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给你推荐什么书目，这还真不好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我只能大约的给你说说我平时看的最多的书，看了不一定对你有多大好处，但绝不让你吃亏。
我常看的书：文学类；《金庸小说》《王朔文集》《清代笔记体小说》《演义类说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技术类：《计算机软件应用类书》《推销口才》《鲁菜》《中药学》《玩具设计》（我的专业）百科类：《旅游手记》《山海经》《百科词典》《典故来历类的书》《法律类的书》《鉴赏类的书》注：我只是读，丝毫没有精通的意思和感觉，我比较喜欢读文言的或半文言的，我认为文言文言简意赅，能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哈哈，罗嗦了这么多，没烦了吧
胡适为什么不敢与原配夫人离婚
胡适一家在美国纽约时，住的是五楼的公寓。
有一天，胡适不在家，有贼从窗户里爬了进来，当时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正在做饭，突然看见了贼。
她受到惊吓的同时，却并没有如美国女人面对歹徒时所习惯的大声尖叫，而是迅即走到大门口，拉开门，义正辞严地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
”她的大胆与果决吓住了贼，他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也许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临危不惧的女人，而且还是个矮矮胖胖、面色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
他愣在原地好一会儿，然后就真的顺着江冬秀的指示出去了。
江冬秀关上房门，折回厨房，继续做她的饭。
1938年，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
对此，江冬秀大加反对，写信痛责胡适。
她从来不想做官太太，而只是希望胡适能够专注于学术。
胡适写信给江冬秀解释：“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
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
”他在另一封信中，对妻子发愿说：“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 胡适出身于安徽望族，自小衣食无虑，且见识过欧美权贵的享受，但他仍然艰苦朴素。
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他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
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
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回复：“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操问题》：“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失身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娶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
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
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
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
胡几欲晕倒。
胡适说自己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收藏了很多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在这个收藏里，他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
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
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
今夜他谈的话最多。
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此指孔教会诸人。
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
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
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
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胡适曾跟自己的原配夫人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举刀相向：“你要离婚可以，先杀了我和你的两个儿子
”自此，江冬秀成了传言中的河东狮，胡适成了怕老婆的典范。
为此，胡适曾自嘲道：“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 胡适不耐寂寞。
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
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
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
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
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
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
”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 胡适本有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毅然出阁做了中国驻美大使。
胡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
一天，胡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
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
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 胡适受蒋介石之请出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备感压力之大，有舆论建议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方可抵抗住胡适。
此三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
“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 20年代末，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曾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到青岛大学来讲演。
不料轮船抵达后，却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
胡适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
”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 胡适每到一地，似乎都喜欢到该地的窑子里看看。
1922年，胡适到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会议。
10月13日，这天傍晚，胡适去理发，看来他实在太困顿了，以至于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
洗头发时，他叫师傅用冷水洗头，才得以清醒。
这天晚上，邮局失火停电，大约无事可做吧，他在日记里这样写：“我就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得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
十时半回寓，早睡。
” 胡适刚从海外归来时，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
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他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
”傅斯年就真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深厚，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
”胡适也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
”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时，就在黑板上写着：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1923年，胡适曾经为青年们拟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了进去。
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识浅陋，但说连国学的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
” 1910年3月22日，大雨滂沱。
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
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