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所有评论
黄是假托黄帝，老是老子。
黄老思想实际上是道家的政治思想，它在政治上强调寂若无治国之意，漠如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即无为而治。
西汉建立之初，社会形势是处在秦末以来的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
刘邦为了巩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在政治上基本沿用秦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
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西汉王朝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黄老学派：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
“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尊黄帝、老聃为学派的创始者，以“黄老之言”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故名黄老学派。
形成和发展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
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史籍载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申不害、慎到、韩非等大都“学本黄老”，可见黄老学派带有明显的道、法结合的性质，而在法律思想上更多地倾向于先秦法家的主张。
黄老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的100多年间,特别是汉文帝和景帝统治的时期。
汉初的新的封建统治者鉴于秦王朝“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以致被迅速推翻的教训，大都喜好“黄老之术”，“改秦之败”，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无为”政治，以安定社会、恢复经济、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度造成了黄老之学盛极一时的局面。
但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具有新的特点。
它强调清静无为，主逸臣劳，宽简刑政,除削烦苛,务德化民，恢弘礼义，顺乎民欲，应乎时变，等等，即根据当时政治社会的需要，对先秦的黄老之学进行改造,使它成为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以儒、道、法三者相互渗透为主的结合。
汉初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具有不同于初期黄老的明显特点，特别是在吸收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方面所表现的若干特点： 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先秦黄老以道、法并提，重点在于法而不在于道，不谈儒家的“礼治”或“德治”。
到了汉初，经过改造的黄老之学则既强调无为的道，力求“道胜”而“反于无为”，又在重视法的作用的同时，反复强调礼或德的功用，在德刑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主张。
例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六经》中就有“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齐生”的记载。
《淮南子·泰族训》也说：“仁义者，治之本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而他们知道，只讲礼义也是不行的，所以说：“礼义独行，纲纪不立”，同样会招致“衰废”的结果。
因而“法度”又是始终不能忽视的。
但是“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令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所以他们认为，要“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必须设立各级学校，用“五经”、“六艺”来对人们施行教化。
总之，德和刑的两手，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而在天下罢于兵革，人们刚从秦王朝尚武恃力、苛政烦刑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当时，尤其应当首先重视德治，把刑罚放在第二位，即所谓“积礼义”而不“积刑罚”。
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先秦儒家德刑关系理论的翻版。
然而它却代表了西汉初期为巩固封建统治在政治法律上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方针，使秦以来被贬抑的儒家思想，表现了新的活力。
强调“明具法令”，“进退循法” 汉初黄老对秦代的尚武恃力和专任刑罚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是“天下之度量”,“人主之准绳”。
统治者应“明法修身”以为治。
“明法”就是立法要明，并且要明白宣达于天下。
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的境界。
如果立法不明,朝令夕改,赏罚失度，本末倒置，烦而寡要，都可以危害到国家的命运。
如果已经制定的法律秘而不宣，不使人们了解，知所趋避，以致奸吏得以乘机乱法,生杀自恣,同样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明法”还要求执法要明，特别是要求 国 君“进退循法，动作合度”。
因为，风俗的厚薄，世道的盛衰，取决 于国 君是否“口出善言，身行善道”。
国 君“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
他的一言一动，影响及于天下国家，尤其应该执法、守法。
执行法律好的要奖赏，违背规定的要诛戮,尊贵的人犯了法不应稍加宽贷,卑贱的人犯了法也不应加重处刑。
这样才算是伸张了“公道”，堵塞了“私道”。
而这样做的关键，在 于国 君“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
即诛赏予夺，一律要以法律为依据，不能听从皇帝一个人的决断。
这些观点，和先秦法家的传统观点一样，只不过最后归结到“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要求做到“以无为为之”罢了。
这正充分说明了汉初黄老所包含的先秦法家思想因素。
坚持“约法省禁”，“务在安民” 汉初黄老学派认为，秦代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令烦苛，刑罚暴虐,妄诛轻杀,“苦民伤众”。
这和从前的“圣君贤臣”立法设刑在于“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以“救暴乱”的宗旨截然相反，必须加以改变。
因此他们指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
要安民，便必须依靠法律来“禁暴止邪”，以保护善良。
只是法令必须简易，刑罚必须宽平,即所谓“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不可像秦代那样“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
在他们看来，“事逾繁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所谓“刑罚积则民怨背”,秦代一切“皆有法式”，结果酿成国破人亡的悲剧。
他们认为,要使社会安定,就要像从前的“圣君贤臣”那样：一切求其“合于人情而后为之”，“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也就是返于自然。
要求“刑不厌轻”，“罚不患薄” 在刑罚的具体运用方面，汉初黄老所持的观点和先秦法学的重刑学说，尤其是发展到了极端的秦代重刑学说，是迥然不同的。
他们反对李斯主张“深督轻罪”和所谓轻罪重判可以使“民不敢犯”的理论，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重刑理论非但没有帮助秦代统治者治理好国家，徒然使“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天下愁怨，群起反叛。
古者“圣人”之治，“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这样便可以获得民心，“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统治者执行诛赏，务必十分慎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于有罪”；切实消除“无罪见诛，有功无赏”的现象。
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论议务在宽厚”，景帝（前157～前141在位）要求“治狱者务先宽”，并且先后命令废除肉刑、减轻笞刑等等，文帝在命令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时指出:“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犯罪的人既已论处，还把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及其他没有犯罪的人牵连进去受罪,这是法不正,罪不当，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晁错也强调要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才可以称为“平正”。
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在黄老之学指导下的刑罚思想。
它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
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起了特殊的作用：首先，它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刘汉王朝建立之后，在立法设刑方面，明确地以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简刑罚、除削烦苛的思想为指导。
其次，它为由秦王朝的法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及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发挥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创造了前提。
因而深入探索和发掘黄老学派，特别是汉初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对于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初中七年级人教版上下册历史总结分点总结(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思想,军事,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乡土史等)
先秦儒家把战争作为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看待，认为文、武之道不可偏废。
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性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战争目的或动机的正义性是战争正义性的前提，而战争的正义性又取决于战争的过程是否保民、恤民，保民恤民的仁义思想则源自儒家厚生利用、无伤为仁的深厚生命精神。
保民恤民、厚生利用的原则就必须反对战争，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而即使而“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是必要的，那么它也必须最大限度地不伤及无辜，不破坏民生。
先秦儒家“敌国不相征”观点乃认为平等的国家之间，一方纵然有征讨另一方的道义理由，但它也没有发起征讨的权利，而必须由超越国家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更高组织付诸实施；但是，先秦儒家并不以为“敌国不相征”可以成为对内持续暴政且拒绝外国正义性干涉的绝对理由。
为抵御外侮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先秦儒家以为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战备，加强对国民的战事训练，以低伤亡、低代价赢得“救无辜，伐有罪”之战争。
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特征：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整理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先舜 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为提倡古道。
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2、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
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
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3、在治国方略上主张德治，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强调为政以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是对德政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的总的描述。
孔子还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应该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群众，认为理想的政治是免刑。
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礼化为主，强调道德礼教在稳定社会次序方面的重要性。
而德治的主体是统治者，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正人。
4、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
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5、和贵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道德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核心是“致中和”，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要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6、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
二、伦理特征儒家的基本范畴是仁和礼，仁是思想的内核。
仁，其本意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密的关系，故儒家讲尊贤也讲亲亲。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就意味着不仅要求仁者爱人，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道德要求：“恭，宽，信，敏，德”这五者之中孔子比较重视信，他认为“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其性格具有刚、毅、木、讷的特点，也主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等等。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其“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以人性论、良知论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
性善论是他学说的核心。
礼则是仁这一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即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的“礼”却是积淀在仁中的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认为克己复礼是最能直接实现仁的。
即“克己复礼为仁”。
只有按照“仁”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才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
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构成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
三、经济特征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
从先秦到西汉初似乎只讲重义轻利，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因为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后人便以为孔子说的义利也是对立的。
但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说明他并非将义利绝对对立起来的。
对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
另外，先秦儒家具有明显的财富观点，在儒家来讲，认为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把民众的富贫看作是关系到五朝存之的重要原因。
孟子则提出了“恒产”说。
但同时他们都提倡对财富欲望加以强制，要重义轻利。
孟子更是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四、教育特征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开创了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新时代。
先秦儒家除了学礼、义、信等知识外，还考察为政治国的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
另外还重视“学知知之”和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
在学习上，孔子要求弟子应具有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五、文化特征中国文化中普通存在着“和合”观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乃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近代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简明哲学史》一书有重点地、平易简明地介绍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思想精华，讲解了中国古代最主要哲学家的主要命题。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而且一贯爱智慧的传统。
古代经籍有记载上古时代“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因为一系列有益于人类的行为受人敬仰、流传千古。
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对自然环境和身心特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入体察、从而利用自然条件创造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人文实施的文化英雄。
接着出现了八卦、五行、阴阳等思想，这些都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百将争鸣，出现了哲学思想出现鼎盛时代。
其中儒、墨、道、法是代表思想学派。
先秦儒家哲学的智慧始终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承的根本大源，很多人认为天命论是儒家思想中的垃圾，其实天命论至少在我们看到的字面意思之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
儒家学派的“人性论”、“人格修养论”、“认证学说“以及人格修养论都是哲学思想中的精华。
老子、庄子与道家的自然之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道论”，即关于“道”的学说。
道是哲学的核心范畴，道家的细想体系均围绕道而展开。
道家的哲学思想自始至终透露出一种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自由自在的放达情趣。
道家思想包括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社会政治论、人生价值论、人生修养论。
其实，道家思想的精华无疑在于其对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
相比较儒家内圣外王、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人世精神，道家的人生哲学则表现出独善其身、超然物外、一任自然的精神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哲学思想流光溢彩，像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等等就不一一举例了。
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时代的转变。
天下的统一、不仅在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思想视角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期思想的重点在于重新书写历史、空间与天人之间的关系。
在长期分裂与战争以后，中国在政治和学术上趋向统一。
因此，寻求稳定、统一的政治格局与生活世界成为汉代思想的主流。
汉代早起提倡“休养生息”主要以老子的“无为”思想为主导。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采纳，他以儒学汇通先秦诸子，创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哲学体系。
魏晋时期出现了玄学，魏晋玄学扮演了两汉经学终结者的角色。
魏晋玄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清淡”，不谈国事、不言民生。
魏晋之后又出现了佛教、道家思想的演变。
程朱理学的发展以及黄宗羲、王夫之的近代思想也都是中国这些思想上的代表。
近代以来，殖民者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使得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古代哲学思想也受之影响开始转型。
向后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物尽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
也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向何处去
怎样才能救中国
，梁启超不仅在思想上探索新路，而且借助现代报刊向世人传播学说。
中国民族五千年的精神结晶是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中华民族一贯有的爱智慧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