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位的时候,中国有多少人口?
近来看到有人在谈论武则天时期经济如何繁荣、人口如何众多，因此写了这篇小文章，探讨一下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问题。
一、武则天末期的籍面户口数字 据《唐会要》卷84记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瑰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50多年间，唐朝籍面户口从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增长235万户。
这条记载，被某些人反复拿来宣传，以证明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好，人口众多。
但是且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人口不是一天就增长上去的，而是逐渐积累上去的。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这30多年是高宗统治时期，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20多年是武则天掌权时期，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推算，这235万户的增长，主要功劳要归于高宗，次要功劳才是武则天的。
第二，这615万户，只是籍面户口，而籍面户口与朝廷实际管理的户口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在有些时期是非常大的。
原因很简单，当某个时期因天灾、战祸和朝廷的经济剥削等原因，人口会有大量死伤和逃亡，而如果朝廷对于逃死的人口不能及时从户口簿籍中剔除，而是继续保留，那就出现了丁口虚挂的问题，即籍面人口与朝廷实际控制人口出现差异。
下面我们就分2个层次来谈谈这个问题，即人口逃亡问题和人口虚挂问题。
二、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 人口的大量逃亡，可以说是贯穿武则天的整个统治时期。
1、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永昌元年（公元689年） 早在垂拱初年，人口逃亡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记载：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
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资治通鉴》将陈子昂的上疏附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向前推五六年，大致是高宗末年突厥复叛的时候，由于饥荒、灾害、战事等原因，导致剑南、河陇、山东、河北等地已经出现了人口流散达到“十至四五”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高宗的责任，与武则天的关系倒是不大，而且在陈子昂上疏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如陈子昂所说，“幸得陛下以仁圣之恩，悯其失业，所在边境有兵战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穷困之人，尚得与妻子相见，父兄相保，各复其业，获以救穷，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谓幸甚”。
可见，在垂拱初年，自高宗末年出现的大规模人口逃亡局面得以暂时的缓解。
但是，这种缓解也仅仅是初步缓解而已，因为就在短短数年之后，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212）中提到，“况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可见，在短短数年之内，山东和关陇地区还是出现了人口逃亡的问题。
当然，此时的人口逃亡问题并不别严重，因此陈子昂只是一般性的提出问题，朝廷也并未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2、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圣历二年（公元699年） 人口逃亡问题到了这一时期变得愈加严重。
现将这一时期的相关奏疏列举如下： （1）据《唐会要》卷85记载，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
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
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此时李峤不但将人口逃亡作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办法： 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浮寓可绝。
可见此时人口逃亡已经比较严重了。
（2）据《旧唐书》列传39狄仁杰传记载，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杰上疏： 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
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3）《全唐文》卷29唐玄宗“置劝农使诏”记载： 当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可见，自天册万岁元年（亦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至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人口逃亡已非常严重，并一直拖延到开元年间都未完全解决。
（4）局部角度阐述 这一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还有部分人从局部角度也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数据。
据《旧唐书》列传41张柬之传记载，张柬之于神功初年（公元697年）上表： 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
……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
另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记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五月十四日，陈子昂上表描述四川部分地区的情况：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馀，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
3、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进入武则天统治后期，人口逃亡问题进一步恶化。
据《旧唐书》列传38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上疏：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韦嗣立该上疏中提到，“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永淳元年是公元682年，后推20年，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可见已进入武则天统治的后期。
而此时的情况是，天下户口已经逃亡过半。
这一说法是否有别的证据支撑呢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中提到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天下浮逃人》有以下2句：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
唐长孺先生在《读王梵志诗偶得》中考证，该诗作于武则天时期。
另据《全唐文》卷372柳芳“食货论”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宇文融括户前夕，户口的逃亡情况是： 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於居人者，十一二矣。
即浮逃人口占总人口的10%-20%。
注意这已是开元十几年的事情了，经过了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的大规模括户和开元初年的休养生息，民众已开始逐渐安定下来，但即便如此，浮逃人口仍然达到了10%-20%，可见，武则天统治后期的长安年间，人口逃亡过半，恐怕并无过分的夸张。
实际上，人口的大规模逃亡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武则天的重视，并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括逃户。
据《新唐书》列传50苏瑰传记载： 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
据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分析，吐鲁番文件中有一份关于逃户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到“括户采访使”，而文件日期是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
唐长孺先生认为，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当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人口逃亡问题，贯穿于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而且愈演愈烈。
三、武则天时期的人口虚挂问题 上面分析了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如果朝廷能及时剔除逃亡的人口，那么，籍面记载的615万户就不包括逃亡人口。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笔者认为，实际情况糟糕的多，武则天时期伴随着人口逃亡，还存在严重的人口虚挂的问题。
（一）以出土文书证明人口虚挂问题 关于人口虚挂问题，冻国栋先生在《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现摘录该文引用的几段出土文书记载： 1、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记载：康安住，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行没落；弟安定，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金山道没落；弟安义，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
2、《武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西州籍》记载：男那你盆，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女迦勒，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
3、《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记载：夫邯屯屯，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男长命，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父师，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帐后死；母汜，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
通过这些文书残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死的人口，本应迅速除籍，但最长的居然近30年不曾除籍，据冻国栋先生考证，从目前出土的文书来看，这种现象始于武则天时期，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未发现这种现象。
（二）虚挂人口推算 结合武则天时期人口逃亡和人口虚挂的问题，我们大致推测一下武则天时期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
1、根据韦嗣立和柳芳的文章推算 上文提到，韦嗣立在上疏中说人口逃亡过半，我们姑且算作50%，柳芳说开元早期人口逃亡10%-20%，折中考虑，按30%计。
当时籍面人口为615万户，乘以30%，则有大约180万户属于户口逃死而籍面不除的情况，扣除这一数字，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只有大约430万户，将此数字与50年前的380万户相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2、根据庸调收入验证 这种推算是否合理呢
笔者通过对当时庸调年收入的情况进行验证。
（1）太宗贞观年间情况 先看贞观早年的庸调收入。
据《旧唐书》列传20戴胄传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戴胄上表： 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
随即出给，才供当年。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戴胄上表： 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
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
通过以上2条记载，可以看出，在贞观初年，唐朝每年的庸调收入大约是100万匹绢，而每年大致是收支平衡，“随即出给，才供当年”，即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也是100万匹绢。
根据翁俊雄所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的分析，按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记载，当时全国户口为300万户，1200多万口，平均每户约4人。
当然，这些户口并不都需要纳税，而是区分为课户和不课户，至于课户的比例，可参照天宝年间的比例，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课户所占比例约为60%。
据此推算，贞观十三年，全国课户约为180万户，假设每户一丁，唐朝当时的租庸调制度规定，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唐代财政史稿》），则180万丁每年需缴纳绢360万丈，按四丈一匹计算，计绢90万匹，考虑到课户不可能每户只有一丁，因此90万匹的计算偏于保守，实际上可能会比90万匹稍多，而这正与上文引用的戴胄的岁收支绢100万匹的记载基本吻合。
这可以说明，贞观十三年的这300万户人口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基本不存在人口虚挂的问题。
（2）高宗永徽初年的情况 永徽初年紧承贞观，因此人口虚挂的问题同样并不严重。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人口380万户，按60%计算，课户约230万户，按每户一丁、每丁每年绢二丈（半匹）推算，每年收绢115万匹。
（3）武则天末期的情况 据《全唐文》卷236韦嗣立的“请减滥食封邑疏”记载：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馀万丁。
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匹。
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
倘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
《旧唐书》列传38记载，“及承庆卒，（嗣立）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而《韦承庆墓志》记载韦承庆卒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则韦嗣立担任太府卿大约也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虽然已进入中宗时期，但是距离武则天统治时期很近，此时的财政情况可以反映武则天统治末期的情况。
那么当时的财政情况如何呢
当时每年的庸调绢数仅为70万至100万匹，当然，根据韦嗣立后面提到的“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徵催，则必免侵渔，人冀苏息”，可见当时食实封的家族收取的庸调不经过太府，而是直接征收，因此，计算人口时，这部分绢数需要加进来。
关于这部分庸调的数量，韦嗣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出现了计算错误，当时调的征收标准是绢二丈，而不是绢二匹，对此，李锦绣所著《唐代财政史稿》进行了专门辨析，因此，食实封的家族拿走的是120万丈，即30万匹，而不是韦嗣立说的120万匹。
两项合计，每年的庸调绢数约为100万至130万匹，我们姑且按最高额130万匹计算，以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半匹）计算，当时朝廷有丁260万口，据《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700万，每户有6口，比贞观十三年的每户4口增加了50%，如果假设贞观年间课户每户1丁，则武则天末期当为每户1.5丁，据此推算，当时的课户仅为约170万户，而按照60%的比例推算，当时朝廷控制的实际人口仅仅为280-290万户，不到籍面户口的一半，还达不到贞观十三年的水平，与上文韦嗣立说的“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判断基本一致。
即便仍然按照每户1丁匡算，则课户约为260万户，按60%推算，朝廷实际控制的全国人口也仅仅为约430万户，与上文按照折中的30%逃户比例推算的数字基本一致。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武则天末期，在籍面615万户的背后，唐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下降到了什么程度，进而看到当时人口逃亡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而据此，我们也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关于武则天的作文。
600~2000字
《镜花缘》讲述的是一段野史，大约在武则天掌权至唐中宗复位的时期。
既是野史，其中自然少不了若干神话、传奇。
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首先写仙界嫦娥和百花仙子结怨，武后怒贬牡丹，百花仙子下凡为人至主人公唐敖周游海外诸国。
第二段写唐敖在小蓬莱出世为仙，其女唐小山寻亲。
三是寻亲归来，唐小山与众位才女赴试及试后游玩活动。
最后写文氏弟兄伐武勤王，中宗复位。
其中第一部分最为精彩，人物的形象也体现得最为丰满。
书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用离奇、甚至有些荒诞的情节，来展现现实的社会，或赞或讽均入木三分。
书一开始便写武后残冬令百花奇放，而牡丹独迟。
这一段故事现在广为人知，不知是否出于此处。
书中的牡丹仙子也给人一种不趋炎附势的形象，宛如那些有骨气的读书人。
后面写到书生唐敖放弃功名，与船商林之洋，多九公等人遨游海外，遇到种种奇闻佚事，时而令人瞪目结舌，时而令人捧腹大笑。
例如一日众人来到东方小国“君子国”，目睹国民赶集买卖，“讨价还价”的过程。
只见买家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这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
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便是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家说：“既承照顾，敢不仰体
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
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
”于是买家不肯降，卖家不肯增，争执不休，最后还靠一位路边老者了事。
我等读者看了，也随唐敖在一边惊叹不已。
还有几个小国也给人深刻印象。
如“黑齿国”，其人浑身漆黑，面相丑陋，然而饱读诗书，记性超群；与之相对的“白民国”，则是一个个人面白如玉，美貌非常，但腹中无物且傲气凌人。
“淑士国”中，人人能文，出口成章，边酒店中的小二也“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
两壶乎
菜要一碟乎
两碟乎
”不仅如此，而且穷酸成性，吃的所有东西都带一股醋劲。
“无继国”内无男无女，人们不必生育，死后尸体不朽，一百二十年后仍可重生，所以对生死大事看得特别透彻，对名利色权特别淡泊。
再有什么“翼民国”，“聂耳国”之类，都是奇形怪状，闻所未闻。
这些描写虽属想象，但视为对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影射，又有何妨。
作者把这些人从社会中拉出来，让他们自成一个国家，然后让我们作为游客，欣赏别人的，抑或自己的荒唐可笑之处。
唐敖游至小蓬莱，就在那儿出世为仙。
书的主角转到他的女儿唐小山身上。
同时书的主题，也从像《山海经》那样记载海外轶事转变为对一群聪明伶俐又多少有些不幸的少女们的描摹，她们曾是上界的百花，托生为人。
说起写女性的书，当然首推《红楼梦》。
它的光芒太耀眼，使得看过《红楼梦》的读者，更容易看到其他书的不足。
《镜花缘》描写女性，既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笔。
书中形象最丰满的是唐小山，为百花仙子托生，通文墨，学问好，能使羞辱了多九公的两位黑齿国姐妹拜服，能在短时间里写出《天女散花赋》那样的文字。
由于书整体的价值观是儒家的，这位主角因此是一位不远千里寻找父亲的孝女形象。
在人群里，我们也能时常发现她的稳重、识大体等的优点。
其他几位，像骆红蕖、阴若花、颜紫绡等人，或者有一些武功、神勇，或者明道理，讲事非，都是各有其经历与个性。
然而总体观之，这一百位女子，其美貌、聪明，大体都很相似，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某家的五姐妹、六姐妹，除了名字以外几乎分辨不出来，简直就是同一张脸孔。
这样的描写多少给人乏味之感。
正如一般的观点认为《水浒》前半比后半好，因为前面写的都是个人事迹，像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形象能写得那样的生动鲜明；而后面写宋江大军东征西讨，笔墨主要花费在写主将如何英明、布阵如何巧妙，先前的那些好汉似乎都没了什么个性，不能不算作一种遗憾。
前面说过，整本《镜花缘》的价值观是儒家式的，它歌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让有学问的读书人都在故事中得到尊敬。
同时，它也描写了一群同样具有那些良好品质的少女，通过她们在才女考试中的表现说明女子也能承担像男子那样的任务。
就作者的时代来看，这样的观点无疑是进步的。
然而少女也像老学究那样谈《礼》、谈历史，终究是缺少了一些年轻人的灵性。
除此以外，作者借书中人之口，对通俗化的儒家提出质疑，像奢侈的婚葬礼仪、讲究排场的宴会、是非不明的诉讼等。
质疑之余，作者又树立起那些海外的“理想国”：君子国、轩辕国。
这种思考和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这本书很大的一个不足，在于宿命论、果报论的色彩过于浓重，这一方面与我自己不相信转世投胎之类的说法有关。
书里的好人都有神仙庇佑，逢凶化吉，而恶人都是注定受苦难，下一世要做禽兽的。
每次考虑到将来之事，最准的永远是天象、卦象，而且从来没有算错过。
固然，正史上的星象和市井童谣也遍地皆是，也是一个比一个准，但我宁愿相信是有智慧的人根据现状判断将来，而假说成是天象以让人信服。
本书中常有这种宿命的巧合，仿佛都是注定一般。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吹毛求疵，即使在今天，不也有相信那些星座之类的说法的糊涂虫么
总的说来，《镜花缘》还是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示，发展了我的想象的空间。
这本书能够流传至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所在，就不用我多作评论了。
古代诗人资料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迥、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的代表作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
15．唐诗《回乡偶书》《登鹳雀楼》《凉州词》《春晓》《送元二使安西》的作者分别是贺知章、王之涣、王之焕、孟浩然、王维。
16．李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被誉为“诗仙”，代表作有《静夜思》《望天门山》《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 17．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其中韩愈为首。
18．杜甫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被誉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代表作有“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19．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代表散文有《师说》《马说》《祭十二文》，柳宗元的代表作有《捕蛇者说》《童区寄传》《黔之驴》。
20．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中唐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代表作有《卖炭翁》《钱塘湖春行》，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
21．《阿房宫赋》和《清明》诗的作者是杜牧，“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
22．宋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是北宋的柳永和南宋的李清照（我国第一个女诗人），代表词作分别是《雨淋霖》、《声声慢》。
豪放派的代表词人是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苏轼号东坡居士，代表词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散文名作有《赤壁赋》；辛弃疾号稼轩，代表词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3．我国第一部也大的编年体通史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
24．《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六国论》《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的作者分别是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
唐代时如何完善科举制的
为科举制的完善作出突出贡献的帝王有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三人。
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常设的为明经、进士两科，其中，进士科尤受重视，考取难度也最大。
1、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唐太宗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
为此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
管理中央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2、武则天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
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
3、唐玄宗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 唐玄宗时进士科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
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
指牌和切牌是什么意思
切：切牌指：指示牌。
切牌是在切牌动作结束后整个牌叠最下方的一张牌，这张牌暗示背景，趋向，或者原因。
指示牌用于指示人物，在十六张宫廷牌中抽取或按长相选取。
以表示当事人格等。
纸牌英文（playing cards）是指用纸片或塑料片等载体加上各种点子、图案或文字制成的博戏之具，若干张为一副类很多。
比较常见的有牌（国外传来）和字牌（中国本土）。
扑克牌的造型、规格、张数由早期各国不一，如意大利为22张国为32张、西班牙为40张、法国为52张，发展到的54张扑克牌是由1392年法国创始出现的52张扑克牌的模式，外加大王、小王演变而来的。
此后，各国扑克牌张数逐渐统一为现在的54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