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石鼓文得字怎么读
吴 昌 硕 石鼓 文拼音wu chang shuo shigu wen第二声第一声第四声第二声第三声第二声
吴昌硕“临石鼓文”繁体字的翻译是什么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
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
石鼓文在书法史的地位为上承什么文，下启秦代小篆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
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
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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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家都是哪朝代的谁
历代书法家（秦汉）－－李斯李斯，字通右，楚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他不仅是秦代著名的书法家，而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
对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
秦始皇统一国家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李斯同时也是秦著名书法家。
他主持整理出了小篆。
《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
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
历代书法家（东晋）－－王羲之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
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
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
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
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
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
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
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
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他的《兰亭序》书法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纯出与自然。
是王羲之的生平得意之作，自古以来。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历代书法家（唐朝）－－欧阳询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
世称欧阳率更。
世人称他的字为“率更体”。
虞世南说他 “不择纸笔，皆能如意 ”。
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
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 》就是其隶书作品。
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
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
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
”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
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
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
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
墨迹传世，尤为宝贵。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
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
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 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
”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
”历代书法家（唐朝）－－颜真卿唐京兆万年人，字清臣。
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
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
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
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
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
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东方朔画赞》《 多宝塔碑》《 颜勤礼碑》 《祭侄文稿》《 中兴颂 麻姑仙坛记》 《颜家庙碑》《 争座位稿 自书告身 》等皆为其名作。
《祭侄文稿》颜真卿行书墨迹。
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 “天下第二行书”。
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历代书法家（唐朝）－－柳公权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 耀县)人。
元和初进士，历仕校书郎、侍书学士、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
他生活在中堂时期，历穆、敬、文宗三朝，此时，唐代书法改革运动基本高成，时代赋予柳公权的使命不是开拓而是守成，柳公权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用创造精神承接颜鲁公的成就，取得“颜筋柳骨”的历史论顶，为唐代书风建设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
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
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
”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
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
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
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
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
历代书法家（宋）－－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
后世称他黄山谷。
《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
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
”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
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
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
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
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
”“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
”我们看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
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
《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
历代书法家（宋）－－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王安石的书法萧散简远，深得晋宋间人用笔之妙，常为土大大所仿效。
《椤严经旨要》卷，纸本，纵29.9厘米，正书，凡二接，经文计七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三十六字不等。
《椤严经》唐般刺蜜帝译。
十卷。
王安石摘录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从闻思修。
此卷，于正书中间有行书，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并无缭乱之感。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历代书法家（宋）－－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
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
他的书法从“二王”， 颜真卿， 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
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
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
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作。
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
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
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
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
《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历代书法家（宋）－－赵孟頫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
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
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后来奉元世祖征召，历仕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
擅长篆、隶、楷、行、草各体、冠绝古今。
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
《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赞誉很高。
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
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
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
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
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
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
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赵氏楷书中也有上乘之作，如《三门记》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最适合当字帖。
赵氏传世作品以行楷居多，大多用笔精到，结字严谨，如《赤壁赋》堪称经典之作。
历代书法家（明）－－唐寅“明四大家”之一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
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坷。
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
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唐寅出身于商人家庭，地位比较低下，在当世“显亲扬名”主导下，刻苦学习，11岁就文才极好，并写得一手好字。
16岁中秀才，29岁参加南京应天乡试，获中第一名“解元”。
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俯，更受李北海影响，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圆熟而洒脱，唯笔力稍弱，钩挑牵丝绵软，结构亦略趋松散。
故王世贞评曰：“伯虎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
”历代书法家（清）－－邓石如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
出生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
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
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倾注艺术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
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
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
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
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比较而言，他的行草书不如篆隶功力深厚，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述。
邓石如的篆刻艺术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留在古代篆刻里再和你一起探讨。
历代书法家（清）－－吴昌硕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
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
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
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
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历代书法家（近代）－－李叔同李叔同，弘一大师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笔名和别号甚多，达250多个。
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是我国著名的书画篆刻家、音乐家、戏剧家、教育家、诗人、学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画家之一，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世祖。
其把诸多科门类集归一身，登峰造极，在中国五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空前绝后的，并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
他的一生，是中国绚丽至 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更是一位旷世奇才，享誉世界。
李叔同自幼聪颖过人，五岁时丧父，从其母王氏习诵名诗格言。
十岁时始读经史诸籍，后从 唐静岩、赵幼梅学诗词、书画 和篆刻。
李叔同先生的书法早已享誉近代中国书坛，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 字为无尚荣耀。
李叔同书法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出家前，第二时期出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