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和《历史大脉络》读后感
关于“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问题之答案的浅识略论作者： 耿阁 2018年06月20日15:08 浏览：115题记：题记：作者：耿文阁 笔名：耿阁 本诗原创。
2018.06.16晚上8.23分关于“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答案之问题的浅识略论耿阁（鸣天士君）著《赋题记诗》论诗定义众神描，中国诗歌网仙高。
精髓绝妙灵丹教，总有诗谛真话昭
“世界上好像是几乎没有比“诗的定义是什么”的话题再难聊的话题了。
” 伟大神明的中国“就是诗国”“就是诗的国家”“就是诗的国度”“就是诗的创始先祖”“就是诗歌造化的文明”。
世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他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汤因比也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
”罗杰斯曾表示过：“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耿阁认为：“二十一世纪并其继往开来的世纪的世界人文文化舞台的文明中心理应是中国；”中国的文明必将统御世界。
”关于“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问题之答案的浅识略论耿阁（鸣天士君）著“诗的定义”的答案是：耿阁认为：总体的说：“诗是一种反映世界人类社会生活表现人们思想精神灵魂达到吟心咏性抒情言志的最高雅的文学体裁形式之文学殿堂中那颗最晶莹璀璨夺目耀眼的明珠。
”具体的说：“诗的定义应该是“诗是一种在文学领域中有系统规范有节奏韵律有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的表现形式。
”简单地说：诗的定义是：“诗是一种在文学领域中有节奏韵律有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的表现形式。
”再简单地的说：诗的定义是：“诗是一种有韵律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
”最简单地说：诗的定义是：“诗是一种有韵律的语言表现形式。
”最最简单地说：诗的定义是：“诗是有韵律的语言。
”（也可定论定义为：“诗是有韵之言”。
）总然终然而论：“无韵不诗”。附：有关“论诗”和“诗论”话题的部分篇章诗文 （第一篇）《为牛应萍《登王莽岭感怀》示辞》 耿阁（鸣天士君）著 所谓的好诗那将必定是由知识学问修养感悟凝聚成灵魂后才能体现出用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美妙的那种高境界结晶和结果。
耿阁（鸣天士君）著 （第二篇）七绝.咏中国诗歌网设置灵感收集器作者： 耿阁：2016年11月28日21:01?浏览：180题记：作者：耿阁 2016年11月28日8:10 七绝.咏中国诗歌网设置灵感收集器 中国诗歌网设置：“灵感收集器”，其实质乃可谓之为：“孕才器”也
不得不歌吟之。
诗曰：“诗稿百易心甘畅，刊书一字未改章。
堪鉴耿阁习德人，心血构筑中诗网”。
灵感器若骄子房美善神韵诗赋唱魂影赢得凡仙赞天才摇篮蕴宝囊注释：“诗是诗人身心影魂综合平衡的结晶或结果之产物。
灵感是诗人赖以成诗的唯一的源泉或观念。
历练和修养那则是作诗意境高低所表现的天平法码之验鉴。
诗人是以诗这个骄如皇冠明珠般地文学体裁形式来反映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人类人性本能本性真谛之所在的人类精灵并进而又是作为其本身职责职能的人类灵魂的摄影反映师及褒贬鉴定师。
固辞：“文字应该是有斤两分寸尊鄙质量的，一定的语言环境决定着文字本身的身份地位的重量层次高低和美丑雅俗的贵贱深浅程度。
诗歌所用的字词必须是重量级的”。
诗无灵感难为诗，即便满天也废纸。
无灵感拼凑的字句，倘或把整个地球都覆盖占满那也只能是暂时瞬间的冲动愉悦或成功享受的一种仅能满足于自我聊以**的尝试罢了，那是经不起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老人的鉴证验明之考量认可的，实乃无足道也
”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第三篇）我欲代言春花天之“中国诗河颂”兼论贺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作者： 耿阁：2017年03月23日10:18?浏览：132题记：作者：耿阁 2017年3月21日07:48 我欲代言春花天之“中国诗河颂”兼论贺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 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 参赛作品 本诗原创。
历时45分钟著就。
题记：耿阁：作者：耿文阁：笔名：耿阁：2017年3月21日07:48分《散文诗》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参赛作品题目：《我欲代言春花天之“中国诗河颂”兼论贺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现为题记引言而著诗曰：我欲代言春花天，你想表全夏荷面。
他恋囊尽秋月灿，诸仙赋颂冬雪贤。
中国诗河龙鳯显，帝阙诚遣派使探。
神州鹤壁乾坤善，辰星曜辉圣哲篇。
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参赛作品《我欲代言春花天之“中国诗河颂”兼论贺第三届“中国诗河“鹤壁”诗歌大赛》耿阁：著（散文诗）诗为何物
情也
情何所寄
诗也
简牍化文，知识学问。
法帖书绘，绪愫精深。
千理孕生，万论蕴真，皆情以贯也。
所得之根，所获之谛，皆寓於诗也。
美豫河南黄祖地，帮国仙韵数鹤壁。
神誉尤物难蔽语，草绿天碧圣紫气。
观史揽胜，鹿逐原鼎。
辩纬析经，鹤载壁承。
人文荟萃，地杰天灵。
域界朗明，旷达爽清。
冠以“中国诗河”之名当可被谓之为誉实名归，绝然无愧惭於其之媚影也
。
诗河之意，广亘无垠。
浩然涯际，缓延缩伸。
水族鱼龙家居之所也。
河者，清澈荡漾，藏污纳垢，非大情而无可企及於其怀胸矣
海博容川，洋阔鲸伴，寥廓江天景色奂。
漫道银汉，风谜雨幻，九阳途旅慧眼灿。
诗人者，理通万物，情贯万域，非大化之辈而无由佩傍於其斯名耶
诗人之谓：“虽曰位银欠标，彩少贺略。
然却誉高声歌，精神鸣赫。
”诗是诗人身心魂影综合平衡的结晶或结果之产物。
灵感是诗人赖以成诗的唯一源泉或观念。
历练和修养那则是作诗意境高低所表现的天平砝码之验鉴。
诗人是以诗这个骄如皇冠明珠般地文学体裁形式来反映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人类人性本能本性真谛之所在的人类精灵并进而又是作为其本身职责职能的人类灵魂的摄影师及鉴定师。
固辞：“文字应该是有斤两分寸尊鄙质量的。
“?一定的语言环境决定着文字本身的身份地位的重量层次高低和美丑雅俗的贵贱深浅程度。
诗歌所用的字词必须是重量级的。
诗无灵感难为诗，即便满地也费纸。
无灵感拼凑的字句，倘或把整个地球都覆盖占满那也只能是暂时瞬间的冲动愉悦或成功享受的一种仅能满足於自我聊以**的尝试罢了。
那是经不起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老人的鉴证验明之考量认可的，实乃无足道也。
中国诗河赛三起，风雅名流汇聚齐。
赋颂情理慧光照，华夏文明布八极。
堪那诗河命名地，本来面目固原奇。
不得不赋圣哲题，所尽美善字词迹。
吉甫魂醒期赛绩，子安驾鹤礼道喜。
此生了却耿阁愿，伴度才斗横空里。
赘文诸君必生气，罕彩众仁鼎定你。
行家里手宙船装，小个天下争啥一。
散文诗性要标记，现代旧体别相弃。
兼竟内涵韵律济。
方惠诗河鳯龙吉。
注释：耿阁：2017年3月21日著於上海。
本诗原创，历时45分钟著就。
该诗所成，天驱地使。
虽有人力之为，然其因素了了。
诗曰：“病魔玩身泪几干，仍为恭诗熬夜眼。
成群儿女心操碎，天感地催神甘然。
”诗人简介more>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2017-03-27 22:39:16网友:shijiemingren又再复蓝海岸先生对我耿阁著的《中国诗河颂～》《神州诗德天下善～》两诗的高评伟赞。
诗曰：“一辞厚实向人礼，二字深邃鬼神泣。
三言字字排珠玑，四句特说诗有理。
”您评述的“厚实”，“深邃”。
“字字珠玑”，“言之有理。
” 虽是我汗颜，然令我心安。
有理厚实深邃珠玑之辞誉对於写文章的人来说可谓之为“天冠”了。
这个如是大的“鼎帽”就足矣让文神圣哲及其整个文化文艺界类的星辰或辰星们顶戴一万年的了。
在此一并致谢叩拜那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神下世”举世无双之“等等誉评的先生们。
2017-03-26 14:27:58网友:蓝海岸字字珠玑，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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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
（第四篇）七绝诗：格律词谱试鉴作者： 耿阁：2017年01月21日14:23?浏览：241题记：作者：耿阁 2017年1月20日11:30 七绝诗：格律词谱试鉴 本诗原创。
历时近5个小时。
先哲为歌，以律唱和。
钦定是何美韵天贺。
本诗虽形式完美，然内涵欠佳。
故掌渔不可兼得也。
本诗是在排除词谱中“可平可仄”的规则之原本的词谱之韵格律规的状态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是在按原谱的游戏规则基础之上完成的。
她要比有些字可“可平可仄”的格式壮况或境态更加难于成诗而不知多少倍。
（先人们有无先例，不在此论之列。
本诗只是一种标本性的尝试而已。
）律谱中既然有“可平可仄”的宽限之字可用，那的确是给了作诗之人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之空间，然若能以本谱的本来面目而为之，那将当属更高层次的美妙作品之举也。
七绝.格律词谱试鉴耿阁：著特注：七绝词谱平仄格式有四种。
附谱：（）其括号之中可平可仄。
第一种：逢一、二、四句押平韵。
今朝无事仄平衡，（平）平（仄）仄仄平平，后世有情望律声。
（仄）仄平平仄仄平。
验鉴词诗凭万代，（仄）仄（平）平平仄仄，析观韵妙去一争。
（平）平（仄）仄仄平平。
第二种：逢二、四句押平韵，首句不用韵。
知兮韵调节音容，（平）平（仄）仄平平仄，众位仙君要记清。
（仄）仄平平仄仄平。
概略之中标变动，（仄）仄（平）平平仄仄，方依大衍漫天星。
（平）平（仄）仄仄平平。
第三种：逢一、二、四句押平韵。
圣贤几番度慧英，（仄）仄平平仄仄平，留作后世伴心经。
（平）平（仄）仄仄平平。
鲜花拜尊先生辈，（平）平（仄）平平平仄，厚道天歌前哲兴。
（仄）仄平平仄仄平。
第四种：逢二、四句押平韵，首句不用韵。
四阕规标将示链，（仄）仄（平）平平仄仄，心思畅放字节间。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可曰费劲究格律，（平）平（仄）仄平仄仄，更喜天风暖诗仙。
（仄）仄平平仄仄平。
注释：耿阁著於安徽省宿州市蜗居家中。
本诗排版打字用时约10个小时。
本诗原创。
於2017年1月21日18点38分完成。
诗人简介more>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2017-01-28 10:48:08网友:沧海浪谈诗论律，高瞻远瞩，有律可循，参照当考，不必泥古，意境为要。
用诗论道当真不易，欣赏佳作。
2017-01-23 21:28:36网友:军哥哥门下学生，尊拜高师，多多指点，多谢。
2017-01-23 21:28:18网友:军哥哥门下学生，尊拜高师，多多指点，多谢。
（第五篇）七律：诗衔考略（附注组诗）作者： 耿阁?2017年01月06日16:38?浏览：166题记： 作者：耿阁 2017年1月3日18:25 七律：诗衔考略（附注组诗） 本诗最后一句中的“游”“斋”“骚” “楼”四个字分别是指：“《西游记》《聊斋志异》《离骚》《红楼梦》。
”七律：诗衔考略（附注组诗）耿阁：著自喻诗魁文匠羞，诗痴律斗欠知丑。
神魔圣仙佛狂鬼，衔誉分别被冠头。
熙熙几多字词辈
跃跃欲试排名候。
攘攘斯文径庭秀，敬奉恭游斋骚楼。
七律：诗衔考略（注一）耿阁：著旷世奇才苏轼云，素来其名诗神论。
可否屈原诗精问
天心诏曰是本份。
头衔依次敲然分，留得千古效阅寻。
梦冷那个耿阁子，唯弄诗斗标乾坤。
七律：诗衔考略（注二）耿阁：著粉饰太平精尚妙，体用为本更可佼。
倘或诗坛伴日过，躬历红薯别烤焦。
春尽更待子规月，总慕诗哲天路交。
堪那宇际空白地，您我和他被唤叫。
特注：“因其本诗注中涉及到耿阁我本人，故不得不在此作些许说明，耿阁也想弄个诗哲玩玩，可惜本人造化浮浅，老林欠烟；聊赖之余，打发消遣；自娱自乐，此念使然；唯文幸牵，陪伴延年；经纶腹满，道宣德恋。
”注释：耿阁著於2017年1月3日9点08分。
於1月6日晚19点28分打字输入。
本诗中的第三句：“神魔圣仙佛狂鬼，分别是指‘’诗神苏轼”“诗魔白居易”“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鬼李贺。
”其他还有诗囚孟郊，诗天子王昌龄，诗骨陈子昂，诗宗王渔洋，诗奴诗飘贾岛，诗杰王勃，也有说王勃为诗狂的。
在本诗中，我耿阁用了通过向天发问的发语词已明确地将屈原先生定位为诗精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先生应定位为诗皇帝或诗泰斗或诗领袖。
诗祖是尹吉甫、屈原、荀况。
显然，诗祖应为《诗经》的第一位编撰人尹吉甫。
《楚辞》的创始人屈原，（就其爱国性及其流传的广泛性而言，屈原先生理应具有诗祖和诗精的双重头衔之桂冠）。
荀况和屈原并称为‘辞赋之祖’。
陈拾遗子昂则是唐之诗祖也。
诗人简介more>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赞赏记录：2017-01-22 06:05:35网友:shijiemingren2017-01-14 *****网友:沧海浪 先生抬爱，沧海浪不胜荣幸。
我为先生《诗衔考略》所作点评是名至实归。
先生本是一位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而我所作点评实则蜻蜓点水一样把自己读后最真实的感觉吐露出来，而这一切本来就是先生具有的，不用我说也是客观存在的。
先生如此抬爱恐让沧海浪涕零续血矣。
2017-01-10 12:36:04网友:shijiemingren网友：沧海浪先生：您好
及于您对我耿阁所著的那一首《诗衔考略》的诗作所作的那一段精心的评断之（‘知识性趣味性兼具，文学性史学性皆佳。
非常精彩的诗考，赞赏致意并问好。
’）精心的评语赞词，我耿阁已经专门的为您赋了一首小诗并作了尽其我之所能的解析和说明。
现急待于尊敬的编辑先生们的审核通过。
如若能通过的话，您就会在我的主页里轻易的看到了。
2017-01-08 16:43:22网友:沧海浪知识性趣味性兼具，文学性史学性皆佳。
非常精彩的诗考。
赞赏学习。
问好致意。
2017-01-08 10:40:59网友:蓝海岸拜读佳作点赞
（第六篇）七律：致诗家沧海浪伟评耿阁撰《诗衔考略》作者： 耿阁?2017年01月09日20:28?浏览：256题记： 作者：耿阁 2017年1月9日20:30 七律?致诗家沧海浪伟评耿阁撰《诗衔考略》 特注：“现将沧海浪先生对耿阁所著《诗衔考略》一诗的评语实录如下：“知识性趣味性兼具，文学性史学性皆佳。
非常精彩的诗考。
” 赞赏学习。
问好致意。
2017-01-08 16:43:22” 在此我深表谢意。
这段简短的论析评语表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实质确超乎寻常。
什么叫知识性趣味性兼具
什么叫文学性史学性皆佳
什么叫非常精彩的诗考
如此这般地高基调高规格高内涵之超然延展性的评断这对所有作者而言的确是一个美到天上去的事情。
然我耿阁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评高评低所对作者本身的认可高兴的感受的程度之大小的问题。
我耿阁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沧海浪先生对其《诗衔考略》这首诗最起码得读三至五遍或而五至十遍而不止，不仅如此，我耿阁还得很有信心的说上一句，沧海浪先生应该是一个具有超前思维意识的人。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说出如此具有逻辑思维之系统性之语言的。
”这分明是用血写成的视觉之感悟。
这分明是用学者的口吻来说明诗境的来龙去脉并自然不自然自觉不自觉地也暗示表明了其先生本身的超凡脱俗。
我也拜读了先生的诗。
确实是可谓之高雅。
七律：致诗家沧海浪伟评耿阁撰‘诗衔考略’耿阁：著苍幕垂青映洋蓝，君子胸怀日月圆。
水德公平履亘古，露珠点滴豹斑奂。
感恩诗家沧海浪，推心置腹耿阁断。
诗衔考略精评判，留待后世褒贬宣。
注释：耿阁著於宿州市家中 本诗原创。
历时6分钟写成。
诗人简介more>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赞赏记录：2017-03-20 10:05:12网友:沧海浪再读先生为我点评所作七律一首，倍感先生深情厚意，待我闲暇时定当和先生一首以谢之。
目前我还在康复治疗中，二年前不幸患脑梗死，现在仍是半身不遂状态，因此写作尚有困难，我发表在诗歌网上作品多是旧作。
故有所不恭望谅。
2017-01-16 17:26:14网友:沧海浪先生抬爱，沧海浪不胜荣幸。
我为先生《诗衔考略》所作点评是名至实归。
先生本是一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而我所作点评实则蜻蜓点水一样把自己读后最真实的感觉吐露出来，而这一切本来就是先生具有的，不用我说也是客观存在的。
先生如此抬爱恐让沧海浪涕零续血矣。
点赞（略）注释：注释：略。
“每日好诗”投稿专区诗人简介 more>耿阁学者•诗人•作家•易学家•文艺批评家•被誉哲学家。
【尊敬的‘百度知道’的编辑编审的管理员先生们】：您们辛苦了
我耿阁向您们致礼了
及於什么叫诗；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有关诗的解释说明或之答案的诸多提问的问题我耿阁按其您们所示的“要展开讲讲”的要求写了一篇小文章即便是虽没有完全达到其逻辑思维严谨语言组构慎密排列组合完整地那种地步境界然其大凡还是能够足以说明些许问题的之其也是被人们誉评多多的之其这里面也不存在任何什么‘我瓜唯甜’的问题。
【现略表一下在百度知道所显示的“最佳答案所存在问题”】：即：“诗，是中国古代文艺文字的总称。
”的这一句所定义的“诗”或之“给诗所下的定义”是属于有问题的答案并之是处于具有极为不妥的之问题的
。
什么：诗，是中国古代文艺文字的总称。
这叫什么话：有丝毫给诗定义的理寓寓理的味道吗
（一）：诗是总称吗
（二）：诗是中国的总称吗
（三）：诗是中国古代的总称吗
（四）：诗是中国古代文艺的总称吗
（五）：“‘诗是中国古代文艺文字的总称吗’之其中国古代有文艺这一个词吗”
此处的“此之以此类之以类”只能显示这5个小问题。
我耿阁说过：“天法不过欲、人律不过五”的话，天律所戒，唯能示此，一言蔽之，无须赘述”。
涉及到我耿阁著写的：《关于“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答案之问题的浅识略论》这篇文章的成因前提是在“官方提示的“展开讲讲”的要求下才为之的。
”说句向天地日月昭示的良心话：“倘或没有其官方要求的所示我耿阁这个无名鼠辈是不敢多说一字一句的”。
更使人不解是：《诗的定义是什么 耿阁：著》这一题目竟然被不知是何方的神圣给改成了“诗的定义是什么梗阁著”的不论不类的题目之话题了”。
咱们先不提“孰不可忍”的那些“追任问责”的有悖律理之类的话，单就其所改人的文字水平而言确实也是有点欠逻辑思维之层次的。
”我耿阁的这篇《关于“诗的定义是什么
”的答案之问题的浅识略论》的文章是在其字字滴血句句汗水时时玩命的数易其稿的境况之状态下才得以成之而面世的”。
向编审先生们顶礼了
耿阁：草於2018年10月25日11点45分
晚清报刊广告的特点
1、呈现文学史相关脉络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小说社征文。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来，学界在讨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时，都会联系到《儒林外史》。
虽则评价有高下之别，却一致认定《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小说结构与讽刺笔调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
而“谴责小说”尽管也被归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并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品类，不过，像李伯元、吴趼人这样先已活跃在上海小报界的作家，其创作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一直很难落实。
在研究者心目中，倒是更容易将李、吴等人的小说题材与风格看作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与摹仿。
而我199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初版本上，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足以对以上疑问作出确凿的解答。
这一写于《新小说》发刊前的启事，应该是出自杂志创办者梁启超之手，其中提示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线索以及此类写作与“小说界革命”的密切联系。
1902年10月刊出的这则广告特别强调：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
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如此可见，大约1903年5月起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同年10月起开始在《新小说》陆续刊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对此一征稿最及时的回应。
并且，吴趼人后来写作的《恨海》与《劫余灰》，虽为写情小说，开篇却都要在“儿女之情”外，另外讲出一番光明正大的“情”之理。
如《恨海》以“儿女私情”为“痴”与“魔”，更看重“与生俱来的情”，认为其“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 1 ] ( P3) ，此亦不脱《新小说》“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的要求。
正可以用“如响斯应”来形容《征文启》与李伯元、吴趼人创作之间的关系。
此例可以说明征文类广告对于标明杂志主旨、引导作者写作，甚至酿成一种文学风气上所可能发挥的功能。
2、考证作品本来面目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对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体构思的揭示。
由于近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发表途径不同，报刊连载使得作者不必等待全书完成才发表，而可以随写随刊，所谓“朝脱稿而夕印行”。
由此带来的弊病，除了“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也有如钟骏文(寅半生)所指出的：“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
”而其特别提到的，即为“共推文豪之饮冰室主人”所撰《新罗马传奇》与《新中国未来记》[ 2 ] ( P182) ，可见梁作未完在当时已让人痛惜。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刊载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楔子”之外，还有五回。
小说所要讲述的主体，即中国六十年维新史才刚刚开了个头，主人公仍在争论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
以前的研究所能依据的文本仅此而已，晚清小说研究的开山祖师阿英也未能提供更多的文献。
这个情况在国内最初的改变，是黄霖与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的出版，其中选录了《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此文是为了1902年11月《新小说》的创刊，先行在8月份的《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的一则长篇广告。
其中于“政治小说”栏开列了三部小说，第一部就是《新中国未来记》，并且概略介绍了情节：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
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
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
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
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
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
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
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
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
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
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
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
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
有此自陈，足以让我们了解梁启超理想中的建国方略。
这则广告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不只叙述了梁启超已着手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梗概，而且也对梁氏系列政治小说的创作计划作了预告。
《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是专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经历着眼，想像二百年前有一批中国先民，在海外一个大荒岛上创建了新国家，现在又把这套制度移植到内地。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写作有着巨大的热情。
而假如没有见到这则《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关于《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其余三部政治小说的整体构思都将埋没，这当然是梁启超研究的重大损失。
3、确认作者真实身份晚清作者发表作品，常常使用笔名或化名。
其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传统观念的遗留，写作小说、戏曲、弹词一类俗文学作品时多不用本名；也有这一时期特殊的考虑，比如政治禁忌，被政府通缉的作者或嘲骂官府的作品，都不便直署真名；男性作者在女报出现，为使女读者感觉亲切，也会刻意改变性别，像柳亚子之取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等。
并且，笔名固然有长期使用者，亦不乏临时起意，一人多名成为晚清作家发表作品的常态。
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巨大困扰，且不利于深入解读作品。
以我处理的一则个案为例。
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归来，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38、39号合本， 1903. 10，实为11月以后出版)与《新小说》(7 - 16号， 1903. 9，实为1904. 1 - 1905. 5出版)上，便接连出现了对于“珠海梦余生”(间署“外江佬”)《粤讴新解心》的推介与刊载，并发表了署名“春梦生”的作者创作的戏曲《团匪魁》与《学海潮传奇》(《新小说》8号、《新民丛报》46 - 48合本与49号) ；直到1906年，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还在评述名为“忏余生”和“忏广”的作者新写的两组诗作《纪古巴乱事有感》与《湾城竹枝词》(《新民丛报》85号) 。
单看这几个名字，彼此似不相干。
梁启超也有意隐瞒其身份，《饮冰室诗话》或则说：“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
今不欲著其名。
”或则说：“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
”[ 3 ]就是不肯透露其真实姓名与官职。
不过，因“珠海梦余生”与“忏盦”这两个别号，民国以后作者还在使用，可以据以查知其人即为曾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1903 - 1907)的廖恩焘。
但“春梦生”为何许人则不得解。
由于“春梦生”除上述两部戏曲外，尚有一本单行的《维新梦》，故研究晚清戏曲的学者对其人也相当关注。
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率先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著录为周祥骏后[ 4 ] ( P106 - 109) ，左鹏军在《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中亦承袭此说[ 5 ] ( P225) 。
实则周祥骏平生从未出国，而《学海潮》乃以1871年发生在古巴的一场学生运动为题材，《维新梦》的作者在《序》中更明言其创作时“适客海外”[ 6 ] ，因此，其人与周氏的履历全不相干。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到了几册初版本的《新小说》，发现第7号中有一张《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的广告：欲开大多数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务矣。
举国中不读书、不看报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戏者。
欧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纡尊降贵，亲演其事。
而我国则鄙此道为下流，至不屑与平民伍。
此强弱智愚之所由分也。
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颇不乏人，其有见乎此矣。
以上强调戏曲改良重要性的议论固然精彩，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此则广告提供了追考《维新梦》作者的线索：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
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
据此，“春梦生”即为“珠海梦余生”，乃廖恩焘为撰写戏曲作品专门使用的笔名。
而《学海潮》之取材于古巴历史，因之也有了着落。
本人为此写作了《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刊《学术研究》2007年3期)一文，以《维新梦》等剧作为例，说明驻外使节与清廷的离心离德可能已超出我们过去的想像，并希望由此见出晚清“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与响应者如何互动的周边情况(可参见笔者《近代外交官廖思焘诗歌考论》，刊《中国文化》2006年23期) 。
4、搜集作者散佚篇什辑录佚文的正途当然是翻检与作者有关系的报刊，但广告栏也不应轻易放过。
因为对于作者而言，广告文字最容易散失，因其往往被忽略。
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时，对此深有体会。
如取自1904年《新民丛报》第44、45号合本的《辨妄广告》与《辨诬再白》，以及第49号之《辨妄再白》，均以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派报刊为批驳对象，实为梁启超1906年与《民报》论战的前奏，值得重视。
其驳斥两报将刊载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的李宝森上副岛种臣书，移花接木，改作梁启超上伊藤博文书等事，称：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 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
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 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 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 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
[ 7 ] ( P157)此言可见梁启超当时的争辩立场。
至于民国以后，梁氏登载于报刊的私人启事更多，此处不赘。
另外可以一篇秋瑾佚诗的发现为例。
长春师范大学的郭长海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与使用晚清报刊文献的学者。
他在1985年发表的《秋瑾研究资料的新发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4期》中，公布了一首秋瑾诗作：女中今又见卢和，救世心真一片婆。
广为后生开觉路，常闻脱手起沉疴。
杏林春好颜都驻，兰室尘无梦屡过。
灵药刀圭应赠我，炉杯擎出活人多。
下署“俚句戏博廖太夫人哂政，秋闺瑾就正稿”，所用正是秋瑾留学前的闺名。
这首七律之前，尚有一段文字称：“昨承湘中王部郎夫人雅赠诗什(王君住绳匠胡同，敝处未详其名字) ，谬荷推誉，谨此致谢。
”而我按照郭文的提示，翻查1903年10月15日的《大公报》，看到这篇包含秋瑾佚诗、总题为《京师卫生女学医院敬谢赠诗》的文字，竟然是一则广告。
这让我对郭教授读报之细大为钦佩。
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的《秋瑾集》中，这首诗也优先于其他研究者发现的众多佚作，被正式编辑入集。
显然，出版方对其出自秋瑾毫不怀疑，因为刊载此作的当年的报纸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5、确定杂志刊行时间晚清的杂志与报纸不同，时常会发生延期出版问题。
原因也多样，有时是经费短缺，有时是主事者出门或身故，也有政治干扰等情况。
刊物在脱期后，一般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写明实际的出版日期，或按照约定的周期标记，或干脆不署刊行时间。
后二者较为常见，因其可制造杂志表面正常的假象，以取得读者的信任。
而这种不正确的出版信息造成的混乱，则会影响学者研究的可信度。
在晚清两位著名的小说家李伯元与刘鹗之间，曾发生过一起“抄袭”事件。
根据最早发现此事的魏绍昌的说法，“《老残游记》发表至第十三回就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绣像小说》擅自删去了原稿第十一回”；“可是到《绣像小说》第五十五期发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的时候，前半回‘论革命幕府纵清谈’中，李伯元却将刘铁云所写痛诋‘北拳南革’的一番玄理， ??连续一千五百多字，一古脑儿照原样全抄”[ 8 ] 。
这让魏绍昌无法理解。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不是李伯元抄袭刘鹗，而是刘鹗抄袭了李伯元(如汪家熔)。
在诸种论证中，我觉得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解决此疑案的方法最可取，因而结论也最可靠。
他做了一张《〈绣像小说〉刊行一览》表，主要根据《世界繁华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申报》与《东方杂志》5家报刊的出版广告，逐一列出了每期《绣像小说》在各个报章广告刊出的时间。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自第13期开始不再标明出版时间的杂志，实际已不断延后刊行。
樽本不但据此打破了阿英以来即将《绣像小说》的停刊与李伯元的去世相系连的说法——因李伯元病逝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按照《绣像小说》为半月刊的推算，第72期的刊行日期恰好应该是三月十五日——证明其实际终刊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而且，其所排出的刊行表亦明白显示出，登载有抄自《老残游记》第11回内容的《绣像小说》55期，乃是李伯元去世以后发行，因此可以肯定，这起抄袭事件的主角是李的朋友欧阳钜源，而不可能是已经去世的李氏本人[ 9 ] ( P42 - 63) 。
此外，在《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上同样存在疑问。
该刊从第4号起，也开始脱期。
不过，自第9号到第2年第5号(17号)为止，不管间隔长短，杂志基本还是按照实际出刊日期作了标示。
但自第2年第6号(18号)以后，这项标识取消，而在为研究者信赖的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仍依据月刊的出版周期加上了时间。
这样，学界一般都认定，总共24期的《新小说》停刊于1906年1月。
2002年7月，郭浩帆在樽本照雄主编的《清末小说通讯》第66号上发表了《〈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一文，其中引用了《月月小说》第3号与第6号(1906年12月和1907年3月)刊登的广告，称该刊“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
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
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到第6期更声言，吴趼人、周桂笙二人“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
对于这些出自《月月小说》总理汪庆祺的文字，郭氏评论说：“由于《新小说》第二卷最后各期没有标出出版年月，人们通常推断它的停刊时间在1906年1月，而此时距离《新小说》的停刊已经达十个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说》所说的话，认为其中或许有利用《新小说》的巨大影响做广告的嫌疑。
”郭氏虽然肯定《月月小说》的广告“并非无稽之谈”，但又表示，要说明吴、周二人的加盟《月月小说》“与《新小说》停刊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尚需要新的证据”。
而樽本照雄随后补充发表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 9 ] ( P207 - 217) ，即提供了郭文所需要的新证据。
樽本引用了1906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时报》关于第2年第12期“《新小说》亦到”的广告，证明该刊终止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左右。
比定论所说的‘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晚了整整十个月”。
这个时间恰好能与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相接续，可见汪庆祺并未吹牛。
其实，更早一些，在1906年11月30的《月月小说》第2期上，已刊出过一则汪庆祺署名的《本社紧要广告》：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
曩者日本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
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
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 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餍读者诸君之雅。
考虑到《新小说》自第8号起，吴趼人即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痛史》、《新笑史》等各类小说全面铺开，立刻跃升为杂志第一作者，周桂笙的译作也差不多是每期必见；因此，无论是因二人出走而造成《新小说》停刊，抑或是由于《新小说》计划停刊而二人移席别就，总之，没有了吴趼人与周桂笙的《新小说》原本难以撑持。
而这中间的细节原委，也是经由广告透露出来。
此外，报刊广告在考察近代稿费制度的逐步建立、由稿酬标准所体现出的文类等级变化以及小说分类的出现与依据等诸多方面，都堪称大有可为。
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就此作过探讨，成果可观，此处不再详言。
总而言之，报刊广告是一块有待有心人开发的富矿，其在文学史以外的利用价值更是多多。
竹头木屑也可派上大用场，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来源：2008年12月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本文为作者2008年6月13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给你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但你可以从这边论述详细的论文中总结出想要的答案，这对你学习也是一种帮助。
影响世界的50名著是什么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
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
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
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呜呼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
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
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
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待将士以诚信相感。
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
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
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
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
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
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
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
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
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
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
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
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
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
”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
”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
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
”〔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
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
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
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
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
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
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
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
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
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
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
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
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
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
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
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
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
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
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
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
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
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
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br>参考资料：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