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用途读后感

时间：2017-05-27 22:58

“文化是什么”读后感

嗨喽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路斯迪格（MWLustig）等学者曾加以概括如下：高语境文化：（1）内隐，含蓄；（2）暗码信息；（3）较多的非言语编码；（4）反应很少外露；（5）圈内外有别；（6）人际关系紧密；（7）高承诺；（8）时间处理高度灵活。

低语境文化：（1）外显，明了；（2）明码信息；（3）较多的言语编码（4）反应外露；（5）圈内外灵活；（6）人际关系不密切；（7）低承诺；（8）时间高度组织化。

简而言之，高语境文化的交际，有时显得秘而不宣、藏头露尾；低语境文化的交际，显得多言而冗余、宣而累赘。

不同的文化对言语交际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往往口齿伶俐，善于口头表达的人更吸引人；而在韩国，更受信任的却是口头表达稍显木纳之人。

在低语境文化里，人们往往对一些非语言交际行为视而不见；而在高语境文化里，交际者的面部表情、行动、交往速度、交往地点、难以言说的情绪、微妙的手势及其他周围环境细节等都是丰富的信息符号，给敏感的交际者以无限的信息与内涵。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 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古迪肯斯特等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属于低语境文化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美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文化都是重视具体细节安排与精确的时间表，不注重环境的作用。

他们的行为系统源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与线形思维。

同时具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特点的国家有：法国、英国、意大利。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美洲土著、美洲墨西哥以及拉丁国家。

中国语言本身即属于高语境文化系统，如查汉语字典中几千个单独的汉字，这些汉字会随着搭配词的不同而不同。

这里的搭配词可以说是单独汉字的“环境” 。

日本的茶道更是绝妙地传递了其非言语信息。

为你解除疑惑是我的快乐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读后感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体中涵中华文化。

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

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

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

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

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

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

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

《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

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

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

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

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

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

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

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

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

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

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文化的流亡》读后感当今世界的科学和教育的中心无疑是在美国，《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是谁让美国取得了这个中心地位

如果说答案是希特勒，有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所说，“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

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顶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共有32名获奖者，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50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

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

到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已经超过200名，有的年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甚至被美国科学家包揽。

对于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国学界过去知之不多，更缺乏专门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积十年之功，完成了《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希特勒为什么要煽动种族主义

上台后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

为什么让犹太知识难民流亡出去

其他国家对犹太知识难民分别实行怎样的政策

公众对知识难民持什么态度

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发展条件

这些知识难民怎样适应接收国的环境

对接收国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都有详细的梳理和到位的分析。

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核心思想。

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经被纳粹党棍占据。

希特勒疯狂的短期行为，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配合，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其中的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犹太难民的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

美国毕竟遥远，中间还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民从欧洲来到美国并非易事。

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

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

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读后感《《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如果在艺术家与农民之间，文人与伐木工之间，诗人与矿工之间，学者与石匠之间，只能选四个人入境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都选择后者。

”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

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

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

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

10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1971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

190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

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1938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

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

书中说：“真正有功的绝非罗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

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

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等。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李工真先生青年时代目睹文革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摧残，如今又亲身体验权力和金钱对中国大学的扭曲和腐蚀，这都是他放眼全球，探讨别国兴衰成败的心理动力。

他对科教兴国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像美国这样由社会力量自主发展科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而德国19世纪由威廉皇帝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国家不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导致德国崛起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既不是“科教兴国”，也不是“国兴科教”，而是国衰科教。

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教兴国的口号也提出了多年，虽然对大学和科研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但在尊重学术自由方面却乏善可陈，行政权力独大，致使学界媚权媚钱之风日盛，学术风气空前污浊。

别国的经验教训，当为中国所参考。

这就是李工真教授给国人的启示。

（丁东）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企业文化读后感怎么写

企业文化心得体会（一）：　　透过对企业文化的学习，我深受感动，倍受鼓舞。

企业文化是在必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构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

因此，一个企业只要存在一天，企业文化就同时存在。

　　企业文化就是鼓舞士气、陶冶情操、塑造知识型员工、培育奉献精神，为提高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带给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务必不断提高企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这是因为企业文化能否发挥的程度最终取决于文化是否能够吸引人和感召人，能否为广大员工所理解并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而对企业而言，首先就应思考的是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与社会、与环境、与员工的和谐共融；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企业员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走上礼貌健康的发展之路。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服从与服务的关系，同时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还体此刻对社会义务的履行程度上，体此刻能否实现企业员工与社会的和谐双赢。

　　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构成，是一个漫长不断积累的过程，打造和谐完美的企业文化，需要大家有力地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壮大自我，真正体现创业热情与创新精神，有效地增强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近日拜读了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自觉小有收获，对课堂所讲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遂笔记于此。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著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於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着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于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一、理性早启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二、伦理本位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著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於情谊之上。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着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於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於天地间。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于天地间。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於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这就大不同于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于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沿著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於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沿着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于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於至高地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于至高地位。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於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于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於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于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三、职业分途三、职业分途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

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麼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一篇传承祖国传统文化的作文，读后感

中华美德，人人皆知，“孔融让梨”等典故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至高无上的美德，更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之都。

但是中华美德在今天，仿佛早已被人们忘却，人们对它不管不问，正所谓：此道今人弃如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而中华美德正是所有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瑰宝，我们都是中国人，自然要理所当然地继承我们祖先给予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礼物，就像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一样，和谐的社会需要中华美德来构建，来填充这个空虚的世界，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这正是中华美德给予我们的，一颗中国心。

想想这句名言吧：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如果你真的对中华美德弃而不管，你就等于背叛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虽然这是一个愈发进步的社会，但是不是因为进步了，就可以把中华美德像扔垃圾一样遗弃呢

然后再去盲目地追求外国文化，而自己家乡的文化却遭到冷漠呢

那么，你到底还是不是龙的传人，还是不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龙

如果是的话，你又怎能甘心，做一只外国驴呢

啊

让我们保持一颗纯正的中国心吧，并且是一颗有着中华美德的中国心

要永远记住，你是个中国人，要学习中国文化，中国美德

雷锋叔叔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因为他身上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人人都可以拥有，关键是看你想不想拥有，团结同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谦虚好学你就拥有了中华美德；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你也拥有了中华美德……中华美德就在细微之处，只有你用心去做了才能发现它。

“弘扬中华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势在必行。

这是保护中国文化的一次行动，让我们保护好那一颗中国心，不要让它日积月累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请不要只展望未来而忘记过去，过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回味的地方

中华美德在亲情古人描绘的美好生活，龙凤成祥，仙鹤长鸣，神鹿奔跃，日月轮回，世代不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方文化美德几千年长盛不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

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传统社会的美德教育往往最初从亲缘关系开始，靠的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幼儿从小就感受到亲情的薰陶：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和自己的后代。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又要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民族精神真正体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

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

惟有创新，才能发展；惟有创新，才能不朽。

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

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的民族精神。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建设和改革年代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

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林则徐、谭嗣同、瞿秋白、方志敏、鲁迅、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汉唐气象，时代华章。

与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雄健步伐相伴，一种昂扬向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正在神州大地激越弘扬。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米王小学魏雪桂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大事。

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努力把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的研究，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社会参与、休闲娱乐、课外活动等多层次需求，提供具体有形的服务，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心、宽容心、诚信之心以及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仁爱、尚义、敬业等公共精神和公共美德。

同时，还要注意从小培美学生勇于担当责任的意识，友爱互助的团结意识和坚毅自信的强势人格。

要教育青少年学生善于面对困难和危难，在困难和危难面前，要不仅不怕，还要能从内心激发一种力量去战胜困难和危难。

这就不仅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浩然之气，还要培养其处变不惊，知难而上的坚强品格。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绚丽诗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出现。

在我们宏伟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社会公德，也张扬着浩然的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这些是我们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

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历史上的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来教育青少年学生。

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我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培养起来的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来教育青少年学生。

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培养出来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将其归纳整理，写入教材，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教育，只有不断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并用它来哺育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振兴才会有希望。

祖国大厦的擎天柱农行吉林省珲春市支行张世军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无论身在故土还是异国他乡，每当听到这雄壮激昂、催人奋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刻，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升，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流下激动的热泪。

就像看到“神州五号”飞向太空，看到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女排二十年后重新登上奥运冠军领奖台时一样，心朝澎湃，热血沸腾，泪水再也无法忍住。

这仅仅是平凡的泪花吗

不

她是一种化身，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精神力量的化身，她有一个崇高而伟大、流芳百世传颂万年的名字——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所折射出的底蕴和更深一层的内涵则是纯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不甘忍受耻辱，前赴后继，用血肉长城驱逐了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今天，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崇高理想，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所在。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精神从来就是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所应有的骨气和胆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人民对自己祖国的感情时刻蕴含在心底，如同与父母家人的感情一样，永远割不断。

这种真挚的感情使多少海外游子常常心怀一腔乡愁，盼望落叶归根；这种感情又使多少身在祖国的人们，深感热土难离。

一代伟人对祖国怀有一腔朴素而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三落三起”，在蒙受冤屈时，从不怨天尤人、心灰意冷，而是沉着坚韧，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

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此乃炎黄子孙之铁骨柔肠

爱国是中国人发自心底的激情，又是心中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植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种不甘耻辱、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视如归。

是无数夏明翰式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把我们多难的民族拖出了地狱；无数优秀中华学子，身在异国他乡刻苦钻研，为国争气，学成之后不为国外荣华富贵所动，毅然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在少年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与同代人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于世界之时

”这是何等远大的志向、何等坚定的信念啊

……是的，无论何时何地在中华儿女心中价值的天平上，祖国永远是最重的砝码。

如今，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滋养下，爱国的激情、爱国的信念发芽、长大，并结出累累硕果。

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一部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伴随着我们远行。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华子孙的美德，爱国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的诠释。

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的精神动力，是光照千秋的高尚情操，是伟大的中华之魂。

从无私奉献做起江苏油田二厂施朝阳奉献作为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是一种纯洁高尚的精神境界。

奉献精神是全社会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

奉献精神是永恒的，没有奉献，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今天。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

“春蚕到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千古流传的名句，是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

奉献既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也是一种平凡的精神，既表现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也渗透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倡导奉献精神，这样才能弘扬美德，使人充实，使人高尚。

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我认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无私奉献做起。

无私奉献应当成为每一名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永恒追求，共产党员的先锋队性质决定党员是一块特殊的材料，弘扬奉献精神，共产党员既要平时看得出来，更要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平时看得出来，就是要做到既身置群众之中，又走在群众之前；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就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在事关国家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

在1998年那场特大洪灾中，许多党员站在抗洪第一线，带领群众用血肉之躯筑成了钢铁大堤。

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冲在最前面、站在最险处的，是共产党员，成为抗击非典的中流砥柱，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有赖于平时看得出来，又是对平时看得出来的检验。

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不仅要身先士卒，而且要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真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名党员干部，要保持先进性，光自己扛着“旗”跑，只满足于自身先进不行，还要把身边的群众带动起来一道前进。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无私奉献也是同样的道理。

自己做到了无私奉献还不够，要用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在全社会形成奉献为荣的风尚，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同时要更好地把每个党员带动群众的责任感激发出来，实现由个体先进向群体先进的跨越，切实做到自己的事踏实干，别人的事争着干，份外的事乐着干。

自己找找吧

祝你好运

求与廉政文化有关的读后感。

回答可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近日，我阅读了廉政书籍《中国廉政史话》一书，从而深刻了解了廉政的理论意义和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借鉴和参考作用。

追根溯源，“廉政”的概念古已有之。

其本来的含义与“廉正”相同---“廉”为官德，“政”者“正”也，是指清廉公正的政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廉政制度、政策的日益完善，人们对于廉政的理性认识也日益深化。

尽管“廉政”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致有：造就一个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制订并严格实施确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要求各级官吏树立廉洁奉公的官德与不贪不淫的私德。

简而言之，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

该书记载了上起国家制度出现以前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廉政萌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廉政新风，时间跨越5000余年，历经五大社会形态，可谓源远流长。

漫长的中国廉政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

首先，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传统。

自从《尚书》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之后，历代进步思想家和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能坚持民本与爱民的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

民本与爱民，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其次，是如何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经验。

在中国政治史上，出现过德法并举、单纯法治、无为而治、德本法用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模式。

比较起来，还是儒法结合的“德法并举”模式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但就廉政而言，无论是“德法并举”还是“德本法用”理想，对于中国的廉政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勇于进谏和善于纳谏的经验。

在中国廉政史上，御史监察制度虽然有人治之弊，但还是有正面作用。

在此制度下，涌现了许多勇于、善于或巧于向君王进谏的清官廉吏。

第四，是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廉政史上，涌现了许多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模范人物与典型事迹，如东汉光武帝时代的董宣、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明代的刘宗周。

第五，是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官德与政风。

任何时代的廉政，都是与执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行政作风密不可分的。

所以，中国的主流思想家总是把“修己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中国廉政史上，大凡清官廉吏，都具有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

以上有关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中国廉政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

通过对《廉政教育读本》的学习，通过对违法违纪分子蜕变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的深刻反思，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何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如何从我做起，从自我管起，并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管得住自己，经受得住考验，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一、只有勤于学习，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思想放松，必然导致行为偏差，方向偏轨。

只有坚持学习，首先是理论上的学习，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思想上的警惕。

郑培民、汪洋湖等优秀领导干部，是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的楷模，在他们那里最为闪光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政治方向、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政廉洁的工作作风；相反，剖析王怀忠等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事人的年龄不一样，岗位不一样，所犯案情不一样，但导致他们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长期放松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最后导致他们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上了蜕化变质的不归路。

事实说明，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是领导干部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有所放松，就可能犯错误，摔跟头。

古人曾说，“吾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在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下，领导干部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诱惑。

如何拒腐蚀，永不沾，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结合新的实践，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切实加强理论学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加强经济、科技、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用现代科学文明充实自己，牢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牢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根本上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只有这样，才能洁身自好，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才能真正回答好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

《秘书文化论》读后感

马凌诺斯基是一位波兰籍的人类学家，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家塞利格曼的引介下，到澳洲打算完成图腾制度的梦想，不料一战爆发，为了不被遣返，一个人在超扑连群岛进行田野调查。

并于1922年撰写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建构了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

1944年出版的《文化论》是其晚期总结性的作品。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紧密围绕着功能主义的观点，用精练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虽然功能主义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是有待重新考虑的，但书中很多具体分析还是直指问题本质的。

马先生刚开篇就把人的差别分为两个方面，“体质”的和“心灵”的，而心灵的差异更多的来自所谓的“社会嗣业”，也就是文化。

而文化又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

接着马先生就这几个方面的其他观点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以往的文化研究理论中过度强调物质文化的批判。

在前两章节章节，马先生首先批判了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对物质文化过度强调的倾向，“这种偏见，带着哲学的外表，想把人类的全部原动力，全部意义及全部价值，都归之于物质文化。

”接着，马先生指出物质文明“并不是一种动力”。

它需要一系列精神文化去相配。

而在这其中，“这标准化身体上的习俗或风俗，亦及身体上较巩固的修正，乃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语言又是是其中一套独特的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马先生指出社会组织也应该划入文化之中，因为，它是“物质以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

通过它在长时期的，“一步一步的堆积提的逐渐约制”，形成了人类的道德“价值要点”，即“情操”。

书中对于文化的范围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尤其是对语言的看法，把语言从工具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把它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用更加全面和富于联系的视角来分析。

强调了语言的场景性。

语言不是桑塔格的符号，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而是一种动作，一种行为方式。

后面，通过对文化的社会集体心理、传播论以及进化论的批驳，马凌诺斯基提出了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

第三、四章，马氏详细论述了社会集体精神对个体“逼迫”的理论中的盲点进行批驳。

提出对脱离了个体的集体心理的地位的过度强调，显然带有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多少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捷径”，忽略了“社会精神的或心理的实体其最后媒介总是个人的心理或神经系统” 。

并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指出这种造成个体反映一致的“迫力”是“物质文化”，是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在相同的物质环境中淘炼出相似的神经系统。

而把文化简单的从起源、发展来看待，单靠没有详细分析的“遗俗”来重构、解释文化为一种简单的进化是不可相信的。

最后，马氏指出“历史学派依靠文化传播的路线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似的文化丛在不同的地域有可能是有其自身的起源、功能。

这种不能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显然带有实验室数学公式式的分析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批驳，马氏提出自己的功能派的立场。

文化是，“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由于文化的这一动态性质，所以，人类学的工作重点就应该在研究文化功能上面。

第五章，马氏用形式相同的木杖在各种文化布局中的位置指出物质功能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物质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及它所关联的所有价值。

第六、七、八章，马氏通过造船的例子，指出了设备在一定功能下，其形式是“有限变异”的，不管细节形态如何“变异”，都来自于对需求的满足这一根本的限制性。

同时设备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制作出来的，对设备的认识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关系中，从特定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而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形态的异同。

等人类学家真正把这种器具形式及其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描绘出来，对它的知识也就完全了，也就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解释”了。

第九、十章，马氏指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单纯依靠繁衍的冲动进行活动的，而是日常的规矩，日常的规矩就是人类繁衍的需要迫使“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文化，文化通过教育等手段，形成了制度之中的人的个人动机，个体从而产生了新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而非简单原始的繁衍的需求。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通过对婚姻制度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风俗的分析，比如把禁止乱伦和外婚制都归结为满足部落协作关系的一种制度。

而婚前的性混乱被认为是一种对性欲的释放，“减少性欲在择婚中的力量，有稳定婚姻制度的功能”。

马氏指出婚姻像其他很多风俗一样，除了具有繁衍的功能，还具有多种功能。

风俗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传统力量使社区分子遵守标准化行为方式的功能。

接着，马氏例举了“产翁”的例子，通过分析“产翁”风俗在特定文化布局中的地位来解析它的功能。

又举了类别性称呼“是在用推广亲属称呼的隐喻方式，以确立各种父母责任的法律关系”。

并指出没有现实的事实是与其相悖的，再次证明功能论的客观合理性。

十四章，家庭的生活和物质设备的形式功能一章，马氏指出，物质设备与精神方面相联结，就具有了深长的意义。

并举特罗步利翁岛的土人炉灶的的建造方式与邪术联系起来等例子，说明这些有含义的物质设备又是养成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

十五章，马氏首先指出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合作是牺牲私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强制，即迫力。

接着，作者把文化的迫力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组织、法律、教育。

三者在功能上都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秩序，无异于物质对人类的作用。

除了以上三种迫力以外，马氏又添加了巫术、宗教、知识及艺术的迫力。

指出人类不可能依着神秘主义生存，而必须由知识把过去的经验传递于将来。

随后，马氏本着功能主义的角度，花费大量的笔墨阐述了巫术的存在是与其对个人的个性及人格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起到的作用分不开的。

后面对宗教信仰的阐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功能主义这一观点。

在随后两章中，马氏讲述了在文化迫力的结构中，游戏、艺术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所扮演的教育娱乐和情感启示的角色。

文章最后，马氏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总结。

文化是人类在有机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衍生需求的产物，它更像人类的一种思维的集体扩展，使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凭文化作出最快的行动决定，因为文化的产生是基于人类整体繁衍需求的，所以依文化的判断队整体人类是有利的判断，这是其它依本能判断的动物群体所不能企及的行为方式，同时，这种高于本能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高于机体本能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

马氏的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同时，马氏把文化单纯的看作满足机体本能需要的衍生品，难免显得有些机械。

按马克思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即使最初产生于人类的繁衍需求，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有机体，依然有其自己的独立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未必完全依赖人类最初的需求。

当原先产生文化的基础或者需求不再存在的时候，其作为精神财富，依然有可能在人类文化中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长久的存在，只不过它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而已。

而文化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动态，是否可以让文化永远挂着褒义的光环，依然扮演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人类繁衍发展的角色呢

文化的发展是否会打破最初建立时的平衡，是否有没有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文化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最后，马氏指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具有综合的功能，按照各种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固定而永久的团体，从事某种固定的工作，并占有一部分特殊的土地与环境为其根据地，实现文化的完整作用。

文化是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

人类学只有采用功能论的工具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建立“审慎严谨的文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