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名为例，谈谈语言反映社会文化
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在其《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名。
约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
符号施指(signifier)和符号受指(signified)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必要的联系,而是任意的联系。
语言符号代表施指和受指的结合,具有任意性。
人名的实质是一种标记符号,是个人的特称。
虽然它与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是能够代指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殊符号。
人名与姓氏不同,姓氏是宗族的标志。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
“约定俗之宜”强调了社会因素对命名的影响。
人名与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密切相连,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和心理。
人名的内容就是符号化的社会内容、文化内容和历史内容。
姓名不仅仅是符号系统,也是一种分类体系。
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特点之一,是观察、思考、分析和概括能力的体现。
姓名本身可以曲折地反映社会分工和社会分类。
人名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
姓名体系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的,其意义也要在实践中体现。
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类社会实践的多样性,认知对象的复杂性,文化心理活动的易变性等等,更加丰富了人名所表达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 人名与社会历史语言的历史发展跟生物的进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推测:原始语言的句法范畴和词汇数量,同原始人群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有密切关系。
原始动词可能产生于蒙昧阶段早期。
在现已知道的这样的史前阶段,世界上人类散布的地区是非常广阔的,而同一地区的各人群之间的交往并不太频繁。
由此看来,原始人群可能根本就没有名字,更谈不上重名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名作为一种称谓,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还从一个侧面保留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痕迹。
汉民族人名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姓名符号系统,包括姓、氏、名、字、小名、大名、讳名、笔名、艺名、化名、法名;官号、尊号、外号、道号、雅号、绰号、年号、谥号、庙号等。
在上古以姓明血缘和婚姻,以氏别贵贱。
姓氏是封建社会区别等级贵贱和血统关系的标志。
在古代,汉民族先有名,后有字,“名”和“字”之间有一定的意义联系,取字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
”“女子许嫁,笄而字。
” 即按周代礼制,男子到二十岁,结发加冠,才能取字;女子到15岁结发加笄,方可取字。
用“字”表示成人并受到尊重。
所以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称名,同辈之间称字。
这种取字礼俗,反映了汉民族人名的文化特点,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人名也是文化的载体,人名的内容决定着人名的形式,同时人名的内容又取决于相应的民族文化。
人名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存储、运载、传播的工具。
透过人名可以探索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
如汉民族最早的古姓中,大多数是从“女”的:姬、姚、姜、姞、妫、妊、姒等,这些古姓储存了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信息,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妇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况。
在原始社会中,“熊”、“竹”、“石头”、“高山”、“雷”、“电”等这些动植物名称或自然现象,最开始是作为氏族名称出现的,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中氏族人们的“图腾崇拜”(totemism)。
这里的“名”是氏族名(后来逐渐]变成同一氏族的标记-姓),而非单个人的名字。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有一类“盼子型”的发噱名字,如招弟、跟弟、爱弟、领弟、引弟(弟也作娣)。
这类名字形象地反映了父母一心盼子的愿望。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这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男子是繁重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这种封建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农村。
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东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已成趋势。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许多家庭为孩子取的名字,如 “安妮”、“苏珊”,和英文名字“Anne”、“Susan”译音相似;“纪因斯坦”听起来好像俄文名字;“高吉太郎”、“贺美惠子”好似日文名字。
事实上,据调查得知,这些名字不是外来译名,而是中国人的名字。
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影响着语言的使用。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
二、 人名与社会政治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着各种摩擦和压力,而语言在这些相互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语言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有力武器之一。
统治阶级通过语言来宣传其政策、制度、法规,表明其阶级立场、观点和态度,规劝人们服从其统治。
从人名中也可窥见一定社会的政治环境。
典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
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日: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从语义上讲,“登”与“灯”毫无共同之处;从语音上讲,二者为同音词,都念作“dēng”,田登做州官,听到百姓谈“灯”,(dēng),联想到自己的名字,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遂命“放灯”为“放火”。
民国以前,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它方法回避之,普通庶民若与君主名同字,也得避而改之。
唐太宗李世民不许民间凡夫俗子名字当中出现其名其字。
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说过:“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若要取名,只能用父母年龄的合计数字或排行来取,这实际上是一个数字代码,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
”“朱重八”,重,读作chóng,即“又”之意,“重八”即为“八八”。
“朱重八”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此名系自己后来所改)。
这个在当时人看来“实际上是一个数字代码,没有什么意义”的名字,恰恰反映了元代严酷的政治制度,族分四等,人分十级,平民百姓不准取名。
人名不仅可以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还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
197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民族终于屹立于世界之林,扬眉吐气的中国人民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给子女取名为“庆华、建国、解放”等,反映了人们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展望,立志要“建设新中国”。
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面对自然灾害,人们没有退缩,响应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积极进取,与困难作斗争。
“自力、更生、抗洪、图强”这些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有着深刻的内涵意义和社会意义。
由此可见,人名可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政治环境,反过来,政治环境对人名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关联。
三、 人名与文化观念索绪尔说,“民族历史和文化都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语言也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克莱尔·克拉姆斯认为,“语言表达了文化现实,语言包含着文化现实,语言象征着文化现实。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人名记载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
各民族的人名,究其实质,不过是代表一个人并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可是古今中外人们并不把人名仅仅当作一种单纯符号。
当一新的生命呱呱坠地时,多少喜悦和期望都倾注到命名上,通过有寓意的名字来寄托情怀、希望和志向。
每一个名字无不凝结着命名者的审美意识、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
(一) 宗教观念 前面提及的“图腾崇拜”(totemism)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图腾”(cultural totem,Klaire Kramsch,1998),即先民以某一种形象(动植物或自然现象)作为本氏族所有成员崇拜的对象。
元朝时期的人名用字常用梵语:耶输、沙弥、达摩、悉达、那罗、须跋等。
反映了一种宗教文化色彩。
此时,佛道盛行,梁武帝曾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名词的梵语因而十分流行,当时不少佛教徒喜欢用梵语取名或字,有的并非信佛,也喜欢用梵语取名,信佛者取名多用“僧、佛、昙、智、净”等字。
据日本《东详史研究》3卷6期,7卷12期载,六朝人名中所见佛教语,计有带“僧”字者122人,带“昙”字者39人,带“佛”字者27人。
信奉道教的取名多带“道、祖、玄、德、灵”等。
如郦道元,檀道济、萧道成(齐高祖)等。
宗教用语广泛见于人名中,反应了宗教对取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取名法一直影响到后代,如唐朝诗人王维,字摩洁,即由梵语“维摩洁”(意为无垢称[尘])三字组成。
(二) 宗族观念 区别宗族观念的主要标志是姓,而名字也能反映出汉民族的宗族观念。
其具体体现则是名字的排行字辈。
如《清稗类钞》记述曲阜孔氏家族名字排行字辈情况,从这些排行字辈中,就能体现出长幼有序。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那些自然村里住着的多半是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的。
村子里的人们给晚辈取名时,中间的一个字就能表示本人在这个家族中的排行。
同龄人当中,不同辈分的情况十分普遍;按照辈分,年长者还要管比自己小很多的晚辈叫“叔叔”甚至“爷爷”的。
各个家族有各个家族的家谱,记录家族的历史,世代相传,由专人来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日渐频繁,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会遍及各地。
他乡遇故人,若是同一个家族的,就以“家门”相称,倍感亲切。
如“胡”姓的辈分,就笔者所知,有“袁、道、洪、志、景、秀、善、益、昌”。
像“志明”、“景贵”、“秀兰”、“善德”等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人们在家族中的排行。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家族观念较过去淡化,特别是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晚辈不知道自己的排行的不在少数,但仍然有很多按排行命名的名字。
封建时代的排名制和谱系,表现了一个宗法心理,同时也是姓名上的社会控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 封建迷信观念 Ralph Fasold认为,“性别差异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种差别反映在语言中也就不足为怪。
”汉族人名中同样存在着性别差异,对女性的命名透视了汉族文化中的语言性别歧视(linguistic sexism)和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广为人知,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孟姜女”应该是姓孟名姜女的那个具体的人,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孟姜女并不姓孟,也不叫姜女,她没有名字。
“孟”是她的排行。
《白虎通义·姓名》曰:“嫡长为伯,庶长称孟,”其区别为嫡生(正妻所生)一为庶生(妾所生)。
孟姜女即为姜家的大女儿,孟是她的排行,同时表示为妾所生。
《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虽在当时广为人知,但人们还是不称名,只叫她“焦仲卿妻刘氏”。
这种人名在性别方面的差异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
前面提及的“盼子型”名字,如“招弟、引弟”也可以反映出封建迷信思想对女性命名的影响。
自父系社会以来,女子婚前从父,跟随父亲的姓氏,婚后从夫,改称张氏、李氏、王氏等等而不称父姓。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封建社会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就是到了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人名可以反映出这种思想的存在。
“闰土”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人物,因为他是“闰月出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
“闰土”这一名字蕴涵着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五行说”。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中国古代“五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
算命先生将其神秘化,并用来解释人的命运,假如某人命中五行缺少某一行或二行,那就得用缺行之字或用缺行作偏旁的字取名补救,否则该子命运就会多舛。
这种取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在封建社会里,如果前两个孩子不幸夭折,第三个孩子就要取“诨名”,目的是为了好养。
(四) 审美观念 取一个悦耳动听、内涵丰富的名字,是人们的向往。
然而个人的名字并不代表自己的审美情趣,而是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种种期待,带有长辈的审美观念。
人们常常以大自然中的事物为晚辈取名,多采用崇山峻岭、江河海洋、日月星辰、雷电长虹等气势恢宏或永恒不灭的自然现象, 来喻示人的博大胸怀、无穷浩气和万古不朽的精神。
用“博大”和“崇高”的美感来陶冶情操, 提高品位。
此外,还爱以某种树木花草, 喻示人的某种高贵品质和值得赞誉的性格。
如: 苍松翠柏、寒梅秋菊、白荷幽兰、绿柳青竹等。
松、柏、梅、菊、荷、兰、竹早已被赋予人格化, 赋予了长寿、清高、坚韧、节俭、清廉、珍贵、正直等美好的情操内涵, 他们都代表着一种精神, 而与他们的居所无关,而是比较看重内涵, 追求的是具有磅礴气势的“崇高”之美。
我们的审美观点总是避实就虚, 超脱外物, 遵循“诗言志”的文化取向, 以标榜自我约束, 自我完善。
四、 人名与风俗习惯古代汉族臣民的习俗喜欢以生日为名,生日必须干支并列才算完整,但习惯单提天干或地支,尤其以单提天干为多。
干支入名,以干支相配的,如楚公子午,字子庚。
单以天干相配的,如秦白丙,字乙。
古人以天干次序的基数为“刚”,偶数为“柔”。
名丙子乙,取其刚柔相济。
从南北朝开始,江南地区流行一种风俗:即小儿周岁时,要“抓周”,就是让小儿抓取面前摆放的弓箭、纸笔、书籍、珍宝、玩具、果品等,任其抓取,以测其愚智、贪廉以及智趣,并以抓到的物品命名,又称为“试儿”。
钱钟书先生的名字就来源于其抓周的时候抓取了一本书,于是得名“钟书”,即钟情于书本。
汉民族的人名有些人喜欢用出生地、梦兆、季节、节气、父母职业、出生时的大事等来取名的习俗。
郭沫若先生的故乡四川乐山市有两条河沫水和若水,便取名沫若;女歌唱家关牧村生于河南省新乡市牧野村,便得名牧村。
还有很多诸如“京生”、“沪生”、“汉生”等更是让人一[能猜出其出生地。
当然这并非绝对。
以季节或节气命名的更是多不胜数了,如“春生”、“寒露”、“腊梅”等。
汉民族的避讳习俗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民俗文化现象。
Leech认为,“词语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情感意义和社会意义。
情感联想在词的含义中显得特别重要的词语,决不限于种族和政治这样的范围。
在个人生活中,象死亡、疾病,犯罪和惩罚这类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愉快的联想。
”汉语中的同音异形字,使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
避讳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原因就在于汉语丰富的同音异形词会产生联想意义。
姓名避讳,主要有国讳、家讳和圣讳三种。
其中国讳最为突出,对国君的名字,举国上下都要避讳,否则就会招致杀头之灾,前面提到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一例。
家讳就是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人都要避讳。
至于圣讳,指的是对周公、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也要避讳。
这种风俗习惯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之,人名不仅是语言现象,文化的载体,反映着社会的变化,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蕴涵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社会因素与语言现象之间互相影响,密切关联。
人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传递着各种信息,社会因素对人名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人名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泉根.华夏姓名面面观[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J].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7]R.A.Hudson. Socio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5]Ralph Fasold.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2000. [6]Claire Kramsch. Language and 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道而吉,张琳.论蒙汉族人名中的文化内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11). 摘自：《理论月刊》2006年11期 作者：胡小梅 许之所
想要写关于文艺理论的论文看什么书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 蒋风 希望出版社《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 孔宝刚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 》 方卫平 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理论基础》唐再兴 等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明天出版社《儿童文学概论》 朱自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03出版)《儿童文学概论》 黄云生、黄云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07出版) 《儿童文学引论》 王晓玉、王晓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01出版)《儿童文学教程》也是方卫平的，高教版《 广东当代儿童文学概论》 陈子典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6出版) （ 这个是中大的教授 在写作学方面颇有心得）P.S陈子典的还有论文集《走向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审视与展望》、《台湾儿童文学·诗歌论》、《儿童文学阅读引论》《王泉根论儿童文学》 王泉根 接力出版社 （儿童文学理论家、我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的代表性儿童文学论著） 列得比较多，有些也比较旧，可以挑着读，觉得都很好。
建议的话，要不可以试一下找找儿童文学中的原型，像比较文学一样对照国内外来写也可以。
简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在每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是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
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
”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
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虽然在进化论与民权论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儿童，但中国“儿童的发现”却还要经历大约此后20年的准备期，比西方大约迟了一个世纪，却又与一位西方的大教育家息息相关。
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宣传他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观点，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几位巨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无一例外。
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
所以说，191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
正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叶圣陶所说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也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
”所以，鲁迅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儿童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
《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写道：“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因此，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来倡导，在读物上，“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
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
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所以，茅盾后来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 综上所述，人们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继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论那里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进而在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传播中接受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观，与此同时，又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现了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
四重视野的融合说明，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实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
敢问中国儿童文学路在何方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评价，即是起点高但发展曲折，依赖性强但潜力无限，成就突出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尚有差距。
进入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而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提醒人们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与时俱进，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国运兴则儿童文学兴，儿童文学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小文学折射大千世界。
一般认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四个“黄金时代”：一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儿童文学运动，集中展现在1920年到1925年；二是50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实践，集中展现在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三是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复兴，集中展现在1978年到1985年；四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展现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发出抓好“儿童文学”等“三大件”至今。
这四个时期都是我国政治形势明朗，国家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尤其是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的每一步发展，不论是前进、徘徊不前，还是暂时的反复，都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与文艺政策及儿童文学政策密切相关。
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文学以外的力的推动，这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不甚成熟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倡从来就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教育者，在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归属上，也都不约而同地归属于师范教育。
可以说，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是流淌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躯体里的血脉，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
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至少是与今天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阶段。
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它的阶段，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
有的阶段与过程是不能跳过的，就像有人想彻底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那样，在一个4亿儿童的大国，其中还有3／4的儿童在农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连温饱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时候，以娱乐来排斥教育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
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儿童心灵逍遥的乐园，但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儿童的消遣品，更不应该成为作者、出版者追逐名利的一种快捷的致富工具。
可以主张儿童文学有多种属性，但不能借此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当然，这里对“教育”一词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广泛意义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古就是儿童大国，也自然是儿童教育大国，但却还不是儿童文学大国，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在儿童健全成长过程中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最广泛地认同与重视，社会儿童文学观还相对落后；二是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儿童文学至于儿童成长的价值。
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没有给儿童文学一个应该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
儿童观与文学观共同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命运。
三、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
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发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环境还不尽于人意。
四是独立发展儿童文学的条件还不成熟。
儿童文学因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作家目前尚处于一个不很稳定的发展时期。
有人用“三多一少”来形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现状：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就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
质量与数量的严重失衡，导致当下阅读的作品很多，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这与近4亿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很不相称，而就在这十分有限的作家作品中，又有多少是面向近3亿的农村孩子呢
能够走向世界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
不仅如此，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仍在发生分化，儿童文学的读者也在不断流失，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对儿童读者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加之经济环境与加入WTO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原创作品出版艰难，文学新人步履维艰，而外国奇幻作品却大行其道。
也许，这些正说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对内对外都还远远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需要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人们继续努力，还需要更多的儿童文学的热心人与殉道者为之奔走呼号与默默奉献。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的荆棘路”（安徒生语），每一位儿童文学家就是照亮这条荆棘小道上的一盏微不足道的“小橘灯”，但许多盏小橘灯在一起，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精神之火”，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与时代一同前进，与祖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同甘共苦，与儿童休戚与共，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为儿童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迈入新的世纪，儿童文学工作者倍感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必须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今天奉献给人类最光明、最灿烂的朝阳事业——神圣的儿童文学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索引 笔者以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可以分属两个时代六个发展阶段，即以1949年为界，前后分别属于现代与当代两个有着不同性质的儿童文学时代，以及以晚清儿童文学活动、五四儿童文学运动、2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儿童文学运动、60年代至70年代的儿童文学荒芜期、80年代以来至今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等为特征的六个文学发展阶段。
一、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 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大约20年的时间。
在儿童诗歌方面，有梁启超、黄遵宪倡导并亲自实践的学堂乐歌。
儿童小说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等人的提倡，以及林琴南、包笑天等人的译述。
童话方面，有孙毓修的编述和周作人的研究。
理论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周作人、周树人等的拓荒与大力提倡。
一批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纷纷创刊，如下： 《小孩月报》（1875） 《蒙学报》（1897） 《寓言报》（1901） 《童子世界》（1903） 《少年报》（1907） 《蒙学画报》（1908） 《少年丛刊》（1908） 《儿童教育画》（1909） 《童话丛刊》（1909） 《少年杂志》（1911） 《中华童子界》（1914） 《儿童画报》（1914）等 二、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大约10年的时间。
主要文学现象有：鲁迅、周作人、胡适、赵景深、郭沫若等对儿童文学的倡导。
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
创建的重要报刊或儿童文学园地如下： 《儿童世界》（1921） 《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 《小朋友》（1922） 《儿童文学》（1923） 《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 重要作品如下： 《稻草人》（童话） 《寄小读者》（散文） 《葡萄仙子》（歌舞剧） 理论著作如下：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关于儿童的书》（1923） 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1921） 严既澄：《儿童文学泛论》（1920）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 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4） 凌冰：《儿童学概论》（1924）等 三、战争儿童文学——发展一期 从1923年《先驱》发表《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开始至1948年《小英雄雨来》出版，大约25的时间。
主要作家有：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仇重、苏苏、金近、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冰心、丰子恺、蒲风、郭风、陶行知、严文井、高士其、董纯才、茅盾、管桦、华山、张乐平、黄谷柳等。
重要作品如下： 《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 《小坡的生日》（1929） 《儿童亲卫队》（1929） 《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 《阿丽思小姐》（1931） 《大林和小林》（1932） 《菌儿自传》（1936） 《奇怪的地方》（1936） 《野小鬼》（1939） 《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 《木偶戏》（1945） 《鸡毛信》（1945） 《红鬼脸壳》（1946） 《三毛流浪记》（1947） 《虾球传》（1947） 《凤蝶外传》（1948） 《小英雄雨来》（1948） 主要理论著作如下： 褚东效：《中国儿歌的研究》（1927）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1935）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 许幸之：《论抗战中的儿童戏剧》（1938） 陈伯吹：《儿童文学的编著与供应》（1947） 赵景深：《童话评论》（1924）、《童话论集》（1927） 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1932） 陈伯吹：《儿童故事研究》（1932） 王人路：《儿童读物的研究》（1933）， 仇重、金近、贺宜：《儿童读物研究》（1948）等 四、新儿童文学运动——发展二期 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66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停止出书，大约17年的时间。
又称文革前17年。
重要作家有：冰心、张天翼、高士其、秦兆阳、严文井、袁鹰、陈伯吹、贺宜、葛翠琳、金近、黄庆云、任大霖、徐光耀、刘饶民、柯岩、任溶溶、孙幼军、包蕾、洪汛涛、刘厚明、童恩正、鲁克等。
重要作品如下： 《小燕子万里飞行记》（1950） 《我们的土壤妈妈》（1951） 《揭穿小人国的秘密》（1951） 《罗文应的故事》（1952） 《我和小荣》（1953） 《海滨的孩子》（1954） 《金色的海螺》（1955） 《野葡萄》（1956） 《“小兵”的故事》（1956） 《神笔马良》（1956） 《宝葫芦的秘密》（1957） 《“下次开船”港》（1957） 《猪八戒吃西瓜》（1958） 《童年时代的朋友》（1958） 《小溪流的歌》（1959） 《小橘灯》（1960） 《小蝌蚪找妈妈》（1960） 《小布头奇遇记》（1961） 《小雁齐飞》（1962） 《小兵张嘎》（1962）等 重要理论著作如下： 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1957） 蒋风：《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 贺宜：《散论儿童文学》（1960） 茅盾：《6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1961） 《1921—1937儿童文学选集》、《1911—1960儿童文学论文目录索引》、《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1961年）等 五、儿童文学荒芜期——发展三期 从上海、北京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停业开始到1977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分别在北京、上海复刊，大约10年的时间，即“文革”十年。
重要作家有李心田、浩然、徐瑛、杨啸、高士其等。
重要作品如下： 《闪闪的红星》（1972） 《幼苗集》、《向阳院的故事》、《红雨》、《生命进行曲》（均为1973）等 重要文论如下： 林尽染：《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1973） 姚青新：《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1974） 谢佐、殿烈：《歌颂小英雄，表现大主题》（1975）等 六、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四期 从1977年一批儿童文学类刊物纷纷复刊至今，大约25年的时间。
重要作家有：黄庆云、葛翠琳、任溶溶、郑文光、叶永烈、孙幼军、金波、樊发稼、高洪波、刘先平、圣野、任溶溶、尹世霖、张秋生、薛贤荣、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梅子涵、沈石溪、吴然、陈丹燕、黄蓓佳、金曾豪、常新港、谷应、周锐、班马、董宏猷、彭懿、郑渊洁、孙云晓、郑春华、谢华、汤素兰、杨红樱、杨鹏、张品成、彭学军、杨老黑、郁秀。
重要作品如下： 《小白杨要接班》（1977） 《神奇的窗子》（1978） 《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 《飞向人马座》（1979） 《林中的鸟声》（1979） 《小灵通漫游未来》（1979） 《云海探奇》（1980） 《三个和尚》（1981） 《小狗的小房子》（1981） 《宋庆龄和孩子们》（1982） 《黑猫警长》（1982） 《骆驼寻宝记》（1982） 《神翼》（1984） 《第七条猎狗》（1985） 《千鸟谷追踪》（1985） 《中国少女》（1985）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89） 《第三军团》（1991） 《青春口哨》（1993） 《女生贾梅》（1993） 《花季·雨季》（1996） 《草房子》（1997） 《鸽子树的传说》（1998） 《女儿的故事》（1999） 《我要做好孩子》（2000） 《非法智慧》（2001） 《男生日记》（2002） 冰波：《阿笨猫全传》（2002） 汤素兰：《阁楼精灵》（2002）等 重要理论著作如下： 贺宜：《小百花园丁杂说》（1979） 蒋风：《儿童文学概论》（1982） 《儿童文学概论》（五院校合编，1982年）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 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1982） 韦苇：《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6） 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 洪汛涛：《童话学》（1986） 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02—1949）》（选编，1989）、《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49—1994）》（评选，1996）、《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 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1990） 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 《儿童文学辞典》（四川少儿版，1991） 薛贤荣：《寓言学概论》（1991） 金燕玉：《中国童话史》（1992） 吴其南：《中国童话史》（1992）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 孙建江：《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 张美妮、巢扬（主编）：《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1996） 吴其南：《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1997）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1997） 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 彭懿：《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1998） 韩进：《中国儿童文学源流》（1999） 樊发稼：《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2000）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 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2001） 浦漫汀：《浦漫汀儿童文学论稿》（2002） 哈斯巴拉等：《蒙古族儿童文学概论》（2002） 束沛德：《守望与期待——束沛德儿童文学论集》（2003）等 （本文作者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6日
关于儿童文学可以写什么题目的论文
呵呵 现代文阅读也是曾经让我头疼的一块 不过后来高考考得还可以 我用过教辅书 起的作用挺大的 你应该听说过 湖大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学考必备用书》 它的现代文讲得很详细 你可以尝试一下
重庆永川的学前教育自学考试有没有
我给你正解吧
1，西南大学就是国家211重点本科院校，文学院录取分数线在每个地区不一样，超过当地的重本线20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2，西南大学就是西南师范大学，它是西南农业和西南师范合并的。
3，毕业证书写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