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称帝后被谁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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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 评价 莽代汉后所得天下，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烂摊子 ，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 ，他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制度改革。
王莽改制最后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个性特征对其改制失败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 王莽时期契刀五百一枚 莽早年生活贫寒 ，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年轻时，拜名儒陈参为师而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虔诚地信仰儒学 ，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儒家盲从者。
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
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
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
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 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
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
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
在封建土地私有 西海郡古城 王莽明堂和辟雍 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
……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
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
”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
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 ，所以不可行也”。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
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
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
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
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
”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
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
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
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
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
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
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
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
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
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 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
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
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
“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二、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
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
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
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
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
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
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
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
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
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
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
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
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三、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
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
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
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
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
”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
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
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地皇三年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
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
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
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
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综上所述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西汉中期以后 社会进入大统治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
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
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
”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怎样改制王莽才能成功
中央政府腐败，外官干政；地方商人豪强，政治垄断纬之说盛行，刘氏将要灭亡几乎已成为一般人的共识。
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
因此可见，事实上王莽篡位一成功，新朝建立，问题2便已不再是问题。
而王莽本身就是外戚，他称帝代表外戚势力的彻底胜利，朝廷气象焕然一新，所以问题1也解决了一半。
故而，王莽面临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抑制豪强势力、倒转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国家重新掌握绝大部分劳动人口。
王莽篡汉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
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后，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
他为了巩固皇位，缓和阶级矛盾，就在公元9年下令实行改制。
王莽为了平息反对声音，打出《周礼》的旗号。
《周礼》是圣人定的制度，谁反对新政就是反对《周礼》；反对《周礼》就是反对圣人；反对圣人就违反纲常礼教，就是名教的罪人。
所以，这实质上就是一场托古改制的运动。
一、王田制 公元9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
诏书规定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丁不满八口而占有土地超过八百亩者，应将超过的土地分给宗族或乡邻；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国家授予土地，其标准是“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
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方案。
然而这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而且“王田私属”的诏令公布后，遭到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新法的实行。
失去土地的农民因得不到土地，也对王莽不满。
几年后，中郎将区博提议：并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看到民怨沸腾，怕动摇自已的统治和失去帝位，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
”就这样，王田制被废除了。
二、奴婢政策 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于是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
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
但这并没有解放奴婢，而是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到了后来，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奴婢政策也废止了。
稍后，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有限制奴婢之意。
三、“五均六筦” 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五均司市师”。
五均司市师的工作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办理赊贷，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
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五均赊贷再加上国家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
六筦之设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是继承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
王莽说搞五均六筦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表面好像是有益于民，实际上是变相搜刮。
被任命为“五均六筦”官的都是些大富商，王莽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商人，结果官商互相勾结，投机倒把，从中渔利，下层人民只能遭受盘剥。
四、改变币制 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在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
”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
第二次，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与大钱并行，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
第三次，王莽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六种货币，然后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
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
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最后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
第四次，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货泉”两种货币。
这次则较为合理些。
多次的币制改革，越改越乱，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也拿来使用，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民涕泣于市道”、“ 愁苦死者什六七”。
五、改变官制、官名 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屡加改变，连国号也多次变更，且多与《周礼》中的名称相—致。
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
有一个郡甚至五易其名，官民记不清楚还得在公文上附上旧名。
六、设五等爵，大行分封 王莽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
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
结果吏治更加腐败。
七、吏禄制度 新定的吏禄制度极为烦碎，官吏往往因得不到俸禄而收取贿赂以自供给，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
八、发动对外战争 改制屡遭失败，王莽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树立“国威”，在民族关系上捣鬼。
他无理地贬降各族的王为侯，引起不满与反抗；狂妄地发动战争征讨各少数民族，更加侮辱对方（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破坏汉匈和亲，断绝汉与西域的交通；人们的痛苦更加深重。
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更加混乱，终于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在赤眉、绿林等农民军的打击下，新朝遂告灭亡，而这场托古改制的改革也只能给后世留下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