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船山对话400周年书信式作文文，为了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学者。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人。
晚年长期居于衡阳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学者故称其船山、船山先生。
近代哲学家熊十力说过他尚二王之学（阳明，船山）。
在理学上，我不敢谈优劣，实在是未曾细读二者。
有崇尚阳明者，有崇尚船山者，亦有二者都崇尚者。
然后在今天，虽然有船山的传，但是看得人很少。
而关于阳明的书，显得很多，读得人也多。
我认识的企业家中，亦有认真研读阳明的《传习录》，并作为企业的精神推崇。
而除却理学之外， 王船山在诗（《姜斋诗话》等），史（《读通鉴论》等）等方面亦颇有成就。
但今人不是作专门研究，恐怕是对此知之不多。
阳明的诗与文，记得《古文观止》有两篇。
诗知不多，更不提其书法了。
船山先生文语晦涩，若不在古文上下一番力气，恐难懂。
因此人们很难懂得他文章的价值。
大抵今人对阳明，船山的认识，应该是尚阳明者多于尚船山者，这不仅是两人同在理学上的贡献，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王阳明在军事上的成就，就其历史人物的全面性上说，阳明应胜出船山一筹。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和陆九渊的学术成就被合称为陆王心学。
他的陆王心学追随者众多，发展出多个流派，对明后期影响极大。
如前所述，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大儒，把儒家传统的立德立言立功三项集为一身，可以冠之以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等等。
王船山当然也很厉害，他是晚明时期著名的三大思想家，著名的循天下之公的思想就是他提出的，他和黄宗羲，顾炎武合称晚明三大启蒙思想家。
《毛主席爱读书》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受
《毛爱读书》读后感 城里有个定，并不很高在台上也望不了多远，但有座当时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就座落在这里。
图书馆楼上有各种中外书籍，楼下大厅是阅览室。
这个图书馆刚开办不久，每天去看书的人也不多。
但每天一开门，就有一个穿着朴素、高高个子的年轻人，不急不缓地走进馆里来。
他借到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前，用心地看，一直要到闭馆的时候才出去。
这个年轻人，天天如此，风雨不误，他就是。
他每天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读书，只在中午的时候，才出去买几个包子或烧饼，用来充饥。
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他“一到了图书馆，就象牛进了菜园，拚命地吃
”什么书都找来读，有关中国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都读。
在这期间，他读了亚当·期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哲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业》、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社会通诠》等，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总之，凡是当时从外文译成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
在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
同志每当经过这里时，总要站立许久仔细地看一看。
他觉得天下真大，他的眼界也开阔了。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刻苦钻研，虚心求教。
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他自己就是这“四多”方法的实践者，所谓“多读”就是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对重要的书或文章要多读几遍，达到精、熟的地步。
少年时，他读过韩愈的古文和唐宋诗词，无不读到能背诵出来的程度。
他爱读诗，能背诵四百多首古诗……所谓“多写”，就是课堂上写听讲笔记，课后自学时写读书笔记。
读书文章就要摘录其中好的句子或段落。
经过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就有好几大网蓝。
“多写”的又一项内容，是他在看书时坚持写眉批，例如一本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来万字，在书的眉头上，却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
批语中，有简单地表示赞同、反对、怀疑的话；有很多地方，则是根据前人的学说，加以综合、概括、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眉批的墨迹也有两种到三种，有些是对前面的批语，又加以批判和补充。
由此可见，读书，是多么勤思苦想、严肃认真。
所谓“多问”，就是他除在本校学习外，还经常走出动到社会学习。
那时，经常有些外省的名流学者到长沙讲学。
常常去拜访他们，虚心向他们请教，总想多得到一些新知识。
长沙有人组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船山的学说，也常去听讲。
他常对人说：学问就是讲的又“学”又“问”，二字连起来成为一个名词，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
我要像他一样热爱读书，好好学习
王夫之《姜斋诗话》翻译
姜斋诗话》（选录） “读《诗经》可发人们的志意，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可以团，可以抒发怨愤不平。
”（这几句话可以说）把诗的意义说尽了。
辨别汉、魏、唐、宋的诗的雅还是俗、是得还是失，就是以这几句话为准，读《诗经》三百篇的人必然会有此体会
（夫子所说得）“可以”云云，是随“以”（按，指读的《诗经》中的诗）而“可”（按，指产生的“兴、观、群、怨”）的。
（《诗经》中的）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的地方，必然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这种“兴”会寄意深远；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的地方，必然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这种“观”就洞察明晰。
代表可以团结的人抒发怨愤不平，这种怨愤不平越加不会忘记；因抒发怨愤不平而被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越加诚挚。
超出于（各自孤立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外，就会产生（不各自孤立而互有联系的）新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在“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间遨游徜徉，（看到它们互相可以转化）情感就不会滞涩。
作诗的人运用他的一种思想感情（作诗），读者却各以自己的情感（经历），而（从诗中）获得各自的感受。
所以《关雎》（并非仅是颂美或讽刺）可以说是“兴”（按，此即王夫之所谓“兴而可观”之例）；（所以齐、鲁、韩三家诗）以《关雎》为讽刺周康王晚朝的诗，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借鉴。
（《诗经?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唇告”，可以说是“观”；谢安欣赏这几句（谓此偏有雅人深致），激发了他的高远之心（按，“观”却可以激发人的意志，是“观而可兴”之例）。
人之思想感情遨游不定，没有涯际，诗歌能以自己抒发的情性与读者的情感谐合，这才是诗的可贵之处。
因此，颜延年不如谢康乐（因为他的诗与读者情感谐合比不上谢灵运），而宋诗唐诗也因此有升降高下的变化。
谢枋得、虞集他们说诗，拘泥守旧，画地为牢，追根究底，自谓解人，哪里知道（我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呢
（卷一《诗绎》）提示：这一节里，王船山认为“兴、观、群、怨”四者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有联系、互相转化的，这是他论诗的特点和要点之一。
读诗不要拘泥和割裂诗意。
作者之意虽然无，读者之意却可以有，强调读者阅读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无疑是正确而通达的观点。
“兴”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不必着意经营），“比”也容不得雕琢刻画。
最与情有关系的是景，（景）自然与情互相感发。
情和景虽然一个在心里、一个是外物，但景感人而生情，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情感哀乐的感触，景色荣枯的触目，互相融汇。
天生的情感和自然的景物时或可哀时或可乐，无穷地运用它，（就会）变化流动而不滞涩；思想贫乏而窒碍的人不会知道其中的道理。
杜甫的（《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时好像气势雄豪，然而正好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互相融汇谐浃（就会带有一种忧愁的情绪）。
故而应当知道《诗经》中的“倬彼云汉”这句诗，既可以歌颂广育人才的周文王，增益他的光辉形象；又可以忧念旱灾的严重，加重旱情炽热的感觉，（从中可以领会）字句不可专主一意，而是可以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能用得很合适。
唐末人不懂这个道理，为“玉合（盒）底盖”的胶柱鼓瑟之说，孟郊、温庭筠诗把情和景分离开来。
但天生之情和自然之景能用抓阄来划分的吗
（同上）提示：这则是要说明情和景要互相融合，而且互可变化流动，作诗不可预先规划词句，为“玉合（盒）底盖之说”。
六朝之后就有人编辑类书分类比次用词置字、排比旧典故事，为“玉合（盒）底盖之说”，使作诗者胶柱鼓瑟、画地为牢。
王夫之对此深恶痛绝，故在其论诗著作中屡加批评痛斥。
无论诗歌和长篇文章，都是要以思想意思为主。
思想意思是(诗文的)主帅，没有主帅的兵，叫做乌合之众。
李白、杜甫之所以称为大家的原因，是(他们的)没有思想意思的诗，十分里没有一、二分。
（描写）烟岚、云霞、泉水、石头，花草、飞鸟、苔藓、林木，华美的铺榻、锦绣的帷帐，有寓意就是好诗。
像齐、梁时代的诗（只会）用华美的诗句，宋朝人（只会）用前人现成的字句组合成诗，宋朝人论诗，字字要求有出处，役使自己的心，向它们中间去摘取索求，而不顾及自己的感情是从哪里发出的，这就叫做小家子路数，总是只能在一个圈圈里寻求（作诗的）方法了。
（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提示：这是说明诗文应以意为主。
所谓“意”就是作者做诗作文时所赋予诗文的思想内容。
认为李、杜的诗大多能做到“以意为主”，批评了齐梁诗和宋诗，或是专意于辞藻的华美，或是专注于锻炼字句，缺少作者的真情实感，未做到“以意为主”。
（贾岛诗《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的到底用“推”字还是用“敲”字），只是别人凭空妄想，无端揣摩，就像替他人说梦，即使形容得特别相似，又何尝（与那人事实上的梦境）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知道这样的人，因为作者沉吟着“推”、“敲”二字，就替他作揣想（替他确定用哪个字）。
如果触目眼前之景而内心有所感发，那么或者是“推”，或者是“敲”，（实际情形）二者必居其一，（作者身临其境）因景感人而生情，因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这样（写出的诗）就会自然生动，灵动美妙，何必有劳别人揣摩议论呢
（王维《使至塞上》诗）“长河落日圆”，（在作者心里）起初并无一定之景；（他的《终南山》诗）“隔水问樵夫”，也不是（作者在心里）预先想好了的（只是触目即景而已）：这就是禅家所谓的“现量”（的境界）啊
（同上）提示：明朝一些学者诗人有妄替别人改诗的恶习，这段文字正是借贾岛、韩愈“推”、“敲”的故事批评这种风气。
作者强调作诗要“即景会心”，根据作诗时的实际情景置辞造句，替别人揣想，妄议妄改，只能是替人说梦。
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王夫之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这一新的理论，以禅喻诗，其大意是说，作诗时应即景会心，闻言得意，不劳思索比度，便能领略其情味的艺术表现。
情和景名义上是两个事物，而实则不可分离。
对作诗能出神入化的诗人，诗中的情和景融汇谐浃，妙合无垠。
巧于作诗的的人则情中有景，景中有情。
景中有情的，如（李白《子夜吴哥》）“长安一片月”，自然（在长安月夜之景中）有一种（女子）独自栖息，思念远征夫君的情怀。
（杜甫《喜达行在所》）“影静千宫里”，自然有（诗人长期流离后）终于到达天子所在之地的欢喜之情。
情中有景的，特别难以曲折地表达，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了诗人才子纵情挥毫，驰骋笔墨的自我欣赏的欣喜之景。
大凡此类诗句，有欣赏智慧的读者可以体会它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读者，也就糊里糊涂随便看过，只当作平常的话头了。
（同上）提示：这段论述情和景的关系：在王夫之看来，最好的是情景“妙合无垠”，结合的天衣无缝，无法划分；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中蕴涵有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让读者看到诗中带有感情的形象。
总之，写景定为生情，写情必寓于景，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意思。
近体诗的中间二联，一联是情一联是景，（这只不过是）一种作法而已。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李憕《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
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都是景语，哪里有情语
至于说四句都是情语，而没有景语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能够说不也是一种作诗之法吗
景与情融合谐浃，情因景而生，从来不能分离，随诗人意之所之（自然生成）而已。
把情与景断然分成两截，那就情不能因景而感发，而景也不是含情的那个景。
况且如（沈佺期《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二句，以一情一景作对仗；（李颀《题璇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
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四句，句句都有情有景：更从何处分成情、景两截呢
浅陋的人标示浅陋的作诗格式，竟说（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四句，上二句是景，下二句是情，是律诗的宪章典范，真是不顾及杜甫会在九原（疑指九泉）大笑。
愚蠢之病已是不可救愈了，谁能治好他们呢
（同上）提示：这段举例驳斥把情景加以割裂的“浅人陋格”，指出所谓“一情一景”只是一种作诗之法，不是都应该依从的通例。
对情和景的处理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应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作诗建立门庭宗派的必然会堆砌辞藻典故，不堆砌辞藻典故就不能建立门庭宗派。
由于心灵是各人自有的，不能互相借换，不能（就如何使用心灵）开出方便的入门方法，让浅陋的人任意地支使借用。
人们讥笑西昆体堆砌熟语典故为“獭祭鱼”，苏辙、黄庭坚也是堆砌熟语典故的“獭”。
不过“西昆体”所堆砌的是如“肥油江豚”似的浮丽熟烂的辞藻典故，苏、黄等人所堆砌的是如“吹沙跳浪之鲿鲨”似的生涩稀僻的辞藻典故：(他们)除了书本上的典实故事就再也不会作诗了。
像刘炳（字彦昺）(《早春呈吴待制》)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
”贝琼（字廷琚，一字廷臣）（《寄内弟陆熙之》）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
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
”（虽然用古人典故和成语，但与西昆体和苏、黄不同，仍然能委曲巧妙地描写自己的心灵感情）用不用典故，总之要能委曲详尽地描写人的心灵，发动人的“兴、观、群、怨”的感触，这就使浅陋的人无法支使借用。
唯其不可（让浅陋的人）支使借用，所以没有人（因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来）建立门庭宗派；（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就能振兴四百年来诗歌创作的衰退景象。
提示：这段文字主张作诗要直寻自然，反对生硬地套用前人的成语和典故。
生硬地堆砌前人的成语和典故，会形成一种僵化的“方便法门”的作诗套路，这就给建立门庭宗派者以可乘之机。
但是王夫之也并不反对能巧妙地抒发诗人自我性灵的使用成语典故，他举了刘炳、贝琼的诗句为例，认为二人的诗都用了前人的典故或者成语，但却能“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所以仍然是好诗，与西昆派的“肥油江豚”式的用典和苏辙、黄庭坚的“吹沙跳浪之鲿鲨”式的用典故成语不同。
在王夫之看来，用典、不用典不是褒贬的界线，一切以与作者的感情有关、无关为分界标准。
《古诗评选》（选录）译文诗有叙事的、对话的，与写史书相比，尤其觉得不容易。
写史的才能固然要櫽括事实，使其生动增色，但是（写史）从事实着笔自然比较容易。
诗歌创作则要面对眼前的事, 即刻产生抒情的愿望,立即用语言描绘出事物形状，如果一用写史（櫽括事实）的方法，则事实对诗人的感发就不能体现在诗的语言和韵律之中了，（如此）诗歌创作的道路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上山采蘼芜》一诗之所以妙夺天工的原因啊
杜甫仿效它作《石壕吏》，也接近酷似了，而每在刻画之处也描写逼真，但终觉其描写超过了史，于诗却嫌不足。
论者用“诗史”称誉杜甫，就好像见了骆驼就恨马背不够肿大，这真是可怜悯的啊
（《古诗评选》卷四《上山采蘼芜》评语）提示：此则论史与诗的区别，一重在櫽括事实，一重在“即事生情，即景绘状”，实即一重在事，一重在情。
对于杜甫《石壕吏》与《上山采蘼芜》的比较，认为前者“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就是说，《石壕吏》过分重于对事实的刻画了。
因此，对于论者以“诗史”称誉杜甫，王夫之是不以为然的了。
谢（灵运）诗，有的（看似）内容极容易明晓的，而引发的联想却无穷无尽；有的（看似）寓意极不容易寻绎的，而（实则寻绎的）路径却很明显，只不过是不懂谢诗的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奥秘罢了。
谢诗言情的则（读者）可以在诗的来往动静之中、飘渺有无之间获取诗人的心声，并把握鲜明的形象；写景的则在（作者）精心刻画之中显现景物固有的形貌，真实可信。
而且情不是矫饰之情，都是通过景表现出来的，景也不是死景，景中总是含情。
谢诗的神理流动在情与景之间，天地间的一切都在诗人的观察之中，（谢诗蕴涵的境界）可以大到无限之大小到无限之小，（诗人）落笔之先、构思之始，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活动。
岂只是如沈约所说的“兴会标举”呢
（《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戍石鼓山诗》评语）提示：此则论谢灵运诗有情景交融之妙，但说得过于玄妙。
就事实言，谢诗语言已渐趋华丽，刻画也过于精细，真正如“池塘生春草”那样的情景交融的“出水芙蓉”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以议论入诗，自然会适得其反。
因为诗的主旨要含蓄蕴藉，借以产生议论的道理，所以解说诗的人可以从诗中得到兴观群怨的不同感受。
如果（诗人）先就在诗中发议论，那话还未说完，诗意就已经穷尽了。
诗本身意已经穷尽，还要想感发读者之心，必然是不能胜任的。
（这就好比）以鼓击鼓，鼓不会响，用鼓槌击鼓槌，也只会发出枯木相击之声罢了。
唐宋人诗，爱浅显短小，但反而可以有足资标示解说的地方，其下流却也有如胡曾《咏史》一派的，真可以做乡下私塾的先生教孩童的课本材料，这足可以知道以议论入诗就不会有诗，这句话是正确的了。
提示：此则主张“诗立风旨，以生议论”，即道理要蕴涵在诗的形象的描写之中，反对以议论入诗。
（ 韩传达）
请问目前出土的古本《庄子》都有哪几个版本
明朝 于谦 （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大臣。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
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
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正统十一年（1446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明英宗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
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
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
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
也先（额森）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
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有《于忠肃集》。
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清朝 龚自珍 （清代）生于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去世。
字璱（sè）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近代思想家、文学家。
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
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
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
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王夫之 （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汉族，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今衡阳市雁峰区）人。
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之一，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
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
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
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全书》16册。
希望有用。
2.湘军集团对湖湘文化有什么影响?请举例说明。
当然有大影响了。
我没有研究，就大胆（狂妄）地论断（信口胡说）一下
一、湘军胜利，使湖湘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没有中断，保留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使拜上帝教没有盲目地破坏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
湘军胜利，首先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按统一的帝国和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说，就是解决了反叛者，粉碎了分裂势力，这样，首先就是保护了中国自汉以来的儒家学说在社会和地方的主导地位，而湘文化首先是以历代先儒学说为主的，不论是宋时提倡的四书五经、朱熹的其他学说，还是后儒历代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明清训诂学等，都能得到延续和光大（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糟粕）。
相反，如果湘军也失败了，那么国家的分裂时间会更长，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势力将无法晚遏止，或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开始新的朝代，新政府的人仍然需要用内儒外法来统治中国，但是，洪秀全用于召集人徒的信上帝教也会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与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激烈冲突，中国传统道德里的一些有理成分或者经世致用的、中国人习惯的一些良好的社会规范都会被破坏怠尽。
正如上个世纪，马列主义因为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全面奉行，会造成后来的“批孔”、破坏所有传统道德观念的极端现象，正好违反了鲁迅和毛主席提倡的“拿来主义”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等正确看法。
所以说，湘军的胜利，是成功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分裂，保存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使湖湘文化继续她自身的研究、传播规律。
当然，也是镇压了农民起义，让中国的底层阶级继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事情有两面性。
二、具体细节方面，湘军胜利，会受到清政府的褒扬和赏赐，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扬光大。
1、湘军胜利，满清政府有两手，一是表面极端表扬，说他们是保国良将；二是背后十分疑忌，怕汉人势力过大，正因为八旗不行了，才会用湘军，而湘军坐大，则满人人人自危，政府更是锋芒在背。
所以，虽然没有查相关资料，但是满清的做法，很可能对有功将士明升暗降，除了对有些人无法做得太出格外，他们会对底下一些有功者进行赠虚衔、表节号、任命教育部门官职等做法，让社会上传播他们的大名，但不给实权，这些人家也明白功高身死的危险，必然会让子弟好好学习儒家思想，按照政府的心意做到无可指责，这样，这一批“功臣”就都成了社会上的道德模范，引导和实践着“仕成则学”、“功成而学”的明智做法。
从中上级将领到底层士卒因为受到封赠，都有了一定的财力，都可以让子女读书了，中国人“耕读传家”的思想，就是有地种、有书读，有能力的给子弟寻觅一个良师——湖湘学派的佼佼者或后学，或者直接就是送进湖湘学派的重镇如各处书院等进行深造，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湘文化的传播。
2、曾国藩本人就是大儒，他功成名就后，可谓是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三件大事都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
那么，社会上仰慕者更多，评议更好，地主出身的各种文人学者对其进行追捧，那么，政府的笼络、朝野的热情，会让他及湖湘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才都投身于湖湘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3、中国读书人有迂腐的一面，有文人相轻自以为是的一面，也有不甘寂寞的一面。
孤身读书读到心潮澎湃，会急于与友人讨论、辩争乃至卖弄，士人向往遇名师、得贤徒的雅事，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交游、挟击时弊、关注民生的士人行为风气，所以，湖湘文化的重镇——岳麓书院等地方，及里面千年以来的大儒先贤的名声、学术思想的辉煌成就、后学的身体力行、从学者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都吸引着当地及全国各地读书人的心。
但是太平天国从北到南，所向披靡，一路上还绞辫披发、拆除乡学孔庙、逼人信教，不仅让政府深为忌恨，也让浸淫儒家思想深重的各地学子都不能接受。
湖湘文化主要研究基地——湖南、安徽、湖北、江西一带，还都成为太平天国与满清的战争，让后学更是悲于狼烟之苦，痛心疾首。
——读书人不能辨别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只是从战乱和分裂上，认为太平天国势力是反叛势力，是盗贼，是匪寇，这是他们的局限。
而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所在的地区重归和平，中断的研究和通往南岳的交通得以通行，湘人胜利后的心花怒放喜迎天下才子的成功心态，使当地的讲学重归往昔，使外地的学子可以畅达南岳。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跪求《 论语》中以一句话写一篇1000的议论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
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
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
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
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
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
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
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
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
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
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
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
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
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
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
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
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
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
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
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
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宇宙从哪里来的
人生究竟如何
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
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
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
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
\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 这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
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
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
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
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
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
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
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
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
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
所谓博士，就是专家。
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
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
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
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
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
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
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
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
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
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
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
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
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
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
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
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
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
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
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
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
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
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
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
“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
“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
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
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
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
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
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
现在也有称作幕僚。
“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
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
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
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
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
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
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
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
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
反了
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
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
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
）称为孝廉。
（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
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
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
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
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岳飞之死的原因是什么
“青幸埋忠骨，白铁无佞臣。
”在西子湖滨岳坟墓旁边，长跪着秦铁像，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
不过我们若穷原竟委，致岳飞於死者还是宋代猜防武臣的传统政策，这政策是宋高宗所遵守的。
纵无秦桧，岳飞仍将屈死，他正和狄青一样，也是被宋代传统的政策牺牲掉的。
我们与其痛骂秦桧，无宁诅咒宋代的传统政策，并谴责宋高宗的自坏长城。
宋代以猜防武臣为传统的政策，这种政策，终宋之亡没有改变，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但宋高宗并不觉悟，仍墨守成法，对一般武臣反猜防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特出的人才，正是宋高宗所特要猜防的。
因为岳飞的为人行事有许多优点，而这些优点都为宋高宗不愿武臣具有者，於是他的优点便成为他的死因。
这 分析他的死因，亦即是表章他的优点。
他的精神人格，在这篇小文中虽未能尽量称述，也可略存梗概了。
岳飞的死因，第一是好学。
他本是安阳韩家的佃客，（宋稗类钞）幼年并未得多读书。
因他天性好学，其后贵为大将，仍然治学不倦，所以在学问方面竟能有颇深的造诣。
他遗留下来的作品如满江红词之类，至今还为人传诵，他的书法也很美观，他在宋代武臣中，可说是第一个好学的，也可说是第一个学问好的，狄青尚不及他。
正因为他好学，正因为他学问好，便触了宋廷的忌。
在宋代，典型的武臣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有知识，越得朝廷的信任。
像宋太祖时的党进，目不识丁，言语举动，非常粗鲁可笑，（事实类苑玉壶清话）太祖却很优容他，重用他，原因就在他没有知识。
文武分途，是宋代消除内乱因素的办法。
文臣有知识而不能打仗，武臣能打仗而没有知识，以文臣治民，武臣带兵，又以文臣节制武臣，武臣协助文臣，不仅分工合作，用得其宜，而且可以互相牵制，无论文臣武臣都不敢造反，不能造反了。
一旦有一个武臣居然有与文臣一样的知识，这岂不使文武分途的办法失去效用
此文武双全的武臣，当然要被目为危险分子。
岳飞就是这样为宋高宗疑心他在联络士大夫作羽翼了。
王船山先生在宋论 说岳飞接近士大夫为他死因是很有理由的。
岳飞第二是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
宋高宗，常纵容诸将都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麽野心的。
从前梁武帝听说他的兄弟临川王宏家 库房很多，疑心藏的是武器，非常注意，及至打开库房一看，则，见一库一库满装着钱，於是梁武帝大为高兴，知道临川王宏是个没出息的东西，也就不追究这些钱的来源了。
宋高宗对诸将的心理，和梁武帝对临川王宏是差不多的。
高宗时诸将以张俊为最贪污，他的田产每年可收租米六十万斛。
他家里藏的银子很多，每千两铸成一★，号称奈何。
（坚瓠集）他会派人到海外做生意。
（鹤林玉露）他曾役使他部下的花腿军（腿上剌花的）替他修房子，在临安盖了一座酒楼，，名太平楼。
众军作歌讥剌他说：“张家寨 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鸡肪编）他的贪财於此可见。
所以军中戏称“张太尉铁脸”，意谓他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
（鸡肪编）优人在宫 做戏，也曾取笑他说：“只见张郡王在钱眼 坐”。
（坚瓠集）他如何会有许多钱
还不是克扣军粮和与民争利来的。
而这样一个贪鄙的人，却蒙宋高宗的垂青，南宋初年诸将以他为最享福。
宋高宗何尝不知张俊很坏，取其无远志，所以重用他，厚待他。
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他曾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特赐 札，就把这田赐给他。
当时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
（鹤林玉露）韩世忠也许是效昔人买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岳飞的廉洁，从他的家产可以证明。
他死后被抄家，家 仅有现金一百馀千，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馀串。
（宋稗类钞南宋杂事诗注）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以视同时诸将，莫不宝玩充堂寝，田园占几县，真有天渊之别。
而诸将皆享乐寿考，妻儿满前，岳飞则身死囹圄，家人远戍，实令人有不平之感。
岳飞之得祸，正为他太廉洁了。
诸将皆贪财，他偏不贪财，可见他志不在小，志不在小，便是高宗所疑忌的。
不能污之以利，自不免要临之以刑了。
第三是,不好色。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他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
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更不足畏了。
当时诸将无不姬侍众多，韩世忠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以致几为部将呼延通所杀。
（三朝北盟会编）惟有岳飞与众不同，他家里并无姬待侍。
有次吴★特送美女给他，他说：“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
”拒却不受。
（宋史岳飞传）这两句话充分表现出他人格的伟大。
他的不好色正和他的不，贪财一样，可说是独违流俗。
宋高宗曾为他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
”（宋史岳飞传）这和他拒却吴★的话，精神是一致的。
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
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了，这当然又构成岳飞的死因。
第四,是不扰民。
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好极了。
录如果路过某地不得已借住民房，第二天一定要先替房主把门宇打扫乾净，盆盎洗滁停当才动身走。
（齐东野语）有次他部下一上兵士取民间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把这兵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
他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
”的口号，真可谓秋毫无犯了。
（宋史岳飞传）所以在他死后，金使刘陶来聘，还向宋这边的接伴人员称赞他的军队的纪律。
（宋稗类钞）他无论到何地，决不愿地方官为他办差。
他道经庐陵时，当地地方官特别在郊外欢宴，那知他已杂在一些偏裨将领中走了。
周密称他为中兴第一，（齐东野语）可见别军的纪律是决不及他的。
他不扰民，自能得民心，这又不免引起宋高宗的猜忌。
武臣而受人民爱戴，岂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吗
岳飞之死与他之得民心，很有关 。
他若是一个纵兵殃民的人，也许还不会，屈死呢。
第五,是得军心。
他虽然治军很严，但他所严者为军纪，对一般将士的生活他仍是很关切的。
他常亲自为兵士之患病者调药。
他部下的将领到远地驻防时，他常遣自己的夫人到将领家中慰问。
他部下有战死的，他不仅为之痛哭，并抚育死者的遗孤，有时便为自己的儿子娶死者的女儿。
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公平分配给他的部下，丝毫不以为私有。
（宋史岳飞传）因此，他和他的部下关 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他这一军有岳家军之称，打起仗来，真是万众一心，绝无兵不顾将，将不知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毛病。
他这一军，随便在那 都屹然不可动摇，比山还要坚定。
金人常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宋史岳飞传）的确是中心悦服的赞美，并非夸大的称述。
但岳家军这个名称，却不是宋高宗所愿听的。
岳飞越得军心，越令宋高宗害怕。
军以统将之姓为称，岂不成为统将私人的军队
这个统将岂不随时有被他的部下拥立的可能
宋高宗这样想，岳飞还能不遭祸吗
第六,尽忠报国以致不顾形迹,绍兴七年，岳飞觐见赵构的时候，准备在立储这样的事情上发表一下意见。
当时同行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就劝他，作为在外领兵的武将，不应该在这样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岳飞却以正辞严地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不当顾虑形迹”这几个字中可以看出，岳飞在政治上是幼稚到了何等可爱可笑的程度。
一个武将却干预起皇帝的“家事”，这是赵构无法容忍的。
而后来岳飞还经常干预“国事”，这也让赵构十分不爽。
赵构心目中的模范武将是这样的：战和这样的国家大事由文臣们讨论决定，武将能够忠实执行决策。
岳飞却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指手划脚，一点都不懂的韬光隐晦。
在这点上韩世忠就做得很好，被解除兵权之后就当起了发型设计师，颇能引导京城潮流。
从这个角度分析岳飞的死因的话，同时也可以推出赵构那么喜欢和平的原因了。
苗刘兵变之后，赵构对武将是怎么都放心不下了。
南宋初年的四大将也都不怎么听话——其他三个有的是怕死，有的是拥兵自重，岳飞则是好战。
再看看宋金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基本差不多，要想统一南北，肯定是持久战，那势必要提高武将的身份。
赵构心想：“我已经阳萎了，唯一的儿子也在苗刘兵变后死了，何必辛辛苦苦去统一全国
不如一力求和，杀武将，提高赋税，安心享受。
” 第七,不懂政治、意气用事。
宋代从太祖开始就忌讳武将，狄青就是被猜忌郁郁而死的；岳飞对这一点并非不清楚，但他过于刚强的个性却使他一再做出许多犯忌的事情来，仔细看看我的前文《阿飞正传》，好几件重大的事情：建议高宗立储（立咨宗事件）、多次要求扩军、淮西军事件、撂挑子上庐山皇帝多次命令都不下山、不救淮西、对楚州防御的讥讽、高调迎二帝。
。
。
另外，岳飞不爱听命令，这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才有一天下十二道金牌的事情；而且，有些要求没得到满足（如合并淮西军和强令撤军），岳飞就闹性子，撂挑子，上庐山。
在封建时代，这叫做抗旨，叫桀骜不驯，是皇帝最害怕的事情；每一次都是死罪，何况再三
第八,其他的客观因素,秦桧、张俊的诬陷，最后导致岳飞之死。
岳飞反对谈，与秦桧结下了梁子。
另外，岳飞品德优秀，升迁很快，都为同僚所忌；岳飞本人也不太擅长团结同志，走一走上层路线，以至于岳飞在朝廷的人际关系并不好，下狱以后，为他说情的人不多。
而相比之下，袁崇焕以叛国罪被捕，还有大臣以全家性命保他一条命。
也是可叹的一件事情。
岳飞的性格刚直，品质完美，然而这恰恰就是其最大的缺点。
因为至刚易折，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一生的行为，而到了最后，除了死，岳飞几乎无路可走。
可惜，岳飞恐怕到死也没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死。
其实，历史上冤死的名将太多了，伍子??。
其后的徐达、于谦。
。
。
就算在世界史上，汉尼拔、华伦斯坦、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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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结局
做名将，实在是危险之极复杂之极的一件事，绝不是简单一句“伴君如伴虎”就能说得全面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岳飞的冤死，是南宋一次比较彻底的自宫行为，以至于以后想振作都挺不起来了。
由上所列岳飞的几个死因，我们已看得出他是一个如何好学，不贪财，不好色，不扰民，得军心的伟大人物。
正因如此，便与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抵触。
在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下，只容得住贪财好色糊涂虫似的将领，可决不许任何将领有知识有志趣得民心得军心。
像岳飞这样的人，无论是宋代那一个君主在位，均必不能相容。
宋高宗处南宋草创之际，顾虑危疑，对岳飞更是不能相容的。
一般人以为岳飞之死由於反对和议，其实岳飞纵赞成和议，又何尝能够免祸
秦桧之唆使人弹劾岳飞，并密令人把他在狱中害死，安知不是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即不然，亦必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旨。
其奸邪可恨，而实不足责。
我们所要责备的，还是自坏长城的宋高宗，并当进而归咎於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
其实，赵构的忍耐力不能算不好，要换了崇祯皇帝，大将做上述随便某一件事情，脑袋恐怕早搬家了；赵构忍了很久，而他是一直把岳飞当成亲信的，岳飞也是赵构的卫星，乘着火箭升上来的。
赵构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杀岳飞的，而岳飞的确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赵构的忌讳，而岳飞却并没有很好地觉察到这些，这就是其不懂政治的地方；赵构对岳飞从喜爱到不满，到失望、到忌讳，最后则是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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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等到最终秦桧抛出岳飞谋反的事情时，赵构几乎都没有什么怀疑，只有震怒，于是有了风波亭冤狱。
直到秦桧死后，赵构为许多受秦桧迫害的人平了反，却不愿意为岳飞平反，甚至因为恨“岳”这个字，把岳州都改名为池州。
可见他对岳飞的态度。
当然肯定许多人要问，岳飞为什么要替那个腐败的政权和昏君卖命呢
这种问题其实缺乏历史常识。
封建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朕即国家”，在那样的社会里，作为臣子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
只有效忠和服从，选择其他道路的结果必然是成为民族罪人。
在宋代，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抗金救国也就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和民心的做法，所以岳飞的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出发点的，有些文章谴责岳飞为腐败的宋朝廷卖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且不说南宋算不上腐败，赵构也算不得是昏君；即使是腐烂的国家，民族衰亡的时候不需要救国么
而那个时代的救国就是忠君。
后来的南明小朝廷也是这样。
如果岳飞不去为赵构卖命，要么象杨么自立为王，要么象郦琼之类的投靠金国；那么就是贼寇和叛逆，这都是与正统的道德相违背的，作为正统道德观极强的岳飞是绝对不会走上这条路的；如果是这样，岳飞也就不成其为岳飞，岳飞也就达不到他那样的历史地位了,正因为岳飞因冤而死，中华民族才诞生了最著名的民族英雄。
从这一点来说，岳飞死得其所。
如果让他终老一生，也不过是个名将而已，又哪里来这样大的震撼力呢
古今文人书房的十大对联
1、苏轼的书房对联：发奋识全天下字,立志读遍世间书。
相传苏轼的对联一开始不是这个，而是：识全天下字,读遍世间书。
年少轻狂，很正常。
但是后来遇到一个老妪，把苏轼难的说不出话来，苏轼就改成了这个。
2、楼大防的书房对联：门前莫约频来客，座上同观未见书。
读书人的心境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这个对联是对自己的一种勉励。
3、陆游的书房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陆游这辈子最让人熟知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另一件事就是抗金，其实陆游本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留下最多的人，他一生写了近万首诗歌。
4、徐文长的青藤书屋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徐渭徐文长很狂妄，相传有一天他在院子里面露着肚皮晒太阳，邻居看见了，很诧异，就问：你在干嘛啊
徐文长很骄傲的回复他：我在晒书。
哈哈，书全在他的肚子里面了。
5、王夫之的书房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作为明朝遗老，王船山先生真是恨透了满清，他书中所写的每句话都几乎都是对满清的控诉。
即使大家看不了船山全书，也要看一看读通鉴论。
他的思想哺育了章学诚、曾国藩、梁启超等等名人。
6、郑板桥的书斋联：咬住几句有用书，可以充饥；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
7、蒲松龄的书斋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的一生穷困潦倒，他的才气却是当世罕见。
这副对联不仅让他在生活中努力向前，更是激励了后人。
8、蒋士铨的书斋联：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于教子；寡智乃能习静，寡营乃可养生。
9、林语堂书房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是一个秒人，不能才华横溢，而且幽默。
这幅对联是梁启超赠送给他的。
10、古龙书房对联：陌上发花，可以缓缓醉矣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