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读后感300字就够
读了好几本关于写美食方面的书，觉得写得好的有梁实秋、汪曾祺、邓云乡、唐鲁孙，看完让人有垂涎欲滴之感，色香味跃然纸上。
不过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单从食品档次上说，唐鲁孙当列第一，毕竟是贵族出身，吃的好东西多，自然品味高人一头，食品的历史流传变化、做法等等说得头头是道。
梁实秋位居中档，他的文章文人气质多，精炼而又幽默，让人回味的时候不禁莞尔，自成一家风格。
汪曾祺和邓云乡乡土气息较厚，这和他们的经历有关，汪曾祺少年在家乡高邮，青年求学云南，一个穷学生自然没有多少机会吃得太精，而且他又喜好家常菜和家乡菜，尤其是第一次吃过的食物，多年后仍恋恋难忘，显得富于生活趣味；邓云乡成长与北京，与街头平民食物有不解之缘，吃得多吃的熟，感情深，同样的食物，在别的人眼里感觉一般，在他那里却是无上美味。
上面四个人在北京待得时间都不少，他们的文章中关于北京的食物比重很大，由菜及人及事，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看到当年的风物，感慨历史沧桑变化，有京派传统。
还有一个写食物的大家是周作人，不过我读过之后，对他写的食物并没有太多感觉，反而觉得他的文字平淡之中多有韵味，好比一杯绿茶，淡淡涩涩。
他的文章重点在文字而不在食品本身，文人气质最浓……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的读后感，来自国美网上书店的网友：汪曾祺的文章我都喜欢，转贴一篇别人的评论吧。
亦雅亦俗汪曾祺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
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
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
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
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
……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
这回重读的汪曾祺，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
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
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
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
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
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
”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
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
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
求汪曾祺选集读后感，1000字
读书感：（摘抄在后面）（一）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
在寒假我把他的自选集认真地读了完了。
汪曾祺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
他有两个创作高峰期，一个是四十年代，一个是八十年代。
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四十年代在歌颂革命歌颂党，八十年代又是对文革的反省，“伤痕”遍地。
在这样强的政治语境下，很多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作品只能潜伏暗沉。
而汪曾祺的作品却有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他对于生活的描绘。
他描绘的人和事都很活，虽然没有太大的崇高意义，却浓缩了许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在他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生动的，鲜活的。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有风骨的，像《岁寒三友》里的三位挚友。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凶狠。
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
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岁寒三友》）还有《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和叶三之间知己般的惺惺相惜。
我还十分惊讶于汪老对民间风俗事物的了解程度。
很多准备远离我们的食物、器物他都能准确地写出，而且写得饶有兴味。
尤其民间的传统美食，写得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
‘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
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
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
端午前后，枇杷。
夏天卖瓜。
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卖马牙枣、卖葡萄。
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
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
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看着他的文字，真的好想吃啊
他的语言十分流畅，口语化，虽然辞藻不华丽，却能够把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
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岁寒三友》）这寥寥几句就把王瘦吾想发财维持一家生活的强烈愿望给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活、生动，便是最大的文采。
我同时也很佩服汪老对人世的洞察，世故得天真有趣。
他的文章也因此像一股清风，给伤痕累累的文坛带来了欢愉。
读他的文章时，内心是清透的，它们刮去了疲惫和烦恼，让人欣赏到生活的美。
（二）旅行人长途跋涉，他走到一个庙里借宿。
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
他爬的山太多了。
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
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
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
低头，又抬头。
看看天，又看看路。
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
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
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
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
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
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宿，明天该折回去了。
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旅行人走过很多路，他几乎用一生寻找他的仇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仇人。
他有些累了，有些疲倦了，但有些不想走了：“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于是，他走到山路尽头的庙宇。
其实，也是他人生路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旅行人见到住在庙里的和尚。
“蜂蜜和尚”。
庙里只是一个和尚吗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突然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我们也被吓了一跳。
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庙宇不是一个和尚，这里有另一个和尚。
“这和尚好怪
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
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
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
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一切仿佛有着冥冥的注定。
然后，我们带着这一个声音向上或往下回溯。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
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已投多好的白发。
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那一刻，旅行人以为那一头白发，是母亲的。
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头白发也是他的。
另一个和尚，是他。
这是神秘的预兆。
文章结尾有一句话映照了这个预兆：“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为什么流泪
谁流泪
旅行人。
或许他为心中放下没有恨的仇恨流泪。
或许他为仇恨放过他而流泪。
全文涌动着非常强烈的意识流。
疲倦，仇恨，解脱，三者意识相互交织，非常完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
更巧妙地，汪老也用一个镜头的语言，交代了仇人的赎罪。
“好了，到了头：一堆长发。
长发盖着一个人。
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
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
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
一个又一个火花。
他的手举起，举起。
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
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
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
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
旅行人后退了一步。
和尚回了一下头。
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
旅行人木然。
举起，举起，火花，火花。
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过去与现在交织，复仇者与被仇恨者相遇，仇人与和尚形象重合，执迷者被渡，仇恨情绪终归于虚无，正应和了卷首的庄子之语：“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
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汪曾祺散文集》读后感()。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
真美。
真美。
”（四）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
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
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
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
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
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
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
云从树叶中间过去。
壁虎在葡萄上爬。
杏子熟了。
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
蜘蛛网上一只苍蝇。
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
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
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
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
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
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
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
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
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
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
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
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
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五）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
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
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
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
“起!——起!”哎，它起来了。
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
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祝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
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
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
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
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
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
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
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
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在极度动荡恐慌中，居然能感受到松脂气味、阳光、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
这让我感叹汪的心境何其淡定。
汪曾祺经历过人生的大波大浪。
文-革中，汪曾祺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正因为有这份超然，他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理解了。
他是唯一敢于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其中脍炙人口的“人一走，茶便凉。
”便出自汪曾祺之手。
汪曾祺渊博多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我对于汪曾祺的了解，始于读他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
这让我对汪曾祺的文章有了兴趣，于是到书店去搜寻，遗憾而归。
只好在网上断断续续的看。
学校读书协会买了一批书，其中便有《汪曾祺散文集》，书拿到手中，如获珍宝，细读之后，忍不住想写感想。
没有想到，动手写时，却顿顿卡卡总是词不达意，意犹未荆看到极美的风景时，我们总是会感叹词汇的缺乏，似乎任何词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美。
读到一本好书，也是这样的感受：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
（六）这一两个月来，很多很多我仰慕已久却绝不能得见的老人会偶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奇特，以至于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几句话记下我的梦会让我遗恨。
读《汪曾祺文集》后，我梦见那位“可爱”的汪曾祺。
之所以用“可爱”来形容汪曾祺，是因为他的笔触里没有华丽、没有异想不到，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他也能保持那种特有的风度，用一种几近调侃的调调述说他在抗日战征时期的西南联大读书生涯，每次读及他大学时代的那些小故事，你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城在演习娃娃过家家，不是吗
你看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忙里偷着乐呢——许多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手拿着女生喜欢的花生、瓜子，在女生的宿舍门口等候，所以跑警报的时期也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候，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这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只有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生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当然他们也会在防空洞里写对联、写诗，好玩吧
但也有不怕死的不跑警报的个例，如一个女生总是趁别人跑警报的时候洗澡，等那些人从防空洞里出来，人人排队洗澡时，她却好逍遥。
还有另一个男生，警报响了他也跑，可他不进防空洞，他来回在路上看，看有没有跑得急跑掉的财物或手饰，当然也偶有所得。
当然，汪曾祺书中不仅仅是那些跑警报的人没有怨言，连十年文革的劳动改造也让他在文字中淡化了哀伤，不信你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写老舍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冬日如何被逼无耐投太平湖自尽的。
其实在大学里就老听爱好文学的舍友提起汪曾祺，在她的眼睛里，汪曾祺的书是通俗易懂的，没有我们所读的哲学书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汪曾祺的人是可爱的，尽管著书立学，可是没有学者的讲究，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一付除了课本其余都不读的懒散作风，让我与汪曾祺擦肩而过。
时至今日翻阅两遍《汪曾祺文集》后，才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想想，如若早在十年前我有幸拜读，会不会让我人生更积极、更乐观、更阳光些
是呀，日子就是这样的，愁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每天整装待发时放下生活的重负，淡化郁闷与忧伤，快乐的、轻松的生活呢
其实我很爱汪曾祺的文章，还有另一重意思，我是一个爱臭美的小女子，不但爱美衫、美裙还酷爱美食，但凡我有机会外出，必会想方设法到当地的菜市逛逛，然后带回一堆的特色调味品或干货，比如从成都带回鹃城豆瓣、花椒、核桃花、虫草花，从重庆带回秦妈火锅料和桥头火锅料，从武夷山带回岩耳和红菇，从龙胜带回煲汤的三七根和油茶果子等，把这些个宝贝收集回来，细细研究煮法，用一道道小菜赢得品尝者的赞许和期待，即是我游玩回家对旅途的另一种回忆。
因此，对一个文章中也会提及美食的作者，我便如同面见了知己一般，汪曾祺，您说的家乡出产的高邮双黄咸鸭蛋，西湖糖醋鱼现在还是那时的味道吗
摘抄：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
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
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
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具有文化性。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每天醒在鸟声里。
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她问了我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
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
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
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
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
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这也是历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
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
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
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
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
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
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
“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
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
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特点
一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
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
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
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
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
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
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
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
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
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
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
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
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
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
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
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
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
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
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
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
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
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
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
羊肉越嫩越好。
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
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
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
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
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
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
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
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
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
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
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
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
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
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
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
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
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
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
爱抚之情历历可见。
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
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
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
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
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
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
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摘自《百度文库》）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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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风格是什么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希望能帮到你
八年级下册《端午的鸭蛋》课文全文
说起扬州的春节风许多民俗专提到春节拜年、吃、放鞭炮等民俗事可是在扬州民间还有些风俗曾经风行一时，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已经渐行渐远，不少古朴的风俗已经永远定格在老扬州的记忆中了。
关键词：爬门头大年三十晚上，吃过晚饭后，老扬州要点上香炉蜡烛守岁，大人小孩穿上新衣服，长辈们开始给晚辈发压岁钱。
这时候大人会关上大门，让家中个子小的孩子抓着门后的门闩往上爬，因为老式的大门是木制的，门后面从上到下有几根横木，中间还有门闩开关，这一风俗就是爬门头。
老年人说小个子三十晚上爬门头能长个头，爬得快长得快，爬得高长得高。
小孩多的人家孩子们还互相展开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关键词：走大局三十晚上，长辈们都要把云片糕、苹果、橘子等摆在每个人的床头供新年第一天早上起床吃，吃云片糕取其寓意“高高爽爽”，吃苹果取其寓意“平平安安”，这些风俗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但吃橘子却有着扬州独特的寓意。
因为在扬州话里，运气叫做“局气”，走运叫做“走局”，橘子的“橘”和局气的“局”谐音，所以赠人橘子，就含有把好的运气带给他人的美好寓意，扬州人新年请人吃橘子，就是祝福对方走大运，诸事顺利。
自称“我是扬州人”的现代著名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背影》里就写到朱自清的父亲小坡公在办完老母亲丧事后，亲自到浦口车站送儿子去北京，拖着肥胖的身体艰难地爬上爬下特地为儿子买来橘子，深谙扬州民俗的父亲给儿子买橘子本身就饱含了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福，他希望儿子能一帆风顺，处处走运。
小小的橘子竟也承载着一个屡遭不幸的父亲对儿子的一片深情厚意。
关键词：要糖大年初一早上，扬州民间有大人小孩出门到周围邻居家里给长辈拜年的风俗，这时候最忙的是小孩，他们成群结队挨家挨户去要糖，也就是挨家挨户去给长辈拜年。
长辈们看着满脸稚气的孩子，听着孩子们七嘴八舌喊着“大妈”“大大”“爹爹”“奶奶”，在一片“恭喜发财”“恭喜身体健康、精神力壮”祝福声中，他们捧出事先准备好的果盒给前来拜年的小孩散发各色糖果、云片糕、橘子、苹果等，也顺祝孩子们“上大学”“发财兴旺”“早点娶马马”等。
要糖这一风俗传承的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隔年陈大年初一早上吃圆子和面条，圆子寓意团圆，面条寓意长久，大年初一中午也不新做饭菜，而是把三十晚上的剩饭剩菜端出来热一热再吃，这叫做“隔年陈”，按老年人说法，大年初一到初五这五天年当中都不能新做饭菜，寓意年年粮食有余。
关键词：扫地聚财大年初一民间不作兴扫地，正月初二才可以扫地，这一天扫地也有讲究：扫帚要从大门口往屋里扫，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把灰尘垃圾朝门外扫，初二这样扫地就是要把大年初一聚集起来的财气往家里扫，先堆在一处然后才清扫出去。
关键词：挑财神水正月初五这一天，民间传说是财神菩萨生日，这一天天没亮，扬州民间有一个风俗：一家的男主人要起大早去附近的河边或井里去挑水，这个水叫做“财神水”，传说谁抢到第一名谁就能在新年发大财。
笔者曾问过熟知这一风俗的母亲：“谁能证明究竟是哪一个去得最早
深更半夜也没一个人在河边见证啊
”母亲说：“财神菩萨知道。
”关键词：七锥子八夹子九锥子十挖子扬州民间认为正月初七是火星菩萨的生日，这一天民间不作兴动针，怕针戳到菩萨的眼睛。
正月初八不能动剪子，初九不能动锥子，初十不能动锹，否则下田栽秧劳动时蛇虫等就会来夹人、咬人、蜇人。
扬州民间也有初十是“人初”的说法，也就是初十这一天人人都过生日。
关键词：好天正月里恰逢晴好天气，方便亲朋好友相互走动，老扬州有“七人八谷救豆十芝麻”一说，意思是好天对人有利，对国家有利，对种豆和种芝麻也有利，一句话，晴好天气能带来一年风调雨顺，是利国利民的好兆头。
关键词：小年正月十五扬州人称为过小年，这就是说老扬州说的过年，直到正月十五年才真正结束。
所谓的“小年”原本并不是什么“年”，而是具有其它特别意义的日子，各地过小年的日期也各不相同：老上海一些地方为腊月二十九，西北一些地方为腊月初八，全国大多数地方则为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根本就没有“小年”这一说。
曾有过专家在媒体上说扬州风俗时竟然称腊月二十四，扬州人过小年。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专家并不了解和熟悉真正的扬州风俗。
其实腊月二十四，扬州民间有送灶的习俗，这一天也开始掸尘，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一天是祭灶日，又是除尘日。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早在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
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扬州人所谓的小年，确切的时间是正月十五。
王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我国著名小说家、家、戏剧家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锦绣江南，历史悠久，名城座座，人文荟萃。
汪曾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多年，对博大精深的吴文化尤感兴趣。
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星期天除了听戏写作外，他最爱看戏考。
一日，他又兴致勃勃地翻看一本老戏考，上面有一段滩簧，其中有句唱词“春风弹动半天霞”，令他大为惊异，并夸道：“这是李贺的诗
”汪曾祺对昆曲也情有独钟。
《打虎游街》、《借茶活捉》诸戏，他百看不厌。
一日，汪曾祺去剧场看昆曲，一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那小丑传神的苏白，使他听得心醉神迷，不时发出笑声。
不料，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来听去不知所云，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
说什么
”汪曾祺于是充当了那位京剧女演员的临时翻译。
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
”那么，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汪曾祺产生过影响呢
他坦言，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是明代吴中著名散文家，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其结构“随事曲折”，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
他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
通过比较，他还认为归有光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并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
” “能多掌握几种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的标志。
”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
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
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常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
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 江南作家徐卓人在许多小说里保留了吴语的韵味，引起了汪曾祺的浓厚兴趣，赞不绝口。
他希望徐卓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深入研究吴语的魅力，保持自己的特点。
”他还向她指出：“不要为了具有江南特点，过多地装点吴语的句式和词汇。
”此述堪称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调理吴语颇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