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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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翠湖心影》赏析
没有，目录自序：小说技巧常谈复仇鸡鸭名家冬天翠子老鲁受戒异秉故里三陈大淖记事八千岁侯银匠徙昙花、鹤和鬼火鸡毛日规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八月骄阳讲用云致秋行状天鹅之死安乐居子孙万代祁茂顺金冬心瑞云——聊斋新义双灯——聊斋新义樟柳神
汪曾祺简介
《边城》读后感如果不是那一夜的风雨，或许生活仍将在平淡中继续。
那刚刚萌发的爱情的念头，或许还要在曲折中前行。
然而就是这场风雨带走了渡船，也带走了翠翠唯一的亲人 ——祖父。
或许他就是为这里的渡船而存在吧，所以当渡船被冲走时，作者给予了他们俩相同的命运。
生命就是这样，总会有消亡，也总会有继续。
如老船夫的渡船被冲走，新渡船又会出现。
也如继承了祖父遗志的小孙女一样，仍然在做着摆渡人的事情。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众多鲜明的人物，甚至纯真的爱情也只是刚刚萌发，而没有如炽热的火焰。
就在这平淡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恬静的生活画面——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
如山间的溪水清流婉转 ，如天上的白云轻飘悠然。
但却是生活的真谛。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美丽的湘西凤凰的风景是动人的，山城凤凰，山水环抱，静静地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记数，常年深翠绿色的细竹，逼人眼目。
尽管凤凰有着桃花源的美好，——芳草鲜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怡然自乐。
单作者却有一种陌生感。
回想一下，山还是那么的高峻，水还是那么的清澈，人还是那么的勤劳，天还是天，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而变的是人的心。
人的心在顽童时是纯洁无暇的，天真的，那时侯未看到现实生活的丑陋，无奈。
看到不仅仅是眼前看到的了。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
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
千年万年不变。
生活里面的人叫画中人。
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画中一切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作为图景，有永不退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
作为真实，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
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奈。
因为爱，祖父操劳一生，当生命结束时，心中充满了挂念；因为爱，少女重新对生活有了诠释，有了希望；因为爱，哥哥选择了离开，以成全弟弟那分真挚的感情；因为爱，弟弟去寻求那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爱，她便从此守着渡船，守着心中那个日日夜夜盼望归来的男人……生活不是图画。
生活需要流动。
到了冬天，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茶峒。
凄凉朴素，忧伤结束了。
所有心思浮动，所有山川日月沉静入画中，凝结画中。
《受戒》读后感曾经，不止一次地置身于《受戒》中的桃花源，在这里我仿佛来到了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妙的世外桃源，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它
那是一片理想的乐土，确切的说，这是一个原始的乌托邦，在庵赵庄人们的心中，和尚和种地，织席，箍桶，画画等行当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由平等的职业人，与世道的艰辛，人生的苦涩都无关。
如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从这家人的日子，就可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至于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就更令人向往了，完全没有一般佛门寺庙里清规的羁绊。
这里的和尚只要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如放瑜伽焰口，拜梁黄忏之类，从此就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钱，可以还俗，可以娶亲，还可以买田置地，过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
庵里的老师傅终日枯坐念佛，不问世事，在那“一花一世界”里沉醉。
大师父仁山是“当家的”，管着经账，租账，债账三本帐簿，平日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件短僧衣，袒露着他那黄色的圆肚皮，光脚踢踏着拖鞋；其他两位师傅也是各有千秋，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
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吃肉从不瞒人，甚至过年的时候就在大殿上杀猪，这里的和尚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祥乐时光，这哪里是一个“佛门净土”，分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
就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我们的小主人公小明子和小英子相遇了：小明子他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聪颖好学，在随舅舅出家做了和尚渡船时，遇上了小英子，渐渐的，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明子经常上小英子家，就这样，他们间朦胧的初恋就悄然萌生了，他们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他们一起栽秧，放牛，割稻子，看打场，特别是他们挖荸荠后回家的一段白描，“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明海身上有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
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多美的描写啊，把少男少女初恋时的心态描摹得曲尽其妙，婉而成章。
最是最后他们一道进城，一个去善因寺受戒，一个给家里买东西，他们同坐一条小船，一道归去来，最后终于逼出了小明子的心里话：希望小英子做他老婆。
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此沉静，如此美好，人就会不自觉地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无限遐想，《受戒》，世外桃源般的梦境，让我无限向往
汪曾祺作品中有哪些人物具有悲剧性
汪曾祺是二十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
他一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
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
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
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
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
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
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
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
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
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
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
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
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
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
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
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
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
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
《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
《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
《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
他专能治难产。
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
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
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
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
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
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
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
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
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
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
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
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
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
——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
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
这小子，太欺负人
日他奶奶
”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
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
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
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
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
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
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
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
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
……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
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
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
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
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
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
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
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
《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
《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
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
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
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
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
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
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
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
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
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
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
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
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
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
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
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
《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
《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
”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
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
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
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
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
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
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
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
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
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
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
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
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
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
什么‘一只猫七条命’
一个人才一条命
”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
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
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
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
猫在空中惨叫。
他们拍手，大笑。
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
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
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
他们把猫放了。
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
“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
捞蛤蟆骨朵，粘知了。
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
”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
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
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
”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
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
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
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
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
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
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
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
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
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
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
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
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
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
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
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
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
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
“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
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
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
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
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望采纳
求《翠湖心影》的读后感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文章就叫“读后感”.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善于灵活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