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你对【鸿门宴】中项羽的理解，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题目自以，字数不少于800字。
【鸿门宴解析】 司马《史记》，为我国中期最的历史著作，最辉煌的散文著作。
《项羽本纪》，是《史记》当中出色的典型的篇章。
《鸿门宴》，则为《项羽本纪》的重要而又精彩的段落。
它不仅是标 志着秦末农民起义中风云人物之 一项羽的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开端；它也记载着秦末历史转折的关键性的一幕。
千古以来，《鸿门宴》的故事，以它生动而又惊奇的情节特点，以它众多人物处在矛盾高峰中间的活跃面貌，一直吸引着人心，脍炙着人口；给人以深刻而又丰盈的思想教育和饱满而又崇高的艺术享受。
为了弄清楚《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矛盾斗争的远因 ，我们有必要先对刘邦、项羽两大集团势力的发展情势稍作回顾。
在所谓“秦失其政”“豪杰蜂起”的年代，刘邦和项羽同受农民起义浪潮的推激，先后蹶起东南，参加并且领导了农民大起义。
最初他们同为陈涉部属 ，转战关东，立下战绩 。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乃同受楚怀王封爵，一者引兵北上救赵，一者率部西行略地入秦 ，刘邦在剪除西进中重重阻碍之后，终得“先诸侯至霸上”，在轵道旁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 ，封皇帝玺符节”之降。
并且拒关自守，打算自王关中。
而项羽呢，他在杀掉卿子冠军宋义之后 ，破釜沉舟，以非凡的勇猛果敢，大破秦军，解了钜鹿之围，使“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在召见诸侯将时，“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都成为他的臣属 。
不久他又收降了章邯，击坑秦卒二千余万，西行略定秦地。
真是声威赫赫，天下莫不 震服了。
就在此际，他却见到函谷关有兵，又闻沛公已破咸阳。
他按捺不住自己胸中怒火了
于是在破关直入驻军鸿门时，一定要击破刘邦，找他算帐
上面是在鸿门宴前，刘、项两大势力的发展大势，平心而论，从灭秦战功上来看，刘邦应该说是远远不及项羽的。
尽管在攻略咸阳上他先走了一步。
《鸿门宴》一文，在《项羽本纪》中应属第五大段 。
但是由于它的精节首尾完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篇章来分析。
依照故事情 节发展来看，《鸿门宴》全文十五节（依高中课本模块一所定），可以分为三大段。
即：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宴前阶级（也就是矛盾斗争的酝酿开端与上升阶段）； （二）“剑拔弩张”的宴上阶段（也就是矛盾高潮阶段）； （三）“尴尬不安”的收场阶段（也就是矛盾平伏阶段）。
现在让我们逐段简括地分析一下它所蕴寓的基本内容以及人物形象。
第一大段包含六个小节。
即： ①总叙刘项双方情势及项羽接到曹无伤密报，决心击溃刘邦； ②范增说项羽急击刘邦免贻后患； ③项伯私见张良报信； ④张良以项伯 语具告刘邦并密商对策； ⑤刘邦厚托项伯向项羽说情； ⑥项伯说服项羽不击刘邦。
文章一开始说：“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
”实际是刘邦攻破咸阳进入秦宫见到“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之后，就打算“止宫休舍”了。
只是因为樊哙、张良劝谏，他才“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
可见在如何独吞农民起义胜利果实上，刘邦这一军事 集团，一开始就是具有深谋熟虑，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刘邦接受“鲰生”建议而守关拒内，这是因他自恃持有怀王信约，自认为是名正 言顺；但对于项羽这样一个强大敌手，还是怵惮三分，想到如何虚委与蛇待机行事未敢率然与之抗衡的。
文在叙述曹无伤密告项羽以刘邦的野心，项羽获信大怒后，紧接着简括明白地指出 双方实力情况。
项羽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兵十万号称二十万。
数量既大悬殊，质量上也是刘远逊项。
他们相距的空间又是这样逼窄，相去仅止四十里。
这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一般说来，刘邦这个集团的内部关系是比较严紧的。
“左司马”的官也不算小了。
但是当曹无伤听到项羽大怒刘邦之后，他竟然敢于派人密告，以预约封赏。
这里是既说明曹无伤的为人，也在说明楚汉两方的悬殊形势。
在曹无伤以为自己的封赏是指日可期；在项羽，也是“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的豪语不禁冲口而出。
这里项羽的大怒，完全有客观根据。
并非什么由于单纯的粗暴和狂傲。
刘邦先既派兵拒关，已足使他恼火；这里的“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 ”的情报内容，又无一不和他的称霸雄心、复仇宿志和贪婪欲求相抵触。
刘邦的实力如何，在项羽心中也是了如指掌，满不在乎。
从他简短果决的话语当中，使我们仿佛亲见当时他那种雷霆万钧“喑呜叱咤”的英风豪气。
第二节，范增用刘邦行为的变化和封建迷信，进一步说服项羽，令其“急击勿失”，这就进一步把矛盾推向高涨。
素来极其贪财好色的市井无赖出身的刘邦，入关以来，却一反常态，变得“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
这分明是刘邦为了争取更大更多的政治赌本（更大的政权，更多的财货美女 ），而一时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 一种手段，自然瞒不过老练多谋的范增耳目。
望气“为龙虎”“成五采”之 说，在今天看，固然是一文不值的虚妄之谈，但在秦末乱世，五行谶纬之说盛行的社会，当然深足悚人听闻，何况是听者又是一个具有称霸天下的野心的项羽。
文章到此，形势的确是很危迫了
然而第三节中，由于项伯“私见张良，具告以事”。
这就使得这种十分危迫的形势在不意之中获得转变的契机。
把矛盾情态引向低伏曼缓。
这位在官职上高踞楚之“左尹”，在亲疏上身属项王“季父”的项伯 ，当着如此重要的关头，他却背着主人，夜来夜去；把如此机密严重的军情，因为私人“素善”的关系，全部无遗地泄漏给敌方谋士张良 。
并且深为 关切的“欲呼张良与俱去”，以免张良从刘俱死 。
而当在张良一番“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和他自己当时行为适成对照的答复之中，并没丝毫激起他的自责感和愧悟心；相反地，他还是忠于自己的“高尚的”友情，坚持要了结私人的恩怨。
他还能伫立帐外等侯着张良和其主人长时间密议直到来复，并且接受张良邀唤，“即入见沛公 ”。
按照张良当时和刘邦集团的关系来看，和项相比，非但位分 不侔，亲疏也是大异。
然而张良的的行为和项伯的行为 ，实在是构成了极其鲜明的比照。
第四节，在张良入告刘邦并和他共同计议却敌之策里，司马迁使用极其隐曲的刻塑笔触，描绘了这个流氓皇帝的真姿实相。
刘邦乍一听到张良一番告语，使得他这个志得意满就将即位的“关中王”，不禁大惊失色，手足无措。
吐露“为之奈何”的张惶语调；和张良商量还不是主要，当张良反问“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时，他向张良作了真实的招供 。
这里证前面曹无伤的密告，确是 事有其实；也说明这个计划在刘邦集团里，也还 是只有部分人知道，连张良都不在其数。
和《高祖本纪》对照看来，刘邦在听到“或”人献计王关中时，他是心“然其计”而“从之”的；但在这里他却现露流氓本色，泼口谩骂原来献策的人是庸才贱品（“鲰生”）。
当张良叫他自料士卒实力能否抵住项羽时，他在“默然”良久之后说：“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
”再一暴露他在如此严重的现实局面之前那种六神无主的张惶状态。
这个时候，他非但不敢与项羽言战，即与项羽言和（臣服 ），也是一件不大好办的事，正在这样紧急关头，张良替他提出 主意：“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
”叫他先走假投降的道。
并且给他提出打通这条假投降道路的人项伯来。
他对这个办法虽然毫无异议，但对打通道路的这个人却要深入进行了解，以便施展自己一套市侩的笼络人的手段。
他从张良口中得知张对项伯有活命之恩，并且是交深日久（从秦时开始）。
他为了施展卑鄙的拉拢逢迎伎俩，还精细入微地问明白了项伯是“长 ”于张良，还是“少”于张良
晚清人郭嵩焘在评论本节文字时说：“案此等乃后世史家所应略者，史公偏于此等处委细言之。
正为鸿门之会险绝奇绝，于此为之助势，亦自喜其摹写物情曲折之工也。
”（《史记札记》）这话虽然是从艺术上着眼；但也隐曲地 道出司马迁的写作《史记》，与后代一般庸滥的史家所持态度根本不同。
第五节，是具体写刘邦向项伯进行请托收买的生动场面。
刘邦的狡诈、阴险、俗恶的灵魂，也得进一步的描绘和暴露。
他不但卑躬折节地一再向项伯“奉酒、为寿”并且和项伯约下将来作亲家翁。
这在封建社会极端重视姻亲血族关系的时代，是拿近便套交情的无上手法，因为“再厚还能厚过儿女亲家了么”
他在项伯渐曲入彀之后，就正式展开了他的 一套虚伪的本题说辞。
什么“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
”什么“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真是再虔诚再恭顺连语气也再婉转没有了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敬谨”心情，不惜在自称上，由“吾”变到“臣”；在他称上，直呼项伯为“伯”。
在一个重视 私交甚于国家大事，惯于起不自觉的内奸作用的封建贵族面前，他的一套伎俩，果然获得市场。
他完全蒙混了项伯 ，既得到了项伯的向项羽说和的“许诺”，还得到了项伯替他作的进一步安排和亲切叮嘱：“旦日不可蚤自来谢项王。
”在这里可以使我们预察到是邦的请托深庆得人；从项伯口气中，也可以知道他完全有说服项羽的能力与自信。
第六节，这位惯以“和事老”自居的项伯，便进一步发挥他的不自觉的内奸作用。
这位自己也稍稍情知不韪的楚国左尹，他在夜里驰来复在夜里驰去。
到了军中，“具（完完全全的）以沛公言报项王”之后，还以为未足，因为仅止如此，还算不得“受人之托忠人事”
于是他因势利导地进一步说服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
不如因善遇之。
”抬出封建领主阶级最所重视的抽象的“义”来打动项羽。
果然得到项羽的“许诺”。
项羽的所以放弃攻打刘邦的计划，固然由于他自大主观轻信刘邦迎合他心理的一套鬼话，项伯的说辞，也不是毫无作用的。
至于说他是贵族出身不愿在宴会上杀人，这恐不合实际。
他前此之杀会稽守与卿子冠军，又何尝不是在大厅广帐之上。
由于项伯的一番活动，使得存在于刘项两大军事集团中间的关中大战的黑云，表面上象是消逝。
他们中间的矛盾，也象趋于平伏。
但是两雄不并立，他们的根本矛盾—都想独吞起义果实，还依然存在。
在第二大段中间，这个矛盾重又达到新的高潮。
故事情节正式摆开在鸿门一宴的席面之上。
正如许多文章所指，一提起鸿门宴来，人们所想到的，并非什么揖让进退彬彬有礼的雍睦局面；相反的却令人想到一种剑拔驽张、钩心斗角、杀机四伏的严重场景。
郭嵩焘说：“鸿门一会却处处写得奇绝陡绝，读之令人心摇目眩。
”是很正确的。
这一大段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
它人物众多，各具姿态。
人物关系也极错综复杂，矛盾显得极其尖锐。
本段包含以下五节： ①刘邦躬诣鸿门来谢项羽； ②项羽留宴刘邦，范增数促项羽杀刘邦，羽不听； ③范增令项庄舞剑以图刘邦，项伯阻之； ④张良招樊哙闯帐；⑤樊哙力说项羽，为刘邦解释开脱。
第一节，刘邦小心谨慎，轻车简从，来见项羽于鸿门。
其整个的活动表现，真可以说极尽低首下心卑词厚币以博求项羽信任的能事。
在称呼上，对项羽是一口一个“将军”；对自己是一口一个“臣”字。
他首先用共同起义江东的老关系来打动项羽。
接着恭维了项羽的功勋，也表白了自家的苦劳。
他虚情假意地说：自己“能先入关破秦”是一件“不自意”的事。
“得复见将军于此”一句，表明真好像他一向惦心着牵挂着项羽，说得再甜蜜委婉不过。
他把向项羽告密的人说成“小人”，把项羽对他的恼火的责任，一古脑都推到这个所谓“小人”身上，叫他承担，来融解凝冻的空气。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也在表白过去彼此间关系还是好的，有了隔膜误会，不过是目前的事。
刘邦的话是这样婉转有致而又妩媚多姿；而项羽呢，这位粗豪大意、骄傲自恃的贵族后裔，几乎是完全疏于戒备，竟在刘邦一番口蜜腹剑的说词面前，迅速而又彻底地解除了思想武装，成为刘邦的俘虏。
并且把密告给他如此重大消息的曹无伤，轻易地泄漏给刘邦；不只断送了曹无伤本身，也断送了刘邦内部军事情报的来路。
下面的不听范增，放任项伯，嘉赏樊哙等自损行为，都是有其由来的了
第二节，在杀机四伏的席面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的场面，说明未来之前，项羽和范增不是全无计议打算，不过由于项羽骄横自用的思想堡垒，被刘邦的糖衣炮弹所命中，认为刘邦既已表示臣服，再没必要杀他而已。
从座位席次安排上，可以见出项羽骄矜自大满没瞧起刘邦的倨慢心理。
第三节，范增一计未行，出召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
”这二计通了，自然也就根除项氏心腹之患。
可惜的是，在这样一项重要问题上，项氏集团内部，不只是步调不统一，并且有人公然出来破坏
“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以曲尽其未来的“亲家翁”的“道义”责任。
于是“庄不得击”，范增计谋又遭挫败
第四节，在另一方刘邦集团里，情况却幡然大异，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步调也极为统一。
并且能作到互相配合联合作战。
张良看见情况紧急，于是出军门招樊哙，通过张、樊二人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方是无一人无一刻不在高度紧张戒备之中。
樊哙问：“今日之事何如
”张良答：“甚急
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樊哙说：“此迫矣
臣请入，与之同命。
”随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樊哙跟随刘邦最久，关系也最密切。
加以勇敢粗豪，刘邦集团准备他来打这个劫赢，自然是再好没有
在本段最后一节中，是写樊哙的场面；也是项羽的场面。
这个狗屠出身的莽汉，他的一派为刘邦解释的有胆有识的说词，表明他不只是性格粗豪，也有其精细之处。
这段说词虽然是和刘邦的如出一辙都是事先议好，但在樊哙讲来，却又是曲合他的身份，口吻声气都是别具生姿的一套演说。
他的所以受到项羽嘉赏，不只是因为具有“能饮”“健啖”的粗豪风格，与项羽相投契；更主要的还是他的这段“刚中有柔”、“亢中有卑”，指责当中包含着尊敬的讲话，起到最后作用。
在本节文字里，除了生动地写出樊哙这一有胆有识、粗中有细的卤莽英雄面貌外（所谓“子房如龙，樊哙如虎”），对项羽的“英雄惜英雄”的人物风格，也在对话中间，作了对应的描绘。
就在如此场面活动中，缓和了刘邦身边的危迫形势，使他得以抽身离席，从小道逃遁
下面是文章的第三大段，也是最后一段。
总的看，是属于鸿门宴收场结束阶段。
当前的矛盾高潮，虽然宣告结束，但在实质上，尖锐的矛盾仍然存在。
不过表现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而已。
所以这一宴会场面的收场情况是十分尴尬十分不安与不谐调的。
本段分以下四节： ①刘邦脱席与张、樊计议； ②刘邦遁归； ③张良入谢项羽，项方内部愈加分裂； ④刘邦杀曹无伤，根除内部隐患。
第一节，刘邦乘势逃席，本意就想逃归。
但他却假惺惺地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直等樊哙说出“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替他解嘲的话来，他才“于是遂去”。
他把带来的厚礼留给张良，以便进一步麻痹项羽。
他明知足以致他死命的不仅是项羽，更主要的对手还在范增。
当张良问他“来何操”时，他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
会其怒，不敢献。
公为我献之。
”这个“会其怒”的“其”，自然是说的范增，而不会是项羽。
可见他在酒席中间，是如何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并且总在用眼睛溜着范增神色。
假如范增颜色稍有宽假，他便早会卑躬折节地把这两份成双成对的表示约邀“和好”的珍贵礼品，堂而皇之奉献给“项王”与“亚父”。
现在，他把这宗重要事情，付托足智多谋的张良，自然是很合适。
但他还不免要叮嘱一番，以便提高张良的警惕。
最可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明白写出对他自家部属的张良的称呼，也从先前的“君”忽而变为现在的“公”了
说明刘邦如何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在手段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狡诈人物
这里的“白璧”“玉斗”，自然是掳掠而来，证明前面范增的“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的说法是铁的事实。
在本节中，项羽虽曾叫陈平召唤过刘邦，但也不能说明他是存有什么足够的戒备心理。
第二节，写刘邦正式逃遁。
他狼狈周章地扔掉车马，和樊哙等四员心腹将领，走僻路抄近道，急急逃回自己的营垒。
临行时，还没忘掉告诉张良“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其恐惧不安的一副嘴脸，真是呼之欲出。
第三节，写张良入谢，向项羽、范增献礼。
张良的措辞，极为婉惬得体，项羽在听到刘邦逃走的消息时，也没什么明显表现，相反地还“受壁，置之坐下”。
范增则大不同。
这种场面，无异于在说明他的几次老辣机谋，都归破产；面前摆着的虽然是一双玉斗，但是在这样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看来，实在等于一宗难于忍受的嘲笑和讽刺。
所以在受了玉斗之后，不但不置之坐上，相反地却置之地下；不但不稍加把玩审视，他还“拔剑撞而破之”。
并且在项羽面前，公然斥骂：“唉
竖子不足与谋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吾属今为之虏矣
”然而这种万丈无名怒火，毕竟已烧不着刘邦一根毫毛；相反地，却不过落得在张良面前，完全暴露自己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加深项羽这个喜虚荣爱逢迎的君主的厌憎。
范增这个悲剧色彩也同样十分浓厚的政治家，他的所以招致失败，固然与项羽的戆直粗疏有关；也和他自身的刚愎自用好动肝火，不能针对项羽的具体为人，进行说服工作分不开。
后来当项羽受汉反间，他大怒走开，最后落个“疽发背死”的悲惨结局，也是有其必然性的了
最后一节，说明刘邦回到军中，立刻杀掉密告他的曹无伤，剪除了内部的隐患；加强了内部团结。
这和项羽一方的变化动态，适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所以说，鸿门宴一幕斗争，预兆着刘项两方未来的成败利钝的前途；标志着秦末农民起义历史的重要转折；刘项两大势力的急遽变化的重要关键，是十分符合实际的。
当然，在刘项两方的所以成功与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探讨上，那还有待另论。
《鸿门宴》的各节内容和人物，大略如此。
够累的了，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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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
没有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只要是人写的便会带有主观的颜彩...要看比较真实的历史...便不要看范的,因为我是修中史的,他写的真是欠缺某些成份(大家都明白吧)要是想纵观中史,的<国史大纲>真是不错,它蛮完整。
＜剑桥中国史＞也不错,很清楚,资料丰富。
的书,如〈中国人史纲〉,都很主观,就是骂人骂得很痛快...再不是的话,可以看香港中学的中史教科书,我个认为它们都尚算客观,全面。
而且字数少,要快速理解中史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真正了解中史,并不能只看一两本书。
主观,客观的都要看,再自己分析,才去判断每一件事件中谁对谁错,每一件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还有每一件事件之间的关系。
科举制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
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
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
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
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
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
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
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
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
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
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
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
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
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
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
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关於科举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消极影响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
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
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
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
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
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
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
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
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
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
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
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
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
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
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
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
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
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
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
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
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
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
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
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除了孙立人!我国还有哪个将帅毕业于西点军校?
40年翁同和后代拍的常熟视频，片中的制片人万戈 是两朝帝同和的五
现年86岁的翁万戈先生，已在美国定居生活了61年，是美国华美协进社荣誉社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他出生在上海，“2岁时，母亲抱着我第一次回到家乡，从上海坐船，乘了7个小时才到达；到了常熟，是坐轿子回到翁家大院的。
”对8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翁万戈先生至今记忆犹新。
“4岁，我就入祖父办的私塾，首先读的是《诗经》。
” 此后，翁万戈先生随家人移居北方，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翁万戈先生及其家人躲进了法租界。
次年，他依依不舍地离开祖国，带着家中珍藏的藏书去了美国。
赴美读书的翁万戈，获得普渡大学机电工程硕士学位后，又进威思廉辛大学学习油画，自此一生从事绘画、摄影。
10年之后的1948 年，翁万戈先生第一次回国，回到了家乡常熟，看到的是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垣残壁，而自家的翁宅大院已成为国民党的伤员医院……1979年，翁万戈先生又一次回到故乡，给他的印象是家乡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他沿着街巷摸到了自己家里，去“玉兰轩”前的大院里寻找他心爱的两棵又高又粗又大的古玉兰树，然而，古玉兰树已被砍掉，心里感到非常伤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翁万戈先生思乡的感情越来越浓，曾几次回国，看到祖国的变化很是高兴。
2000年2月，翁万戈先生与妻子决定为当年携带到美国的祖传“翁氏藏书”找一个理想的久居之地。
2000年4月28日，在海外飘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最后一批中国善本古籍——“翁氏藏书”回到了祖国，被永久保存于上海图书馆内。
共计有80种、542册，其中宋代刻本11种、元代刻本4种、明代刻本12 种、清代刻本26种、名家抄本、稿本27种，堪称件件是“国宝”。
苏轼介绍
人物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
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
苏轼 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
为人宽大如海。
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
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
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生平事略 宋四家苏轼 苏轼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 。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乌台诗案 清汪圻绘《五老图》 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
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
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
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正式提讯。
此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告密，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明代张路绘《苏轼回翰林院图》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因为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
苏轼大惊，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诀别诗。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1]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清代任伯年绘《赤壁赋诗图》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 1061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年 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 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 返京；任职史官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历代苏轼画像(16张)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一、文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二、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 苏轼彩像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 晚清画家钱慧安绘《苏东坡夜游承天寺》 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 明末陈洪绶绘《东坡图》 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三、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他曾遍学晋、唐、五代 元代赵孟頫绘《苏轼小像》 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 四、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米芾说 明代孙克弘绘《东坡小像》 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
余问：何不逐节分
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
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
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
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开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主要表现在：①工业近代化的起步（首先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办民用工业）。
②技术近代化的起步（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
③军事近代化的起步（创建三支新式海军）。
④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新式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旧式教育有很大不同，奠定了新式教育的基础，并开留学风气之先）。
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③民用工业为解决军事工业困难，不能为国求富；④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说控制利用；⑤经营管理腐败，充满封建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