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绘画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画按内容分，主要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
战国时，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人物画，唐朝时达到了顶峰。
著名的人物画家有顾恺之、吴道子等。
山水画是表现山川美景的画种。
它产生于秦代，隋唐时成为独立的画种，宋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著名的山水画家有李思训、王维、唐寅等。
花鸟画画的是自然界中的花卉、鸟兽、鱼虫。
南北朝时出现了花鸟画，宋代走向成熟。
著名的花鸟画家有擅长画花鸟的朱耷、擅长画竹子的郑燮、擅长画鱼虾的齐白石等。
中国画按画法分，主要有工笔画和写意画。
工笔画的特点是按照事物原来的样子，一笔一笔画得非常细致，尤其注重细节的描绘；写意画是一种概括、夸张的画法，要求用简单的笔墨画出事物的神韵，虽然笔墨简单，但意趣生动，表现力特别强。
一幅国画作品，除了图画以外，还有诗文和印章。
因此，中国画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
它的艺术成就和民族风格早已受到世界人民的赞誉。
中国画不仅能美化人们的生活，而且能给人们带来高雅的情趣和艺术享受。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之骄傲，以我国所特有的绢、宣纸、毛笔和墨，绘景抒情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厚遗产。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在村料与表现内容上也具有新的发展。
中国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绘画作品的意境之美和笔墨之美。
追求意境，这和中国诗词的发展息息相关。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从这句诗中让人看到一幅壮丽的画。
同样一幅画也是一首诗，是作者内心的渲泄。
祝允明说过“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得真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素间矣，不其难哉。
”创意难，意在何处?意在反映万事万物里所包含的某种道理，所以中国绘画特别强调画家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能动精神，倘若画家在其作品中真的把握住客观对象的本质，则绘画的境界即显出很高的审美特征。
《易•系辞》中的说的“立象以尽意”所以对中国画的学习应是“取法乎上，而气韵不可学”在意境方面人人都可以向更高的格调攀登，当然这需要提高作画者各方面的修养。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不同在于我们用线条来表现，它的每一点每一笔都有表现力。
一代宗师潘天涛所绘的画中，可看到许多线条组合的画面，几乎每一点每一线都可成为一张精彩的画，使人百看不厌。
虚实问题对于中国也比西洋画重要。
中国画的“虚”为留白，西洋画则仍为色彩。
从一定程度上讲，留白比填色更难。
这一切的种种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我们应为此感到骄傲。
中国画不可能自己成就自己,需要学术思想的帮助。
学术思想对书画的艺术本质和风格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儒家思想使书画贴近民众,使国画一直存在着理性精神，国画严格按照礼学观念去构建，把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给予理性秩序的概括，强调主观的由情而发的“心境”；老庄思想使书画表现出一些尽显才智、尽显虚无飘渺的唯美倾向.老庄的审美方式是独特的，强调对自然和自身的体验，强调抒情性，在笔墨的处理上有着极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
虽然儒道两家分别从理性、感性，一正一反，一 出一入的不同侧面入手，但为何能在书法中协调起来，就是因为在笔墨表现“情境”的“意象”性质上是一致的。
儒道思想的特有气质、人生理念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书法的意象境界，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使书画成为了一个被直接把握的、直观的、原初经验性的美之现象。
虽有图解之嫌，但儒道思想提升了书法的题旨和内在意蕴，使其扩大了“感觉”的范围和空间，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确切地讲应该是一个非常浮躁,非常喧嚣的世界.一切一起都使人感觉到了急功近利,见利忘义.中国画的领域也是如此,面对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很少有人可以静静地在那里探索什么笔墨的奥妙,也很难去做.都巴不得今天学一天中国画,明天就可以去卖钱,明天就是大师了. 中国画是寂寞之道,讲究凝神定气,波澜不惊.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不是依靠浮躁之气而产生发展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中国画讲究的儒家道家佛家三位合一的境界又在哪里
近代以来，徐悲鸿、林风眠等老一辈中国画家不断吸取西方美术元素中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手法，对中国画进行创新发展，使他们笔下的中国画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新面貌，并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画的主导地位。
为适应新的形势，当今的中国画也必须不断创新。
虽然中国画毕竟是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独立绘画品种，它以笔墨来写意，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与欣赏品格。
但是中西方美术之间可以对话交流、互相借鉴，同样也决不能因此丧失中国画自己的特色与地位。
正如前面说过中国画的许多优秀之处是西画所无法比的。
无论怎样都不应失其民族性，否则这艺术便毫无价值。
不少人常说改革开放的时代，国画也要开放，也要中西结合，对于这观点我认为流于肤浅。
开放是要开放的，结合当然也是必要的。
但这个中西结合该如何个结合法呢?长期以来中国绘画的意境、气韵都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是中国绘画的经典之处。
中西方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不同，人的思想情感当然不同，所以这个意境是不适于中西结合而讲的。
有些人甚至去极力模仿西方一些大师，勉强的搬到自己画上，凑成所谓的“中西结合”这种结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这个结合可从材料上去考虑在 不变其本质前提下更新。
或在原有的勾、皴、擦、点染手法上进一步扩展。
中国画从古发展到今在不觉中已形成一种程式化，今天我们应突破这一程式，吸收西方绘画优秀的东西。
“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面临的更大一个课题便是内容上的问题。
传统的中国绘画有雄伟壮丽的山水景色，同时有崇山峻岭，残山幽峪，喜欢在大自然中修身养性。
时代的生活方式、节奏在改变，中国画也须扩大题材范围，去表现新的审美情趣。
中国画——历史留下的丰厚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作文：如何做好语文作业 800字
1、在写语文作业之前，要在课堂上认课，并积极发言，还要做好。
这是写好语文作基础。
2、要整理笔记，课文中已经解决了的疑问要追记，落下部分要补上，心得体会最好是概括地记上，文章中的好词好句也可以凭兴趣摘抄。
通过 课后的整理和修改，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加深了，认识得到升华了。
写作业时，要把上课做的笔记拿起来看，作业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上课时，老师都会讲的。
所以同学们，上课时要认真听课。
做作业时才会轻松。
3、当你做语文作业时，应先认真地读一遍课文，回忆一下老师是怎样进行分析的；接着再做作业练习。
凡是老师讲过的，就要仔细想想老师是怎么讲的，你是不是能回答得更好，然后再写到本子上去；凡是老师没讲过的，就应该认真考虑该如何着手去解答，该从哪几方面回答。
如果还是不能回答，再回过头来读一遍课文，并深入地体会一下课文的内容。
实在想不出，再请老师或同学启发一下，但千万不能照抄别人的答案。
4、认真审题。
不光是语文作业的要求，其他作业，考试时答题，都很重要。
就是要读懂题意，才能知道要回答什么。
5、要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对于课内课外的语文作业，都应该认真解答、仔细保存，这对你以后的复习很有用。
如果你能认真做好每一次的语文作业，语文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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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医、命、卜、相，为玄学五 玄学是三国、两晋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
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
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
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
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
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
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 ~248），史称“正始之音”。
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
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
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
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
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
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
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
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
《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
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
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
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
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
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
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
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
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6） “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
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
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
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
”（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
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
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
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
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
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
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
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
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
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
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
”（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
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
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
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
《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
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
’”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
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
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
”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
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
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
《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
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
”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
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
《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
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13）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
《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暂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皙)也。
”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
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
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那般章句小儒。
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诚北讲礼，加以雠校。
所住公豚，近于马队”（14），陶渊明写诗讽谕，末尾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
”（15），分明表示与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所受魏晋玄学的影响。
必须指出，陶渊明对于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并无多大兴趣。
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
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
所以陶渊明的诗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根本不同。
玄言诗脱离生活，纯是老庄哲学和佛教教义的说教，“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6）。
陶诗却是来自生活的，表现了陶渊明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而不是玄学的注疏和图解。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
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
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
《庄子》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
”《天地篇》赞扬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
《盗跖篇》斥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
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归，归向于道。
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
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
世人视躬耕为拙，同出仕相比这确实是拙，但他宁可坚守这个拙而不肯取巧。
他在诗里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陶渊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
孔子鄙视劳动，樊迟问稼被他斥为小人。
孟子也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他说成是“天下之通义”。
陶渊明不赞成他们，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写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意思是说孔夫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不明明是宣称自己要走“小人”樊迟的道路吗?陶渊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陈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
他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17）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18） “蔑彼结驷，甘此灌园。
”（19）他的心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
宋明理学如何体现道教思想
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状况与趋势调查组指:“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等问题虽已有之研究成果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将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对基础研究应予以资助的11个项目中该报告列出了“儒释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宋明理学的思想源头及其流变”、“儒家与宗教”三个课题[1]。
我们认为，该报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对宋明理学与佛、道二家的关系，现在确实该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了。
尤其是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更是研究得比较薄弱的地方。
一研究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宋明理学的渊源。
关于宋明理学的渊源，建国以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宋明理学是在经学、佛学和道教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理学三教合一的实质，一种观点认为理学是“以儒家的理论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
”[2]这是以儒家为本的三教合一的观点。
也有与此不同的观点。
如有学者指出，理学是“以儒家的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3]这是所谓以儒为表以佛道为里的观点。
其中还有“阳儒阴释”之说。
如有学者认为，“二程的理其实是套自禅宗的真如佛性……所不同者，道学家的理更多地具有封建主义品级结构里的道德律令的性质。
”[4]在这种观点看来，理学主要是佛教禅宗的翻版，理学其实是异学，本质不是儒学。
对理学究竟怎样实现三教合一，孙以楷认为:“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独尊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保留了儒学热心研究政治，重视人伦道德教育及践履的特点，又效法佛道对天道物理的精深思辨，因而既克服了儒学的庸浅，又摈弃了佛道的空寂，构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
”[5]这可谓儒学之用与佛、道的思辨结构的结合。
贾顺先则主张宋明理学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骨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
[6]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必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外，再去寻找它的渊源，它既不是希腊哲学中某种概念的翻版，也不是佛家的所谓真如佛性。
”这是否定佛教与理学的渊源关系。
“理学是儒学的传统，理学的正统也是儒家的正统，儒家的正统是子思、孟子一派，宋明理学是继承了思孟一派的儒家思想并有所发挥而建立起来的。
”[7]但道家、道教毕竟也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意识到道家、道教对理学的影响。
与总体上的讨论有别，一些学者则具体讨论了一些宋代理学家个人的思想渊源。
关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多数学者围绕着《太极图》究竟确否是周敦颐所自作，如不是他所作，则其学派渊源是什么展开了争论。
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个问题自宋代开始就争论不休，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共识。
大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所自作。
这以宋代朱熹等人为代表。
另外的人则认为，《太极图》不是周敦颐创作的，至少不全部是。
这以宋代陆九渊为代表。
如果它不是周所创作，那其思想渊源是什么
对此，有学者主张是来源于五代末年陈抟一系道教内丹学派。
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多数。
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是来源于佛教禅宗。
对邵雍的思想及其渊源研究者历来就不多。
对其思想的学派定位，一些学者持正统的观点，认为它是儒家。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它是道教。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邵雍的思想属于儒道兼综的类型。
二程的思想来源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一种观点如前所述，认为它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
最近蔡方鹿提出新观点，认为二程思想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8]。
由于朱熹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对其思想来源的研究也稍多一些，自古至今有六种说法:其一，儒佛道三教合一说，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
魏琪指出，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天理世界”及哲学的组织原则“理一分殊”均受启发或借鉴于华严宗，哲学认识论“格物穷理”、“据敬持志”来自于佛教的“渐修”和“顿悟”以及道教的“主敬”；理论、心性论则受佛性论的影响。
但朱熹哲学不是宗教，它在其中援用佛、道教学说，在于改造和复兴儒学，使之重新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占据优势。
[9]徐刚认为，朱熹的许多重要哲学观点与佛道有相通之处，吸收了佛道的思想成果。
朱熹对老庄自然天道观进行了批判和利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有机宇宙观。
此外，在本体观念、思维方式、认识论上，他都不同程度地参照佛、道思辨材料进行改造和发挥。
同时，他对道家的修身炼气和佛家的禅养功夫及气功方法极其推崇，且身体力行。
[10]其二，阳儒阴佛，儒表佛里说。
郭朋持这种观点:“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儒而内佛的”。
他认为，程朱关于“理”、“格物致知”、“心性”等等的论述均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很深。
[11]其三，以儒家为主，道、佛二家为次说。
李约瑟认为:“理学得之于佛教的远远少于得之于道教的。
它作为一种综合学说，实际上是同后者携手的；前者的影响主要在于促使中国人深信必须有所作为。
”[12]他认为，朱熹哲学同道家一样，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哲学。
它对中国的科学世界观作出了贡献。
[13]其四，以道家、道教为主说。
如潘平格认为周、邵、程、朱近道，陆王近禅。
他说:“朱子道，陆子禅。
”[14]其五，阳儒阴法说，如宋恕所说的“宋元阳儒阴法之说”，不合于孔孟忠恕、仁义之教。
其六，以儒为主，其次为佛教，又其次为道教。
如蔡尚思持这种观点。
[15]二在佛道两家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中，相对而言，对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研究得很少。
最近于年，由于围绕道家主干论的争论，道家研究大大深入了，道教研究也在缩短与国外的差距的呼声中异军突起，取得了持续的进展。
这为研究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刺激了研究的开展。
崔大华着重强调了道家中《庄子》思想对理学的影响。
他认为，“在理学的自然哲学中，或者说在理学的宇宙图景中，充实着的实际上是源自庄子的思想观念。
”理学阵营内的两派在论述理学主题时的两个共同的、基本的思想观念，即“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灭人欲”，与庄子思想一致或有某种关联。
理学家用理学的伦理道德哲学来否定庄子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对庄子进行了批判。
但是，在最低的层次，理学家常常把《庄子》的名物典故作为文学素材引进自己的诗文中；在较高的层次，理学家自觉地援引并改造《庄子》的某些概念、观念、意境，用以表述、说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在最高的层次，理学家自觉地把庄子的理论观念或思想作为自己可以认同的思想观点直接地加以援用，这主要表现在理学家对佛家思想和功利之学的批判中[16]。
魏晋以后道家被道教取代，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应该说道教比道家更大。
学者们对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探讨较多。
蔡方鹿、黄海德认为，道教“以图解《易》”的传统对宋代理学影响极大。
二程和朱熹吸收了道家、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来完善儒家的本体论。
他们吸取了道家、道教清静无为和主静的特色。
提倡居敬、主静，通过习静的修养而“去人欲，穷天理”。
道教与理学既排斥，又互相融合。
融合的方面表现在，二者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大致相同，在对一系列范畴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上，也是如此。
[17]李大华认为，理学“博杂”、“遍求”的学术风格乃是唐代儒学内部守道与开放两种学术路向的兼综重构，而这两种路向却包含了对道家、道教兼容风格的认同。
理学家是从道教那里学习“物之理”，从而开始从事本体论建构的。
理学合理与气为一体的二元本体论与道教的道气二元本体论有着完全的一致性，理学家的发明之义是给自然宇宙本体论赋予了人伦化的内容。
理学家在认识论中大讲性命原则，是接受了唐代道教的影响，尽管理学与道教在对性命的阐释上不尽相同，但把认知问题与身心超越及其交身立命联系起来，则又是一致的[18]。
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与宋明理学的宇宙生成论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
刘国梁认为，陈抟的《太极图》被周敦颐改为乾上坤下，并参考唐代道士的《太极先天之图》和后蜀彭晓的《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而制成《太极图》。
陈抟以伏羲六十四卦中自复至始的循环往复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这对理学的宇宙生成论有影响[19]。
刘国梁，卢贤祥认为，道教学者将九宫、四季与五方、八卦，以及早期的道教元气论结合在一起，并采用象数学的形式，以“生数”、“成数”相配去说明万物的生成，这种思想及与之有关的“先天图”影响了两宋理学宇宙生成论，从而奠定了宇宙生成学说的基础[20]。
在探讨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对宋明理学的学派性质的定位提出了新观点。
冯达文把宋明理学定位为儒道家，他的理由是: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架构就是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宋明理学的“内圣学”所标示的精神境界、所开创的途径，也来源于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
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是道家式的。
程朱理学在认识论上强调“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分立，以为完全绝对(“全体大明”)的德性之知不可能从零碎、相对、有限的“见闻之知”中给出，这种观念同样深受道家(与佛教)的影响。
程朱理学的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背离，也是受道家的影响。
[21]他认为：“孔孟儒学是从世俗日常心理情感引申出自己的伦理——政治主张的。
程朱理学贬落情而凸显理，走出主观而走向客观，建构了知识论又超越了知识论，终于为儒学营造了形上学，从而使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获得了一种客观必然性意义。
然而，程、朱之所以有可能把儒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实得力于老学的基本思路与本体论的基本构架。
理学把理置于气物之外、之先，强调理不可分的整全性与无对待的具足性，‘主静’，倡‘灭欲’在把握形而上的层面上排斥知性，这些，都十分明显地表现了老学的基本特征。
”[22]吴重庆则直接把宋明理学定位为“新道家”，其理由是三个方面:在对人与万物的关系及人性的看法上，理学是站在道家的立场而非站在儒家的立场；理学依照道家的“天成秩序观”，把礼义人伦自然化、无为化；理学采纳道家的“明镜说”，建立“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23]。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中分“儒道之比较”、“解老”、“评老子”、“老子亦有所见”、“朱子赞扬庄子”五个专题，归类整理了朱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的部分史料，对他人研究提供了方便。
他还指出，朱熹思想与老子的“生生”之观念有关，[24]黄广琴提出，朱熹吸收老子的道本体论思想论述了宇宙的本原，继承了王弼的体用、本末论来解释精神、物质的关系，在邵雍先天象数学和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基础上阐述了宇宙生成过程[25]。
范寿康认为，朱子的一生，受道教的影响不小，表现在五个方面:对河图、洛书极为推崇；朱子对所谓太极图以及阴阳五行等也甚重视；对于先天图以及象数之学亦认为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朱子对于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颇感兴趣，曾加校正和注释，写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对《阴符经》也写成了一部《阴符经考异》。
[26]孙以楷认为，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学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修改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
“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道家思想的痕迹仍然很明显，因为它源于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
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口静”的思想。
[27]刘仲宇认为，朱熹钦慕成仙，信念保持了一生。
朱熹中年后颇热心于对来源于道教的先天图进行捍卫和探究，并曾经引起宦海风波。
他采拮道教哲学，即吸收《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这些渊源于道教的东西，阐述了先天学的义蕴，同时深入地探究了与之有关的《周易参同契》，并对先天图进行了改进。
朱熹吸收了先天学中的思想充实了自己在人格培育、德性修养方面的理论，发挥了先天图中蕴涵的辩证法因素，对发展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朱熹研究道教经典，晚年更为辛勤[28]。
秦家懿简要介绍了朱熹对于《老子》、《庄子》、《易经》与《参同契》的看法，对于长生术的兴趣与实践。
他认为，朱熹对于道家、道教的态度有两面性。
一方面，他斥责离开社会的消极性的避世思想，与缺乏理性的盲目追求长生不死。
另一方面，他却接受道家思想与道教长生术中的合理部分。
道教对于朱熹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是宇宙论与有关长生术的修养论，而且他把它们改造为自己思想系统的一部分。
一般地说，朱熹对于佛教的攻击，远甚于他对于道教的批判[29]。
詹石窗还研究了朱熹对他之后的道教的影响。
他说:“不论是从当时的道教组织来看，还是从道士、道教学者对基本经典的注疏看，朱熹都备受推崇。
事实证明:朱熹的影响渗透到道教基本教义的许多重要方面，成为南宋以后道教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朱熹对道教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同他本人生前对道教胜迹的考察、与道士的交往以及对道教经籍教理的探索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
”[30]关于王阳明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一们的研究兴趣。
唐亦男指出，就形上学言，王阳明对宇宙万物及其本质的看法与道家同，但他所采取的态度及立场则是儒家的、道德的、有心有为的[31]。
徐仪明指出，阳明一生钟情于道教内丹术，在其著作中处处把“良知”说与道教内丹理论加以比拟，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实为内丹学的太虚，致良知的功夫也就是内丹学的功夫[32]。
陈少锋指出，王阳明的良知说基于本体与主体合一的原理，并经良知的自然发用而完成体用合一的圆融方法论，其哲学结构与方法受道家(尤其玄学)哲学的影响清晰可辩，其道德哲学智慧化与道家殊途同归[33]。
此外，熊铁基等人也提及了王安石、苏辙、朱熹、吴澄的老学思想[34]。
综上所述，随着道家、道教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刷新此前人们对道家、道教与儒、佛的关系的看法，并进一步影响到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看法，从而推进对宋明理学的渊源、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其理论架构、理论实质的研究，形成新的看法。
我们认为，以朱熹研究为重点，可以起到举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为此，拟解决的中心课题是:道家、道教思想对朱熹营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子课题主要是:鲜明地融合《易》、《庄子》是唐宋道教的一般特点。
宋代思想类型是《易》、《庄子》、《老子》与《孟子》、《荀子》思想的融合。
周敦颐、二程、邵雍、朱熹的哲学思想都是顺着这个潮流而建立的。
在致思逻辑和模式上，朱熹思想的理气论、人心论、人性论、境界论、功夫论上都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但在思想内容上又与道家、道教思想有重大的区别。
在朱熹思想乃至其他思想家的定位上，必须谨慎，为此得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哲学学派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不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定位某一个哲学家是儒家、道家、新儒家、新道家的说法，都是难于令人满意的。
同时，要深入探讨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还必须认真研究清楚道家、道教的差异和共同点，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此外，思想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阶段，朱熹思想又是“综罗百代”的集大成体系，如何贯彻好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
如何做到既保持整体观点的一贯性又保证在微观上比较、论证得充分
这也是要处理好的问题。
中国古建筑复原图（如秦汉建筑复原图，宫殿复原图）复原依据是什么呢
是否有特定风格，型制
很喜欢古建
易是容易，经为方法（或说经典）。
即易之方法（易之经） 易经是一部严谨的哲学著作，并能在科学的范围内用作术数占卜。
只是非常深奥难懂才会有众多牵强附会之说。
只有对其缺乏了解的人才认为易经是迷信。
《归妹》卦的解释 1. 关于《愚公移山》的神话 《列子·汤问》上说：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带事领子孙邻里，驳斥河曲智叟的谬论，移山不止。
终于感动上帝并命大力神将二山背走，帮助愚公解决了出行和发展的制约。
相信任何一个无神论者都不会认可神仙的存在。
那么这一神话传说究竟在向人们传递什么信息呢
很显然，它在驳斥河曲智叟无知和固执的同时，也肯定了北山愚公富于开拓精神的愚昧和执着，并由此向人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
那么，这一规律又是什么呢
2.《中庸》的解读与位置 《中庸》，礼记篇名，传为子思所作。
什么是中，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
什么是庸，平庸也，言其所为平庸也。
谓平庸之人所能为，亦能为，故称其为庸言庸行也。
平庸之人所能行，故称其所行所言为庸。
如有“天才出于勤奋”之说，则勤奋亦庸人所能为也，故亦可谓“天才出于平庸（之行）。
”故平庸的意思，即是中而平庸。
不平庸之人而能为平庸之行。
为其不平庸也，故能中，为其能（甘于）平庸也，故能明。
《易经·乾·九二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平庸之言而能信，既能相信，也就能去实践。
实践而又能谨慎对待，这就是“中”。
也就是说，所作所为很是适中。
孔子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过于聪明，而不能为庸行，?甘为庸行。
愚者虽能去做（行），而不能最终突破教条的束缚（有失于中），故亦不能行真正的中庸之道。
这就是道所以不得行的原因?lt;\\\/FONT> 贤者陷于教条而失于中（贤者过之——于中），不肖者行虽往往能得中，而不能甘于平庸，故亦必不能及。
之就是道所以不得明于世的原因。
（大道似不肖，故不肖者往往能适中） 那么，这就是中庸了吗
《中庸》更为形象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看看孔子和孔子以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看法吧。
3.《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归妹》 “归妹”，就现在众所周知的意思来解释，应当是指女子归嫁于其夫家。
这固然没错，然而“归妹”的意思却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男女之间因为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在性格，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相对来说都存在着不同。
这也为现代科学所证实并逐步得到更深入了了解和研究。
同样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 意识到了这个明显存在着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我们的祖先意识到，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制约。
那么这种制约因素是怎么产生的呢
很显然，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无知。
我们的祖先把这种无知叫做“昧”（或说是定义为“昧”）人类的无知即是人类的昧。
昧于无知，昧而无知是人类所以不能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原因。
（昧而无知，大道所以不明也） 相同客观条件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虽然（男性和女性）共同受制于自身的无知，但因为性格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女性所受制约相对来说要更大。
换句话说，女性更容易受制自身的“昧”。
在组织管理各种生产劳动和处理各种复杂事物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因为女性事实上更容易“昧”于无知（停留于无知），故而在我国古代早期的男权社会中，“昧”亦逐渐成为了女性的代名词。
但同时又因为“昧”是人类共同存在和面临的问题（男性同样存在着），故而我们的祖先将“日”去掉，而换成代表性别的“女”旁，创造了“妹”字。
用于代表女性（更多的时候是代表年轻女性）。
基于以上原因，就有了“昧”者“妹”也，或“妹”者“昧”也的说法。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早期男权社会中，“妹”与“昧”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相通的。
女子出嫁，即归于男家。
将预示着她需要为（自身）这一决定舍弃一些权力并同时承担一份新的责任。
但男婚女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如果说因为它对自身的制约而把它定为是愚昧的决定，那么人类就必须归于愚昧并从中走出来，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
故“归妹”者，亦“归昧”也。
归于平庸愚昧，以寻求创造和发展。
归于愚昧，“昧”而行之不辍，是由于中心的喜悦在推动外在的实践。
能自己归于愚昧并实践不止的人，主观上就具备了能用中来不断纠正自身认识的偏差和局限，并最终突破愚昧制约的能力。
（昧而能归，非中而何，此大中之象也。
唯能大中者，为能不局限于已有认识而自归于昧。
） 4.结论：《愚公移山》《中庸》《归妹》之三为一体 “归妹”者，“归昧”也，归于愚昧也。
北山愚公者，不为河曲智叟所惑，不尚河曲智叟之智，自甘于昧，自归于愚味。
其愚则足以行，其中则足以及，故能去太行，王屋二山也。
愚公移山者，中心悦而乐为之也。
内喜悦而外付诸实施，归昧之道也。
中庸者，中而平庸也。
中庸者必昧，安于平庸而能守中者，必自归于昧者也。
故中庸者，归昧（妹）之道也。
孔子曰“归昧，天地之大义也。
”大义就是事物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山此而言，天地之大义，亦人之大义也。
则归妹亦人之大义也。
那么，按照孔子的说法，由愚昧而走向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