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给我们的启示
《儒林外史》读后感 我喜欢读书，有些书是写得很美，但是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儒林外史》，它没有社么美丽的词藻，但是一个个的故事却深入人心。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作者吴敬梓。
吴敬梓出生在康乾盛世的官宦人家，世代为地方旺族，家世显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第一， 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通过独特、鲜明的讽刺艺术成就反讽艺术的巅峰之作；第三，创造了新的小说结构形式——以思想贯穿的连环短篇结构。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达到最高峰的一部巨著，也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
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并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让人深刻地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
说到读史，有必要说说读史的境界，在此借用佛教中的三种境界：“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读史的境界或许会因人而异，但大概不会偏离这三层意思：第一层境界是只看到历史的表象，“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第二层境界是能透过历史表象看到当时社会的本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层境界是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从而提炼出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意识并运用于当今社会，“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此仅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一层境界；透过《儒林外史》深刻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以理学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尤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统治者的玩偶、学而无用的市侩，此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二层境界；《儒林外史》中反映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看不清当时的社会现实，则纯属当时人们的主观意识问题，吴敬梓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他深切期盼能唤醒世人，或者说得更伟大些，他想医治社会、拯救世人。
如果这当真是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目的的话，则他的思想意识很值得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所借用，此当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三层境界的首要内容。
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应当如吴敬梓那般，用明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力，认识社会、认识事物，准确表现和揭露社会，了解社会和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清是非，引人爱俗、乐俗，或者因为忧世伤俗，奋而医世救俗，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切不可以一己私利的眼光看待社会、看待事物，愤世嫉俗，蛊惑他人弃俗、反俗，让人误入歧途，更不可以扰乱社会谋取个人私利为目的做出反人民、危害人民，反社会、危害社会的事情。
官僚制有哪些基本特征?
官僚制的主要特征有： (1)在劳动分工基础上，规定每个岗位的权力和责任制度化。
(2)按照不同职位权力的大小，确定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形成有序的等级系统，以制度形式巩固下来。
(3)明确规定职位特性以及该职位对人应有能力的要求。
根据技术资格挑选组织成员。
(4)管理人员根据法律制度赋予的权力处于拥有权力的地位，原则上所有人都服从制度规定，而不是服从于某个人。
(5)管理人员在实施管理时，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拥有执行自己职能所必要的权力；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服从有关章程和制度的规定。
(6)管理者的职务是他的职业，他有固定报酬，有按才干晋升的机会，应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某个人。
读了圆明园的毁灭有感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圆明园有感 同学们，你们应该都知道1860年10月6日残忍的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圆明园的事吧
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统统抢走；拿不动的，就用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销毁。
最可恶的是在10月18日和19日他们为了销毁证据，竟放火烧了圆明园。
这一艺术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刹那间化成了一片灰烬。
至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几根孤零零的柱子，而再也看不到圆明园昔日的风采了!这令我们感到无尽的愤怒和惋惜。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科学发展了，航天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突破，像我们在1999年 “神州一号”发射成功，还有绕月卫星“嫦娥一号”于2007年发射成功等都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突破，也是值得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骄傲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够永久记住我国令我们全中国人骄傲的事情，和在历史上的耻辱
国家历史文化为题的作文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
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
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
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
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
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
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
有许多东西是好的。
有许多东西是糟粕。
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
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
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
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
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
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
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
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
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
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
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
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
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
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
不过是男人附庸。
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
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
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
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
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
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
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
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
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
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
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
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
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
闭关自守，夜郎自大。
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
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
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
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
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
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
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仁者爱人”。
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
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
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
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
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
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
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
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
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
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
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
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
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
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
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
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
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
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
以权力代替法律。
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
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
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
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
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
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
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
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
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
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
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
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
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
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
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
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
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
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
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
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
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
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
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
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
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
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
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
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
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
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
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
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
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
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
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维新变法运动是指什么?
维新变法1840英鸦片战争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封建社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开始转入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
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
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
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
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
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
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
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
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
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
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
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
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
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
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
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
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董其昌这个人人品如何
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
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却屡屡名落孙山，一度以教书谋生。
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也没有从小习书，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文章写得漂亮，理应第一，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而把他降为第二名。
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制艺要求按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同时也要求以乌黑、方正、光洁的楷书书写，是为“台阁体”。
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但还是中规中矩的。
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
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在书法上下功夫。
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别人的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
与元代的书法大家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他却以此起步，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终使书法功夫精进，山水画也入得其门。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
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
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
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
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
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
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
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
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
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
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
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
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
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
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
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
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
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
”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
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
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
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
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
”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
朝野为之震动。
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
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
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
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
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
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
呜呼
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
……若再容留，决非世界。
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
谨檄。
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
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
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
大火彻夜不止。
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
” 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
”“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 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
但毛祥麟在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 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
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
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
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
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
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
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
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
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
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
原因呢
按照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
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
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
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
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
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等交谊莫浅：“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
”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
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
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
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著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
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
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
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
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
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
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
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
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
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
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
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的势利在于：权势者为了附庸风雅，往往用高雅文化的社会姿态博取儒雅之名，怀柔广大民众，会对所谓的文化名人制定比较宽容的道德标准，有的干脆就以权谋私，许以名人特权，方便自己索拿卡要名人作品；而平民百姓出于对文化名人这些高雅职业者的仰慕心理和盲目崇拜情结，则无形中滋长了这些高雅职业者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追捧，《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
” 董其昌死后葬于吴县濒临太湖东岸的渔洋湾董氏坟茔。
据《吴县文物》一书记载，董其昌的墓据传有两处：一处规模极小，位于阳家湾，在胥口乡渔洋林场宿舍门口；另一处在渔洋山湾里，墓葬规制很大，石翁仲高三点四米，墓前有石龟、石狮、石马、翁仲及石碑等，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考定，这座墓葬可能是董其昌的真墓。
求一本有关历史题材的书籍的读后感（500字左右）
世界上下五》读后感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也就没有了人类的文明慧。
自从读了这本《世界上下五千年》书后解开了我心中的许多疑惑，比如说：“三皇五帝”是哪八个皇帝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是：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少皞、太皞。
这本书里有许多历史事件和许多历史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言而有信的晋文公、卖国贼秦桧、狡猾的李林甫、虚心的孔子、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稳坐钓鱼台的姜子牙、知错就改的廉颇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机智的管仲，公元前663年，北方燕国派来使者向齐国求援说燕国被附近的一个部落山戎侵犯了，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管仲说：“山戎经常骚扰中原，是中原安定的一大隐患，一定要征服他。
”齐国大军到了燕国后发现山戎已经抢了一批百姓和财宝逃回去了，追踪的时候又被敌人引进了圈套。
茫茫无垠的黄沙，让人人不清东南西北，大对人马怎么也走不出去。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管仲想出了一个主意来，他对齐桓公说：“马也许能认得路，不如找几匹当地的老马，让它们在前面带路，也许能走出这个地方。
”齐桓公虽然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就叫人挑了当地的几匹老马，让它们在前面走，大队人马跟在后头。
这几匹老马果然走出了迷谷，并且打败了山戎，他表现出来的镇定、机智、智慧，让我感到敬佩 我最不喜欢的历史事件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继《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人越来越不满足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利，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想谋求更大的好处。
于是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别的国家也趁机派兵入伙，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园林，眼花缭乱的侵略军马上开始了疯狂的劫掠。
接着联军司令部下达了可以“自由抢劫”的通知，一万多名英法官兵你来我往，争相入园，各个满载而归。
把园内珍藏的许多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瓷古玩抢走。
这还不算，他们认为只有把著名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写给布特勒上尉的信中描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
这个奇迹叫圆明园，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圆明园烧毁才是对中国皇帝产生最大的震动，才能达到并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
于是他们手持火把，在圆明园到处放火，园内的三百多名太监、宫女和工匠全部葬身火海，这座巨大宫苑烈焰冲天三日，余烟月余不息。
火烧圆明园后，英法联军又威胁清廷，如再不屈服便要攻入城内，将皇宫也予以焚毁。
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马上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换得侵略者的撤退。
《世界上下五千年》记载了成千上万的古代发生的事情，读了这本书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许多成语故事的由来，懂得了许多道理，让我深深感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这样，将来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读《上下五千年有感》我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小故事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有的故事惊心动魄，有的故事感人肺腑，有的故事回味无穷。
在那么多的小故事中，有几个故事我印象最深。
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刘备三顾茅庐》等等。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战争。
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勾践被夫差俘虏。
后来，吴王夫差释放了勾践，让他回到了越国国都会稽。
勾践在坐卧的地方吊了个苦胆，夜里躺在柴草上，面对苦胆。
每天吃饭时都尝尝苦胆。
总扪心自责：你忘了会稽大败之辱吗
就这样勾践跟同甘共苦共同命运，经过十年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又经过十年练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打败夫差，灭掉了吴国。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越王给吴王当了三年奴仆，受尽了屈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重振越国，找回失去的尊严。
他在麻痹了吴王被放回越国后，安抚百姓，操练军队，吃饭前品尝苦胆，晚上就睡在柴草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的屈辱和复兴越国的雄心。
他身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能够这样做，真是难能可贵。
经过自己的顽强毅力，勾践终于打败吴国。
勾践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奋发图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刘备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听徐庶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替国家做事。
前二次去请，诸葛亮都不在家。
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此才实学，不用去了。
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地捆来。
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访诸葛亮。
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
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
诸葛亮出山后，关羽、张飞说：“诸葛亮能有什么本事
”刘备听了以后说：“我得了孔明，就像鱼得了水一样。
”关羽和张飞听到刘备这么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果然，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场战役刘备就大获全胜。
从中可以感到刘备求贤若渴，很敬重诸葛亮，前两次去隆中拜访他，可他都不在家，刘备还要第三次去拜访他。
见了诸葛亮在睡觉，他一声不吭，一直等到诸葛亮醒来才和他谈话。
在《上下五千年》里还有许许多多这样有趣动人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看哦
读《改革开放有感》概括地说，改革开放，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直观地考察我们的现实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通过改革开放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
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成员带来什么呢
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7100亿元（见十二大报告），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1.09万亿元，即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也增长了几十倍之多。
我国的经济发展之快，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
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2.5亿之多。
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
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不必一一列举。
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增强了。
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
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
过去年代存在的那种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人们敢于独立思考，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以上这些，就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年，曾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文选》第3卷第368页）回过头来看，确实是这样。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其意义决不亚于民主革命时期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
特别要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 但是，国际国内都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搞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
有人甚至想当然地列出几条，作为标准，对照现实社会，指责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里涉及到一个老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需要搞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丢开老祖宗，随心所欲地发议论。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呢，老祖宗是怎么说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在经济方面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分析和判断社会性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和要求是： 首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
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公有制”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两个概念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但这两个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大的，其具体实现形式决不限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
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他们又不断地阐述这个思想。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而不是必须机械照搬的教条，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就是说，要从各国的实际出发。
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同老祖宗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完全一致，而且有所深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方法，是列举几条特征，来判断社会主义，而不善于从基本思想的高度、从本质的高度理解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用中国语言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应当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
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看，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
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确有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概括地说，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权。
通过改革开放，这些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相当彻底地改掉了，有的正在改变。
总之，我们的改革开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东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
观察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市场的发育程度还比较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还有残存，旧体制的思想、观念、习惯、活动方式、领导方法还存在，等等。
还要看到，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指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
曾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最近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砖窑，是比封建主义还要落后的东西，带有奴隶制的色彩。
以上这些，其性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误失衡。
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最基本的是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协调，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几大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却是碎步缓行，进展不大。
“官本位”非但没有削弱，还有增强之势。
目前存在的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为富不仁现象增多，丑恶现象陈渣泛起，社会风气败坏，腐败严重等问题，都同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
目前改革处在关键阶段，问题很多，矛盾复杂，难度很大，各种议论纷起，我们要下最大决心，拿出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的决心、气概和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我们体会到，从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场革命。
在改革进程中，困扰改革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改革从起步时起，就有人指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
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就是有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实践标准的发展，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廓清“姓社姓资”迷雾的有效武器。
正如有的领导干部所说，这些年，我们就是靠“三个有利于”标准壮了胆。
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
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谈论改革，洋洋万言，引了不少的话，但就是不讲“三个有利于”标准，真是咄咄怪事
不赞成“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必然要另立判断标准，这是挑起“姓社姓资”争论的习惯做法。
实践已经证明，离开“三个有利于”标准谈改革开放，很可能南辕而北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中发展。
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
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
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
1983年，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
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
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
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
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
而今年，在108天之后，奥运大幕将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将成为奥运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