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下半句是什么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这里的以是指“用”的意思，总体意思是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包容。
语句释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下句是“地势坤，君子以载物”，清华校训，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地，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可以这样译为：君子应该像天体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君子法上天刚健、运转不息之象，而自强不息，进德修业，永不停止。
《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词语全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卦）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卦）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卦） “渐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震卦） “善若水，君子以作事谋始。
”（坎卦） “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离卦） “步泽履，君子以辨民安志。
”（兑卦） “艮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
”（艮卦） 《周易》即《易经》，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人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
《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编纂；但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或秦汉时期的儒家作品，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
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成书背景 在中国早期的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就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帝和（或）神的存在，它支配着世界上的一切。
当人们屡遭意外的天灾人祸打击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
基于此，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成书时间 成于周初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易》卦辞、爻辞，周初作。
《十翼》，相传孔子作；至少亦七十子后学所述也。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与王国维的看法一致。
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可能是学生根据孔子讲《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补充、润色而编纂成《易传》。
据刘大钧《周易概论》考证，《易传》为思孟学派（孔子后代子思和后学孟子）所为。
成于西汉 在二十世纪有关中国古史和古史文献的讨论中，顾颉刚以史家的眼光研究《周易》。
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他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 。
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
《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
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郭店战国简本《老子》的面世，证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批评是正确的。
周易作者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但这种说法也有诸多争议，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
高二文科二班跑操口号，要求：16字,押韵,有气势新颖,四字一句
天的运行，很强健；君子（应效法天），当自求进取、折腾不止。
地的势形，很宽厚（如坤，即如母）；君子（应效法地），当广积修为，包容万物。
北京胡子英语〔胡子老师注解〕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两仪：阳爻（即，乾卦）和，阴爻（即，）。
因此，坤：可指地；坤，也可指阴或母性（母，引申出来可喻指“宽厚“）。
伏羲的八卦图叫先天八卦图，周文王的八卦图叫后天八卦图。
在这两个八卦图里，都保留有乾卦和。
【后记】网上或书上装逼漂亮的翻译，其实对你没啥用，还不如看上面胡子老师的垃圾得有点得不像人话的翻译呢，至少逻辑上能说服自己。
装逼漂亮的翻译，真的好吗
别骗自己了，其实你只看懂了漂亮的译文本身而已，原文你压根还是没看懂。
考场上需要装逼漂亮的翻译，但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啊，从胡子垃圾式的翻译到装逼漂亮的翻译，你没问题的
别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些傻瓜道理给骗了，逻辑不通畅就算读一万遍也没法“见”，因为你说服不了自己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文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此诗出自《水浒传》这八句诗并非凭空杜撰而来，作此诗之人却是大有来头。
此人姓邵名雍，字尧夫，是北宋年间一位极有名望的大儒。
他祖籍范阳，幼年时随父迁居共城。
少年饱学，隐居在苏门百源山之上，人皆称为“百源先生”。
蒙当时仁宗皇帝下诏授官，他竟是屡次不赴，大有闲云野鹤之风。
后来移居在洛阳，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从游甚密，名动一时。
这邵尧夫创立了象数学派，精通易理与道家学说，也有称他的象数之学为“先天学”者。
死后，被谥为“康节”。
他这首诗乃是叹那残唐五代之时，天下干戈不惜，战乱纷争，永无宁日；幸得天道循环，分久必合，出了一位英雄。
七律: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首诗原是宋神宗时名士邵雍的作品,诗中抒发着作者对于历史云烟,今昔漫衍的慨叹以及太平无事,云开见日的欣然.但在《水浒传》这部讲述绿林起义,强盗造反的小说中,以此诗作为开卷诗,似乎却另有深意.金圣叹于此评道: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
《采桑子重阳》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周易文言《文言》曰：元者，善也；亨者之会也；利者，义也；贞者，事之干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乾·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乾·文言〕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君德也。
」〔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乾·文言〕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
」何谓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乾·文言〕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圣人作而万物睹。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乾·文言〕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乾·文言〕潜龙勿用，下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文言〕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卦辞·文言〕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乾初九·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君德也。
〔乾九二·文言〕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乾九三·文言〕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乾九四·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乾九五·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乾上九·文言〕周易·坤文言《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坤道其顺乎
承天而时行。
〔坤卦辞·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
」盖言顺也。
〔坤初六·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坤六二·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坤六三·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坤六四·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
〔坤六五·文言〕阴疑於阳，必战，为其嫌於无阳也，故称「龙」焉。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坤上六·文言〕《周易·乾卦》管见乾者，健也，天行健，是故乾道变化，资始万物而统天也。
乾之六爻皆阳，其所重刚者，亦已甚矣，然则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何哉
以其群龙无首之故也。
何谓群龙无首?曰：乾之六爻，三当位三不当，其当位者故乘位就势流德天下，其不当位者，以阳犯阴，俾阴化阳，则以去甚去奢去泰而去盈者也。
天之道，阴阳冲气以为和方可长生久视，若其进而不退先而不后，谓之亢龙，非所谓知止之道也。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阳以配阴，则化而恭且劝也，岂复躁进以为首哉
故曰：群龙无首。
元亨利贞者，元则亨，亨则利贞也。
元者，始也；始者，性也。
婴儿在腹，莫不有其性，故从其性则是御乾道矣，何謇謇于绳墨规矩与
故元则亨。
贞者，正也，正则前矣。
是故亨则以进。
乾卦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天行有时，登高必自卑，君子固耻居下流，然知天道者，岂不闻抑扬之道、进退之理乎
老子曰：不敢为天下先，正道也，何哉
后其身而身先，藏器以待时者也。
凡物之初肇莫不幽微不显，非欲隐忍绝灭于蓬蒿之间，将以有为也。
韩信有胯下之辱，而子长全刑余之躯，皆以隐而未现、行而未成之故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君子进德修业愍勉而行，不虞自试。
见龙在田者，锋芒初试，光而不耀，不自矜，亦不碍物，故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之诸爻皆称龙，九三独曰君子，何哉
曰：九三于三材为人道，居人道而有乾德，君子之象也，以故称之。
易之爻，三多忧四多惧，以其上下乎二体之间也。
然则虽厉而曰无咎者，何也
亦以其乾惕而已矣。
鸟栖高枝弹射难加，鱼潜深渊网钓不及，士处岩穴而朝乾夕惕，岂复得咎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盖已由下卦至上卦，由小成而入大成，或可有为也。
君子审时度势，厚积而薄发，故曰或也。
凡事谋之在人而成之在天，得其时则正，不得其时，虽千方百计，无由而成也。
九四者，揆之三才，居人而远地，非所以长生久视之道。
进虽可臻九五之境，而退亦颇有多藏厚亡之忧也。
是故虽或跃在渊，向所以乾、惕者，犹未可废也，方可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此爻为乾卦之主，既得中而复当位也。
九二曰利见大人，九五亦曰利见大人，两相比照，九二得中而不当位，在田而未在天，犹复幽微未显也。
至九五，则驰骋天宇翱翔太清，至矣哉
上九，亢龙有悔。
老子曰：物壮则老，是故遵道之人，必欲去甚、去奢、去泰、去盈。
彼飞龙之在天，亦可谓盈穷而泰极者矣，然未谙穷通之理，不恤知止之情，至亢龙，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焉得不萎蹶困顿哉
反者，道之动也。
天下万物莫不与时偕行循环翻覆，故桃夭李秾止于一春，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非有持盈保泰之理也。
审乎此者，方可为君子。
群龙无首者，用九之时，龙首不可见也。
见则劳矣。
劳则为潜龙之大忌矣。
子罕言利，又云：欲速则不达，故乾道亦不劳为上，不计其进之缓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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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_————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生存或死亡，这不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高贵的忧郁”问题，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无法开释的情结。
正是这种情结，一代代民族精英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追求着生存信念的完美，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绵延着中华的国脉和邦本。
在《史记》的《赵世家》中，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通过公孙杵臼、程婴与赵氏孤儿的一段野史，抒写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凝重的“生死”情结：危急时刻，为了家国天下，死者慷慨从容，生者自强不息、忍辱负重；赵氏孤儿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复兴的希望，更是一种信念不灭的传承，一句“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结语抒尽一代史学大师纵贯千古的良苦用心。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8世纪，伏尔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
剧中，伏尔泰借成吉思汗之口说出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评价：“我虽则要用武器对付他，但我却崇拜他的人格……他们并没有征伐的武勋，而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
”对此，歌德也曾评价说：中国作品中有“结了晶的人性”。
它折射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同西方人文主义者关于生存与死亡价值抉择的思索一样，震撼着人类的灵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就是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频频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光辉。
特别是在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这样思想的人物更是灿若群星：为挽救北宋内政外交的困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惧个人的荣辱得失，毅然开政治改革先河；后继者王安石更是忍辱负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再次进行改革。
甚至在国家的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仍然试图挽狂澜于既倒。
决意效法程婴故事的文天祥，道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抗清名将袁崇焕以文臣领兵，在辽东独拒后金举国之师，成为不可逾越的铁锁雄关；在国家倾覆之际仍有抗清名将史可法书写最后的壮歌，其诗“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
在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即将举起的屠刀，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遂相与一抱而别。
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生死”情结的完美解注———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几千年来在这种情结鼓舞下前仆后继的英雄们。
几千年来，无数被这种情结鼓舞的英雄们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与死的荣光，用理想主义的完美书写着他们的墓志铭。
中华民族之所以高度重视历史，就是那里面记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不灭的传承和历代祖先们生与死的辉煌；同时那些背叛民族利益的人也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人们所不齿。
在近代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仍然为保存中华文化、宣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创作《台湾通史》，他写作最直接目的就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于一线。
他说，“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
可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是中华千古史家一脉相承的灵魂。
纵观历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
鉴古而知今，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走向新的辉煌。
而现在，一小撮“台独”分子出于一种狭隘的心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设置重重障碍，为一己私利而数典忘祖欲自绝于中华民族，妄图分裂中国，不自量力地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挑战。
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征伐的武勋，只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但是中华民族却有为了尊严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勇气，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
与过去不同的是，日渐强盛的中国，在不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下，一定能够挫败任何挑衅，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章二《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及其对民族精神的高扬》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民族主导的精神力量，是决定民族素质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热爱祖国，不屈外力，勤劳勇敢，豁达乐观，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英勇奋斗等等。
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起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中国人历来黜幻想而务实际，政治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国计民生；学术活动历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古典文学一贯重视现实主义传统；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幻想与空谈。
因此，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既可不畏艰险，殚精竭力，投身祖国物质文化建设；又可反对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捍卫祖国的统一；既可团结对外，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誓死不渝，直到彻底战胜侵略者；又可勇斗愚顽，兴利除弊，推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推动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最重大的凝聚力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历史典籍《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
[1]东汉时，荀悦的《汉记》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
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日益巩固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道德责任。
如一代宗师柳宗元，传承并宏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他崇奉“圣人之道”，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有炽热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他是非分明、憎恶扬善；他既能够在顺境中刻苦钻研、勤奋写作，也能在逆境中战胜困难、有所作为。
尤其是柳宗元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厚的仁爱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也集中的体现了我们民族可贵精神。
在柳宗元的一生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始终没有忘记的是仁爱和忧患。
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何种体裁，无论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线都是爱与忧。
仁爱和忧患在柳宗元身上，又表现为互为因果关系。
因仁爱，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因忧患，仁爱表现得更为宽厚。
他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仁爱和忧患的悲剧。
他的不朽，也是仁爱和忧患精神的不朽，是民族精神的不朽。
总结、继承柳宗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现实意义，即要有关爱之心，要注重言行一致，要学习传统文化。
[2]在历史上爱祖国、爱人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鲜明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始终承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守着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文学品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发展的驱动力，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
不同国家、民族的凝聚力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５６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书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化史；另一方面各民族又分别以其个性，使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并以其共性表现了中华文化的趋同性和整体性。
正是这种密切的文化联系与其他因素一起，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古典文学的文化特征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特性。
这一民族特性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
反过来，爱国主义又使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视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荣，以危害民族、国家，谋一己之私利为耻。
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
中华民族历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对于任何外敌的入侵，有宁死不屈的抵抗精神。
而且愈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强不息、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愈为强烈，从而凝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直至最后的胜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悠久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精粹的概括，而文学永远是现实生活和作者深沉情感的表达。
在战国时代，有屈原的《国殇》，歌颂为国捐躯的勇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汉代除苏武北海牧羊十八载外，还有有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明清除了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者和夏完淳抗清的英勇史迹及其文学表现外，还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
……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始得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
几千年斗争的精神积累，终于筑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的长城，造就了一座汹涌激荡的民族情感的火山。
历史证明，每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能凝聚起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忍不拔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救亡图存而斗争。
这时民族内部虽有激烈的矛盾斗争，也能在民族精神感召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捐弃前嫌，共同赴敌。
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中，民族精神可以为文学创作灌注原生的活力，文学创作又可以不断地蓄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因而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繁荣发展中国文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以及民族情感的宣泄，素来是十分强烈的。
如中华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是世上公认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宣扬这种精神。
孟子曾列举一些经过艰苦锻炼成才的人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诚所谓，不经清贫难成人，不历打击总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富贵总是落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瘦马金锤定乾坤
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将其概括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民族情感是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利益，在与他民族的关系中形成的民族心理体验，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心理因素。
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仁人志士报效国家、牺牲小我的政治理想传统。
它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这在经典名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从《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构成了文学上激动人心的群英谱。
由此，坚持民族气节，宣传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构成爱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主流。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司马迁为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很有典型意义。
蔺相如在外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位高而自傲，面对廉颇的挑衅，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了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风度。
蔺相如的“不战”而胜和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是“整体为上”的道德准则在注重国家利益上的具体表现。
[3]《汉书》“苏武传”描写了汉朝使者苏武在匈奴的艰苦环境中，如何宁死不屈地保持民族气节。
《东周列国》中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赶着牛群去洛阳贩卖。
路上偶尔得知秦国已派出大量军队偷袭郑国。
紧急中，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去送信，一面机智地以郑王使者的身份，带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欢迎”秦军，致使秦军在惊讶之余，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
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的义举却显现出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整体为上传统的深入人心，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这种信念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小人自惭形秽，这就是经典文学的魅力。
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突出表现在纵然身处逆境中仍把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和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
这体现出我们的祖辈们在坚韧不拔地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即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极度悲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
真挚之感，切肤之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然而其更为感人的地方在于，即便处于此种境况，仍涌动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之光。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为了能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以超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
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被发配沧州时，以戴罪之身尚还怀有“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志向，虽是酒后之言，谁又能说不是酒后吐真言呢
一代诗圣杜甫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流露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道德理想。
陆游更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何等地赤诚满怀、豪情满天啊。
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和志存高远的胸怀，在几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一直激励着正直人士发奋向上。
民族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民族精神中来。
而爱国情怀、民族情感一旦融入无数华夏子孙的血脉中，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内涵。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乃至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而这一切在古代士人眼中，都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