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讨袁檄文
是孙中山声讨袁世凯的文书吗
梁启超的故事。
伦敦被难记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及其早期「革命」思想等问题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孙中山先生的Kidnapped in Lon don（中译名《伦敦被难记》），1897年由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 tol）书局印行的原刊本。
纸质还硬扎，沿边略有水渍的痕迹。
依稀百年， 算不得古物，还是带来一阵小小的欢喜，虽然百年之下这一阅读的巧遇并没有 产生什么浪漫的革命联想。
以前也一回二回的听到过《伦敦被难记》这本书，也约摸知道裏面讲的是 孙中山早年革命冒险的事迹，但这次想读到原来的英文本，倒并不在於这一段 故事，而是在阅读和写作时碰到了几个注脚，而引起困扰，亦激起了好奇。
首先是我自己的一个注脚，是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形成过程 的文章裏，后来该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之源〉， 1997，4）。
文章主要谈本世纪初「革命」一词如何经过日语的翻译而被 赋予世界革命的普遍意义，从而在现代中国复活，甚至跑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所谓「革命之迷」。
在探讨梁启超如何接受日本翻译的「革命」时，孙 中山跑进了我的视域。
从一些材料来看，他和王韬、梁启超一样，是促使现代 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但考虑到孙中山早年的西学背景 ，他或许有直接接触英语的「Revolution」（革命）的可能，因此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中山是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理解和接受英语「革命」的意 义的
这又怎样影响了他的「革命」思想和宣传的
和梁启超所传播的「革命 」思想有何不同
这样从语言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对於中国现代「革 命」思想史研究，会开启新的思路。
这也是因为见到陈锡祺先生编的《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内中有一封1896年香港政府递呈英国殖民地 大臣张伯伦的公函，报告有关「中国革命分子」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并说明港 督已经向孙中山和朱和两人发出驱逐令云云。
这「中国革命分子」数字是编者 的说明，从《史迹》辑入的该函复印件来看，第一页大部分被第二页遮蔽，因 此当时香港政府的英文函件是否称孙中山为「革命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令人 徒增悬想。
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於是就在我的文章里加了一个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 於，在有关孙中山思想的起源方面，史家的论述汗牛充栋，一般声称在乙未（ 1894）之际孙氏即萌发了「革命」思想，但史家所据乃属孙氏的自述，缺 乏史料的实证。
由於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与革命意识形态难分难解，这对於探究 「革命」一词的现代旅行带来特别的困难。
如严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在 1890年谱中写道，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朝夕相处，昌言革命」。
（增订版，台湾，1969）这个「革命」即是一种典型的后设性的诠释。
1 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他第一个反满组织「兴中会」，并发表《兴中会章 程》，其中还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在民国成立后，撰史者习称之为《兴 中会革命章程》。
后来国民党史家冯自由注意到这个误称问题，专门作文辨证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1963。
第一编，第九册，页28 6－7）。
在二十年代初，孙中山自撰《革命运动概要》，说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大 多是道聼涂说之辞，因此「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同前书，页202） 。
但他自己也没讲清，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开始使用「革命」作为宣传口号，并 以此命名其党为「革命党」的。
的确，孙氏最初以口传的方式宣传反满主张， 依靠的是秘密会党，也没有留下可靠的记录，这就给「革命之起源」罩上了一 层神秘的迷雾。
因此，我对「革命」话语的溯源的研究，就碰到了历史与「神 话」、诠释与史料之间的裂隙。
关於孙中山与英语「revolution」的关系，我想找《伦敦被难 记》，想从这个1897年出版的孙氏自述裏，是否会发现有关的资料。
这不 仅涉及孙氏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其西方来源，也有可能探知他接触西方「 革命」思想的具体传媒方式与客观条件。
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孙中山在18 95年广州起义失败，次年遭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那么我想到，当时的外文报 纸是否报导或者怎样报导和评论的
当然，作这样的词源探索，是处理思想史的一种途径。
或许有人认为，中 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这样研究的结果意思不大。
其实不 然，试想中国人叫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首先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历 史现象。
过去历史学家忽视语言和文化、历史再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常 常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尤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本世纪初形成的过程，引 起我的兴趣。
因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个现代产物，是在东西文化的激 烈冲荡交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样的研究，在于考实「革命」和「revolution」、日语「か くめい」之间最初交遇的历史形态及其具体境遇。
这与过去的考证传统有一定 的关系，但基於某种对语言与历史、政治权益、文化机制及心理的复杂关系的 认识，在考释过程中尽量揭示「革命」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历史形态，包括文 本自身的再现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与社会之间的互文性。
从这个角度看，这 样的「革命」研究就与所谓「正史」有关革命起源的作法有根本不同。
前者是 开放性的，结论产生於追踪、探讨之后，而后者是封闭性的，结论先行，为某 种意识形态所左右。
这些有关孙氏与revolution的质疑，既涉及「革命」话语的现 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注脚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革命」的呐喊。
对我来说，像一部没有写完的侦探小说，如果找到《伦敦被难记》这个「案卷 」，似乎会构成一个必要的情节，虽然不知结局如何。
而这写作的机遇却与读 过的几本书裏的注脚产生奇妙的联系，他们或提供某个线索，或别生枝节，设 下新的障碍。
阅读的随想能带来喜悦，也包括一些不相干的事。
美国学者保尔柯文（PaulA．Cohen）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Ca 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 987）是一部研究王韬的专著，用功颇深。
他在分析王韬的《法国志略》中 有关法国革命的敍述时，说「Revolution」在一八八十年代的中文 裏，还没有确切对应的词，从该书中对法国1789年历史的描述来看，被形 容为「乱」。
柯文在这裏略显出粗心。
他认真对照了《法国志略》和日人冈千 仞《法兰西志》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忽略了王著的另一重要来源——冈本监辅 的《万国史记》。
其实在《法国志略》裏，已经数次出现「革命」或「法国革 命」的字眼，只是用的比较晦涩，在敍述波旁王朝复辟时才提到，而在正面描 写巴黎市民的起义时，则称之为「作乱」或「乱民」。
在这些地方，王韬几乎 照抄了《万国史记》。
这个最早从日人历史著作中引进「法国革命」的概念， 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我在别处已经略略谈过（《读书》，19 98，6）。
不过柯文在该段论述之后，加了一个注脚，却显出他的读书之细。
对我来 说，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
他在注中说，「革命」一词原为中国所有，意谓改 朝换代，直到一八九十年代中期，才含有现代的革命意义。
他还指出，对「革 命」的现代使用，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早一些，并举了两本名著：史扶林（Ha rold Shif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源》和雷文森（J oseph R．Levenson）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数十年来，论述中国革命的西文著作，也可谓浩如烟海。
但所谓「革命」 ，是比喻性的，具一种敍述框架的功能，大多敍述的是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 中国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很少有人从语言角度注意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 的「革命」，到底对於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的意义。
柯文对「革命」使用时间的 论断虽然不确切，但他在批注裏引证出处，说明自己看法的由来，体现了一种 严谨的学术作风。
当他把史扶林和雷文森的两条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再稍加 引伸，说日人较早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就彰显了一个有研究潜力 的问题，他的这一注脚便包含著灼见，哪怕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错的。
注明出处，是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在美国，对批注的格式要求是很机 制化的，有的教授明确规定他的研究生写论文，一定要根据——比方说——《 芝加哥写作手册》。
一般学术刊物对论文格式各有严格的要求。
我说「机制化 」，即是对注解格式的要求属於整个学院及学术研究机制化的一个有机的环节 。
以出书发文章为例，这是和匿名审稿、书评等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出书时， 出版社寄书给有关方面的专家，请写书评。
有的写，有的不写；写的话，不是 为稿费。
当然有的写得好，有的差。
这样的机制性为的是保证学术质量，从资 本主义性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证知识的累积性和个人创造的专利性。
虽然在实际功效上不一定如此，但有「格」可循，终究要好些。
批注不仅仅为的是注明出处。
柯文的这个注脚，是因为有关「革命」使用 问题的想法不便在正文裏展开，於是这批注就像一个小牛奶瓶，将溢出的文思 装起来。
有些学者或善发议论，或喜欢卖弄博学而横生枝节，又不好意思在正 文裏这么做，这样批注就有点像「跳蚤市场」了。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懒于或拙 於作注，或有注而不注出处的。
扯得远了，回到使我困惑的「革命」批注。
另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学者朱 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85） 一书裏读到的。
此书副题为：「《民报》个案研究」。
1905年之际，以孙 中山为首的民族革命主义一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 宣传「革命」理论的文章。
朱浤源这本书对於五花八门、纷纭复杂的「革命」 理论条分缕析，作了深入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在开场白裏有一段话：「今 天的中国，尚在分裂的状态中。
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者或人民，都肯定中国尚 未脱离革命的阶段。
」这类官腔，海峡两岸都差不多，有时在不以「革命」为 主题的著作中也不难见到。
这段话后面加一注：「中共持续发动各式大小革命 ，认为破坏仍不彻底。
唯有经大破坏之后，大建设才较容易。
中华民国的政府 ，秉持孙中山主义，亦肯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读了之后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本书在1985年出版，想想曾几何时，风云突变，现 在一般读者，无论海峡两岸，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大约不会觉得那么顺耳。
从 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这一「宏大话语」幸而未中
然而倒过来想想，如果作者真要大发革命的宏词，尽可在正文裏发挥，实 在也不必忸怩作注的，其中也不必有那种注经式的「微言大义」。
所以作者加 这个注，在作用上是把「宏大话语」缩小，至少显出一种节制。
再看这个注脚 ，意在论证正文裏的革命必要性的论断，而强调的是，继续革命都更像是党和 政府方面的意图，与正文裏的「人民」没有什么干系。
由此对这条批注产生了几分同情。
再想想什么是「革命」
自己这篇文不 文、注不注的，是不必成为革命正史的一条注脚的。
自以为在解构「革命」， 而在「向革命告别」的时代，却斤斤於几个有关「革命」的注脚，岂不像解开 革命的裹脚布
最后一个批注，比较长，因为切入我的论题，也就应该成为正文的。
那是 在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裏。
见1895年11月10日谱： 据冯自由记：舟过神户之际，先生等「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 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 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 称革命党可也。
』」（《革命逸史》初集1页）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亦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
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 中国字，也略知梗概。
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 耀在眼前。
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 反而已。
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此 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据安井三吉、陈德仁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 报导。
（北京：中华书局，1991，102页） 限於年谱的体例，往往通过对占有材料的编排、选择和考订而见出史家的 见识。
陈少白的这条材料，在罗家伦编的《国父年谱》裏，被理所当然的编入 1895年谱中，作为正文。
陈锡祺此谱不系于正文而置於批注，表示编者对 这条史料的审慎，也足见在年谱的现代翻版中注脚的妙用。
所谓「此事不见於 先生本人记述」，是编者的按语，也表达了对谱主的尊重。
只是略感不足的是 ，既指出安井三吉、陈德仁对这条史料的「考查」，可见此有关革命原始的史 实已引起学者重视，至少应当将有关他们考查的资料出处注明的。
在探索「革命」语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革命的历史是如此充满激 情和戏剧性，因此有关革命的记忆常常有一种将理想的自我传奇化倾向。
陈少 白这段回忆，尽管时、地、人三者都凿凿有据，恐怕在革命记忆和革命事实之 间有了裂痕。
或者是一种后设性的对自己革命历史的表述；或者是记忆的错位 ，细节上有差错，不一定纯属子虚乌有。
对於孙中山与「革命」的关系，这段 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革命」话语过程的集体经验。
「革命」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问题，它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所谓 「汤武革命」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某种范式，也负载著民族的文化认知方式。
从上世纪未直至今日，「革命」和世界革命接轨以来，其间对抗和亲和关系始 终是紧张的。
据陈少白的说法，「汤武革命」这样富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话语已 经在国际环境中重新获得生命，带有某种普遍的正义性，而陈氏那种乐观的口 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需要具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条件。
从理论上说，通过日本报纸的报导而自称「革命党」，就有相当的权威性 。
因为日本报纸代表了某种「公意」，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 西化」成功的典范。
事实上，自德川时代起，日本学者逐渐完成了对儒家「革 命」话语的改造。
如雷文森所说，日本人把「革命」用作一个比喻，已与儒家 所说的「革命」意义基本上脱离了关系。
尤其在崇尚「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 ，那种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理解的「革命」，相当於一般意义的「变革」，因此 日人也习称「明治维新革命」。
这和中国人习惯上理解「革命」为改朝换代的 政治暴力不同。
这样说来，当时日本报纸是否会把孙中山的未遂暴动称为「革 命」值得怀疑。
事实上据陈锡祺《长编》，当时的《神户又新日报》（189 5，11，10，可参陈德仁、安井三吉《孙文と神户》，神户，1985， 页34）对孙氏广东暴动的报导，称之为「暴徒巨魁」，根本没有「革命」的 意思。
因此从实践上说，陈少白所说的从「造反」到「革命」的正义感的产生 ，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参与并产生一定的政治气候。
这两方面的条件，在189 5年孙氏及其同志在日本的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具备的。
《长编》所谓「此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应当指的是孙中山在192 3年自撰的《革命运动概要》及其它资料，的确，只字未提这件事。
孙中山指 出民国以来，出现无数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多道聼涂说之辞，鲜能知革命 之事实；而于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
」甲午之后孙氏在香港活动，他说， 学者们追述革命起源，「多有本於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
该 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成问题。
而当时虽在 英京，然亦事多忌讳……」的确，我们细看此书，孙中山声称自己主张「和平 改革」（apeaceful reformation）。
确实因为「事多 忌讳」，而不能直言其反满的革命宗旨。
如果我们斤斤於孙中山最初与「革命 」一词的瓜葛，那这一权威版本也难以满足我们的「历史癖」。
如果说因为「事多忌讳」而使用「reformation」，似乎孙氏 心目中已有「revolution」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伦敦被难记》 书末附录当时香港《德臣新报》（China Mail）的一篇评论，标题 为The Supposed Chinese Revolutionis t（假定的中国革命者）。
这个英文的revolutionist，我们都 知道意为「革命者」，但在当时不是译为「革命」，而是译为「造反」。
冯自 由在辨证最初的《兴中会章程》时，不仅说原章程裏没有使用「革命」一词。
他还指出，次年孙中山在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沿用了「香港旧译名辞」，而「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 《德臣新报》中revolutionist的意义，涉及「revol ution」一词在英语历史中的衍变。
在十七世纪，英语rebel（叛乱 ）的意义和revolution之间界限开始模糊，但据雷蒙威廉斯《开键 词》一书，至十九世纪末，revolution的意义与evolutio n（进化）相对，含有暴力颠覆政权或根本改变政治体制之意。
（Raymo nd Williams，Keywords．New York：Oxfo 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73）细看那 篇报导，作者显然在为孙中山辩护，称颂他的人格正直，理想高尚，但文中提 及孙氏的广东暴动为「abortive revolution」（流产的 革命）或「rebellion」（叛乱），可见这「革命」与「叛乱」或「 造反」的意思差不多，由是亦可推断，尽管孙中山已熟悉revolutio n一语，但在他的语汇裏，还是「造反」的意思。
看来他对「革命」的真正接 受，这个翻译过程问题，仍造成认识上的障碍。
读到《伦敦被难记》，对英文世界颇为失望，於是更把注意力放到他在日 本的「革命」之旅。
另一个有关中山早时「革命」文献，是宫崎滔天的《三十 三年之梦》，却也使我疑窦丛生。
书中写到孙中山伦敦被难后，从英国至日本 。
宫崎与孙会见，展开一场访谈：我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 命为志的。
但还不知详情。
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 法手段。
」他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
因此，我的政 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但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三 十三年之梦》，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花城出版社，1981，页122） 据滔天之子宫崎龙介的回忆，当初两人作的是「笔谈」，宫崎不懂汉语， 因此「这样的笔谈问答，是和不完整的英语混在一起谈的，所以难以理解的地 方很多。
」（同前书，页275）而上引的对谈，犹如公共传媒的记者采访， 而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和手段」云云，好象一场新闻发布会。
《三十 三年之梦》出版於1902年，作者追述五年前讲过的话，却无异於历史重构 ，显见他为孙氏鼓吹革命的意图。
从现存少数「笔谈」来看，那种会谈的秘密 性质，那种用语和内容，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历史的气氛，从中也看不到「革命 」的字眼。
问题的关键仍是孙氏使用「革命」的历史条件。
如章炳麟、康有为 等人已经在戊戌期间谈到「革命」，都持否定态度。
因此通过孙中山由否定「 革命」转向肯定，意味著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出现某种决定性的转变，以 及社会一般恐惧心理的克服。
换言之，当1902年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主张能 够产生社会效应时，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意识——伴随著传统革命话语——似乎 经历了一次「换脑」手术，也即和当时大量「新名词」风靡朝野上下的情况有 关。
这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日人的翻译，真正接触到西方R evolution的意义，同时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往还，谈论「革命」 。
在这样的中／西、保守／激进、传统／现代的文化冲荡与交汇的熔炉裏，中 国现代「革命」话语应运而生。
1899年改良派在日本的喉舌《清议报》上刊载了欧榘甲〈中国历代革 命说略〉一文。
在改良派营垒裏，欧氏属於激进份子，与孙中山过往密迩。
文 中盛颂孔子和汤武为「革命」始祖，符合孙氏在《革命运动概要》所说的：「 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从历史文本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可视作孙中山「革命源起」之一证，尽管是 间接的。
关於孙中山最初对「革命」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我的初步结论和台湾学者 周弘然的说法有相合之处。
他说：「革命排满两个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 收大效者，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皇会成立之后。
」（〈国父〈上 李鸿章书〉之时代背景〉，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之文献》，页278－9 ）虽然这一灼见缺乏证据。
当然我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许多细节尚需展开 和深入。
同年年底，仍在《清议报》上，刊出梁启超《汗漫录》，首唱「诗界革命 」和「文界革命」，宣传西方的Revolution之意，这个含有和平改 良意愿的革命，颇有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分途扬镳的意思，但事实上却使反满 革命的意识形态如虎添翼，「革命」一词从此深植于现代中国。
关於梁启超与 「革命」话语的关系，我在〈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一文中稍作过讨论，不 妨读作本文的一个注脚。
2010年 国庆礼赞 500字左右 麻烦你们了
在这秋风送爽的十月，在这喜悦收获的季节，在这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个秋天，我们又一次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建国61周年国庆，中国大地普天同庆，华夏神洲欢呼雀跃。
回望61年，从无到有，由弱及强，共和国的成长如同新生的树苗，虽然饱受风雨的洗礼，仍然屹立不倒；纵然历经磨难，但却愈见辉煌。
在这61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了先进的农业，发达的工业，我们有了世界尖端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地的体育赛场上都可领略中国健儿金夺银的飒爽英姿，“东亚病夫”的耻辱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体育大国”的美称。
母亲，我们为你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为身在您的怀抱中而感到自豪，我们爱你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爱你那上下千年的悠久，爱你的世界奇观万里长城，爱你的世界屋脊珠穆琅玛，爱你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爱你直通文明的“丝绸之路”，爱你巍峨挺立的三山五岳，爱你优美秀丽的园林景观。
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爱中华
今天，站在国旗下，那如血如火的颜色，澎湃着我们的血液，那雄壮的歌声激荡着我们的豪情。
既然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您的爱恋，那就允许我们用行动来表现吧，我们将用智慧的双手来描绘祖国21世纪的宏伟蓝图，去创造祖国明天的辉煌灿烂
希望能帮到你
关于 介绍天津 的课件
天津是中国四大中央直辖城市之一，是中国沿海开放的国际口岸城市。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商贸中心。
她景色优美、物产丰富、文化荟萃，同时具有浓厚的天津地方民风民俗，丰富生动的近代历史遗迹，是座颇富旅游价值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国际港口都市。
地理位置 天津市地处中国华北平原的东北部，西北背枕燕山，东南面临渤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由高到低，形成了一个象簸箕形的坡地。
天津市地理座标位于北纬38°34′至40°15′，东经116°42′至118°04′。
海河的五大支流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均在此汇合，流经市区注入渤海。
天津自然资源丰富。
除蓟县山地、丘陵是薄层粗骨土外，天津其余地区土地都是在深厚沉积物上发育的土壤，且种类繁多。
天津的水资源丰富。
海河上游支流众多，长度在10公里以上河流近300多条。
天津地区湖泊星罗棋布，号称津沽大地。
天津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
植物资源有维管束植物1049种，分属于149科、527属，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蓟县山区。
动物资源主要有獐、狍、狼、狐狸、黄鼬、野兔、岩松鼠、赤足鼯等，多见于蓟县山区。
在广大平原地区，比较常见的是草兔、鼠类、黄鼠狼及刺猬。
天津的鸟类有235种，分属17个目，48个科。
天津水产丰富，近海的有带鱼、小黄鱼、黄姑鱼、鲈鱼、对虾、海蟹、贝类等150多种；河渠、池塘养殖的淡水鱼也有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59种。
这个网站上有图片天津印象天津，是天子渡河的地方，是北方海上的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天津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一条海河穿城而过，让这个海边城市更加充满灵性。
独乐寺是隋朝的大型木结构庙宇，黄崖关长城有不同造型的古台一千多座，此外，还有天后宫、文庙、大悲院、清真大寺、天尊阁、天成寺、大沽口炮台、望海楼教堂、广东会馆以及周恩来纪念馆等。
号称“京东第一山”的蓟县盘山，山势雄伟，层峦叠秀，建筑与自然山水浑成一体。
天津的建筑更是值得一看，保留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东西方各国的各类建筑一千多幢。
天津还有驰名天下的民间艺术。
“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等等，更不要说那些馋人的小吃：大麻花、耳朵眼儿炸糕、果仁儿张了，怎不让人口水涟涟。
【查为仁】(1695～1749)清代诗人。
字心谷，号莲坡，又号莲坡居士。
天津人。
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建查氏园林别墅水西庄。
查为仁于此广置图书金石鼎彝，结纳国内著名文人、学者。
杭世骏、江沆、厉鹗等著名文学家、经学家、诗坛领袖等都曾寓居水西庄，或吟诗作赋，或挥毫书画，或埋头经史，或著书立说，或鉴赏金石、书画、图籍，产生了大量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作品，使天津古代文学艺术事业以水西庄为中心进入了极盛时期。
其文人之盛，与扬州马氏玲珑山馆、杭州赵氏小山堂南北并称，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胜地。
查为仁本人也大展才华，与厉鹗合笺被收入。
著有9卷、8卷、3卷等。
? 【梅成栋】(1776～1844)清代诗人。
字树君，号吟斋。
天津人。
道光年间倡立辅仁学院，主讲席10余年。
曾在天津水西庄与文人名士结成梅花诗社，有许多诗作在士林传诵，是当时天津诗坛公认的领袖。
著有、、、等，辑有。
【张明山】(1826～1906)民间艺术家。
名长林。
天津人。
泥人张第一代。
幼初入塾，即喜为粘土之戏。
经成年累月地细心揣摩与刻苦实践，对捏塑泥人技术终获独得之秘。
操作时优游自得，若不经意，而得心应手。
为人捏像只须对坐谈笑，抟泥入手，顷刻而成；且能藏泥于袖，悄悄抟塑人像，形神毕肖，栩栩如生。
其作品有古装仕女、戏曲角色和各行业人像，驰誉遐迩，被称为南北塑像者之冠。
其作品曾获巴拿马赛会一等奖和南洋各地展览会奖状、奖牌20多件。
? 【孙菊仙】(1841～1931)京剧演员。
原名濂，字宝臣，号学年。
天津人。
早年是武秀才，曾参与镇压太平军。
30多岁以后由业余爱好京剧而下海从艺，师事程长庚，唱老生，噪音宽亮，唱腔淳朴苍劲，能以气行腔，吞放自如，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孙派，与汪桂芬、谭鑫培齐名。
孙戏以《完璧归赵》、《逍遥津》、《骂杨广》等著名。
孙菊仙不仅演技高超，品德也为人敬仰，不以名角自居，不卖高价票，90岁高龄时，还在津京两地为慈善事业举行义演。
在上海演出时，被旅沪天津人亲切地称为老乡亲，后来叫响，他便以老乡亲为艺名。
晚年终于天津故居。
? 【张兆祥】(1852～1908)画家。
字和庵。
天津人。
师从孟绣村，多才多艺，通晓西洋照相技法和诗文书画，尤擅写生，画花鸟，并吸收郎士宁西洋画法，开一代画坛新风，自成一派。
其作品传世甚少，尤为宝贵。
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石榴花》，色彩浓艳，风姿绝伦，堪称珍品。
其弟子陆文郁等人也在画坛名噪一时。
? 【严修】(1860～1929)教育家。
字范孙，号梦扶。
天津人。
清末翰林。
任贵州学政时，倡新学，以奏请开经济特科名于世。
1897年任满辞归，热心于乡里兴学。
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后又辟私宅为敬业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前身)，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之后，在私宅创办女子小学、保姆讲习所(幼师)、蒙养园，对天津新式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与促进作用。
1918年与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
晚年倡组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讲义理、训诂之学。
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多种，辑录出版有《严范孙先生遗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等书。
其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
【华世奎】(1863～1941)书法家。
字启臣，号璧臣。
天津人。
清内阁阁丞，民国成立之后，以遗老自居，终生不剪辫子。
同严修组崇化学会，主其事。
其书法走笔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
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
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
居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首。
? 【周学熙】(1865～1947)实业家。
字缉之，别号止庵。
安徽东至县人。
1894年中举。
初官于浙江，后为山东候补道员。
1900年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
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曾作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民国后两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任期内在天津先后创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用品创造所、滦州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以及天津中国实业银行等，成为一个典型的企业集团，奠定了北洋实业的基干，本人亦成为与南方张謇齐名的著名实业家。
著有《止庵诗存》、《止庵诗补集》。
? 【张相文】(1866～1933)学者。
字蔚西，号沌谷。
江苏泗阳人。
光绪丙戌岁试补博士弟子员，后弃科举，殚心新学，尤喜中外地舆科学。
1899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攻史地，后转该校教习。
1901年编写初、中等地理教科书。
1907年任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堂长，出版《地文学》，将生物界纳入地理学，有开创意义。
与张伯苓、吴鼎昌等创办中国地学会，任会长，编辑《地理杂志》月刊。
1920年从事佛学研究。
性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塞外，考证秦长城之旧址所在，发现成吉思汗陵寝故址及其碑志，纠正当时历史学家之误，对学术界颇有贡献。
著作有《佛学地理》、《南园丛稿》等书。
? 【梁启超】(1873～1929)学者，政治家。
字卓如，任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
广东新会人。
1890年入京会试得识康有为，拜为师，并接触西学。
1895年从康有为入京，协助其发动公车上书，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文，风靡大江南北，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1898年再次进京，办理保国会，参与新政，多次上书请废八股、设编译局、奖励工艺制造。
7月光绪皇帝召见，命其筹备京师大学堂，主持译书局。
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清汉报》、《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参加保皇会。
辛亥革命后回国，在津创办《庸言》月刊，后在袁世凯政府任职。
察觉袁的复辟野心后，于1915年定居天津。
同年袁谋称帝愈急，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回滇起义，亲自在寓所草成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送沪发表。
袁倒台后梁启超赴欧考察，1920年回国办《改造》半月刊，并在清华、北大任教。
此后即脱离政界在津专心著述，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译》、《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并在南开大学及寓所书房饮冰室讲学授课。
著述收入《饮冰室合集》，共148卷，约1400万字，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许多学科，时间上囊括古今，地域上兼及中外。
尤其在先秦和明清、近代的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留下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张伯苓】(1876～1951)教育家。
名寿春。
天津人。
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
1903年随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
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教育，研究私立大学的组织方式。
1919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50万银元，张伯苓在天津西南八里台一带购地400亩，建造校舍，创办了南开大学。
1923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
后来，又于1931年成立南开经济研究所，次年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1936年在重庆成立南渝中学。
1938年任国民参政员并当选为副议长，1945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48年出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和严范孙创立的南开大学、中学、小学，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培育了周恩来等众多英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王襄】(1876～1965)学者。
字纶阁，号
室。
天津人。
从20岁起酷好考古研究，是中国较早鉴识和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所著《?
室殷契类纂》、《?
室殷契文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还著有《流沙坠简勘误记》、《秦前文字韵林》、《古文源流臆说》、《古陶今
》等书。
王襄的书法也颇具功力。
1949年后任《甲骨文会集》编委，天津文史馆馆长，天津市政协委员。
? 【李叔同】(1880～1942)艺术家，佛学家。
原名文涛，法号弘一。
天津人。
童年读诗书，喜好旧诗词，擅长书法金石。
1905年赴日本学习西洋画与音乐，并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组春柳剧社，主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名剧，开中国话剧运动的先河。
回国后曾执教于天津、上海、杭州、南京。
全国教音乐、西洋画的教师，多得其亲传，丰子恺、刘质平等名家皆其得意高足。
李叔同前半生既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又是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篆刻家，均有名作问世。
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专研戒律，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律宗第十一世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僧。
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曾影印成书。
? 【马千里】(1885～1930)教育家。
名仁声。
天津人。
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
曾在南开中学、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
马千里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抵制日货委员会主席，发动群众罢课罢市，请愿示威。
大革命前后，马千里积极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资助周恩来赴日留学，周恩来旅欧时常与马千里通信往来。
马千里还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自己创办的《新民意报》上发表。
1921年，马千里创立天津达仁女校，积极支持邓颖超、刘清扬等组织女星社，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还曾担任药王庙小学校长、河北省立一中校长、南开校友总会主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曾兼任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和副会长，一生忘我工作。
? 【刘奎龄】(1885～1967)画家。
字耀辰。
天津人。
南开中学首班毕业生，自幼学习郎世宁画法，研究五代、宋、元诸家，尤其是明代吕纪、清代沈铨的画技，并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中国传统工笔国画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其作品纤细逼真，神态自然，以《孔雀图》最为著名，深得徐悲鸿赞扬，在中国近代画坛独树一帜。
? 【刘凤鸣】(1889～1978)民间艺术家。
回族。
天津人。
15岁开始随外祖父马顺清学习刻砖技艺。
马顺清是天津著名刻砖艺人，在清道光年间，将天津砖刻发展为独立于建筑之外的民间艺术，并开创了堆贴法，扩大立体空间，使作品层次分明。
刘凤鸣继承和发扬了马顺清的贴砖法，创造了天津刻砖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刻砖刘，以立体和半立体透雕见长，在方砖上所刻山水、花卉、人物、鸟兽形象生动逼真，构思精巧，极具艺术欣赏价值。
【杨石先】(1896～1985)化学家、教育家。
安徽怀宁人。
蒙古族。
1931年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
1947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和天津科协主席。
是中国有机农药研究事业的开拓者，曾在1956年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先后发表过40余篇论文，研制成功10多种农药，并培养了大批人才，是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师。
【哈荔田】(1911～1989)医学家、教育家。
河北保定人。
回族。
出身中医世家，早年师从国医泰斗施今墨，三四十年代便享誉津门，在中医诊治和理论研究上造诣颇深，尤擅长妇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立了天津首家公立联合诊所，又遵照周恩来亲自指示，创建天津中医学院，为教育和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传统医学付出毕生辛劳。
其医术之精、医德之高蜚声中外，所诊治过的患者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高层领导或海外政要，无不交口称赞，临终之前还坚持为群众义诊 □ 十八街麻花 津门食品三绝之一。
其制作考究、料精货实。
每个麻花中都夹有一棵由桃仁青梅、桂花等十几种小料配制成的什锦馅酥条，再和麻条、白条拧成5个花。
用花生油微火炸透。
出锅后放上冰糖和青红丝。
特点香甜、酥脆，放置数月不绵软、不变质、不走味。
1989年获全国食品金鼎奖和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银质奖。
1991年荣获全国驰名商标提名奖。
□ 狗不理包子 津门食品三绝之一。
创始于清朝末年。
因店主高贵友乳名狗不理而扬名。
制作工艺严格，实行独特的“八步操作法”。
选料精，操作细，半发面皮，猪肉水馅，特点是；肉馅松散，包褶均匀，肥而不腻，清香适口。
狗不理包子已由传统的猪肉包发展到珍珠包、龙凤包、海鲜包等20多个系列品种。
1988年获全国食品博览会银奖，1989年获全国食品金鼎奖。
□ 耳朵眼炸糕 津门食品三绝之一。
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始于刘万春与张魁元合伙经营的刘记炸糕。
因选料精，制做细，货真价实，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得名“耳朵眼炸糕”。
耳朵眼炸糕选料需用优质糯米、黄米、红小豆、赤砂糖、香油等。
馅经漂、煮、焖、搅、炒糖、炒馅等工序，皮面经水泡、石磨、发酵、兑碱成型，在滚油内炸成金黄色球冠状成品，特点是口感外焦里嫩、酥皮脆而不艮、馅鲜嫩而不干、细甜爽口，香味芬芳。
1988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银牌，1989年获商业部金鼎奖。
□炸卷圈 炸卷圈是天津传统小吃，用香油、麻酱、酱豆腐、姜末、五香粉、盐等调拌绿豆菜、香干、香菜、粉皮等成馅，以豆皮卷馅，切成约十五厘米的长段，用面粉、醋、盐调成的糊，糊粘两头切口，然后下油锅炸，炸成金黄色即可。
炸卷圈清淡适口，外脆里嫩，天津人一般都是夹饼吃。
□锅巴菜 锅巴菜是独特的风味小吃，天津人普遍喜欢吃。
锅巴菜的主料锅巴，以上等绿豆和优质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煎饼，切成柳叶块。
以香油、姜末、葱花、面酱、酱油、酱豆腐等打成卤。
然后，将锅巴放入卤内，轻轻拌合，以锅巴完全沾满卤为止，随即盛人碗内，再洒上辣油、香油、麻酱、酱豆腐汁、香菜叶等。
锅巴菜酥爽清香，滑润适口，再配以芝麻烧饼，风味异常。
□豆浆 以黄豆水磨成浆，大锅煮开，浓香色白，营养价值极高。
天津豆浆，历来以其质优著称。
天津人的习惯是喝豆浆只加少许盐，略有咸口即可，更显出豆浆的浓香味，也喜欢用豆浆冲鸡蛋。
卖豆浆的店铺，也制作豆腐脑或老豆腐作早点供应，早点过后又制作豆腐出售，因此，俗称为豆腐房。
豆腐房是天津供应早点的主要店铺。
□豆腐脑（老豆腐） 豆腐脑与豆浆、锅巴菜，为天津传统早点稀食的三大主要品种。
天津的豆腐房，早晨都是既卖豆浆，又卖豆腐脑和老豆腐，早点过后卖豆腐。
豆腐脑，是以点得极嫩的豆腐为主料，以能盛起而不散为适度。
盛人碗中，再浇上卤子为佐料，可荤可素，种类繁多。
另外，顾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放人辣椒油、蒜汁等。
□煎饼果子 马娘的煎饼果子摊是我每次去南市食品街一定要光顾的地方。
第一次吃是在2000冬天，天很冷。
我到南市坐小巴去塘沽，突然发现一个煎饼果子摊，甚是干净，于是买了一套，味道纯正，(绿豆面越多越纯)几乎可以说是长大后最让人想念的煎饼果子.价格便宜：1.5元 包括两棵果子(油条)，一个鸡蛋。
还有一种吃法是摊素煎饼夹锅篦，不要放葱花，可吃出绿豆面本身的香味，让人流连。
马娘的摊位于南市食品街南侧的清和街入口处，听她讲，常有北京朋友在此携数十套煎饼果子返京，用Microwave加热后与家人享用。
马娘的摊一般在7:00 AM - 11:30 AM ,摊车为黄色，很干净(疑为回民， 因此地回民很多)，有时是她儿子出摊。
□鲜果馅汤元 天津风味小吃。
特点是清香爽口、粉糯软滑、果味浓厚、别具风味。
以小白楼地区的白楼小吃店与江南春餐馆的最有名。
□贴饽饽熬鱼 天津民间流传美食。
特点是玉米面饽饽颜色金黄、底面焦脆。
小鱼 味鲜香浓，鱼骨酥软。
□京东馅饼 清真风味食品。
特点：色泽金黄，肥而不腻，清香适口。
□喇嘛糕 津门传统风味小吃。
以辽宁路 144号京津餐厅经营的为最好，特点是色 泽金黄，甜暄适口，营养丰富，松软。
清素，营养成份高。
□罗汉肚 酱制食品。
由天津狗不理包子总店采用传统的酱制方法研制生产。
因肉 皮层次分明，形似罗汉的肚子而得名。
特点：紧固不散，光泽透明，口感咸鲜， 适口不腻，酱香醇厚。
□知味斋水爆肚 天津风味小吃，创于1920年。
特点：肚丝鲜、脆、嫩、爽口。
吃 时趁热蘸料，滋味醇厚，具健脾养胃之功效。
□杜称奇火烧 津门风味小吃。
特点：外焦内嫩，馅心细腻，口艳醇香。
□崩豆张 天津老字号食品店，历经五代传人。
创于清嘉庆年间。
特点：脆而不绵、 不硬、不含胆固醇，久嚼成浆，浓香满口。
□果仁张 老字号食品店，历经四代传人，有 160年历史，属宫廷御膳食品，被赐 名为“蜜贡张”。
主要产品为挂霜系列果仁。
□马记茶汤 天津风味小吃。
起源于明朝末年。
特点为：色泽粉红、质地细腻，香 甜润口。
□石头门坎素包 天津传统风味小吃。
由清末天后宫旁的真素园餐馆发明。
特点： 薄皮大馅、低脂肪、高蛋白。
味醇清口。
□恩发德蒸饺 清真风味小吃。
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
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 肉末用开水烙透。
搅入酱油、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
最后将西葫馅投入 拌匀。
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上屉用旺火蒸熟。
特点：有咬劲、 不渗油、肥而不腻、鲜嫩味美。
□陆记烫面炸糕 创始于1918年，制作时选用优质面粉、黑白小豆、白沙板糖、花 生油为原料。
经过 7道工序，慢慢加火，炸成扁球形的红色成品。
特点：外皮酥 脆、不粘不艮、馅甜爽口、清香不腻。
□芝兰斋糕干 津门著名风味小吃。
具有6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
选用优质小站稻米、 江米为主料，辅以优质红小豆、芝麻、桃仁、葡干、瓜条、桔丁等精制而成。
特 点：外观洁白，不粘牙、不掉面、绵软筋道、内味独特。
□明顺斋烧饼 传统风味小吃。
由吕凤祥在本世纪20年代在“唯一斋”制作经营。
用热香油与富强粉混合面酥面，包上馅，经过烙、烤两道工序而成。
特点：色泽 杏黄、外皮酥脆、内层柔韧面软。
孙中山讨袁檄文里的袁是指谁?
孙中山讨袁檄文里的袁是指袁世凯。
1913年（民国二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
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民国四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寸姓的历史由来
第一个渊源：源于古，出自汉朝云南爨族政权贵族于汉化改姓为氏。
氏的族人原来居是住在滇东曲靖到川西南的巴县一带，他们分两次先后来到滇西的腾冲一带，在那里形成寸姓。
第一次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寸氏的祖先是滇东曲靖一带的爨姓。
从晋朝到唐朝时期，保山一带有仆从娃子(奴隶)造反，爨氏政权于是就派出军队到保山地区镇压，有一些爨氏族人随军过来，到了云南腾冲保山地区后，就没再回去，这就是来腾冲最早的寸氏族人。
自宋朝以后，爨氏王朝的覆灭当时的统治者追杀爨氏后人，爨氏后人一部份逃亡中原，一部分取近谐音之字改为寸氏。
大理国丞相寸宗。
寸氏族人大多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腾冲地区和缅甸，其姓氏读音仍与爨字读音一样，读作cuan(ㄘㄨㄢˋ)，不可读作cun(ㄘㄨㄣˋ)。
著名近现代游旅文学家艾芜(公元1904～1992年，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艾芜等；四川新都区清流镇连丰村人)在所著的《南行记》中，就记载有“寸师爷”，并说明“寸氏”为云南腾冲地区的望族大姓。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刘氏帝王后裔，属于夷化改姓汉化为氏。
刘氏日裔族人在明、清两朝期间，曾有返回中国大陆者，多在长江流域的江、浙、皖一带经商。
后有留居不归者，有人取“寸”为姓氏，称寸氏，但读音作cun(ㄘㄨㄣˋ)。
张世昭和
您说的是吧。
是清代秀才，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辛亥革命后曾历任秘书长，在段祺瑞执政府中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任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律师等职，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是一位经历和思想都十分丰富而又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入南京陆师学堂。
后来退学到上海，加入、章太炎等人主办的爱国学社，提倡走出书斋、身体力行的救国主张，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主持《苏报》起，章士钊先生便高举爱国旗帜，投身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
《苏报》被清政府查封后，又与杨守仁、、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准备刺杀清政府要员。
他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袁的反动面目暴露后，他坚决南下参加了反袁行动，撰写了“讨袁檄文”。
他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走过一段弯路，但他也曾应的要求，募捐2万元巨款，资助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7年4 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
胜利，章士钊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3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章士钊又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书法家，一生著作颇丰，在学术上有不少建树和成就。
他极富个性和特色的政论文章，以其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锋犀利而著称于世。
其中，《政本》、《调和立国论》等，都是产生广泛影响的名篇。
他的学术研究涉及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很多领域，并撰写了好几部专著（《中等国文法》、《逻辑指要》等）。
后，他以七十五岁高龄、历时十载，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柳文指要》。
章士钊早年书法王羲之《兰亭序》及黄庭坚风格，后参杨凝式和北魏书风。
精于行楷及隶书，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醇正雍容。
今年出版的《章士钊全集》收录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包括专著、论文、通讯、评论、诗词、小说、译文、书信等，近500万字，共10卷。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回答者：很Q的小童儿 - 魔法师 四级 4-15 08:26章士钊，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等。
学者爱国民主人士。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
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
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在此认识了。
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吹革命的书籍。
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
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
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术炎、邹容等七人。
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
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
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
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
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
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
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
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
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中国社会活动家。
字行严。
湖南长沙人。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
1925年兼署教育总长。
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造成三一八惨案。
他是甲寅派代表人物，所办《甲寅周刊》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1935～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当律师。
解放战争后期，曾同江庸、颜惠庆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进入解放区。
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
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著有《柳文指要》等。
1973年5月赴香港探亲，7月1日病卒。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要成就：参与“公车上书” ，变法的主张，为维新变造舆论 ，领导、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 ，倡导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理论。
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