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谭恩美的Two Kinds的译文
小说《两类人》里的母女冲突 <转自书斋原创天下>文 \\\/ 紫色王家思絮絮在小说《两类人》(two kinds) 里，作者美藉华裔小说家谭恩美 (amy tan) 描述了一对住在加州的母女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故事的主人公吴景梅 (景梅 珠妮，jing-mei june woo) 的母亲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来因为中国政局动荡的缘故而移居美国。
她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多年来依然保持了较完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并且一直刻意去遵守它，并不知不觉地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强加给她的女儿景梅。
景梅却是在美国出生并且成长的，尽管有一个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她却对中国文化陌生得很。
出于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景梅的母亲希望景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钢琴家，能出名、得到社会广泛承认。
当景梅得知母亲这一决定后，她开始变得心慌意乱，潜意识里也产生了反抗抵触情绪。
随后的过程中她发现她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母亲对她的殷切期望，因此她决定不再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做，代之以我行我素，只是想做她真正的自己。
事实上，二十年后当景梅回忆这些往事时，她仍然觉得难以理解当初她母亲的动机和一片苦心。
谭恩美以景梅母女的纠葛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母女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作者的畅销书《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系列故事中的一个而已。
小说《喜福会》出版后马上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最佳畅销书榜。
该书以包括景梅母女在内的四对在美的华裔母女为中心，分别描述她们几个家庭几十年的遭遇和矛盾冲突 (tan 11)。
《两类人》是《喜福会》里的第八个故事，这本畅销书“交织了家庭里的女性因为代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schilb 346)，这些故事基本上也是根据作者谭恩美亲身的家庭矛盾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完成的。
《喜福会》在1993年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华裔导演王颖执导。
毫无疑问，天下所有的母亲，不论背景文化如何，都多少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正所谓可怜天下慈母心。
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是很复杂的，尤其当家庭里不同的人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时更加如此。
由于种种原因，矛盾冲突会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特别对移民等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产生了矛盾，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寻求一种折衷就变得至关重要。
根据谭恩美的《两类人》，分析和解决家庭矛盾冲突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亦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代沟、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谭恩美的《两类人》可以看作许多移民在异乡生活的一个缩影。
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研读谭恩美的故事《两类人》并分析挖掘背后所蕴藏的涵义就显得很重要。
实际上有很多有关其他国家文化冲突的文献，例如在一篇只有一页的短篇小说“女孩 (girl)”一文中，作者雅麦佳*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 描述加勒比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一些很明显的差异和冲突。
文中金凯德用了许多长抒情句子，强调了和“女孩”里的主人公类似的加勒比黑女人所共有的那些经历，而主人公不过是众多加勒比黑女人的一个代表而已。
在故事里金凯德这样写道:要用这样的方式吃饭，不要让别人看着就觉得反胃；礼拜天散步时要表现得象个淑女，不要表露出丝毫的放浪样子；礼拜天在学校里不要哼一些象 benna 这样的小调；千万不要和码头那些长相萎琐的男孩子搭讪，就算给他们指路也不行；在马路上不要吃水果----否则苍蝇会绕着你转；可是(妈)，我从来不唱 benna 小调呀，礼拜天我从来不去学校呀；(24)女孩愤怒于她母亲每天都给她一长串的命令和训示，如同军队里一般，索然无趣味，尽管根据加勒比文化，这样的训示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例子表明，文化冲突普遍存在，而且通常和宗教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文化冲突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导致家庭矛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冲突，特别是那些有着迥异的起源和历史的，如中国和美国文化。
文化冲突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值得去分析和研究，第一个因素就是文化中德历史和社会价值取向。
中华文明可追溯到4000年前，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比较完整的文明中最长的一个，千百年来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例如中国人的生活基本上以人际关系网为中心并被它束缚，每一个大抵只是关心他她自己的事，信奉明哲保身，很少与陌生人和关系网络之外的人来往 (hucker132-135)；而美国人恰恰相反，通常以个人为中心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中国人在那个社会网里，保证不“丢面子”，在同僚中出人头地、被关系网中的人尊敬是很重要的；为了这个目标，孩子们应努力学习，“以成为最好的、第一名为目标” (hucker139)，而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不会因为在同类人中不能脱颖而出而觉得“丢面子”。
显然，《两类人》中景梅和她的母亲之间的矛盾部分源于其母亲的“美国梦”而导致的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景梅的母亲之所以叫她练钢琴，是因为她的母亲希望她能在音乐领域里去击败林多 (lindo) 阿姨的女儿。
景梅若不这样做，她母亲就会觉得“丢面子”，因为林多阿姨的女儿擅长象棋赢，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取得了锦标，在社区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在小说《两类人》里，景梅的母亲告诉她女儿，“你能成为最好的。
林多阿姨知道什么
她的女儿也只是刁钻古怪，耍一些小聪明而已”(tan 3460)。
景梅的母亲认为通过适当的指导，景梅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在孩子当中能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尽管景梅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天赋。
事实上景梅在钢琴比赛中发挥得很糟糕，乃至最终她拒绝弹奏钢琴。
显然，因为害怕丢面子就去强迫孩子试图成为一个天才是导致家庭母女冲突的一个因素之一。
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遗憾的是景梅不能理解，因为她出生并且成长在美国，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
文化冲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谦卑和顺从 (特别是对父母的顺从) 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例如“三从四德”，这种道德观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于周朝，自西汉初年大致定型 (hucker 194)，西汉初年距今大约在2200年前。
孩子们应该没有什么条件地服从父母，因为父母被认为具备教导和控制孩子的意愿和能力。
例如据景梅母亲的观点，景梅一定要刻苦练习钢琴，否则她应该受到责备和处罚，直到她倾注全力为止。
不过景梅无法理解，因为她对中华文化完全陌生。
其后果是，景梅无法理解她母亲，乃至采取不合作、叛逆的态度，每一步都和母亲唱对台戏。
在《两类人》中，景梅这样暗自决定，“我再也不会按照我妈妈说了那样去做了。
我不是她的奴隶。
这不是中国……她真的很愚蠢”(tan 352)。
如上所述， 景梅不能理解中华文化中的谦卑和顺从，尽管这些在中华文化中被视为美德。
代沟是导致家庭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它不同于文化冲突，但是在家庭矛盾中更加常见，而且它们也互相关联相互影响。
“‘代沟’这个词汇在 60年代就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发明了，但是即使在今天，这个词汇仍然被广泛地使用”(duncan)。
如同研究者所证实的那样，代沟的确存在。
不错，代沟是双方面的，但是在处理代沟这个问题上，家长应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和子女双方都要懂得尊重信任对方。
这种尊重和信任的态度是能互相感染的。
子女们往往象他们的父母看待自己那样去认识自己，而父母则要问问他或她希望听到的观点，然后才拿来分享。
但是在故事《两类人》中，景梅的母亲却很少与女儿进行有效的沟通，因为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事，很少考虑到景梅的存在。
此外，代沟也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
对景梅的母亲而言，那种既古老又教条的中华文化在她脑海里根深蒂固，在她看来，景梅要始终遵循她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显然无法调解因代沟而导致的家庭矛盾。
之所以强调代沟是相互的，是因为在另一方面， 安妮-玛丽*安波特 (anne-marie ambert) 详细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因为子女由于情绪，行为和违法犯罪的问题对父母的影响。
安波特这些独特的研究强调了“孩子对父母的影响 ”(ambert 1)。
因此，代沟是两代人双方面之间的，所以分析解决家庭矛盾也应该从双方面入手，虽然一般情况下是父母应尽更多的责任。
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社会是很多故事小说的创作之源泉，这点对谭恩美更是如此，尤其是她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
实际上《两类人》和她的畅销书《喜福会》是以她的家庭 (尤其是她的母亲) 的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的。
所以，了解谭恩美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助于理解这篇文章，因而也有助于理解景梅和她的母亲之间的冲突，她们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家庭。
谭恩美1952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旧金山对岸)，她的母亲于1949，亦即国共内战时期，在共产党接管上海前夕，仓促间从上海逃到美国，失去了所有的家产以及一个孩子。
新移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她母亲在国内的孩子死于战祸，到美国后由于缺乏技术，只能靠当清洁工等为生。
在少女时代，景梅常常对她自己的黑发和黄皮肤感到好奇，但也常常因此而自卑。
“她十几岁时就是一个叛逆的女儿”(kramer 22)，这和小说《两类人》中的景梅是很相似的。
谭恩美年轻时，她的家庭很不幸，因为“她的大哥彼得和父亲均患上了脑肿瘤”(kramer 22)。
和景梅相似，谭恩美和她母亲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她不愿承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刻意逃避这个事实。
后来，也就是在 1987年，她“首次到达中国访问，并看到了两个姐妹”(kramer 99)，这时的谭恩美已经是 35 岁的成年人了。
直到这次访问之后，她才开始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了解。
最后她变得热爱中国文化，而且以中国人为荣耀，这在她后来的作品和评论、演讲中都能看出这点。
在某种程度上，谭恩美就是景梅的原型。
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谭恩美最终能理解母亲了；这和《两类人》里的主人公一样，景梅最后终于将那架尘封多年的钢琴调试好，弹奏了一曲“悠然自得”，虽然那时她母亲已经死去好几个月了 (tan 354)。
令人扼腕的是，直到她母亲去世后，景梅才理解她母亲曾经对她所抱的殷切希望。
她回首这些她曾经刻意逃避的音乐，感悟到了一些她以前未察觉的东西。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通常总是定得很高的。
有时这些期望是那么高，以至孩子们望而生畏；因此这也是导致家庭矛盾的一个因素之一。
比如，在《两类人》里，景梅的母亲希望景梅成为一个天才、成为一个著名钢琴家或者成为像薛俐*邓波儿 (shirley temple) 那样的女星。
这种殷殷期待对景梅是如此的不切实际，以至她几乎因此而疯狂。
对景梅的母亲而言，她自然有其道理，她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和摧残，她逃离中国前也遭遇到了失去孩子这样的人间悲剧。
在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她有着很多的困难，像许多新移民一样，她坚信着美国梦想: 凭借坚韧不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以及少许好运，景梅就一定能达到她所期望的任何高度，会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只要她按照母亲的指导去做就是。
可惜的是，她的母亲空自有一腔美好愿望而已。
这个故事的主题事实上超越了移民这个范畴，而更俱备更加普遍的意义。
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背景的孩子往往不认同父母对他们未来的期望。
不论父母的教育是否得体或者甚至属于误导，许多孩子都无法看到父母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训练一些技能、并和他人合作等的好处和作用。
故事中景梅很残忍地拒绝母亲对她的希望，她反驳她母亲，与她的母亲打口水仗，说别忘了这些正是她母亲生命中为什么多灾多难的原因。
最后景梅“胜”了和母亲的对峙，但是与其说是景梅之胜，倒不如说是其母之败，因为她的母亲按照中国的文化为她设立了很不切实际的目标。
移民，尤其是新移民，是新社会新环境里的弱势群体。
如果象以往那样为子女设立目标，而不考虑新社会新环境，如景梅的母亲那样，就会造成误解和家庭矛盾。
比如，在“让你的文化和风格去适应新的社会组织 ”(blank 103-134) 一书中，作者普朗克就弱势群体尤其是新移民及其子女如何获得成功提供了许多事例和相关的理论。
这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像景梅和她的母亲这样的新移民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其实与文化、宗教、个人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
因此，为了孩子的未来，结合各方面的因素，在父母的期望和孩子的实际能力等之间寻找某种均衡，就显得非常重要。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熔炉，凝聚了多种外族文化。
移民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为今日的美国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移民输入和输出越来越普遍，全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其中包括美国。
移民带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他们本身却也遭受了很多矛盾冲突之苦，尤其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因此系统研究移民的家庭矛盾是很重要的。
就本文所考察的导致家庭矛盾的三个因素，亦即文化冲突、代沟、父母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中，文化冲突是最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三个因素是相关且互相影响的。
以文化冲突为中心去挖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帮助弱势群体和新移民家庭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使得景梅这样的家庭得到真正的幸福。
只找到这个
求Mother Tongue（Amy Tan）的中文版。
我是个作家。
顾名思义，我是那种一直喜爱语言的人。
我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着迷。
我用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语言的力量——它是如何唤起情感、描绘视觉图像、阐述复杂的观点或者展示简单的事实的。
语言是我的谋生工具。
我使用所有的英语——在我成长过程中接触过的各种英语。
最近，（有件事）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我确实在使用各种各样的英语。
当时，我正在给一大群人演说，该演说我已给其他听众作过六次。
演说的中心内容是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书《喜福会》。
演说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我想起了这次演说与以往的演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使得整个演说听起来不对劲。
我母亲在演说厅里。
这也许是她第一次听我长篇大论，用的是我从未在她面前用过的那种英语——演讲中满是精心构造的、合乎语法的词组，大量名词化结构，过去完成时，条件短语（这些我似乎是突然发现的）。
所有这些我在学校和书本中学到的标准语言结构，都不是我在家里和母亲交谈时使用的英语形式。
就在上个星期，我和我母亲一起走在街上，我发现自己又一次注意到了我所用的英语，也就是我和母亲交谈时所说的英语。
我们当时正在谈论新旧家具的价格，我听见自己在说：“不那样浪费钱。
（Not waste money that way.）”我丈夫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并没有注意到我英语的变化。
随即我就想到了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我们朝夕相处的20年里，我经常在他面前说这种英语，有时候甚至他也用这种英语和我交谈。
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私人语言，一种只和家人交谈时使用的特殊英语，一种伴随我成长的语言。
要知道，我母亲的英语表达能力并不能反映她实际上对英语的理解能力。
她看财务报告，听“华尔街周”（一个有关金融新闻的电视节目），每天和她的股票经纪人谈话，而且能轻松地阅读多种书籍。
可是我有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只能听懂我母亲50%的话。
有些说他们能懂80%到90%。
有些说他们一点儿也听不懂，就好像她讲的是纯粹的中文。
但是对我而言，我母亲的英语是再清楚、再自然不过的了。
这是我的母语。
在我听来，她的语言生动、直接，富有洞察力和意象。
就是这样的语言帮助我形成了我看问题、表达思想、认识世界的方式。
最近，我对于我母亲说的那种英语思考得更多了。
跟其他人一样，在他人面前，我一直把它称作“蹩脚”英语。
可是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就会因痛苦而畏缩。
让我一直不安的是，除了用“蹩脚”一词，我想不出别的方式来形容它，就好像母亲说的英语有缺陷，需要修补，就好像它缺乏某种整体性和完整性。
我听说过其他的说法，例如，“有限的英语”。
但是这样说听起来也一样不合适，就好像什么都是有限的，就连人们对于说“有限的英语”的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我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有限的”英语限制了我对她的了解。
我曾为她说的英语而羞愧。
我曾以为她的英语反映了她要说的话的质量。
也就是说，因为她表达得不够完善，她的思想也不够完善。
而且我有很多实证来支持我的观点：百货公司、银行和饭店里的工作人员不把她当回事，不为她提供优质的服务，假装听不懂她的话，或者甚至假装没听见她讲话。
我母亲也早就意识到她说的英语不怎么样。
当我15岁的时候，她老让我假装成她给人打电话。
我不得不假借她的名义进行咨询，或者甚至是向那些曾对她无礼的家伙抱怨并大喊大叫。
有一次是给她在纽约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
她已把一小笔股票投资组合卖掉，而我们刚好要在下个星期到纽约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加利福尼亚。
我只好拿起电话用难以令人相信的、少年的嗓音说：“我是谭夫人。
”我母亲就站在我身后悄声说：“为什么他不寄我支票，已经两个星期晚了。
很生气他对我撒谎，损失了我的钱。
”然后我用标准的英语说：“是的，我对此非常担忧。
两个星期之前你就答应把支票寄过来，但是支票仍未寄到。
”然后母亲的嗓门开始加大： “他想要什么，我到纽约来，当他老板的面说，你欺骗我
”我一边尽力使她平静下来，让她小点声，并同时告诉那个股票经纪人：“我无法再容忍任何借口。
如果我没有立刻收到支票，我将在下个星期到纽约的时候和你的经理面谈。
”为什么在美国文学中没有更多的亚裔美国人涌现呢
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学习创作性写作这一课程的人数会如此之少
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中国学生学习工科
这些都是我无法回答的广义上的社会学问题。
但是从社会调查中我已经注意到，就整体而言，亚裔学生数学考试的成绩大大好于英语成绩。
这使我想到或许还会有别的亚裔美国学生，他们在家里说的英语也可以被说成是“蹩脚的”或者“有限的”。
也许也会有老师试图引导他们放弃写作，学习数学和理科，就如同我当年那样。
幸好，我生性叛逆，乐于证明人们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喜欢这种挑战。
在我被录取为医学预科生之后，我在大学的第一年就成了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
喜福会为什么热销? 求喜福会的中文读后感，不要只是一味的说小说的内容……有自己的感想……600字左右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喜福会观后感，观后感《喜福会观后感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
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
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
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
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
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
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
《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
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意识的时代流变，对于女性的弱者的地位，与女性为求改变的不断抗争，进行了描摹。
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位置，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可说是两重天，这个电影，给了我们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人格命运演变的最好的舞台。
女性找到真实的自我了吗
从外表上看，女儿们不再有母亲所要经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而精神上呢，女性自身对自身的束缚，却并未远离。
从血缘中，从慢慢追述的历史中，母亲们期望着的是，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那些创伤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中，她们将那些过高的期望、被压迫者过分的敏感与自尊一股脑压在女儿的身上，结果，造成了母女之间深深的隔阂，以及女儿残缺的人格。
周彩芹演的林朵阿姨，是个性鲜明、开朗直爽的母亲，从小靠自己的力量从包办婚姻中逃离，到了美国后，对女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女儿有下国际象棋的天赋，得冠后照片被登上杂志封面，这位兴奋的母亲就一路拉着孩子向人夸耀，孩子并不喜欢，母亲就冷眼相向，当孩子向她请求谅解，想继续下棋，她却说了一句，想下就下没那么简单，这句气话，挫伤了女儿的自信，从此她觉得天赋远离了她，再也没赢过，不肯低头的母亲，就这样把孩子的信心给毁了。
女性的抗争，体现在家庭的这一层面，以女儿作为载体，结果是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了创伤，不仅不会成功，反而是女性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目的过于明确的教育，把自己的好强强加于女儿身上，是对另一个独立的心灵施加的强权，剥夺了灵魂独立性的教育，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却使得母女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代沟，女儿们的心灵在畸形的教育下扭曲，成为心灵上的弱者，这是女性对女性的伤害。
心灵上的弱者，是真正的弱者。
回看母亲当年，面临着体制的社会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抗争，并成功地从那里逃离，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而她们在女儿的心里造成的伤口，却令女儿们找不到自己。
结果，四个女儿都走了弯路，或者婚姻不幸，或者生活失去目标，之所以成了“不完整”的人，是因为她们的人格不完整，是扭曲的，一直都为别人活着，或者是为母亲，或者是为丈夫，而从未想过按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活。
母亲们后来意识到了这种伤害，由于过高的期望，或者自己残缺的人格对女儿的影响，她们向女儿们伸出了手，鼓励她们。
卢燕饰演的阿姨的女儿，赢得了一位学校里家世显赫的男生的爱情，但在婚后，她却放弃了学业，一心为了丈夫与家庭，一切都从丈夫的要求出发，直到失去这份感情，到要离婚，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她不想再为丈夫，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的萌醒的自我意识，却帮助她的丈夫重新发现了她，他们又和好了。
另一位阿姨的女儿，要和丈夫过严格的AA制生活，这种生活在蚕食着女儿的尊严，母亲想起自己的生活，被寻花问柳的丈夫骂贱人，那种伤害令她意外溺死了自己的孩子，伤口终生不愈，母亲告诉女儿，你是值得被尊敬的，离开他，后来女儿找到了珍惜她的人，获得了幸福。
母亲和女儿的这一对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和谐。
在童年时，过高的要求，对女儿们产生了伤害。
成年以后，母亲又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为女儿解开心锁，帮助她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树立信心。
女性与女性最终不再对立，而是成为伙伴，这是摆脱弱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女性应懂得自尊，母亲们告诉女儿们这个道理。
自尊自爱，然后才能去爱也才能被爱。
弱者的地位，如果是预先在心里就为自己设定了，那就势必无法摆脱，而女性的抗争首先要从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开始。
意识到自己不是弱者，是平等的人。
只有有了这样健康的心态，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对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一生从没为自己活过，都是在为男人，父亲或是情人，甚至不惜为此作贱自己，扮鬼脸、受虐待，完全没有自尊可言，这样落败的女性意识，还不如十多年前的一部《喜福会》，还要被作为“神”来加以讴歌，简直是莫名其妙。
《喜福会》探讨的女性意识的流变与挣扎，与女性发现自身价值，挺起胸膛为自己活，其意义不独对女性，对每个弱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喜福会》——异质文化交汇的画卷 引言 “老妇人记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费不菲买下一只天鹅。
‘这畜生„„’市场鹅贩吹嘘着，‘伸长脖子企盼化鹅，你瞧，它美得让人不忍下肚。
’然后这妇人抱着鹅飘洋过海，满怀期盼地前往美国。
旅途中，她告诉天鹅说，在美国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在那儿，她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鹅。
但当她抵达新国度，移民官员夺走她的鹅，妇人惊惶地挥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纪念。
很久以后的现在，这妇人想给她女儿这羽毛，并告诉她，这羽毛虽不值钱，却是来自遥远的国度，一直载负着我的期盼。
” 那只远渡重洋的天鹅背负着四位母亲历经劫难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国传统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女儿所有的期待。
而在美国这片新大陆，她们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发现她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不能得到这个“自由国度”的认可。
但她们仍然竭尽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来不值钱的羽毛，希望最终有一天她们的女儿能够理解她们所有的心情。
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就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
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
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具有跨文化主题。
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结——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和小说中所描写的移民后代一样，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她从母亲的故事中经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消解的中国文化情节。
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移民，周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国式的。
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个“大熔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中。
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次，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话，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喜福会》中所描写的四位母亲，在40年代带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传统文化，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
那时的美国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国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重复旧中国妇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们的覆辙。
对孩子她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
但是，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的是美国的文化，在她们看来，母亲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从而产生了很深的矛盾。
从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后半部分记述了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而构建了东西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发展前景。
华裔群体作为迁徙的族裔面对的是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
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杂性’”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
”。
①这种“混杂性”就是处于边缘的流浪作家的一种颠覆策略，以异质文化渗透到主流文化当中，从而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母女交流的“失语”——中西文化的碰撞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
“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
”。
②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
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
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
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
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
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
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
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
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被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但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鼓励各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
影片中所表现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
苏一直以来都把对在大陆下落不明的两个双胞胎的“亏欠”转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儿君的身上。
她望女成凤，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爱方式对君进行着“天才培养计划”，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时候强势地喊出：“女儿只有两种，服从母命和随心所欲的，但这房子只容得下服从的。
”可是君这样在“自由国度”长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对母亲吼着：“我又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
”此后，母女俩的分歧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视母亲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薇莉自幼有着下棋的天赋，却因看不惯母亲拿着自己的荣誉到处炫耀而赌气说不再下棋，而她的母亲林多却认为自己对薇莉的苦心栽培不仅没有得到女儿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连为女儿骄傲这么无可厚非的表现都被女儿当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从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长时间不再“干涉”女儿的生活，永远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
母女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失语”长达了二十多年之久。
影片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
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
”③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
出于劣势的母亲——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壁垒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
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于中国的片面的、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使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于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歪曲异质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
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国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处于“边缘人”的地位。
她们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唯一能依赖的便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她们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女儿的生活和成长进行干预和教育，表现着她们无畏的抗争以及对西方霸权的挑战。
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的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带来的沉默中，母亲老去了，女儿也经历了两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与冲突。
当母亲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语”带来的巨大创伤时，女儿们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母亲们的故事。
女儿们的尴尬——他者自身的困惑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来说，“中国”是遥远的，是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
她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从母亲那里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她们在美国人眼中永远属于“他者”。
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妇女对于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
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些妇女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
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一决择而感到无可奈何。
相比之下，她们在中国出生的母亲，很少会因为纠缠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生为女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中而感到茫然。
”④ 薇莉总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干练的作风和能力让她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但唯独在感情方面，她始终过不了母亲那一关——其实说到底是过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关。
虽说多年来的隔阂让母女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空间，但在那种中国式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不知名的畏惧。
头一次婚姻，薇莉就为了母亲欢心而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这一次她想勇敢找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亲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却如同一座大山。
带男友回家吃饭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笑了她也松口气，母亲如果不开心，她连结婚的事都不敢提。
在外在的美国式潇洒感情和内在的中国孝道之间，薇莉一直左右为难。
李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她总以为这样就能彰显她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
也还是傀儡。
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⑤在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新女性的同时，李娜却在不自觉间丧失了感情的尊严，夫妻之间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钱的利益所左右，让她心中郁闷却又不知症结在何处，有苦说不出。
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
“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
”“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优越地位，别的东西——一个他者——必须首先被作为低等的打上标签。
”⑥美国学者艾米•琳在谈到华裔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曾经说到：“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她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者出生，他们又是美国人。
”⑦可是即使是国籍上，文化上的“美国人”又如何呢
在正统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肤色决定了她们永远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
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罗丝的心理，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最终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
如果说母女之间的“失语”更多是出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那么女儿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时表现出的尴尬和困惑则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排挤。
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显得遥远、隔膜。
但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
这种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的意识，使得她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又会有所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
异质文化的交汇 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
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
”⑧霍尔也说过，“主题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
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⑨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
君在母亲过世前不久才终于明白这二十几年来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正如“怎有女儿不了解自己母亲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
中国传统的欲扬先抑、隐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将苏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对女儿极度失望的母亲，但苏却从来未曾放弃过她这看上去碌碌无为的女儿。
因为只有她知道女儿的纯洁和善良，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品质。
而那个时候，君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所有的期盼，不过是好好地生活下去。
当她在麻将桌的母亲东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女儿\\\/西方已经开始认真接纳母亲\\\/东方。
当影片结尾君回到中国与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拥抱相认的时候，双方口中共同喊出“妈妈（MaMa）”这一为所有语言所共有的语词，简单而有深意，是东西文化的交集之一。
林多同样是一个倔强而不懂过多表达感情的中国母亲。
受到小时候“下棋事件”的影响，二十多年来，薇莉一直以为母亲的一言不发就是代表她无声的反抗。
所以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来取悦她，但离婚的时候母亲失望的表情却让薇莉在很长时间里交了外国男友也不敢让母亲知晓。
可是在林多心里，她虽然对薇莉的外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国文化和礼仪，但毕竟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林多最终对薇莉婚姻的宽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尊重。
在李娜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中，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
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
同样，在爱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罗丝被母亲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体之中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让她彻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会，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而她的自尊自强也最终重新获得了丈夫的爱情和尊敬。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
”⑩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母女之间经历岁月磨合最终所实现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
只是这一认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盘接受对方的文化类型，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
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中西两种文化在冲突后逐渐相互渗透的过程；而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们记忆和梦想的延伸，也继承了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她们体内的中国人血液，迟早会因为找到归属感而沸腾，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也迟早会刺痛她们的神经。
结语 如果说《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这群女儿们代表的是现代美国文明，那么作者对于这种可用连字号连接的“中国的——美国的”现象的两级给予了同样的关注。
谭恩美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冲突背后，实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就像皮考•伊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英帝国的文学反击》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杂的。
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在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
他们是跨越双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
他们在创作一种新小说，来对应一个新世界。
”○11 美国是这样一个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建构属于本群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华裔作家始终关注的问题。
谭恩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国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都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对抗着的时空网”。
○12《喜福会》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对漂泊无根记忆的追寻，也不仅是华裔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而是通过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
整部影片传递着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对立，从而达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