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爱玲《谈音乐》读后感~有要求~急
我去，电大都来找度娘要答案了
读过张爱玲的《谈音乐》的请进
朋友们约我谈音乐与色彩的关系，有点赶鸭子上架，因为我自忖是个“乐盲”――此时忽觉这个词格外有趣，为什么不说“乐聋”呢
构造法似乎也暗示着“看”的优先性，更准确地说，是人的生活状态对“看”的更深的依赖感。
但我在懒散中忽然读到张爱玲的《谈音乐》，有段文字触动了我：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既使可能，也受不了。
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
颜色和气味的愉快也许和这有关系。
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 张爱玲在文中漫无边际地扯着洋腔土调，似乎都不如在开篇谈气味谈色彩时那般痴迷，让人可以觉察到肌肤上纤毛的微颤。
回顾起来，我对色彩的好感逊于文字，对音乐的好感逊于色彩，这种感官的偏好，本是天生的。
但好事者往往喜欢让感官们弥漫一气，探究起色、味、音，眼、鼻，耳的暧昧关系来。
而诸多窜来窜去的讨论，大都离不开对“通感”的阐释。
求助:张爱铃<谈音乐>读后感
我不大喜欢音乐。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真是出语让人意外，但作者不喜欢音乐，并不意味作者不懂音乐，要知道作者小时也学习过钢琴的，但最后终于放弃了（这未必不是文坛一大幸事）。
“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细想也何尚不是
中国古代音乐多“苦调”，西方古典音乐中也大半是“悲歌”。
“我最怕凡哑林（即小提琴），水一般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去了”，“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明显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最怕，恐怕不是反感，而是说小提琴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也许是小提琴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总勾起作者心中无限惆怅，而生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慨吧
“悲旦”的比喻也非常贴切，我们不是常常把小提琴比着歌剧中的女高音吗
作者还觉得“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既小提琴奏鸣曲），就象两人合画中国画，一人画美人，另一人补上背景，往往是无情调可言而令人讨厌。
此论更是惊人了，现在的爱乐者恐怕是难以苟同吧
不过，把小提琴奏鸣曲比作中国画，倒很新鲜别致。
最佩服的还是谈交响乐：“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音乐都变成了它的声音……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交响乐有这个毛病：格律成份过多”。
真不知道交响乐大师贝多芬听了此言会作何感想，但作者对交响乐的描述却是生动形象之极。
格律成份多，这正是交响乐的一个特质，抽象复杂而富有思辩性的交响乐在今天都难以为好直觉重实在的中国人所喜欢，何况半个世纪以前初染西乐的女作家
作者又说不喜欢交响乐“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的Minuet（即小步舞曲），尖手尖脚怕碰坏什么似的”。
这又恰当地道出了巴洛克典雅精致的风格，在今天厌倦了浪漫派的矫情的时候，巴洛克音乐也许就别有韵味吧
我们再来看作者是怎样看歌剧的：“歌剧这种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象妒忌这样的原始感情，在歌剧里也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而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
说实话，初听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正有这种感觉，中国人那内敛含蓄的性格和歌剧中放大的情感倒真有些格格不入，这又何怪
然而我们今天最终还是接受了歌剧了。
作者在谈到音乐家时，说最喜欢的不是贝多芬和肖邦，而是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
这使我想起《鲁宾斯坦缤纷录》里的一个故事：鲁宾斯坦在中国演出时，演奏了很多古典音乐作品，但观众唯独对巴赫的作品反映热烈，事后鲁宾斯坦问主办人原因，主办人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巴赫音乐中那种简洁朴素，鲁宾斯坦听后不禁有些惭愧。
看到这里，想到作为爱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中国人，却不迟迟不能对大音希声的巴赫产生共鸣，自己倒真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张爱玲此言也让自己产生了深深触动。
作者还论及了民歌，爵士乐，拉丁美洲音乐，流行音乐等等，都无不是乐感中带着“通感”，平淡叙述中夹杂几分敏锐，作者谈音乐的姿态不象个大作家，倒象一个旧中国的小女人，不是四平八稳，没有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和与亲切。
中国文人自古就和音乐有不解之缘，可惜近代文人对音乐总有几分疏离。
此文算是文人谈音乐中难得的一篇吧，它映照出那个时代文人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传入中国时的初步而新鲜的感觉.
谁能给提供篇音乐方面的书刊的读后感
《构建生态音乐课堂》读后感 海顿曾说过“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
”创建“生态”音乐课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使孩子真正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并通过审美原则的实施，加强学生对生命的热爱，珍惜现在拥有的美好。
1、互动交流原则，焕发肢体语言的魅力 生命的美在于其本身所存在的价值，为焕发起学生对自己生命的热爱，作为一名音乐教师首先就要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魅力。
在课堂中，我十分注重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流让学生学会与人交往、看到自身肢体语言的无限活力。
每堂课的初始，我会采用不同的旋律让学生在教室内翩翩起舞，并有机的结合不同拍子的音乐情绪，教会孩子基础的舞步，从给孩子范授、到让孩子自己编创。
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喜欢独舞，而且还迷上了邀请舞伴合作跳舞，甚至是自己创造经典的合作舞步，因为他们在合作中看到自身肢体的魅力。
每节课学生盼望着与他人互动交流，在交流中欣赏各自的优美舞姿。
我曾尝试取消这个活动，不料学生立即提醒我忘了教学的这个环节，我一下感受到此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由此，我保留了这个常规环节，让学生在互动交流中学会彼此关心和欣赏，从而感受生命在音乐旋律中的和谐，而肢体语言也是表达自身热爱生命的一种情感体验。
2、创设意境原则，领悟生命存在的快乐 音乐学习是抽象的，在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同时要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能力。
而“创设意境”原则为学生提供了音乐的理解与服务支持。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师尽可能创设不同的意境，可借用“媒体”“声像”“图片”以及“真声”，让学生在“音乐情景教学”中，展开学生想象的翅膀。
从而感知不同音乐作品中表现人物、动物的滑稽、可爱、伤感的各种背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学生只有在意境创造、亲历实践中才能感受生命存在的快乐，他们在歌唱中、在倾听中感受到自然、社会的生态和谐之美。
3、激发兴趣原则，创造生命价值的动力 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基础，因此，音乐课堂的生动性、有趣性是激发孩子学习音乐课程的原动力。
针对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可以在音乐课的每个教学实施环节都设计不同的激趣活动板块：例如练声活动中固定及自由选择声部的活动板块；歌曲新授中的学歌、编歌和演歌的实践板块；音乐欣赏中小品短剧的创造板块，以及拓展学习中的“音乐擂台”等活动板块，包括学生把从不同渠道学得的各种乐器的演奏，名人模仿秀表演、歌唱的表演（如歌唱组合）、自发创编的曲艺、游戏表演等等一一带到课堂中进行展示。
而音乐课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展示才艺、学习互动的大平台，从而使其越发喜爱上音乐课。
因为你激发起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内需动力，体味出生命价值的意义。
创建生态音乐课堂，不仅能培养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合作能力、交往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学习心境，而且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生命的真谛——“美”无处不在。
《青春之歌》读后感 事实上，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依稀地，身上似乎还留有那个时代的伤痛。
可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却离我们远去了。
我们是健忘的。
可是，正如别人说，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能选择的。
比喻：我们是怎样一个人，相貌如何，生活在什么时代，父母亲是谁等等。
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权选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又是不能选择的，我们不可能都变成唐吉珂德去。
更悲观一点，苔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坏的星球上……” 我们依稀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段名言，可是我们对着那段名言却无言。
我是个易冲动的人，尽管在表面上看着很平静；我又是一个极易冷却的人，我希望的能和林道静一起，并肩走在北平的大街上，去面对着凛冽的寒风和闪着寒光的刺刀。
但是我没有了信仰，我不会再像她一样，看见“中国共产当”几个字，就会象婴儿见了母亲一样，感到亲切和伟大，我们听贯了什么“当性”、“原则性”之类的话，对当，也是另一种感受。
在《青春之歌》中我领略到了林道静对于当的真挚的依赖的象孩子见到母亲一样的情感；领略到他们那一群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热血的爱国之情；领略着那个动荡的、轰轰烈烈的时代的风云。
一星期以来，每个晚上，我都沉浸在那个时代中。
但是，毕竟，我还是从那个时代中走出来了。
书看完了，我看了杨沫的再版后记。
这一本书，它经过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文化达歌明的时代。
它听取了众多的意见而改变了一点，增加了林道静在乡村农民运动中锻炼的七章，这表明了“歌明者要与工农商相结合”的歌明思想，也给整部小说展示了更广阔的天地。
同时，林道静的思想发展、成熟之路也就更加合情合理。
我虽反感增写的理由，但却还比较喜欢这几章。
最喜欢的是开头道静和余永泽生活，和卢嘉川接触的一段，在狱中和林红接触的一段，写得很成功。
可是后来，却很难理解一个成功的歌明者的真正的斗争和歌明的情节。
这种内部的“左”和“右”的斗争，也许是因为某些人的批评，也许揉进了文革的一些影子，更也许，我自己天真地没有预料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杨沫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有太多责任的作家。
作品不应该为历史去背上沉重的包袱。
我欣赏的是那种“自由”的作家，他没有任何责任和工作的目的需要而去写作，他的作品就应该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感情，是他心底最强最高亢的呼声。
杨沫的作品，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她毕竟写出了，成功地写出了一代人最壮美的青春
<谈音乐>读后感 我不大喜欢音乐。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真是出语让人意外，但作者不喜欢音乐，并不意味作者不懂音乐，要知道作者小时也学习过钢琴的，但最后终于放弃了（这未必不是文坛一大幸事）。
“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细想也何尚不是
中国古代音乐多“苦调”，西方古典音乐中也大半是“悲歌”。
“我最怕凡哑林（即小提琴），水一般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去了”，“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明显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最怕，恐怕不是反感，而是说小提琴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也许是小提琴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总勾起作者心中无限惆怅，而生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慨吧
“悲旦”的比喻也非常贴切，我们不是常常把小提琴比着歌剧中的女高音吗
作者还觉得“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既小提琴奏鸣曲），就象两人合画中国画，一人画美人，另一人补上背景，往往是无情调可言而令人讨厌。
此论更是惊人了，现在的爱乐者恐怕是难以苟同吧
不过，把小提琴奏鸣曲比作中国画，倒很新鲜别致。
最佩服的还是谈交响乐：“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音乐都变成了它的声音……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交响乐有这个毛病：格律成份过多”。
真不知道交响乐大师贝多芬听了此言会作何感想，但作者对交响乐的描述却是生动形象之极。
格律成份多，这正是交响乐的一个特质，抽象复杂而富有思辩性的交响乐在今天都难以为好直觉重实在的中国人所喜欢，何况半个世纪以前初染西乐的女作家
作者又说不喜欢交响乐“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的Minuet（即小步舞曲），尖手尖脚怕碰坏什么似的”。
这又恰当地道出了巴洛克典雅精致的风格，在今天厌倦了浪漫派的矫情的时候，巴洛克音乐也许就别有韵味吧
我们再来看作者是怎样看歌剧的：“歌剧这种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象妒忌这样的原始感情，在歌剧里也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而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
说实话，初听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正有这种感觉，中国人那内敛含蓄的性格和歌剧中放大的情感倒真有些格格不入，这又何怪
然而我们今天最终还是接受了歌剧了。
作者在谈到音乐家时，说最喜欢的不是贝多芬和肖邦，而是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
这使我想起《鲁宾斯坦缤纷录》里的一个故事：鲁宾斯坦在中国演出时，演奏了很多古典音乐作品，但观众唯独对巴赫的作品反映热烈，事后鲁宾斯坦问主办人原因，主办人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巴赫音乐中那种简洁朴素，鲁宾斯坦听后不禁有些惭愧。
看到这里，想到作为爱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中国人，却不迟迟不能对大音希声的巴赫产生共鸣，自己倒真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张爱玲此言也让自己产生了深深触动。
作者还论及了民歌，爵士乐，拉丁美洲音乐，流行音乐等等，都无不是乐感中带着“通感”，平淡叙述中夹杂几分敏锐，作者谈音乐的姿态不象个大作家，倒象一个旧中国的小女人，不是四平八稳，没有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和与亲切。
中国文人自古就和音乐有不解之缘，可惜近代文人对音乐总有几分疏离。
此文算是文人谈音乐中难得的一篇吧，它映照出那个时代文人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传入中国时的初步而新鲜的感觉. 《音乐树》读后感 我读了一篇文章——《音乐树》。
它的主要内容是：贝西希望成为一名音乐家，他一天到晚都在练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贝西汗水浇灌的土地上长出了一棵音乐树，使贝西出了名。
从此，他放弃练小提琴，应酬各种采访。
当一位总统来了时，贝西不得不拉起小提琴，这时才知道，音乐树失去了生命。
一棵大树，能够奏出美妙的音乐，多么神奇呀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继续往下读的，当我读到音乐树上的提琴果发出美妙的声音时，仿佛在我耳边回响起大海深沉的声音，春风在山谷里吹动的声音，山权泉静静流怅淌的声音，还有云雀在高空鸣唱的声音。
当我读到贝西不停地拉着提琴果时，我仿佛看到了月光下，有无数的蝴蝶、蜜蜂在飞舞，在树枝上，停歇着无数的鸟儿。
那些会唱歌的鸟儿，全都配合着乐曲，唱起了婉转动听的歌儿。
还有那些小虫子，也都在草丛里蹦蹦跳跳。
园子里所有的花儿，也都发出沁人的芳香，都更加艳丽了。
草儿们全都摇摆婀娜的腰肢，陶醉在音乐声中，多美呀
我不禁这样想：音乐树是神奇的，但是音乐树需要热爱音乐的人用心血来浇灌，它不是简单的表演工具。
它是需要音乐家赋予它灵魂的神奇的树，享受荣耀和优待终究不是它希望得到的，所以，它枯萎了，向人们展现了它独特的一面。
《音乐之声》观后感 有趣的故事，悦耳的歌曲、温馨的人情、天真无邪的笑料，是《音乐之声》最吸引人的地方。
它也是一部长青的家庭电影，也是电影史上传颂最广的一部活泼、温馨的音乐电影 。
相信看过它的人一定不会轻易的忘掉，我想自己已经被这部电影感动了。
它的音乐，它的主题，它经过精雕细琢的台词，充满艺术的美感，音乐的内涵，更重要的是爱的主题，真正打动每个人内心的纯真的爱。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知真、向善、求美的故事。
女主角玛莉娅生性活泼率真，走出修道院投身世俗生活，大胆追求真爱，以童心，爱心去照料七个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尽显生活之真；故事中人际的宽容与亲情的和谐，冯·特里普上校一家不畏纳粹爪牙高压的正气，宁可流亡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情愫，无不昭示了人类向善的意愿；故事场景阿尔卑斯山麓的湖光山色，音乐之乡萨尔茨堡（莫扎特的故乡）的艺术氛围，尤其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妙曼歌曲（出自音乐大师理查德·罗杰斯之手），经过近半个世纪，仍传唱不衰，让人充分体验到艺术和自然之美。
在影片的开始，天真烂漫的玛莉娅老是不遵守院里的作息，偷偷跑到山头外嬉戏、歌唱，我们很轻易的感觉到“美”，有自然之美，有歌声之美，还有玛莉娅那种积极向上的美，而不是感到不安或尴尬。
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位子，只有能够让自己内心自由的释放才是真的快乐，在这影片开始，已经埋下向观众表达知真的伏笔。
玛莉娅也会在迷茫时问自己我的未来将会怎样?,更会唱着好听的歌告诉自己我会让别人看之俨然,触之温暖,我会让别人改变对我的看法,我对自己有信心.;她用快乐的善良的心感染别人,改变别人,甚至七个个性怪异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和他们那个严肃的上校爸爸...这样的人你会不喜欢
这样的人你会不为之感动
以简单的心态，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又何尝不是艺术
上校的性格，表现的很自然。
作为一个监长国恨当然不能忘，独自带着七个孩子，以他的身份，对孩子的爱表达的不细腻也很正常。
最后是音乐让他变成一个慈祥的父亲。
看来音乐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也符合了音乐之声的主题。
当然也向观众暗示正确的家庭教育也是一种艺术。
在舞会中两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在最后的音乐会中歌声使上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那饱含真情的歌声里，玛利亚发现了一个男人丰富、博大、敏锐的内心世界。
这种内在的美通过歌声表达了出来。
还有孩子的歌声，蓝蓝的天空，嫩嫩的草原，清澈的湖水…… 你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都是美，这就是成功影片的根据
《音乐之声》来自生活，高于生活，它以乐抒情，以乐动人，到处充满阳光气息与温馨浪漫，它把抽象的音符、大自然的和谐美景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相互依托的关系，鼓励人们乐观向上，追求纯洁美好，争取自由和享受生活，消除杂念，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优美的音乐可以说是音乐剧的灵魂，在音乐剧中流传最广的几首经典音乐有：表达玛利亚对大自然热爱的主题曲《音乐之声》；轻松愉快的《孤独的牧羊人》；比托普演唱的深情无限的著名《雪绒花》；欢乐大方的《哆来咪》；以及可爱的孩子们在比赛和客厅里演唱的《晚安，再见
》等，都成为了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
我要演讲三分钟，主题是张爱玲和她的作品，由于时间不够，我未深入了解作品，所以帮帮忙
作品太多了。
你的3分钟恐怕不够。
直接带过就可以了。
3分钟狠短，讲下自己感受就好。
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到她尖锐犀利,he张爱玲对待生活的冷静客观及敏捷的语言应对特点。
的故事情节紧凑简洁，表面上语言活泼幽默，犀利痛快，然而她的悲哀只藏在骨子里。
即使是痛入骨髓的 感情也仅点到即止，轻描淡写，全然是历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对太执着的悲哀，对看不透的悲哀，对得不到的爱的悲哀,对无可奈何的悲哀。
即使是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含泪的微笑，浸在悲哀的影子里。
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蕴涵
张爱玲的出生年月
张爱玲是民国女子。
人家说她是民国时期最有才情的女人，与她齐名的女作家还有苏青、萧红，都是凉薄的命硬的女人。
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家境颇好，却宁愿自食其力，靠一双手一支笔吃饭。
1942年她的散文集子《传奇》出版，从此她便成了上海的传奇。
后有《流言》出版，她尝到当作家的甜头，兴奋地说：“快来吧，出名要趁早啊
” 张爱玲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题。
她的才情与做派，无疑打动了我们这个时代。
她曾自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目标。
” 张爱玲是划时代的，她的本身意义要大过她的作品。
她是一个坐标，一座灯塔，或者说是一块里程碑。
作家石康这样说：“张爱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 张爱玲是老上海的女主角，她的一生就是一部电影——长长的黑白的老电影，如果给这部电影取名，应该叫《海上花》。
俗是俗了点，好像没有更贴切的名字了。
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喜爱电影的女孩，仅仅说“喜爱”还不够，应该是痴迷或酷爱——有一次全家出动到杭州走亲戚，顺带游西湖，张爱玲在西湖边玩疯了，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正在上映谈瑛主演的《风》，立马要回来看电影，妈妈一个劲劝：“你看的电影还少吗
现在在杭州，离上海这么远，你一个小孩子坐车回去哪里放心。
”张爱玲急得跳脚，只要看电影，就什么都愿做。
一家人没办法，只好让张子静陪她。
张子静对电影无所谓，本来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一向喜欢和姐姐在一起，只是张爱玲对他爱理不理的，捞着这样的机会，在他来说也很难得，乖乖地陪姐姐回到上海。
一下火车姐弟俩直奔电影院，看完之后张爱玲突然说：“再看一场。
”张子静眼睛都看酸了，直喊头痛。
张爱玲却很开心，笑着说：“幸亏回来了，要不然，那可后悔死了。
” 电影看得太多了，生活中不可避免有一些表演味道，她说话，她拍照，她言谈举止，都好像在表演，戏剧的痕迹，表演的痕迹，这是文学女人的通病——将生活变得戏剧化或电影化，伴奏音乐在她内心流淌。
所以说张爱玲是老上海的女主角，好像一直在表演，她的一红惊天、她与旧式家庭决裂、她的那些奇装异服、她与胡兰成烟花般一闪而逝的爱情，以及她从深圳罗湖桥归鸿般离去——都像电影镜头，都是电影片断。
在张爱玲身上，生活就像电影一样。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电影，生活太拖泥带水与琐碎无趣，生活实在太冗长无聊了，如果真的是电影的话，没有人有耐心看完它。
所以张爱玲既是主角又是编导，她自编自导自己主演自己的电影——她对生活的胶片进行剪辑，只保留精彩高潮，她的故事最终比别人精彩，她的生活最终变得像电影一样。
张爱玲的人生最后果然被多次拍成电影，林青霞和秦汉演过，刘若英和赵文瑄演过。
林青霞太漂亮了，张爱玲哪有她那种韵味
不是说张爱玲没味道，也不是说张爱玲不美。
张爱玲是美的，只是她的美与林青霞的美完全不同，一个漂亮的大美人演张爱玲，注定了要失败，首先我就无法接受一个漂亮的张爱玲，然后她再抬起那张精致的几乎无可挑剔的脸。
这部电影叫《滚滚红尘》，这个名字我是极喜欢的，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恨情仇就像是滚滚红尘万丈。
那一年秦汉也不小了，可是他装嫩来演胡兰成，一张肉嘟嘟的肥脸，一个敦敦实实的身坯，根本看不到文化人的清癯与飘逸。
如果重拍《滚滚红尘》，应该请王志文来演，他的瘦削与单薄，最适宜胡兰成，包括他一张黑亮的油浸浸的脸与眼睛里的愁苦，都是属于胡兰成的。
赵文瑄也演过胡兰成，赵文瑄太漂亮了，空中少爷出身的赵文瑄，根本演不出胡兰成身上农家娃的苦底子。
刘若英演的张爱玲也不像——她有张爱玲的知性，但她抬起脸拿一颗糖炒板栗递给胡兰成说：“很好吃，不粘牙的。
”那张脸那么饱满，眼睛还冒着傻气，那根本不像是张爱玲，而是刘若英。
《她从海上来》最妙的是剧本，写《饮食男女》的王蕙玲又写过《卧虎藏龙》，她是懂得张爱玲的，不像写《滚滚红尘》的三毛，她是借张爱玲来写她自己——在艺术这一点上，她与张爱玲是相通的，她退学关在黑屋子里无望地哭泣，只身远赴撒哈拉，包括她爱上王洛宾这样的沧桑老男人，她其实是台北的张爱玲，她的一生也像一部电影——后来她和张爱玲一样，也成了一部部电影的女主角。
生活就像一部电影，生活就是一部电影，碌碌无为的众生亦是如此，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演一部自己的电影——在别人的电影里我们可能是配角，但是在自己的电演里，每个人都是主角。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女人投以不屑，为什么
她们总是对爱情投以朝圣的目光和全部的幻想，这几乎注定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最后生不如死，实在是自找。
无所事事的小女人可能在潜意识里将爱情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
然而，像张爱玲这样的大女人也视爱为生命，就让人百思不解—— 对于张爱玲这一类型的女人，爱情对她们来说就是犯贱，老谋深算的男人，就是以爱情为借口来对她们的身体与心灵进行摧残与伤害，可是女人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也可能是不想自拔。
其实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目光虽然比不上B超，但是看破男人的小花招小伎俩还是可能的，她就这样说过：“男人若爱上女人，如发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光环。
光环的美丽让他陶醉其中，他为她献出了很多的温柔，女人被男人的温柔所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献给了男人，终于这个光环紧紧地套在自己的身上——”有理有据，脑子还没有化成一坛糨糊，为什么要飞蛾扑火般地投进有家有室的老男人的怀抱
是着了魔法还是中了蛊惑
某日胡兰成在她 低眉的张爱玲 面前提到《天地》上的那张相片，她当即便忙不迭地取出赠给他，背后就写了那一行后来广为流传的文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接了照片，后来颇为自得地写道：“她这送相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亦是欢喜的。
而我亦只是端然接受，没有神魂颠倒。
” 一个巴巴的相送，一个端然接受，两个人在这场爱情中的位置便一目了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你自以为懂得胡兰成，所以大发慈悲之心，甚至希望全中国的适龄女青年都对他好，都来爱他，这也太便宜了这个男人。
问题还在于，你对你面前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到底懂得多少
也可能是为自己干着急，因为先前她也这样说过：“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看是看得很清楚，可能是脚穿高跟鞋的缘故吧，目光也很高远。
但是一旦事到临头，还是忍不住要犯贱——这几乎是女人屡见不鲜也屡教不改的老毛病。
话说回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生存之必需，犯一次贱也是值得，爱情在她们那里同样也是个借口，一个美丽的谎言——拿结婚证书做一张抵押单，唯一的意义便在于赚取一份生存的物质基础。
为此，《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嫁给了香港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倾城之恋》中的她与他在婚姻城池中大战，终于以她攻破他的堡垒而告捷。
像《心经》中的绫卿是“人尽可夫”，《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是“心如公寓，谁都可以住”。
张爱玲自己稍稍超脱一些，因为她有一支笔，可以不问男人要生活费，她与胡兰成分手，前提也就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
”她看得很开，“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 有这样的理解最好，所以——别指望尘埃里能开出花来，即便尘埃里能开出花，也是一朵脏污的野花。
很多年前读张爱玲，读到莫名其妙的一句：“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心里就莫名其妙地一震——此话到今天仍然广受追捧，很多人一脸学问故作忧伤地模仿张爱玲：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手势是什么意思
至今也是似懂非懂。
但是张爱玲对造型美深领其会，尽管这样的摆POSE、拗造型相当的造作。
张爱玲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谈这个手势，她只是借长安的思维解说人生：“长安不敢做声，却哭了一晚上。
她不能在她的同学跟前丢这个脸，对于14岁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
她母亲去闹这一场，她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
她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
她的朋友们，她所喜欢的音乐教员，不久就会忘记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来了半年，又无缘无故悄悄地走了。
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她后来这样写道：“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
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道：‘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
’”张爱玲显然低估了语言的魅力，“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仿佛成了流行语，泛滥成灾。
也可能此语对应了读者潜意识里的想象，但它首先发自张爱玲内心，是发自这个文艺女青年的内心独白。
不妨想想看，张爱玲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与家庭的决裂，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她黯然神伤告别大陆，她在美国凄凉辞世——都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也都是美得触目而苍凉的，就像她那张著名的手叉细腰仰望天空的照片，是她孤傲的心态，也是她一生的姿势——手势其实就是姿势，是人生态度、梦想、信仰、追求。
很多人都不理解她，但她在《倾城之恋》里说过：“如果你了解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是的，现在的我不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她是从前的我的延伸与成长——不错，成长是如蜕，但是蜕下一层层皮壳后，我的身体与心灵延续的还是从前那个我。
张爱玲从前叫什么
叫张英，而不是叫李英或刘英。
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本性很难彻底得以蜕变，一个从小对人群排斥的女孩，长大了就是一副拒绝的姿态，张爱玲所说的“苍凉的手势”，就是拒绝与告别的姿势。
手势虽说有造型美与仪式感，但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她是在想象中极尽虚伪地刻意地要营造出一份失了真的美丽来。
谁不为了一张脸面在活着
既然是做出来的，里面就掩藏着无奈、辛酸和悲哀——可以放下这手势吗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普通人，不需要那么文艺与矫情，或者说不需要那些花拳绣腿，就活得本分、麻木甚至粗俗与粗鄙，这虽然不够好，更不够美，可是千千万万的人不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吗
一辈子就是一辈子，有什么好不好呢
再好的一辈子能成为两辈子吗
但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活张爱玲却不能，她一定要以一个手势给世人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背影，一个造型，一种姿态，让世人怀念并仰望。
人的一生本来已经太过苍凉，如果没有这样的手势，人生只会倍加悲凉——这在张爱玲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如果真的碌碌一生，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名也要再过一次”。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